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

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之一　　

于泮泉　　

导读：本文认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应该怎样改革、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革还是要朝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问题；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把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强化人们之间完全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变精英治国理政、官员当家作主为人民大众治国理政、当家作主，变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能进不能出封闭的国家公务员体制为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的开放的人民公务员体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切实落到实处。本文还具体地论述了我国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尽快恢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建立有进有出的人民公务员制度、实现人们之间经济政治地位的真正平等、赋予人民真实广泛的政治自由、组织人民有效地对敌专政、组织管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执行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和平外交路线等八个方面的初步改革设想。　　

在后续的文章中，笔者还将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应不断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让人民代表真正代表人民，让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处于人民大众的有效监督之下；改革的关键问题是不惜花费最大精力，抓好党的建设，保证党组织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建立起党对一切国家机关的科学领导机制；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建立起一套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无所不在、不能推诿越权，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整国家机构体系；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要通过改革，保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真正的基层人民自治。　　

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真总结我国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借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正确做法，充分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的意见与建议，根据我国当时的国情，领导人民搭建起来的。如今，历经六十余年雨雪风霜，包括三十年改革开放，在我国以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到私有制经济成分三分天下有其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这种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框架仍然延续到今天，实在难能可贵。目前，面临着以08宪章为代表的资改派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阵阵喧嚣，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慎重态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因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这种态势，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等待观望是不行的。资改派急不可耐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力图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闯关，以期巩固私有化的改革成果与资本主义改革方向，使国内外资产阶级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压迫制度最终一举确立起来。而三十年来，资改派能够打着特色旗号，违背人民的意愿，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持续不断地进行私有化改革，广大人民群众竟然完全无能为力，又足以说明，我们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还是有缺欠、极不完善的。面对今天严酷的现实，如果我们迟迟下不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步苏东剧变的后尘，改旗易帜、资本主义复辟、使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付之东流的、甚至进而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随时都可能出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应怎样进行改革、进行一场什么样改革的问题，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革还是要朝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问题。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调和的余地。既然资产阶级可以爬上面临落日的西山搞出一个旨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08宪章，幸子凌之流能公开叫嚷，“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公然主张，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那么，依靠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我们也完全能够站在喜迎朝阳的广阔东方地平线上，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认真总结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积极稳妥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保证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把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使我们的改革重新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上来。我国早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文革中又有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谆谆教诲，我在这里不自量力地提出自己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以期以此对我国正确地推进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大业，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积极作用。

本文今天要谈的是第一个大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把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问题。

我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以最为凝练的语言指明了我国的国家性质，阐明了我国的国家制度，概括出我国的国体。这是我国宪法的点睛之处，是我国宪法中至为重要的一句话，是我国宪法的精髓。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中其他一切正确的条款规定都只是这段话的展开和具体化。

