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马戎  回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一 关于民族优惠政策 

第一 享受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点，是因为你是中华人们共和国的公民，是因为你在经济，生活上有困难，而不是因为你的种族有多高贵。这一理念我们要区分清楚。

第二 民族优惠政策造成大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混血儿一律填报少数民族，汉族人口直线下滑，主体民族缺失，对国家之稳定不利。  　　

二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马教授认为它以不合时代，有造成区域独立的危险，应予以取消。  　　

三 关于少数民族这一称呼  马教授认为称呼少数民族 ，和人为制造大量民族只会强化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无利于稳定。应该改称为少数族群。  　　

四 关于实地调研马教授在内蒙古调研，当访问蒙古人时，他们怀着民族自豪感说：“我们这里最穷的就是汉人”。 

前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社会经济制度经历了重大结构变化，社会权力、财富分配机制发生了重大调整，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转变，“冷战”两阵营的对峙随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中国对外的文化交往与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外部政治与宗教势力对国内的影响也明显增加。 在这样一个社会变迁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民族关系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出现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这给我国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提出新的研究命题。近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使我国学者得以接触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这使我们在民族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经验事实的横向比较方面都大大拓宽了眼界。  　　

　　 近几年我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些话题：现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现象和新问题？对于哪些问题我国现有民族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地加以解释？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时应当吸收哪些具有新意的研究视角？有哪些是能够做出新成果的研究选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我们当前最需要去做的是哪些基础性的调查工作？我们的民族关系研究可以在哪些领域里与当代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为了使我国的民族研究能够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在讨论民族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之前，有几点是值得特别予以关注。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对比其他社会科学的其他及格主要学科，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大致仍然停留在50-60年代的传统。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基本理论来自“经典著作”和传统教科书，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对世界其他各国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过及时。  　　

　　 其次，“学科的彼此隔绝”，一定程度上仍然把民族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发展与研究工作割裂开来，民族院校的独立体系在制度上为这一学科“封闭”创造了条件。今天的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已不再是地区性的、以意识形态分野的、以文明体系为基础的局部性知识，而逐渐演变为世界性、跨国界、跨文化的知识体系。  　　

　　一、 一个基本命题：“群体认同意识的产生、演变与分层结构”  　　

无论我们讨论的群体单元是种族、民族、族群、部落还是地缘社区，都存在着人们的群体意识如何产生以及群体边界如何划定这些基础性问题 。我们研究民族与族群，需要对相关群体的抽象群体意识进行系统的分析，理解其内在的规律性。在一个多层级的群体认同体系中，在分析一些国家的“民族-构建”的特点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在人们认同体系中由于外在原因（非自然产生）出现的、多由政治势力主导而“构建”的身份认同。  　　

　　在今天各国内部民族关系的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们最核心的认同群体是“国家”还是自己所属于的“族群/民族” ？是否把自己“族群”身份的重要性放在“国家公民”属性之上？ 研究民族问题，就是要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前者；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后者。人们在思考群体认同时，在理智和感情两者之间如何协调，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如何权衡，领袖人物的个人权力考虑和广大民众之间的根本利益之间如何权衡 。  　　

　　近代的群体意识体系的发展与传播：“民族”（Nation）的产生与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在17-18世纪的欧洲，在原封建帝国体系中出现了以公民权和公民联合体为理论基础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运动，在原帝国的版图内产生了一批“民族-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群体认同 。中国有自己传统的族群观念，西方的这些观念是如何“嫁接”进中国社会的？在讨论中“民族”、“国族”、“种族”等词汇是如何定义的？在使用时是如何选择的？系统的剖析清末民初的这些思想与文化大讨论，是我们理解历史、理解近代与现代中国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源自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从1921年建党后经历了哪些变化？影响并导致这些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都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研究选题。现代“民族”、“民族主义”概念演变的研究集中于近代的世界与中国的特定群体范畴的研究。 　　

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二、 三个研究视角  　　

　　1．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原来在多民族王国统治下的各民族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把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上升为政治差异，要求以民族为单元建立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是以各族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把本国民族问题“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一个“天下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差别被视做“文化水平的差异”，发展出“文化主义”的族群观。  　　

　　在美国这样的新兴移民国家中，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种族差异和种族隔离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各白种人群内部，群体差异仅仅被视为“文化差异”，被视为具有不同传统的“亚文化集团”，族群差异被“文化化”。在20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后，这一思路和关系框架被拓展应用于印地安人、黑人、黄种人，最终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文化化”的种族-族群结构。  　　

　　 马列主义从创立之时起就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倾向于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一切社会关系。欧洲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出现和强化的民族/族群“政治化”的思路，也影响到马列主义创始人，他们强调各个民族的平等政治权利和“民族自治”。民族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了，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角度与欧洲资产阶级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角度是不同的。  　　

