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摆事实，讲道理——批驳那些抹黑毛泽东的言论

　　写下面这些文字，还是有点心理障碍的。首先，内容就很沉重;其次，难免会伤及一些人的感情。而这“一些人”，私交还是不错的。

　　改开以来，中国进入多元社会，各种各样的思潮泛滥于民间。有些事，是一二句话说不请楚的，不想卷入争论，还是各持保留意见为好。但近一个时期，总有一些转载的奇谈怪论飞进我的微信或邮箱，搅乱了我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逼得你说点心里话。

　　毛泽东逝世快四十年了，社会上对毛泽东评价的争论似乎愈演愈烈。中国社会不同人群与如何评价毛也有一些利益关系，毛泽东不是普通的历史人物，而是这个国家的政冶符号。一些人通过捏造事实、杜撰故事，全盘否定毛泽东，把他归入人类社会的“暴君”或“专制皇帝”之列。这些人有一部分是因为经历了毛时代，有一些放不下的个人遭遇，但还有一些就是不接受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羞辱毛的形象作为发泄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不满的一种方式，由于隔着时代挑出毛的一些历史局限很容易做到，他们得以在偷换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搞出种种看上去在说理，实则很恶俗的游戏。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不是在厘清历史，而是在彻底搞混历史!

　　全文从头到尾贯穿着作者强烈的个人情绪，以一种阴暗心理，用挖苦、轻蔑、贬低的口吻来丑化毛泽东，可恶!可笑!

　　所谓“红军长征的胜利，是由于蒋介石救儿心切，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的结果。”这不是在编故事么?这不是在贬低蒋的智商么?长征途中，是红军最虚弱的生死关头，是蒋扼杀红军的唯一机会。蒋先生要是知道：国民党天下是由于自己一己私利而丧失的罪名，一定会从坟墓里跳出来，与张女士玩命的。

　　所谓“遵义会上，毛泽东不择手段篡夺党权。”只能在证明张女士的无知!无耻!毛主席是一大代表，是党的奠基人，三大是政治局常委，地位忽上忽下。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创了井岗山根据地，容留了朱德、彭德怀的部队，共同建立、发展了瑞金中央根据地。在他打下的地盘里，他构建了人民军队，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人民政权，独立探索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而此时的临时中央，却还在上海的法租界里，与外国巡捕斗法呢。后来中共机关进入瑞金，排挤了毛的领导。毛泽东受尽了屈辱和难堪，他只能孤单地等待他的同志们失败后再回头请他出来收拾残局。遵义会上，张闻天提议毛泽东当总书记，却被毛泽东劝阻。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可能是毛泽东不希望全党有政变夺权的感觉，较少的变动可以安定人心，会让大敌当前的红军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另外可能是一个策略，这一点随后在处理张国焘问题、解决党内矛盾上，将证明十分高明。这样，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受毛泽东为舵手。遵义会议值得大加赞许和歌颂，它完全符合党内生活原则，共产党在最紧急的关头也没有发生流血和胁迫，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获得是光明正大的，是获得多数领袖的赞许的。

　　所谓“根本没有泸定桥之战,泸定桥之战是假的,是共产党编造的历史,神话了共产党的军队,其实他们没有那么英勇。”

　　小学课本上说：杨成武率领红四团日行240里，冲破沿途敌军阻击，飞夺泸定桥。不如说是刘伯承率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师沿右岸急进，击溃国民党援军，迫敌弃守泸定城。

　　1982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布列津斯基对邓小平说他去了泸定桥现场，感叹红军当年英勇高超的战斗力。出乎所有在场人的意外，邓小平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旅英作家孙书云曾为写红军长征的书，采访几代住在泸定桥头旁的朱铁匠。老铁匠的证言如下：桥的另一端只有一个中队。那天在下雨，他们的武器已经老了，只能发射几米，都不是红军的对手。当他们看到红军士兵的到来，他们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他们的官员早已抛弃了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战斗。不过，我仍然对爬上铁链的二十二名士兵致敬。

　　夺取泸定桥毕竟只是几十人的战斗场面，与邓后来参与指挥的淮海战役上百万人的激烈宏大场面相比，确实算不上战斗。重要的是：邓当时只是红军战斗部队保卫的党务闲散，没有职务，没有亲历战场，对红军生死存亡的险境，体会不深。而刘伯承率红一师协同攻下泸定城，赶到桥边，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显然，“跟着走”的感觉，与在枪林弹雨中撕杀苦战，夺取生路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泸定桥只是敌人没有意识到红军会这样快速到达而产生的破绽，它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边，制造第二个石达开的企图。二十二名勇士沿着13根光溜溜的铁索爬行，冲入火海，夺战桥头，本身就是气壮山河的壮举!任何宵小的狂吠，都遮掩不了红军战士的英勇伟大!