那么，这段话的中心词是什么呢？粗看起来，似乎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是，我认为这里比“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因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我国自然也不能例外（虽然伟大的列宁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之为“半国家”）。能够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国家性质的词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真正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必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性质的国家；反之，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果放弃了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名义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放弃了人民民主专政，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只能是挂着社会主义羊头、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既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判断真假社会主义国家的试金石。前面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都是用来修饰“人民民主专政”的，而不是用来修饰“社会主义国家”的。这里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是修饰“社会主义国家”的，但其意义也旨在进一步强化我国的阶级性质。所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我国的国体（或国家制度、国家性质）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那么，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同其他任何专政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庄严宣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⑴44列宁认为，“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里有马恩给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或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还给这个定义加上了着重号。可惜，列宁说，“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因为“国家的这个定义，在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最流行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忘记了”^⑵22。不幸的是，它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也被整整忘记了三十多年。今天，当我们重新提起这个定义时，我们的思路就会渐渐清晰起来。按照这一定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把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动员、组织成为一个强大的统治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抗、消除一切剥削阶级传统观念的影响，全力以赴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破几千年来精英、官员说了算的传统利益格局，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运作机制，坚持、重塑和不断完善、健全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问题。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把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必须首先实现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现在仍然适用。“老祖宗不能丢”，丢了马列主义就是数典忘祖。数典忘祖行为是为人类所不齿的无耻行为。文革中，毛主席曾深刻地批判了林彪的“顶峰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和“捷径论”（所谓“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先后亲自向全党开列出六本和三十本马恩列斯著作的具体学习篇目。这一切，同有人割裂马列毛，不断自我拔高的行径恰成鲜明对照。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由于其立场、观点、方法上同马列主义的高度一致性而完全融入到马列主义之中，在客观上就已经形成了马列毛主义。但由于毛主席历来反对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且它尚有一个为世界人民所接受的过程，我觉得今天还是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好。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点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也是十分准确的。在此基础上哪怕再往前迈出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抛弃了马列毛，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自杀不归路。相反，坚持马列毛，我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认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错误的。一个仅仅适用于中国，对他国毫无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借口时间、地点、条件的些许变化，将特殊性同普遍性割裂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作用，是新老修正主义的惯用手法。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提法就更可笑了：割裂了马列毛根基的任何“最新成果”都只能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提法也不是完全不可挑剔的。例如大到我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中到“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论述，小到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思想，就都是毛主席一个人提出来的（虽然它也是对当时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提出的当时和其后长时间都没能在全党形成共识，毛主席这些光辉思想还一度遭受到来自党内包括他亲密战友们的激烈反对。毛主席曾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以及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的事实就是当时党内多数同志对毛泽东思想不理解造成的。只是历经残酷战争环境的生死检验，才最终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至于作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最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历经四十余年实践检验，日益显露出其真理的光辉，至今却还仍然处于被完全否定的境地，这就更不奇怪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虽然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自己在内都不愿意相信这一结论，因为它显然有着一种十分浓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可这的确是事实——事实就是如此地无情，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仅毛泽东思想，整个马列主义也是这样。例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人（不包括其他人，尽管团结在马恩身边的同志还有很多），但它却单独以马克思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是恩格斯的主张，也是最科学的主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就明确地指出，“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⑴11伟大的毛泽东，毕生崇信人民至上、最讲民主、一贯主张“共产党人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但许多人，包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们，为什么却会认为他老人家专制、独裁、不民主，以致谬种流传，并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看，这无非是因为伟大的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只有他老人家才真正领略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才最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而这又是常人没有做到，也难以看清的；加上他老人家又向来不拿原则做交易，这才会使人们得出了毛主席专制、独裁、不民主这一个极其错误的结论。毛主席一贯倡导“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对照所谓“不争论”、“做党的驯服工具论”以及“同××××保持高度一致”论，谁是真讲民主，谁才是专制、独裁、不民主，不就是一清二楚了吗？当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又的确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正如马列主义的产生与形成离不开马列各自所在党乃至当时人民的集体智慧一样。毛泽东思想又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总结与升华。党内许多同志包括党的各级领导集体，对党领导人民从事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和在实践中形成的错误认识，甚至提出的错误疑问，都是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例如，针对井冈山艰险、恶劣的斗争环境，有的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正是这一疑问，直接引发了毛主席的深入思考，这才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同时，毛泽东思想直接产生于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又是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并在不断地经受这些实践的检验中发展起来的。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把毛泽东思想说成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是正确的。党内许多同志，包括其中最优秀的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同志都对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方面的个别结论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些也无一不是经过毛主席的深刻提炼，才上升到毛泽东思想高度的。即使像刘少奇同志这样一位最精通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同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上的差距也绝不是一个数量级、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所谓“三天不学习就比不上刘少奇”云云，完全是一股空穴来风。

还有所谓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提法也是有说道的。粗看起来这一提法当然没什么毛病，可它的潜台词则是说，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就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彻底否定了。由此，《毛泽东选集》只出版到第五卷，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集以及《毛泽东全集》至今仍不见踪影，乃至认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最好也不要出版等错误主张似乎就是完全正常的事情了。同这一点紧密相联系的，还有那个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最恶劣的篡改。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理论虽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马克思主义主要之点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阶级斗争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阶级斗争观点是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⑴23。“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就会失去观察、分析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方法与手段，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去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也将全部坍塌下来。所以，虽然当初提出这一主张时的人可能远远没有认清这一点，但其后果之严重，则是无可否认的。

同时，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看成是贯串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正确的，但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把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则是值得商榷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确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抽象掉了其中最重要的阶级性，毛泽东思想还有活的灵魂存在吗？“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失去了阶级烙印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毛泽东思想吗？失去了阶级印记，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所谓实事求是，必须是从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去求是，而不能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从自欺欺人的“和谐”愿望出发去“求是”；所谓群众路线，必须把工农大众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和力量之源，将自己融入到工农大众之中、并成为工农大众一部分，从而真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开手脚地去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视工农大众为草芥、为仇雠，偏要一切看上级、精英、洋人眼色行事的路线；所谓独立自主，必须是紧紧地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力的自主，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自主，而不是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心中老要盘算如何“同国际接轨”的“自主”。张宏良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为人民服务和造反有理，这才是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无论什么人，哪怕是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人，只要你不想为人民服务了，甚至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人民就可以造你的反。这才能保证人民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从而才真正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处。我则认为，还可以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活的灵魂更高度地概括为“人民至上”四个大字。翻遍《毛泽东选集》1至5卷，几百篇文章，字字句句，无一不体现着“人民至上”的光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万岁！”“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败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革命群众来，我们就能打败一切反动派，我们就能解放全中国。”“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他老人家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和对下属人员始终不渝的要求。而且，毛泽东尽管认为人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在他老人家的心目中，工农大众始终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主体。同精英们口中的“民”（如“民营经济”即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经济）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同所谓“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八股式的作秀文字也恰成鲜明对照（天知道精英们心目中的“民”究竟是一些什么玩意！）^①。　　