　　 前苏联的民族问题政治化表现为：把各族看作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整体，通过“民族识别”运动把民族群体确定下来，民族成员身份成为法定身份，为各民族设立一定的“领土”和相应的行政建制，使各民族成为国家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民族院”），拥有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力，拥有处理区内各项事务的行政权力。公民权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反而没有“民族成分”更加重要。  　　

我国基本上承袭了这一套“民族政治化”的做法。但是看到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教训，看到美国在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方面的相对比较成功的经验，中国学者应该对自50年代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反思。  　　

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2． “部族国家”与“公民国家”  　　

　　 部族国家：把宗教、族群（ethnicity）和政治制度混同为一个单一原则和属性，因此，它是一种与平等权利不相容的、甚至不能容忍少数群体（minorities）存在的高度排他性的制度。  　　

　　 公民国家：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在同一地域里居住的所有具备资格的居民，不论其出身、宗教、族群或文化背景如何，都是国家中平等的成员。  　　

　　 “公民国家建立在政治纽带之上，并且诉诸于政治纽带，其核心制度是公民权。部族国家把政治认同与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现代多元国家，政治联系与认同与种族纽带之间被明确分开”。（格罗斯，2003：26）  　　

　　“公民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相分离的方法，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认同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格罗斯， 2003：32）。  　　

　　 美国的移民社会，体现了在现代技术、现代生产力和迁移过程中，人们在个体地域流动中（历史上的迁移是“部落迁移”，现代是“个体-小家庭迁移”）重新组合而成的社会。人们对周围其他人的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只能采取比较宽容、相互平等的态度，为了共同组成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族群意识必须淡化，国民意识是最核心的群体认同意识。这种社会形态中的“族群意识”，是文化群体的意识，而现代“ 民族意识”，强调的是人们的“共同体”的“民族”（Nation），是政治实体中的公民身份、公民权利。  　　

　　 但是在社会传统保存得比较多的非移民国家，甚至包括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一些群体自近代以来就很少迁移，这样，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结构中还会保留一些传统“部族集合体”的遗迹，可能是在组织形式上，也有的在多数和少数族群领袖人物的意识中。 　　

　　“部族集合体”的遗迹  　　

　　 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基本性质与传统“部族集合体”的遗迹之间，肯定会出现矛盾。在伊斯兰教国家，由于宗教原因，传统“部族集合体”的痕迹更重一些，非洲许多国家在殖民地时代，在统治结构中部族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独立后这些部族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传统“部族”意识是否也存留一部分？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干部是否把自己看作是群体的“代言人”？是否在意识中把民族关系依然看作是传统的“部族”之间的联合、联盟关系？  　　

　　“效忠模式”  　　

　　 “部族国家”和“公民国家”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效忠模式，在多群体的帝国当中，各族的首领对帝国皇帝效忠，各族民众对本族首领效忠，首领的“倒戈”会引起整个部落的“倒戈”。是一种传统的“多元一体模式”。各个单元也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单元，有些帝国就是以部落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而在美国这样的公民国家，由于迁移、通婚、同化，各族群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各群体的内部认同意识逐渐淡化，国民认同逐渐成为最核心的认同单元。  　　

　　“关于族群精英人物的角色与功能 ”  　　

　　 “公民国家”的族群精英，强调的是本选区“全体选民”的利益，他代表的不是一个族群，而是整个社会。否则，他也不可能被主体的政治文化（公民国家）所容纳。  　　

　　 在“部族国家”里，部族首领处处代表本族的利益，正是社会和本族民众所期待的。如不这样做，他们就失去了作为“民族代表”、“民族领袖”的资格和合法性。“民族主义部族国家是一个与现代社会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持久冲突的政治信念和制度”（2003：37）。如果在今天还有些人希望最终以某个少数民族为单元建立一个“民族主义部族国家”，那应该是逆历史大潮流而动，是一种倒退。  　　

“制度设计的反思”  　　

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制度设计的反思”  　　

　　 我国现在的政协、人大等所吸收的少数民族委员和代表，在制度设计上就是期望他们在这些机构中代表少数民族说话，反映他们的意见。在制度设计上就保留了历史上“部族集合体”的特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责怪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有这样的意识和期待。  　　

　　联邦制、区域自治与历史上的多民族帝国曾经实施的“部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有关联，也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最容易接受的国家构建形式。但是这一制度在今天应该看作是向完全的“公民国家”过渡阶段中的过渡形式。  　　

　　 各国的领导人以及少数民族的社会精英应当看到这一点。任何公民的效忠对象都应当是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族群，应当努力使自己作为国家精英的一分子、而不是本族代言人在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 　　

