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羽:驳【环球社评“文革刍议”论】(三)
请各位网友一定参看(一)、(二)的基础上再阅读本文。本文只对原文作者的“一句话”展开了辩驳,由于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现实中的复杂局面,笔者为了更好地全面阐述观点不得不只针对这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全部篇幅,目的就是要把问题讲清讲透。即真正实现“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目的!
蓝羽:驳【环球时报:“文革”结束40年与发动50年刍议】(一)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35408089117562
蓝羽:驳【环球社评“文革刍议”论】(二)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36150271195706
接上文:
6、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全社会对“文革”做了从组织上到思想文化上的严厉清算,公审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是那场清算的高潮。无论党的文件还是代表公众认识的文艺作品都彻底否定了“文革”,“文革”这个词汇本身具有了强烈贬义色彩
上述话站在当前官方认知上毫无疑问是“保持惯性正确”的,要命的是站在普世派精英立场上讲那是“绝对必须要正确”的。文革词汇具有了“强烈贬义色彩”符合以上两个群体的认知上,这恰恰是保持了几十年政情的基本内容。笔者不否认是反对这个认知中的所谓“浩劫”定论的,而原文作者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高举这一“清算”的定音由上至下打将下来;却疼在了相互彼此“抱怨争吵”者的身上,而喜在了看起来与“作者与环球”们站在一起的;却心怀叵测的普世精英与伪党员伪官员的心里。想必“作者们与环球时报们”现在的内心是知道的,但苦于是自己先定下的;结果硬是被人家拿住了命门根本无法理直气壮。正因此作者原文才在批判左翼“不应该妖魔化文革”观点认识的时候,顺带把站在边上的“红衣白心”的家伙们泛泛而指地骂了一顿。先不管骂与警告的实际结果怎么样,笔者还是欣赏原文作者在当下时境里的这份觉悟与勇气,虽然这一板子也打在了笔者身上但好歹也打了那些“红皮白心”们一板子。这与过去还是有相对进步的,反正如笔者般挨板子的群体在这些年那是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么文革有错吗?当然有,任何事情都会在会其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与那样的错误,就好像改革开放在现如今的历史条件下同样也是问题多多,如果按照右翼公知精英们罪恶阴谋的逻辑,笔者完全可以将改革开放也妖魔成“打砸抢”的“浩劫”时代,仅凭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以及“拆”天下;两极分化等这些社会现象就足够我们妖魔化了。但真正爱党爱国爱社的力量可以像那些畜生一样进行如他们妖魔化文革的逻辑来妖魔化改革吗?显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讲没有存在的意识,也不讲没有意识的存在。难道文革与改革他们各自都有没有正确的地方吗?当然有,否则为何要发动?这说明文革与改革的时期都存在其发动的客观世情、党情与政情的作用在规定着这一各自时空下的意识产生,即符合存在决定意识这一普遍性真理的。
比如文革发动想要解决最大的问题是防资防修的;这一体现在国家内外都紧迫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原因参看一文)。可以想象,拿今天的体制内外的政情能够应对当时美苏同时作用在中国的威胁吗?想必亲美亲苏的汉奸们早已从两拨搞成一块了。而改革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前辈们给我们营造的大好和平环境下发展起来,从而走向共同富裕。那么这两个时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都解决了呢?可以肯定的讲,文革所要解决的最大和最紧急的问题的确是解决了,即化解了美苏体现在我国内外共同打压的威胁;并通过三个世界理论让中国成为二者不是打压;而是需要“统战”的对象这一深刻变化,这是主流的,抛弃这一历史条件的人就会认为文革是无的放矢。而改革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看只是解决了发展起来的问题,还有最关键的“共同富裕”仍然没有解决,而且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个也仍在解决的奋斗过程中,这也是主流的。那么他们各自在解决时代最主要问题时候必然会出现这样与那样的不足,甚至是路线方针上的或左或右的错误倾向,这个过程可能不可避免地伴生着必要又必然的党内的路线;实质上又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包括过去的文革和现如今的改革。难道说当前的“反腐整肃”不是为了大目标的完成;而进行的必要与必然的党内斗争吗?同理,文革中所要整的那些“走资派”就是为了防资防修这一大目标服务,由于二者客观上还是属于阶级斗争本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岳飞阶级被秦桧阶级打压”的现象,犹如现在“反腐整肃”过程中所出现的“反腐阶级与被反腐阶级之间殊死较量”的现象如出一辙,近期曝光的四川宜宾魏常平案件不就是反映了一场“反腐与被反腐”的殊死较量吗?难道还有谁不承认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
在此笔者必须要澄清的是,我们反对的不是大家不准批判文革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左倾”错误,我们反对的是普世精英们缺乏客观态度的批判,是完全将文革进行一无是处而实施妖魔化的全盘否定,甚至是造谣惑众。同样我们反对的不是不准大家在历史共识范围内对毛泽东个人客观上的评价,毕竟大家都有言论自由,我们反的不是言论自由本身,我们要反的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对一个已经逝去的伟人,进行超越历史共识范围而永不停歇的造谣与妖魔化的谩骂。这是“言论自由”吗?这是赤裸裸地颠覆行为。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体制内某些变质的“伪党员伪官员”们对他们别有用心的造谣惑众与正义力量的抗争采取了“纵右压左”的双重标准的打压,这引起了广大人民与党员干部的极大愤慨!这一不正常地“政情”业已广泛地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们的高度警惕和质疑!