　　诸如此类的妄言，充斥全书。张女士这种以阴暗心理写的东西，受到许多专门从事中国现代历史政治研究学者的质疑：

　　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认为《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不是学术著作，但很不幸地被误以为是学术著作，基本上属于垃圾。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在《伦敦书评》上列举了书中大量违背史实的耸人听闻之论，并认为“许多发现来自无法查证的资料，其他一些发现是公然臆测的结果或者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上，而有些发现则是不真实的”，“许多结论都基于对证据的曲解、误导或牵强附会”，“某些论证，不只是滥用资料，而且毫无根据地捕风捉影”。黎安友还评价作者“张戎、哈利戴是饶舌的喜鹊：他们把每个能够吸引眼球的证据都放进书里，却不管它们出自何处或者是否可靠”。

　　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在《纽约书评》上指出张戎的某些参考书不是严肃出版物，从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来源。该书把焦点完全放在了毛的不光彩之处，使得“该小说本有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导：麦克唐纳德引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汤姆斯·伯恩斯坦的话：张戎“这本书对当代中国研究是一大灾难”。

　　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和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时任牛津大学政治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曾锐生认为，本书“就毛泽东以及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作出的大量结论都存在瑕疵”，“对毛泽东形象的重塑并不审慎，或者是没有公正地评价他”，“关于毛泽东(1949年之前)的某些最重要结论，与证据不符”，“最大的问题在于其片面性和对材料的不恰当使用”，“无益于人们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或者20世纪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本书的写作受到了英国情报机关的资助，并引用他在2008年访问剑桥大学时，剑桥大学几位教授的话：“我们可以不讨论张戎的书。里面的逻辑矛盾就比比皆是。这本书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去讨论”。

　　还有刘亚洲的某篇讲话，行文中隐隐暗示是毛泽东把外蒙古让出去了。

　　但事实的真相是：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全民公决，票选独立。

　　现摘抄条约照会如下：

　　换文(二)

　　(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西历一九四五年王世杰(签字)

　　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解放后，斯大林、赫鲁晓夫都曾先后催促毛泽东，尽早签定苏联远东边界协定。但毛主席都没有签，他还是想留有争议，想等待机会能收回那失去的领土，能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好的生存境遇。据俄罗斯《星火》周刊9月28日文：89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达成“互相尊重领土完整，早日签定边界协定”的共识。江泽民在位时，与俄罗斯签定边界协议，收回半个黑瞎子岛，最终从法律上国家层面上确认：外蒙古，沙皇侵占的领土，不再有争议了!

　　实际上毛泽东与其说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俄国人想在中国搞一个电台来联系潜艇，毛泽东想都不想就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气得大叫：这算是什么共产主义联盟?毛泽东才不理会什么名词，在民族利益问题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含糊过。

　　还有金鑫的那篇“莫名其妙”文，所谓的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先听听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蒋介石的看法：

　　“委员长曾打算释放全部日本战犯; ” “判我无罪释放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除救了我以外还救了388名日军战犯将领; ” “华北死的300多万中国人蒋公说不算是我的罪行; ” “当年如果听蒋公的只要华北就好了;” “为送我们回国连累国军被共军打败我非常抱歉。”

　　——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

　　1944年，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一败涂地。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已经失去信心。要求更换蒋的战区司令，逼迫蒋介石交出指挥权和声称要军援中共军队。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怒，日记中称，“敌军之深入不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①，以至发出“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②的慨叹。“日本为美国控制并非我国之福，削弱而独立的日本对于我国，相当于荷比，甚至法国之对于英国，有缓冲美国对我经济及政治压力之作用。因此，对日和约适可而止，使其对我侮、愧、感、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既足以表示我传统的泱泱大国之风，且能获得世界文化上精神上之领导权，以与美国之经济领导权相对抗。”③  (①②③摘自《蒋介石日记》)