著名作家郁达夫说过：“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只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毛泽东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邓小平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乃是至理名言。远的不说，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到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中，可以说时时处处都布满陷阱，中国革命时刻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随时都会遇到过不去的砍儿。谁能在四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缔造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谁有如此高超的智慧，能在西安事变中不计前嫌，将浑身上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一心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且流氓成性的蒋介石逼向抗日之路？谁能在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面前做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英明的论断，并使这一英明论断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谁有如此超人的胆略，敢于率领几百人的队伍周旋于全幅美式装备的几十万敌对大军之中转战陕北而毫无惧色、毫不动摇，并运筹帷幄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谁又能在新生政权伤痕累累的情况下，面对经联合国授权、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率领着有十六个仆从国参加的来势汹汹的侵略行径，不顾众多战友们重重疑虑，毅然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毫不声张地将亲生爱子派往前线，并最终将不可一世的强敌逼到停战桌前？谁又能放着送上门来的大元帅不做，放着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不顾，放着神仙般的好日子不过，硬要本着人民至上的原则，冒着粉身碎骨的风险，去发动一场针对自己拼着九死一生亲手缔造的政权中那些不良倾向的文化大革命呢？……这一切的一切，除了毛泽东，没有过第二个人。正如钱学森同志所说，“丢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中国就完了”郎咸平说：我告诉你毛泽东有多伟大，很多人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功劳，我问你，如果你把邓小平放在非洲，会不会造就今天的中国？不会。可见邓小平所接受的这块土壤不是非洲、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什么？一片沃土。谁给他的？毛泽东给他的。毛泽东的伟大，根本不是你所能想像的。我可以大胆地说，能够认识到毛泽东伟大的人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如果我们中国人都像他一样的话，我们早就发达了，不会等到今天了。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泽东。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人，他和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我们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　毛　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视、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见 张亦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宣讲材料》乌有之乡 历史视野 　2011-4-18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4/227900.html###)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把十三亿人民紧紧地团结、聚拢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统治阶级，就将天下无敌；把十三亿人分散开来，自然会成为任人践踏的一盘散沙。而要把人民大众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就必须让人民大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并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科学的思想，革命的思想，代表着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这个思想显然就是、也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别的思想。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搞了就是一种自杀行为。因为其他任何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思想。精英们口中津津乐道的特色理论，充其量只是林彪的“顶峰论”和“捷径论”的翻版：其“最新成果”论显然就是林彪的“顶峰论”的翻版；其提到指导思想时、提到旗帜时，一律将马列毛摒弃在外，比林彪的那个“捷径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同当年的宋江“摒晁盖与一百零八人之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特色理论实在不太灵验，连精英们自己也骗不了自己之时，他们又将一具为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所顶礼膜拜的僵尸抬到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上来，这照样是骗不了人的。例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人民大众安心于自己的被剥削、被压迫地位，老老实实地服从少数人的剥削、压迫和统治，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明目张胆地为反动统治阶级张目的言论；所谓“唯上智下愚不移”、“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更是赤裸裸的反动理论。但是，有的人硬是要将这样一具过时的古尸抬到天安门广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真真“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伟大的毛泽东直到自己的晚年还曾发动了一次著名的批林批孔运动，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一些人在日后会有此一举。毛主席在与毛新远的谈话中讲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前人走过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与老百姓时，就落入一种历史的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他老人家该是一位多么英明的人民领袖啊！相比之下，那些把古尸当“圣物”的人，又该是多么地可笑与可怜！还有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普世”思想，就是要人们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真要这样做了，无产阶级立即就会解除思想武装，解体成一盘散沙，还会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余地吗？至于那个“不争论”的特色理论，也是让人民群众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少数人的摆布。正是有了这个“不争论”，那个敢踏地雷阵的大人物，才能把“国有企业”一个个地“改制”成“民营企业”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把几千万工人忽悠成“弱势群体”。从而同“消灭私有制”和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在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历史上，我们必须首先“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取得上层建筑的控制权，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改开以来，我们正是通过大力推行所谓“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实现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嬗变，才使我国发生了由公有制一统天下向私有化方向改革的蜕变。今天，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还在，党内的健康力量还在，更由于毛泽东思想正在向亿万人民心中回归，只要我们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要求，把已经沦为弱势群体、一盘散沙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重新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进而让整个社会实现向社会主义回归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一个小小的重庆市唱红打黑，单兵独进，却能取得如今这样良好的社会效果的经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别看一些人财大气粗、来势汹汹、不可一世，又有美帝国主义在背后撑腰、枪神，要知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英明论断如今照样管用。只要我们的党中央重新扛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振臂一呼，必将四海震动，什么帝国主义、什么资改派、什么普世价值，统统都只能有屁滚尿流的份儿。　　