笔者以为习近平主席所表述的“两不否”实际上就是在批判两股力量在各自选择目标进行妖魔化的极端错误。实质就是指出不能刻意对改革与文革进行单边割裂开来;以“分割包围”方式的妖魔化的政情现象。但奇怪的是,十八大结束到今天,某些“党员官员”还是要有选择性的解读了习近平主席“两不否”的重大和重要阐述,他们嘴巴上讲的是向党中央看齐,马屁拍得是轰隆作响,大有林彪当年那一套做派,动不动就以“护习为首的党中央”的姿态肆意打击正义的力量,却在背地里干的是“左灯右拐”向普世精英立场靠齐的勾当。
当然,笔者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媒官媒的编辑们或许不是想偏向普世精英的政治立场,而是害怕犯“左”的错误,因为这都是被积累了几十年“余孽”的强大力量给震慑住了。就如体制外的王宝强删帖,体制内的通许强拆毛泽东巨像的集体沉默。之所以有这些体制内外共同的现象,就是因为“余孽的刀把子”完全被普世一方拿在了手里,于是才造成一遇到社会上“去毛反毛”的舆情就不敢旗帜鲜明、不敢硬碰硬地统统绕道而走。即便是其中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也仍然是不敢“张口”,宁可让人家孤军奋战最后谁也不做“出头鸟”。这种现象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广大人民与党员干部内心里开始警惕与怀疑我们的党是否是一路被普世精英们带向“让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做切割”的道路上?拥护毛泽东被搞得如此神秘兮兮难道正常吗?打压网络上反毛势力居然躲躲闪闪这正常吗?因此套在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思想枷锁”客观上完全是作茧自缚,笔者以为这是“思想枷锁”套得过紧的;由彻底保守开始走向右倾的表现。
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历史决议应该讲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大体上讲是正确的,但不等于几十年后还是正确的。这就好比如,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非是其主观上的投降主义,如果陈独秀知道蒋介石会发动412反革命大屠杀,包括后来汪精卫的倒戈,想必他绝对不会犯那样的错误。这就是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实际上陈独秀为此肠子都得悔青了。同样,1978年中国的世情已经与之前发生了深刻变化,防资防修虽然存在但在战略上讲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这表现在国内党情与政情上是左的力量远远大于右的力量,因此为了防止右的威胁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可以进行有所控制的呼声自然在党内就有了共识,而这一共识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否认阶级斗争而是为了控制已经不适合大范围进行阶级斗争为纲的举措,是为和平时期迎来的整个必须要“发展起来”的新时期目标而服务。
但要注意的是,产生这一深刻党情政情变化的原因,恰恰是毛泽东主席为了谋得中国的和平建设条件;不得已付出了在敌人封锁下的物资不发达的代价,这一代价性质是敌人的侵略渗透与威胁所造成的,是与美苏两大集团斗争的历史必要。也正因此才显示出来他在这样的世情下通过“自力更生”为改革开放赢得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强大基础的伟大。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毛主席通过艰苦卓越创下的世界和平环境,没有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健全的工业、农业与科工领域的铺垫,没有毛主席创建下的以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基础,改革开放的事业是绝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的。别的不说,就光要一大批城市工人自觉自发以下岗来支持党的“改革开放”事业;这就是在透支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信,也就是说在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前,中国共产党就是欠中国老百姓的帐!就好比如民国百姓用生命代价来支持解放军,如果不彻底推翻蒋家王朝就是亏欠中国人民的。问题是,在人民极大的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情况下,结果我们却走向了右倾的“两极分化”,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党必须要通过“反腐整肃”来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从而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去。
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党情与政情在世情发生深刻变化下随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那就是前苏联与东欧的巨变,以及美国以反恐名义来统治和殖民世界的步伐加快,使得中国成为了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最潜在和最迫切要颠覆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在他们眼里是全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今后能得以反攻的最后一个堡垒,这一世情就规定了全球社资两大主线意识形态的博弈完全压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这使得我们在改革开放进入到新时期以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面积与大范围的思想被渗透的局面,即体制内外总体表现在右的思想力量要远远大于左的思想力量,而这一深刻的变化原因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致。笔者以为四项基本原则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而那个决议在今天来看则是有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假设邓小平再世,想必在这样的党情与政情下,一定会进一步的以解放思想来打破过去历史条件下的决议框框;所惯性表现出给今天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枷锁。其“如果论”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当前的情况的确是被他言中吗?这就是深刻变化了的党情与政情。在这样深刻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下,笔者以为就凭邓小平横跨革命时期、文革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经验,即便他现在在世也不会还僵化的死守“不争论”,再不争论就全让“别人”给争过去了。可怕的是,有些人利用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争论”来掩盖自身右倾化改革方向的错误,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假党员”的有意而为之,希望党内要非常判明这一不正常的政情在党内的泛滥。这已经关系到我党接下来是否能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关系到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生死存亡,也最终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综上,原文作者的话实际上就是被套上思想枷锁的一种普遍性的表现,但好在似乎有了新的觉悟,那就是已经觉察到身边那些“红皮白心”的客观存在。这不正表明了我们的党情与政情的深刻变化这一事实吗?从这个角度上理解,习近平主席的“两不否”完全就是有的放矢的正确举措,也恰是把握了这一深刻时情变化的具体表现。
注:个人的解读是否主观欢迎各方批判,结合当前实际情况的倾向,只要批判的目的不要建立在单边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泽东的立场;那么笔者持欢迎态度,而对那些断章取义而谩骂或喜欢兜售帽子的人概不接待。
蓝羽
2016.1.30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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