　　因此，蒋介石奉行“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先引“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又说“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表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

　　1950年底，菲律宾总统特使在台湾拜会蒋介石，在谈到日本赔偿问题时，蒋介石问菲方做如何准备，对方回答说菲律宾要向日本索赔80亿美元。菲方代表反问蒋介石，中国要索赔多少?蒋介石答道：“我们一个钱也不要。” 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日本战败后，国穷民困，同盟国实不应再加重其负担，尤其要避免日本被‘赤化’。”

　　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日本贫弱，共产主义猖獗，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侵略日本的可能性极高。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发生地崩现象，亚洲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因此蒋介石希望保存日本实力，使其成为亚洲的“反共盟友”。(摘自《(日)加近亮子：《蒋介石外交战略中的对日政策——作为其归结点的以德报怨”讲话》

　　日本战败后，就像一个输光得只剩一条裤叉的赌徒，无论怎样敲打，都榨不出油水了。日本资源匮乏，所有物资几乎都需进口。美国占领日本，那点赔款还不够代管费呢。此时世界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退出大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由原来严惩日本改为扶持日本。1951年9月8日，由美国主导签订了《旧金山合约》。合约上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 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 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

　　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1952年4月，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华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放弃日本战争赔款。

　　为此，日本建立了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该神社位于日本爱知县的幸田町。

　　中正神社的木牌铭文如下：

　　本社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中正)公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以德报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主动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将200多万军民安全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顺便说一句，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得到战争赔款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 菲律宾8亿美元, 缅甸2亿美元, 越南3900万美元, 老挝278万美元, 柬埔寨417万美元, 韩国3亿美元, 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150亿日元, 瑞士11亿日元, 西班牙20亿日元, 瑞典5亿日元, 丹麦7亿日元, 蒙古50亿日元。

　　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都放弃了战争赔款。

　　在冷战条件下，新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美国操纵的日本赔款的。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一姿态在当时仍是感人的，但在政治上来说，不如说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被迫追认。

　　1972年9月26日，《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第一次会谈中，当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所谓“日本人来华签邦交正常化声明，是带着战争赔款来的”纯属子虚乌有!是别有用心的人，臆想出来，蛊惑人心的东西。

　　谁再说毛泽东放弃日本赔款，割让外蒙古的去地府里找蒋介石说理去!

　　关于七千人大会与党内政见分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把这次会议作为毛刘分歧的肇端。但如果仔细考察起来，情况则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当事人在事后的一些文饰之词，也有一些后人的过分解读，甚至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误读的情况较为严重。如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未必像后人想象得那么严重。 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所作的检查往往有意遗漏。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叫七千人大会。会议的初衷是要解决征粮向题，解决党内分散主义，但最后开成了个总结，检讨大跃进以来工作中问题的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上检讨，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为大跃进中的错误承担责任。在此之前，邓曾在不同场合都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几年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中央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过去这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是出在我们‘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我们的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总的说来，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 “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 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 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 而这一部份，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

　　1月18日彭真在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作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周恩来发言：“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朱德讲话强调：“事实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历史将进一步证明，三面红旗不仅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我们的三面红旗，是毛主席总结了我国6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后提出来的。因此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仅得到我国6亿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得到亚非拉美革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总路线是不错的，是执行的错误…… 执行的结果，与总路线相反，中间有很多主观主义。”一方面，他承认当时经济上"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 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 这些提法在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和文革中的诸种表现。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沒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瞞，而且应当隐瞞。同志们，不能隐瞞。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会上引起震动。

　　当时会上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 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 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2002年杜润生说,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想，因为“毛主席提倡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那时候要力争上游，形成了大家的共识。”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提到，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据吴回忆：“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