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3．“群体优惠”（团体主义的多元主义）与“个体照顾”（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政策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认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与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族群身份“不进行甚至禁止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认定，以便将不同种族、宗教、语言或不同族群起源的群体看作在法律或政府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统一实体，同时它也禁止应用进行任何形式的族群标准，不管应用这种标准是为了任何类型的族群歧视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少数族群特殊照顾的目的。当然，按照这种结构，这些少数族群群体中的许多成员，也都会受惠于以解决有关问题为目标的立法，如反贫困法案、住房、教育和福利计划等。这里，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群体成员，是因为他们个人在社会法案中合适的资格而受益，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背景的作用作为群体而受益。。。。。。这样一个社会里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对个人的评价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马戎编，1997：131）。  　　

　　 戈登指出“团体的多元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种族和族群通常都被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多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马戎编，1997：131）。  　　

　　 随着社会发展和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各族群之间由历史造成的发展距离在缩短，也开始需要考虑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平等”观念逐步向“争取个人之间竞争机会的平等” 观念过渡。 惟有这样，才可能通过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真正竞争能力的提高得到发展，而不是由政府“照顾”政策而改善处境。只有通过基本消除“族群分层”的结构性差异，最终达到在个人实力基础上的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　　

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三、六个研究参照系  　　

　　 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应当关注4个知识与历史实践经验的来源：  　　

　　1、中国几千年民族交往中形成的“民族（不同群体）观”和看待群体关系的传统思想与实践，历史文献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藏；  　　

　　2、欧洲的传统“民族观”及其演变，从多民族帝国时代到17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美国的族群观念和实践是欧洲传统的一个分支；  　　

　　3、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及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4、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族群的历史演变，如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进行各自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  　　

　　其他如日本等国非西方殖民国家的经历也值得关注。  　　

　　此外在具有不同文明传统、不同政治经历（殖民或被殖民）、不同意识形态环境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我们今天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和路径。我认为的六个可供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是： 　　

、苏联70年民族理论、制度、政策的实践。前苏联学者、西方学者、印度学者对前苏联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政策、联盟制、民族建构的评价与分析（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2、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西班牙、魁北克、北欧的宪法、制度与实践；  　　

　　3、美国等移民国家的“种族-族群”政策的实践。初期有一个主流族群，成为富裕国家后吸引各国个体自愿移民，自愿被主流社会“同化”以获得利益，即使遇到歧视，由于参照系是贫穷的母国，心理上仍能平衡；但取得平等公民权的第二代，则会不满与主流族群在权益上的差异，这是前几年英国、法国种族骚动的原因之一；  　　

　　4、印度、印尼等前殖民地独立后“民族构建”的实践。  　　

　　5、非洲的“部族社会”与建立现代国家的实践。索马里、苏丹、乌干达、刚果等，部族是基础社会组织，部族首领是政治领袖和部众效忠对象，部族在权力和资源方面的竞争是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6、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混血群体的形成，族群意识特点、独立运动与“民族-国家”的出现。  　　

7 回复：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研究与选题  　　

 四、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可考虑的选题  　　

　　1、 中国历史上与近代的民族问题：  　　

　　（1）两千多年中国民族交往史反映出来的“群体认同”内涵与实践；  　　

　　（2）清末民初西方军事侵略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3）1911-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对“民族”、“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政治立场、具体政策的文献梳理与分析；  　　

　　（4）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回顾与反思；  　　

　　（5）“四人帮”粉碎后“拨乱反正”过程后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新提法、处理民族关系、处理宗教问题的新做法；  　　

　　2、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专题研究：  　　

　　（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变与发展。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创建；  　　

　　（2）语言的使用与双语教育体系。  　　

　　（3）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  　　

　　（4）居住格局与族际交往。  　　

　　（5）族际通婚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6）群体优惠政策对民族身份认同与族际关系的影响；理论与实践，各族民众对优惠政策的接受程度与评价；  　　

　　（7）境外伊斯兰教对我国穆斯林各族在身份认同意识方面的影响；  　　

　　（8）中国各地区的族群分层现状与发展趋势：政策倾斜的结果、实际竞争能力的比较，教育体制与内容的影响；  　　

　　（9）中国各族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城乡民众的身份认同体系与公民意识；  　　

　　（10）少数民族的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教职人员、宗教教育现状专题研究。  　　

　　3、六个参照系的专题文献研究：  　　

　　（1）苏联70年民族理论、制度、政策的实践  　　

　　（2）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3）美国等移民国家的“种族-族群”政策的实践；  　　

　　（4）印度、印尼等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构建”的实践；  　　

　　（5）非洲的“部族社会”与建立现代国家的实践；  　　

　　（6）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