其次，顾名思义，无产阶级就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阶级。而“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⑶7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不占有生产资料或只占有很少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紧紧地捆绑在少数剥削者的战车上，使他们不得不忍受少数剥削者的剥削与压迫。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能真正翻身做主人。所以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60多年前就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⑴38不在经济上铲除私有制这个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总根子，人民大众就不可能获得彻底翻身解放，更不可能巩固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如今，众多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重新成为一盘散沙，追根寻源，统统都是私有化改革所造的孽。假使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必须在坚定地执行这一政策的同时，一丝一毫不能放松对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为最终消灭一切私有制奠定基础。同时，我们还必须公开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实行这一政策，只是我们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策，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一点决不能因实行改革开放而发生任何动摇。不然就不配共产党这一光荣称号，或者只能是共产党的叛徒。如今，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三分天下仅剩其一，且这一点点可怜的公有制经济，也已经由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变成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几无差别的同名“国有经济”，并时时刻刻在遭受着“国退民进”的侵蚀。为今之计，如果我们重复地再搞一次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是不明智、不足取，也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我们在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就要坚决而有节制地采取以下措施：

——在经济上严厉追究有人利用“改制”之名，肆意侵吞公有资产、贱卖公有企业和公有资本的“原罪”责任及众多贪官贪污、受贿等腐败责任。当然，这种追究，主要体现在追究其经济责任上。可明确宣布，只要相关人员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并积极退赃、协助组织查清相关问题，可一律暂不追究其政治、法律责任。但对那些极少数罪大恶极、又拒不交待相关问题的责任人，则要严惩不贷。尽管除了确有血债者外，我们还应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并贯彻“给出路”的方针。

考虑到当初我国的私有化改制中存在有巨大的犯罪黑洞，以及目前我国官场上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如，光是2010年1至12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处分了有贪腐行为的人员146517人，平均每个县级单位就有50个以上贪腐分子，这还不包括尚未揭露出来的贪腐人员。其中身为深圳市长的大贪官许宗衡一个人的贪污金额就高达20亿元之巨，原铁道部副总张曙光一个人在国外就有16亿美元合人民币100多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李华波转出境外资金就高达9850万元，等等），伴随着这种追究，如果我们同时对相关企业（包括现在仍然艰难生存着的“国有企业”）实行反其道而行之的公有化改制，将会使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又重新焕发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笔者打算在另外的文章中专门探讨这一问题）。

然后，我们还可以将追究改制“原罪”和反腐成果所收缴上来的资金有计划地投资新建公有制企业，加上对那些因濒临破产等原因而自愿交给国家、集体管理的私有企业实行同样的公有化改制，以及通过随后我们要谈到的税制改革等措施，我想，经过一个不太长时间的工作，切实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应该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做好了这些工作，尽管离“消灭私有制”的目标还会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毕竟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并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基础。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谈到“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时，他们又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⑴45然后，马恩具体地提出了十条措施。根据马恩提出的这些措施的基本精神，我认为我国今天可以实行下列税收政策改革：

1、征收房产税。可根据现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个家庭人口等具体情况，确定一定的住房免税面积（如我国目前城市一个三口之家可规定100平米住房的免税面积）然后，在此之上划定税收等级：超出免税面积一倍之内执行一级房产税率（考虑我国目前住房使用年限为70年，一级税率可定在房屋总价值1/70即1.4%的水平上）；超出免税面积一倍至二倍，执行二级房产税率（可定在房屋总价值1/60即1.7%的水平上）；超出免税面积二倍至三倍，执行三级房产税率（可定在房屋总价值1/50即2.0%的水平上）；超出免税面积三倍至四倍，执行四级房产税率（可定在房屋总价值1/40即2.5%的水平上）……以此类推，超出免税面积六倍以上，执行七级房产税率（可定在房屋总价值1/10即10%的水平上）。

