让谁吃下污染：“绿色资本主义”的回答

　　近年来，“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态转型”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议题，包括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等在内的各种版本的“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倡议”、“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技术转型”报告纷纷出炉。然而，不触及资本主义结构性、制度性的阻力，“绿色经济”能否如西方国家所声称的那样，可以帮助摆脱当前的经济发展困境，实现绿色未来？在“绿色增长战略”的推动下，“绿色资本主义”能否化解当前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能否超越“绿色资本主义”话语和战略，实现社会生态转型？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五位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

　　对话人

　　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

　　陈学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仁胜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

　　“帝国式生活方式”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2012年里约纪念峰会以来，“绿色经济”的概念已成为国际可持续话语中的热门术语。在绿色经济语境下，西方国家对生态危机做出了怎样的政治化回应?

　　布兰德：鉴于欧美社会深陷其中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可持续政治很难得到有效落实，政治家们将他们的目标与希望转向了所谓的“绿色经济”。关于“绿色经济”的各种版本的报告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声称，现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正在陷入困境，而“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不仅可以摆脱当前的经济发展困境，还会导向一种双赢或多赢的绿色未来。“绿色经济”战略正在促进一种新资本主义的形成，它将取代陈旧而充满危机的后福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态，可以把这种资本主义新形式冠名为“绿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社会性关系，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自然关系。就像所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自然关系一样，“绿色资本主义”是选择性的，允许某些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但同时却排斥其他人和地区，甚至破坏后者的物质生活基础。“绿色资本主义”的出现，既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空不均衡性相关，也与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密不可分。尤其是，“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使得欧美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自然资源获取、环境污染空间使用等方面，依然处于优势地位，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中的精英阶层无意识地将“帝国式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目标或追求。对于全球左翼来说，必须清楚的是，就像“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调控其增长与积累危机的政策工具一样，“绿色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或许是一个我们目前很难预测其时间长度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刘仁胜：如何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理论模式。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主流模式，即主张通过资本和市场加以解决，比如通过碳税和生态税等;一种是通过生态马克思主义或者生态社会主义模式，即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种模式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众多模式，比如布兰德所阐述的绿色资本主义模式。布兰德认为，目前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属于“帝国式的”或“奢靡性的”，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对别国资源、空间、劳动力和自然环境的掠夺与破坏之上，并通过政治、法律或者暴力的形式来确保该种生活方式的实现。早期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局限在上层阶级和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福特主义之后一直到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帝国式生活方式”不仅造成对自然资源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而且其业已支配着全世界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论从生态环境还是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帝国式生活方式”都不具有可持续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政策在环境技术和生态制度方面已经做出许多努力，如通过将稀缺性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但是，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都无法根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相反，资本和市场更可能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在通过绿色经济实现“绿色资本主义”这条路径上，自然的稳态化和生态危机管理的经济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段能够以一种有效管控其生态矛盾的方式来组织它们对自然的占用。

　　郇庆治：在环境政治学视角下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如果把“生态资本主义”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那么，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性环境政治流派，它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经济商品化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但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性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它甚至可以大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恰恰最可能是出于市场经济行为人的牟利需求。因而可以说，“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

　　“绿色资本主义”维护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无论“生态资本主义”还是“绿色资本主义”，这种“嫁接”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上的“绿色经济”能否真正实现生态保护?

　　布兰德：目前西方国家出台的关于“绿色经济”的多数研究报告就像从未质疑过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合意性一样，也没有认真讨论过“绿色经济”目标或潜能实现可能会遇到的结构性阻力与障碍。例如，除了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逐利性市场和技术发展机制，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统治性权力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现行的国家规制框架基本上是在保护和促进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实践，开放市场与剧烈竞争的自由主义政治正在导致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一种以西方为主导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目前关于“绿色经济”的讨论几乎没有触及这些结构性阻力或“硬事实”，可以预见，西方社会的“绿色经济”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经济社会变革战略，很难取得其所声称的宏大或“多赢”目标。事实是，欧美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性”绿化正在发生。只不过，可以确信的是，这种高度部门性与区域选择性的绿化，将会很难有效解决环境恶化和贫穷难题，更不会着眼于形成新的富裕形态及概念。而这其中最大的危险是，被选中的“绿色经济”战略将会以其他部门和地区为代价来推进或实现。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规制方式的有限绿化，几乎必然是排斥性的——不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环境破坏，而且意味着剥夺与统治结构(关系)的再生产。

　　张云飞：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或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是制约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要素。但是，长期以来，这是被一些环境保护人士极力遮蔽的论题。布兰德提出的“绿色资本主义”概念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这一问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出发，“帝国式生活方式”或“奢靡式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指认的是这样的事实：通过无限占用全球性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过度利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促进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即以小汽车为代表的由化石燃料支撑的消费和文化的全球性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在使“全球化的北方”成为“绿色资本主义”的同时，却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生态环境危机。通过塑造、确证和推广这一生活方式，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巩固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就成为反霸权斗争的重要场所。显然，“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从霸权理论视角出发解释帝国主义时代南北关系的一种理论，与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和克拉克等人提出的“生态霸权主义”理论是一致的，具有明显的反帝、反殖民的左翼色彩。

