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资本“安全”了,那物流工人呢?

2002年,在十天戏剧性的停工后,美国总统布什做出了一个震惊了美国劳工界的举动,利用Taft-Hartley法案逼迫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复工。惊人的不在于布什使用了Taft-Hartley法案,而在于他的反常使用。此法案1947年通过,它在原本利于工人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什么是“合理”的工人抗争,从而多次被用以镇压工人行动。不过2002年是它首次在雇主关闭工地的情况下被使用。布什的法院禁令,针对的不是一次工人发起的停摆,而是雇主控告工人在谈判期消极怠工,关闭码头引起的停摆。政府不仅没有斥责雇主,反而用Taft-Hartley法案威胁工会,逼迫工人顺从这些无耻的雇主。
美国政府2002年介入停摆案,不仅显示了美国工人自从70年代一直面临的攻击,还展示了物流工人的特殊力量。在《物流的致命生命》(The Deadly Life of Logistics)里,作者Deborah Cowen讲述了供应链崛起的故事:她分析了物流革命如何改变了创造利润的逻辑,同时改变了政府使用武力的策略。Cowen指出了物流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它在现代生产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在整个供应链中具备自行创造利润的能力。然而,她也发现,全球各地政府为了保护这些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流动,创造了新的安保机器。
此次码头雇主关闭工地发生在911事件之后。911事件对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影响到政府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911之后,各国国境被严格管控,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这场经济打击突然提醒了政府,除了边防,它们同样不能忽略出入美国、供应美国的日用品(以及每天的利润)贸易渠道。这正是供应链安全(supply chain security)问题在美国崛起的根源。截至2014年,美国已经产生了11个供应链安全计划,以及一系列针对供应链具体成分的项目。这些项目对各国的物流工人有直接的影响。
美国最早的供应链安全计划始于2002年,和镇压码头工人事件同年。2007年,人们又见证了美国供应链安全计划的其中一个主干项目的成立:运输工人身份证明(Transport Workers Identification Credential,缩写为 TWIC)。TWIC是一个庞大的项目,旨在检测和监管全球生产系统中的物流工人,以保证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它的关注焦点在码头——因为码头是全球生产系统的关键通道,因此受国家的特别管控。TWIC指定,只有通过了特别安全监察的人才能进入到码头。码头工、码头文员和码头卡车司机为了工作,都必须进入到码头,但在TWIC执行了之后,已经在码头工作的工人,甚至在此工作了多年的人,为了继续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重新经过检测,以获得码头的通行证。这个检测过程设置了一系列违反禁止就业歧视法的入侵性个人背景调查。工人能否得到通行证,取决于他们有多接近“安全威胁”的形象,而这明显含有平等就业机会法案里保护的种族因素。政府还可以凭码头工人的犯罪或“有意愿”犯罪记录拒绝发行通行证,这样就又形成了一种超越正常劳动法,以“安全”的名义管理码头劳动力的渠道。TWIC以“安全”的名义绕过了劳动法,罢免了工人的劳动权益。
Cowen指出,随着物流和供应链保护越来越进入国家安全计划的核心,物流中心(特别是码头)逐渐成为站在正常国家法律以外的空间;而威胁到产品流通的物流行业劳资纠纷,逐渐成为政府眼中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因此,码头工人在他们的工地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益。在这里,他们接受的不是美国法律,而是另外一套专门针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规则。 “供应链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成分,而“国家安全”这个词被用来控制物流行业工人的行动,让资方占了便宜。
在美国,911事件只是促动了美国政府反省,但供应链何以对国家变得如此重要,我们还需要一个解释。说到供应链安全,就必须从现代供应链概念和实施的崛起谈起,而Cowen为我们介绍了1960到1970年代物流技术和概念的一些重要转变。现代供应链的基础是几项让全球化生产真正可行的运输创新。但集装箱等技术还只是物流革命的一个前提。 和技术同样关键的,是它带来了一个概念转变。
在60年代的物流技术创新、物流效率急速上涨和全球生产愈发可行的前提下,商家从把搬运视为一个要压缩的生产成本,学会把生产地和消费者的距离,以及生产链的地理布置视为一个可以自身制造利润的程序。在这个概念的转变中,曾经分开的“物质管理”(materials management)和“物质分配管理”(physical distribution management)两个领域结合成了“商业物流”(business logistics)。当前者旨在“节省的生产后成本”,商业物流却看中了“流通中的增值(value added)”。商业物流的基础是“整体成本分析”(total cost analysis),考虑的包括储藏成本、空间利用成本、运输成本、劳动成本以及其他影响到整体生产,以及把产品送到客户手里的成本。在整体成本分析下,企业会以这些因素的整体考虑决定生产的空间布置。也就是说,整体成本分析让物流安排成为了一个创造利润的核心。当年的物流革命让物流行业对经济运转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不是简单地因为国际贸易的增长,而是因为物流彻底地成为了生产中的一部分。它再也不只是生产和客户之间的一个桥梁,而是整个生产计划的一部分。物流允许了分散到各地的生产流程,而它是决定整个生产计划划不划算的一个主要考虑。在这个分析整体成本的年代,它可以决定一个生产程序该放在哪个国家或城市,从而影响整个生产链的地理布置。