2、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和征收财产税。房产税是财产税的一种。除房产外，其他财产如产业资本、车船、储蓄存款、有价证券、黄金白银、大额现金、其他高档耐用消费品等等，也应该一律在折价加总之后确定出一定的免税金额，在此之外同样分级制定出不同的相应税率，并据此征收财产税。为此，要从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实行普遍的财产申报制度。对领导干部申报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开（如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财产申报情况要向全国公开，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情况要向全省公开……）。对其他人的财产申报情况只由公安机关掌握，而要严格对社会保密，以保护他们的隐私。为保证申报的可信性，要由法律明确规定，未予申报的财产，一经调查属实，立即无条件地予以没收、上缴财政并追究申报不实者的相应法律责任。对不能说明正当来源的财产，一律以来历不明的财产论处（没收、罚款）；来历不明财产数额巨大的，定为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应该通过修改《刑法》相关条款，一律参照贪污、受贿罪量刑。这样做，可显著减轻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成本，人民法院的审判成本，乃至人民群众监督、举报成本，并体现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威力，更有力地震慑贪渎犯罪行为、杜绝“前腐后继”现象的频繁发生，是对领导干部的真正关心与爱护。

3、征收遗产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的是“废除继承权”，今天显然尚难以实行。考虑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开始征收遗产税，我们自然应该当仁不让。而且我们实行的遗产税率还应该大大高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4、取消个人所得税，征收家庭所得税。征收家庭所得税显然要比征收个人所得税合理得多。所得税基不应仅限于工薪收入，还应包括经营企业的利润收入，各种利息收入、其他有价证券收入，奖金，偶然所得，法律、政策没有明确禁止的灰色收入和其他一切合理收入，并应该将所有这些收入按年份加总折算，实行累进税率；在此基础上规定一个较高的免税金额（我设想这个免税金额可定在70%以上的工薪阶层免税这个基点上），在这个金额之外分级征收。

第三，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实行着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少数剥削者、压迫者对多数劳动者的统治与压迫是通过一级压一级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实现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天子、国王、皇帝或总统，以下依次是公、侯、伯、子、男或郡、州、县 、乡、村等不同等级，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则是毫无政治经济权力的广大民众。其中每一层级之间都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毫无平等的因子蕴含其中。习惯成自然。这种统治结构方式，不仅受到统治阶层（公、侯、伯、子、男或郡、州、县 、乡、村等各级官吏）的极力维护，而且也几乎受到来自社会最底层人民大众的普遍认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⑴43。只有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它才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与破坏；而这种动乱一结束，一切又会重新回归“常态”。

由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要让他们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就必须在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基础上，彻底铲除盛行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及其影响，在人民内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相互关系。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曾深情地握着清洁工人时传祥同志的手说，我和你老时一样，你当清洁工人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这一段话真正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真谛。这句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其政治经济地位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绝不仅仅是精英们竭力推崇的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清洁工人还是当国家主席，只是分工不同。换句话说，如果条件允许，清洁工人完全可以当国家主席；而当过国家主席的人，也可以又去当清洁工人。实行经常性的“官”民角色互换，任何人不得享有终身为“官”的垄断性特权，这才应该是十分正常和十分平常的事情。如果说，实行任期制是一场革命的话，让“官”民角色互换经常化、法制化，打破任何人只能做“官”，不能当老百姓的垄断性特权，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则将是一场更深刻得多的真正革命。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一切以人民的意志、要求和选择为转移，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起码的要求。反之，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一事当前，首先提自己打算，受到一点点委屈就觉得不得了，那就根本不配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至于那种认为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个人奋斗得来的，更是一种叛徒的言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一切”，请想一想，这些先烈们是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只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主席讲，“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⑷330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做的，就是要变精英治国理政为人民大众治国理政，变官员当家作主为人民当家作主，变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能进不能出封闭的国家公务员体制为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的开放的人民公务员体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切实落到实处。由所谓国家公务员改为人民公务员，这绝不是在玩弄概念游戏。“国家公务员”自然要向“国家”负责，而一些人心目中的“国家”，不会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而只能是“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即一切都要按照所谓“国家领导人”的旨意行事，要同国家领导机关“保持高度一致”，而不论这个“国家机关”的决策正确与否；人民公务员则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处处向人民负责，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转移。“共产党人对一切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精英们对开放一词向来推崇备至，对封闭一词则深恶痛绝。奇怪的是，对这种封闭的国家公务员体制却很少诟病，对建立开放的人民公务员体制也几乎只字不提，而只是对推行充满欺骗的名义上平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等级制的美国式宪政改革情有独钟。由此，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有人“当大官了，要保护大官利益”，“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就是一语中的了。　　