　　陈学明：倡导“绿色资本主义”者妄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实现生态文明，在不改变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保护生态环境。事实正如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想在“不伤害”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来实施生态保护，只能是缘木求鱼，指望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来带领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好比是与虎谋皮。对此，看一看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对布什政府为什么抵制《京都议定书》的分析就清楚了。福斯特指出：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主要是由消耗矿物燃料的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带来的;而这些大型企业是受利润原则支配的，只要它们存在着，为快速积累资本，就必然这样做。资本主义制度代表是的这些大企业集团的利益，它不可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改变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不可能使自己原先的发展道路产生逆转。布什政府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代表和总执行者，反对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京都议定书》是意料之中的。由此可见，只要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资本积累规则，那么即使制定出类似《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条文，也是难以付诸实施的。人类真正要完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拯救地球生命的急迫任务，非但不能寄希望于如布什政府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代理人，而且应把维护生态环境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紧紧结合在一起。

　　一些人常常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天比我们蓝，水比我们清”为其“绿色经济”辩护。实际上，对此是不难回答的。当今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能不能解决生态问题，不是看资本主义的某一地区，而要看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仅仅从资本主义的某一地区来看资本逻辑对自然界的伤害程度是片面的，而应当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分析资本逻辑对自然界的伤害程度。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分工的，掌握这一体系的人把污染的“重灾区”集中于一个地区，而让某一个地区相对“清洁”，这是完全可能的。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向他的几位同事递送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提出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其部分内容于1992年2月8日刊载于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刊登时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让他们吃下污染”。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指广大穷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这份备忘录明确提出：“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理应勇于面对”。萨默斯的最后结论是，“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对那些反对这种“世界废料贸易”观点的所谓人道主义“完全可以不加理睬”，因为这些反对意见实际上与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如出一辙”。“让他们吃下污染”这句话实际上说明了一切，既说明了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地区“天比我们蓝，水比我们清”，也说明了为什么“绿色资本主义”仅仅是个“梦呓”。

　　布兰德：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绿色资本主义”对于我们的最主要启示是，既要正确认识其反生态和社会不公正的本性——就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阐明的那样，又要在这样一种历史性进程中积极寻求综合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的机遇或可能性。自然生态的资本化占用和损害代价外部化，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一个方面，当前在绿色旗帜下的诸多改良性政策与制度调整，并不会改变这一本质，而且很可能会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与社会代价为前提。

　　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权力结构和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来看，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学明：我们首先应该分析，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应当说是具有说服力的。资本的那种“效用原则”，把世界上一切东西都视为工具。资本的那种“增殖原则”，即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又决定了对自然界的剥夺是无止境的。在一定意义上，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一些人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资本逻辑而在于生产逻辑。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笼统地归结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即强调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对自然巨大的获取和破坏能力。他们将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冲突必然化，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冲突简化为生产力的单向度罪责。他们坚持反对“把生态危机这不是社会制度性的问题纳入制度性分析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追溯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他们的思路则是反过来，即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化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甚至进一步化解为自然界中这一种“物”与那一种“物”的矛盾。他们的基本立场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而在当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的深入批判，即使在西方世界，影响力也有限。

　　郇庆治：一般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经典性生态思想，也包括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进一步理论阐释与拓展，还应包括中国学者30多年来(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上述两个层面的系统性梳理与再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一个方法论前提，是把人与自然关系归结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或社会关系，并把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归结为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历史性社会关系。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性变换关系，而是说，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物质性变换关系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形式。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如约翰·福斯特、戴维·佩珀、詹姆斯·奥康纳和萨拉·萨卡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基本观点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自然关系。承认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注定是矛盾的或破坏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福斯特、奥康纳和萨卡都得出了“绿色资本主义”或“可持续资本主义”断然不可能实现的结论。我国学者对此的贡献，不仅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思想的整理与阐发，还在于结合我们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所做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构架的不同形式概括。因此，只要把广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整体，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政治制度成因的根本性批判，以及对这种制度性前提的社会主义替代。

　　张云飞：正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多斯桑托斯等人的“依附论”开创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样，现在，我们亟须创立“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生态学”。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生态学是研究南北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复杂成因、化解之道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的专门领域。现在，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际，推进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生态学研究。这样，就可以为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事务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着眼于新型的“社会自然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强势的资本逻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使生态危机波及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应如何应对这一危机?

　　张云飞：生态危机的国际政治处理和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但是，一些学者回避以获取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危机形成中的作用，不承认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在参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中，资本逻辑会长驱直入地侵入相对落后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经济性问题。因此，在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必须防范和警惕资本逻辑的侵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既要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生态霸权主义”和“环境帝国主义”。

　　陈学明：不触动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任何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举措，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选择就是直面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的那样，走向社会主义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不把资本逻辑作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不按照“效用原则”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有用的体系”，也不按照“增殖原则”使一切付出都为着获取最多的利润，这样，就切断了资本与自然界的那种对立关系。人类确实正在面临严酷的选择：或者忠实地服务于“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忍受日益失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或者拒绝“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而朝向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绿色左翼”是否有勇气接受这一结论。

　　郇庆治：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与生态学(可持续性)的一种有机结合，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历史性替代。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当经济内置于传统社会之中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时候，资本即便存在，其运行的逻辑也不得不适应传统社会与生态理性，至少不会成为垄断或霸权性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倒退到任何形式的前现代社会;而是说，着眼于绿色未来，我们必须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资本逻辑的霸权性并不是不可挑战的。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为现实的基础性前提是，我们必须能够重新创设出一套限制资本及其运行逻辑的社会与生态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界定或应对，归根结底要着眼于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自然关系”，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最基本意涵。应该说，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学意蕴，国内学术界已经有着较为充分的阐述。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的讨论尚不够充分。欧美国家“绿色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出现与扩展，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国内学者中对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模式与理念笃信不疑的并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先污染、后治理”理念难以根除的现实性成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构想和价值观的生态学意涵，需要当今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去不断地阐发，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