　　林彪在会上发言：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这番讲话，从事后看来，可能动机很复杂，既是维护毛，也是针对刘，甚至隐约地反映了“高饶事件”后军队干部与白区干部的芥蒂。近几年，林彪的这段话，一向被说成是讨好毛泽东的阿谀奉承，但当时大会上却一致都认为林彪讲得非常好。就连认为毛泽东也有错误的干部，也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作为全党凝聚力的政治象征，不认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些东西在党内有着深厚的基础，构成了1960年代造神运动的政治文化心理。事实上，无论刘、周、邓、彭(以至包括彭德怀)或彭、陆、罗、杨，党内当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会公开反对毛。所有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发自内心崇拜毛主席的。这在全党都形成了沒有任何反对的最强音!在文化大革命成立专案组，对毛所认为的“政敌”作了全面审查后，真实的结论正是如此。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司令部”。其中许多人，如罗瑞卿、彭真等人，于林彪事件后放出来，至死对毛没有怨言，忠心耿耿。

　　“‘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 晚年的彭真回忆说，“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

　　事实上，真正在党内质疑毛泽东的，是林彪事件以后。在此之前，无论是高岗自杀，陈光自焚，罗瑞卿跳楼，都是觉得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被信任，感到委屈，以死明志!文革中，即使象谭震林这样的井岗山干部，也只是觉得跟主席一辈子了，自己忠于主席，却挨整，感到很冤枉……

　　刘源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写道：我认为：他(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以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的这段话，是很忠恳的，是很客观的。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谈话，他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 “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可以。”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8日，王任重同刘少奇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少奇同志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河南一些地方这样照做以后，省委干部高兴地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1966年年底，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有过一段谈话，他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拔白旗插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 “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对这件事，邓小平曾找我谈话，“邓小平说刘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 “邓小平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识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

　　网上流传的所谓刘少奇叫板毛泽东的那段话：“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不良文人往往将紧接着的另一句话遗漏掉：“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这实际上表达了少奇同志在主席面前沉痛自责的心情。

　　据时任少奇同志秘书邓力群回忆：“严峻的经济困难使刘少奇震惊、痛心。作为共和国的主席，他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对不起全国人民。”

　　据史料上记载：在一些地区发生大量农民饿死的时间是60年的上半年。众所周知：小平同志56年“八大”以后，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的工作，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后，少奇同志全面主持国家的经济活动。把饿死人的责任一股脑地都推到己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同志身上，显然是不公道的。虽然，毛主席作为党内一把手，是要负领导的责任的。但是参与决策，直接指挥，积极推动，纠左不力的一线领导，也是难辞其咎的。而实际上，毛泽东尽管对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负有责任，但在不少情况下，只是同意，而不是主张，他并不是具体事件的发起人和执行人，只因为作为最高领袖的态度对于事件的进程起着左右的作用，别的人则借助他而创造了历史。

　　对此，邓小平说过一段不失公道的话，承认刘少奇、周恩来和自已投的是赞成票，有责任;陈云没有反对，也有责任。“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十多年以后， 薄一波感慨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50页)

　　“应当承认，首先发现大跃进中问题的是毛主席。”《邓力群，国史谈话录：大跃进与政策调整》。

　　37年以后，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比毛泽东同志左。他搞大跃进食堂也是很左的。但刘少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比较务实。”

　　曾经在河南制造了“信阳事件”的吴芝圃曾懊悔地说：“我个人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谈谈刘源所说“少奇同志第二件错误‘文化大革命’”。

　　把文革当成反右，整地富反坏右，整对体制不满的异见分子，整普通老百姓，少奇同志确实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但后来运动矛头指向政府高官，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由刘邓一线领导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在这个会上，刘邓一线领导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革命“纲领性的文件”。 《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

　　作为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领导运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则一再认为文化革命是又一次类似1957年的反右斗争，竭力把运动引导向传统概念的“反右”的轨道。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7月7日，他在给中南局关于运动的意见和报告批示时，严正指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1966年6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开“5、16通知”通报会，由邓小平主持，气氛和谐，谈笑风生。少奇同志作报告：“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 “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 “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

　　这时，邓小平在旁插话，幽了一默：“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摘自《邱会作将军回忆录》)

　　7月1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指示：

　　当胡克实汇报到北京市中学中问题严重时，刘、邓说，中学要彻底清理一下。

　　当汇报到现在尚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学校未查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邓说，可能还没有挖出来。

　　当汇报到以完全中学为重点时，刘、邓说，初中占多数，也不可忽视，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

　　干部和老师，是一类的，职务保留下来。二类的，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缺点错误要改。三类就是问题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职，有的不能当领导了，要改换工作，有的还可以看一下。还是要争取大部分留下来。四类是批判的重点，但是，也要给出路，给他们一个重新作人的机会。