将国家公务员改革为人民公务员，当务之急，必须果断停止千军万马挤国家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制度安排，开启从工农兵和一线知识分子中选举产生人民公务员，并同时敞开任期终了和落选的公务员重新回到工农和普通知识分子队伍中去的制度安排。这样做，人们可能产生的担心无非有两点，一是让几乎一辈子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重新当普通工人农民，怕这些人想不通，而且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有一点不近人情；二是担心让一位普通工人、农民担当起国家公务人员重任，尤其是担当起重要领导职务，他们能够胜任得了吗？我认为，这些担心统统不必要。从第一点担心说来，共产党人本来就不是要当官，而是要革命。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他们向人民要过一丁点好处吗？想当初尊敬的邓小平同志重新站出来工作时，不是也反复强调要做事，而不是要做官吗？一心要做官，不愿意再当老百姓的人根本就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更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和人民公仆。至于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有一点不尽人情，那更是荒谬绝伦了：绝大部分工人农民，可以当一辈子工人农民，他们都从来不曾抱怨过；当过半辈子领导干部的人，本来已经享有半辈子当领导干部的好处（如：当领导干部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了，现在回过头来再当半辈子工人、农民有什么不好？西方资产阶级就一直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那也许是虚伪的，可共产党人主张要在消灭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社会关系，那可应该是实打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伪与忽悠。至于有人将当年毛主席主张干部进五七干校劳动污蔑成进“牛棚”，那显然是一种只有精英们才能发出的一种仇视工农、仇视体力劳动、仇视平等的剥削阶级谬论。　　

从第二点担心说来，就更是错误的了。人民群众是不是天生就该是下等人，不该同他讲平等，他也根本就不配当家作主、根本就不能当家作主呢？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一再地为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论证，而且也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我国革命根据地和我国文革时期的革委会政权建设实践所一再证明。比如在当年的中央苏区，要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建人民银行，即使当今那些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也会认为不可能。可这个银行不仅创建起来了，而且运行得很好，并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的需要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而担负这个重任的毛泽民同志，不仅没有上过大学殿堂，连中等教育学历都不具备，甚至连正规小学的大门可能也没有进过，充其量也就仅仅读过几年私塾而已。建国初期，那些自称懂经济、而给共产党人管理经济能力打零分的上海那些不良资本家，曾故意囤积居奇，疯狂抢购粮食等紧缺物资，不惜同新生的人民政权相对抗。没想到我们只是小试身手，就将这些不可一世的不良资本家制得服服在地。而在此起了主要作用的陈云同志，仅仅具有小学文化。还有，在文革中，一个普通农民陈永贵同志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我认为，不仅其道德情操，而且其胜任工作的能力同现今的每个副总理相比都毫不逊色，就连当时国外的精英们也没人敢于丝毫小看他。我想，如果允许他更长时期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职务，我国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定比现在好得多，例如农田滴灌技术恐怕早就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开来了，当年在大寨推行的秸秆还田这一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技术更是不在话下了。那样的话，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将比现在大大增强，也许去年云南那场特大旱灾根本就不会发生。还有普通工人李素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普通工人吴桂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成员，下乡知青邢燕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中级干部郭玉峰也曾主持过中央组织部工作，更有大量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战士当选为省市县乡村和各个事业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这些人，遍布于全国城乡各地，混进少数投机分子毫不奇怪；在一些人身上有一定的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但绝大多数肯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至少比现在大量的贪官们好得多），其中更有大量同志肯定是能够胜任相应领导重任的（将这些人统统打成“三种人”而除之，很可能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反攻倒算行为）。所谓“台阶论”完全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何况我党我军大量高中级能征惯战、运筹帷幄的领导干部，都没有进过高等院校，都是从战争学习战争的，而且都是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身负重任的。例如，毛主席在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只有28岁；在同朱德同志一起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时，只有35岁；在遵义会议上最终确立在全党领导地位时也只有42岁。敬爱的周总理任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只有26岁；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只有28岁；在“陪都”重庆全面领导我党国统区和敌占区斗争时只有40岁，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时也只有51岁。那个曾为我军著名战将的林彪，指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时，只有31岁；指挥百万大军打胜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并接连把红旗插上海南岛时，还不到43岁；48岁时就成为我国十大元帅之一。还有，尊敬的邓小平同志任淮海战役前委书记时，只有44岁；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也只有52岁。由此，我想，既然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胆有识、独当一面；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实现我们人民公务员队伍的工农化、年轻化，更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例如，雷锋同志的生命如果能够足够延长，凭着他“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工作作风，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和《雷锋日记》体现出来的卓越德才，只要经一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锻炼，在其三十岁左右的时候，直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也是会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排除了干扰，我们能够将文革中开创的“三结合”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通过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积累，必然会出现一个人才辈出、兴旺发达的盛景，那种“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的人民公务员体制恐怕早就完善起来了。哪里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千军万马挤“国考”独木桥、几千人争一个公务员职务的极不正常的天下奇观呢？更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工农大众纷纷沦为弱势群体、贪渎官员“前腐后继”等尴尬局面而积重难返了。列宁还说，“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己来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⑵104~105我国现在虽然还远未达到“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的程度，但实行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的人民公务员制度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而我国人民公务员体制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直到现在仍然不想通过改革建立它，说白了，完全是因为党内高官们不想同工农大众讲平等，甚至根本反对同工农大众讲平等，不想让自己成为无产阶级一部分，反而不惜一切地要保住自己高官厚禄的位置、期望能像昔日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结果。明明是这些人专制、独裁、不民主，却偏偏要把屎盆子往伟大的毛泽东头上扣（用心何其毒也）。