今天管控国际贸易的零售商巨鳄把物流放在他们生意的一个中心位置。沃尔玛,我们这个时代的零售商典范,在商业界主要被视为一个物流公司。当一个过于浮肿的资本在寻找更多可以榨出利润的投资领域,物流允许了资本通过生产的空间管理创造利润。美国工业外移到中国,就是这个走向的表现之一。从整体成本分析的角度来评估,把生产搬到离消费者更远的地方突然变得很合理了。以前的资本家只是把物流看作生产之后不得不走的麻烦过场,但如今,物流却成为了他们赚钱计划的核心。物流革命之前,生产过程在厂门口就结束了,而如今的资本家认为,生产可以远远超越一个工厂的范围。创造利润的空间不限于工厂;从产品原材料的制造,直到它进入消费者手中的那一刻,全部都属于生产过程——物流就在其中。
全球化生产的恶名昭著,就在于它通过迁移生产,使得工人更容易被替换,以及分散的生产程序弱化了各国工人的力量。在这个工人权利普遍削弱的情况下,有些作者提到,物流工人潜在的力量却大幅增长。航船、铁路和公路现在是连接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动脉;而物流工人扼住的正是全球经济的咽喉。他们的行动对于资本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占据的是全球工厂几个无法替代,也无法绕开的工位。
与其它作者一样,Cowen看到了物流行业的关键性,但她在其他人的分析上加上一个新的层面。她指出,各国的政府和商家并没有忽略物流行业和物流工人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里,在这个经济管理经常都是涉及到“吸引投资”的年代,物流系统的问题不仅是商家的担忧,需要与其它国家竞争、吸引投资的国家也念兹在兹。而各地的政府都在采取措施,避免物流系统出问题。美国政府在911后封锁边界之时,突然发现了物流系统的重要性,因此10多年牵头成立了一个保障国际供应链安全的系统。正因为物流工人在全球生产中的力量,它们成为了这个安全系统的主要目标对象。美国的TWIC项目并不特别。目前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有类似的项目。美国政府2002年对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会的攻击,显示了物流系统的停工和打扰,被国家和资本塑造成一个“安全问题”,从而合法化各种对物流工人的攻击。在我们看到物流工人新生的力量的同时,Cowen也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各地政府对这批工人的特殊管控和攻击。
供应链安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模糊了物流工人的法律权益,以及民法与反恐的界限。而Cowen进一步指出,它同时也模糊了国家和私有领域的界限。在各地政府越来越把安全、高效的供应链视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础,它们也越来越倾向与私有资本合作,以保障国家的供应链安全。被多地模仿的美国海关-贸易反恐合作(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缩写为C-TPAT)框架是一个好例子。C-TPAT为了提高供应链安全,给配合他们供应链安全自愿项目企业一个优待,包括在资本自己投资安全措施的时候,海关会减少检查和管控,加快它们产品过关的时间。新西兰、墨西哥、新加坡和欧盟等经济体都模仿了这个项目。通过这样的项目,政府避免了自己再花钱建一个安全系统,等于把这个工作承包了给各个私有企业。这也就等于把国有资源让渡给私有企业管理,用国家的资源来支持私有企业的供应链安全。这种合作恰恰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与企业一起去为投资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和私有企业的利益越来越一致,他们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
在很多国家,政府和本地资本家的利益从来也都没有清楚的区分,所以也许这些特殊对待、国家与私有界限的模糊被视为常情。但政府与资本对于物流行业愈发关注,管控愈演愈烈则是一个全球现象。无论是哪里的物流工人,他们在劳资矛盾中面对的不仅是他们的老板,还有同样依靠他们劳动的政府。Cowen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在资本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国家也成为了物流系统顺畅与否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运行,国家成为了物流工人的一个直接剥削者,而物流工人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跟国家的关系也从一个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转向一个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
参考文献:
Deborah Cowen. The Deadly Life of Logistics: Mapping Violence in Global Tra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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