　　对几类人怎么处理?对地、富、反、坏、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分析一下，要有几种不同的办法。解放以来，没有做过坏事，又有教学能力的，还可以留下一部分。农村逃亡的地富分子，送回原籍监督改造。城里的采取退职，退休的办法。中学里都是小孩子，留那么多的坏人，就是不行。对于不利于留在学校的人，在处理的时候要适当，国家要负责到底，要给他们饭吃。先搞集训或集中到一些领导力量强的学校，逐步处理，不要一轰而散。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政策。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教师，能不能做到?教师中，几类人加上根本不能教书的人，恐怕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人，是指打击对象。学生中一定会有小流氓，小反革命。对他们怎么办?在他们中间，除了杀人，放火，对群众有直接危险的人要马上捕以外，其他人不要戴帽子，也不要捕。但是，应当指出他们就是反革命，流氓。这要留在运动的后期处理。要把他们孤立起来。也不要天天辩论，浪费时间。

　　……

　　刘邓首长都通过各自的亲戚、子女了解，掌握，指导学校文革情况。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党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据邓榕回忆：“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摘自邓榕的大字报《彻底清算……的滔天罪行》)

　　工作组一进校，就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卞仲耘、胡志涛是四类干部”，“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北师大一附中，北师大女中等都是产生世人垢病的西纠，联动的权贵学校，都是运动初期整校长老师最历害的学校!有兴趣的人，不妨看看邓榕1967年4月写的大字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目前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彬彬和小鲁的道歉”涉及的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讼棍们纠缠宋彬彬，主要是因为彬彬更名要武，想把揪斗校长至死的责任归罪于毛主席。这实际上是八杆子挨不着的事!

　　事实上，宋彬彬并不在至卞仲耘校长死亡的批斗会场，知道后立即前去制止。据现场人回忆：“卞仲耘的女儿说，‘第一个冲进来的是邓榕!’”有人指证：“最后上去踹一脚的是刘婷婷!”当卞校长死亡后，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学生打死的。实事求是地讲，这确实是一起意外!是运动中难以避免的过火行为。几十年前的记忆未必准确，但史书上却清析地记载：邓榕领人围殴校长的日期是1966年8月5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8月18号。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连起码的时间逻辑都没搞清。毛主席还说过“不爱红妆爱武装”呢，难道中华儿女都是好战分子?实际上，早在运动初期，毛主席就反复告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

　　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幼子，性情豪爽，好放炮。因其父亲文革中受到点冲击，颇有微言。不知道小鲁面对眼下否定父亲和毛泽东共同创建的伟业时，会有什么想法?恕我直言，小鲁实在不应该蹚这抹黑毛泽东的混水。最近听说小鲁办了个“安邦保险”，与邓氏后人联手发财，坏了乃父的名声。

　　还有“日本人帮助说”更是无知，是连基本的坏事也能变好事的辩证法都不明白的弱智。坏事变好事的背后是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是拼死抗争。日本人帮助论完全是立场问题，难道日本人会把枪捆好了送给八路军?

　　网上闹闹腾腾的对历史问题的评价，都牵扯到立场问题。就拿内战时的蒋介石来说：共产党认为蒋是屠杀人民的郐子手，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人民公敌;地方派系认为蒋是刚愎自用，阴险狡猾，心狠手毒，排除异己，毫无信义的流氓政客;黄埔嫡系认为蒋是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爱兵如子的英明统帅;随从侍卫认为蒋是儒学深厚，关心下属，体贴入微的长官;亲戚子女认为蒋是和蔼可亲，热爱子女，热爱家庭的慈祥父亲。…… 社会上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都会得出不同的评价，都会描绘出栩栩如生的真实经历，你不能说这是假的。这就牵扯到立场问题，屁股决定脑袋!

　　眼下是个多元社会，这也无可厚非。但我还是劝一些人：不要看什么信什么，听什么认什么，妄议妄传，麻木讥讽，还是先搞清历史事实。否则真相大白后，这盆脏水又泼到二代核心身上，引起不快的回忆，这不好!

　　在搁笔的瞬间，还是有点忐忑不安。从我的本意来说，还是想保留一团和气的。若有得罪之处，我这厢有礼啦!

　　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