当然，文革中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乃至当时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中千千万万名群众代表的“当选”，其实并不是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出来的，而是领导人（如有的可能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亲自）提名才“当选”的。所以，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新的领导人一句话，他们就得统统滚蛋，因为他们已经失去“根基”了嘛！这无疑是建国六十年来我们的选举制度一直存在、且从未解决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弊端。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通过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这个弊端，让我们的整个选举工作实实在在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和要求。笔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一话题。

实现上述改革后，我国的上下级关系仍然存在。但是，我们的上下级之间绝不是那种纯粹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本质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同志式关系。一般地讲“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对的，没有这种统一的纪律，我们党就会分崩离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存在有分裂党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最大犯罪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要求绝对化。因为真理有时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上级的指示也有错误的时候，中央的精神也并不会总是完全正确的。对多数人、上级、中央提出的正确意见、要求和指示，少数人、下级、全党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则必须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与改正或改进的意见；若多数人、上级、中央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不变，少数人、下级则有权要求将自己的意见在一定范围内包括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公之于众（上级、中央则有将它公之于众的义务）的同时，有条件地执行多数人的决议和上级、中央的指示精神而不得有任何其他反对的表示。

第四，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只能是始终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这就为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庄严宣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即使无产阶级已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它也只有作为整个阶级才同其他劳动者一起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作为无产阶级队伍一分子的每一位个人，从其不能直接取得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方面说来，他仍然是一无所有的。在我们把无产阶级又称为工人阶级的时候，这种状况仍然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出于解放全人类，同时也出于解放自己的考量，无产阶级必须把人人平等的口号切切实实地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把它当成一句可有可无、冠冕堂皇的摆设，从而不会允许任何人凌驾于自己之上充当自己的主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位成员，作为党领导之下的每一位人民公务员，都必须始终保持自己无产阶级一员的地位和资格。所以，即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正确的，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人民公务员也必须首先做出抉择：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才富裕起来的人；否则就必须立即离开共产党和公务员的队伍。为此，伟大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观点时，明确指出，应该“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认为“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压迫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是（这种解释数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原始基督教看做‘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一样。”^⑵39改开三十年来，也许建国六十年来，我们中国在这“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同样“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而根本“不提这一点的”，或把它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就像“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原始基督教看作‘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一样”。这是很不应该的。为今之计，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在整个人民公务员队伍里普遍实行“工人工资”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所谓“高薪养廉”的叫嚣，则正好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是对马克思“工人工资”思想的直接反动。

当然，阻碍我们实行“工人工资”改革的，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把它看作“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其主要阻碍力量还是来自人类实行了几千年的私有剥削制度形成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马克思、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⑴43就是说，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等级观念，早就在一切人包括在最基层的人民大众中间占据统治地位了。所以，对领导干部们实行高薪，不仅“领导干部”们自己会心安理得，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也会感到理所当然。现在，我们要实行“工人工资”，不仅领导干部们会强烈反对，连人民大众也会觉得不可思议。讲到这里，我们就会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⑴43这一英明论断的伟大、深远意义了。实际上，我们在长期革命战争时期，本来就一直实行“工人工资”即“官兵一致”乃至“军民一致”原则了，这也正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那时，我们的官与兵、军与民，是地地道道的鱼水关系。“官”离开了兵，军离开了民，只有死路一条嘛！解放了，条件好了，为什么就要放弃它了呢？这无非是因为“官做大了”，认为再与人民大众继续保持鱼水关系已经不必要了，因而已经可以脱离人民群众，而去放心地品味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快感”了。加上在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领导干部们也是在按照行政级别领取工资，于是，奉行官本位，实行等级工资制，让“官员们”拿高薪的制度安排就在新中国顺理成章地实行起来了，而且其基本差距也越来越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

当然，马列提出“工人工资”的要求，并不是主张搞绝对平均主义。相反，按照人们的劳动对社会的不同贡献领取不同的工资报酬，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本质要求。适当地拉开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全必要而且必须。但这个差距决不应太大。按照马克思关于一个人至少雇佣8个工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的假设，我设想人民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应该定在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平均工资）的8倍。就是说，正如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自然分界线一样，最低（或平均）工资标准的8倍就应该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条天然分界线。人民公务员要保持自身的无产阶级性质，就不能突破这一分界线的限制。当然，在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高管不在此限，因为他们是合法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我国没有任何管理职责的高级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也不在此限，因为他们的收入都只能是按劳分配所得。

要实行“工人工资”，还必须彻底摒弃以人定岗的错误做法，而必须实行以岗选人、以岗定人。为贯彻精兵简政原则，从根本上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我认为还应该对一切国家机关都实行“工资总额挂钩”的制度，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每一个国家机关的岗位设置与工资总额。具体到每个个人应得多少工资报酬，应由该机关工作人员集体依据按劳分配原则（而不是依据官员级别高低）最终决定之。

当然，要保证人民公务员的无产阶级性质，只有“工人工资”这一项改革措施还远远不够，首先必须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有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应该同官员财产申报与家庭财产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制度改革配套起来才成。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无须赘述。

第五，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两方面。其中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应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把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最根本的途径也是要实行最彻底的人民民主制度，给广大人民以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比拟的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和自由。

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把无产阶级乃至人民大众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当成自己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产党人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得民主，同世界法西斯势力浴血奋战，更使民主的大旗胜利地扛在了自己的肩上，战后世界上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即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民主是同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可后来，在不知不觉之中，这个民主的大旗，竟然又稀里糊涂地被人家抢了去，并成为打压我们的一根大棒，时不时地逼得我们不得不站在被告席上接受人家的“审讯”和指责。个中缘由，实在令人玩味。为此，看了列宁为了防止我们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变成官僚而转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三个办法，才不禁眼前一亮。这三个办法是：“（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⑵98。关于第一个办法，尽管我们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实行过真正的选举制度，但由于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环境中同人民群众结成的血肉联系，加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人们之间大体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安排，遴选上来的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多能够秉公办事、为人民服务；而且当时“三反”、“五反”、“整党”、“社教”、“文革”等运动不断，也促使这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多能够廉洁自律，一旦发现问题，又“随时可以撤换”。这些，都大体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体现了民主的真谛。相反，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大多实行了选举制度，但谁都知道，在存在着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条件下，这种选举注定只是“有钱人的游戏”，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既不可能有被选举权（因为其真实的政治主张和德与才不可能为大多数选民所知晓），也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权（人们也难以真正知晓谁才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人民大众说来，其手中的选举权充其量只在于其“有权”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谁代表整个资产阶级来统治、压迫、剥削自己而已。无论谁在选举中获胜，都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与要求。这是资产阶级专政过度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关于第二个办法，当年，我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大概只有30多元，平均工资也不过50元左右，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最高工资是500多，比工人平均工资的8倍要高，比工人最低工资高出更多；后来，毛主席主动把自己的工资降到400多一点，这同工人平均工资的8倍这一“自然分界线”大体相吻合。就是说，这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的要求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这些工资，同他们生活的实际需要仍然有着很大距离，他们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艰苦。对照资本主义国家高官们同普通百姓们的天价差别，我们的这一点点的差距实在是最最平等的了。第三个办法，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历次运动，实质上都是要动员“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这更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后来，斯大林逝世后，形势急转直下，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修叛徒集团在苏共二十大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以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为借口，大反斯大林，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颠倒黑白地指责为“刽子手”、“混蛋”、“猪屎”、“大粪”、“伊万•雷帝式的　暴　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也给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提供了污蔑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势力的把柄。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反帝、反修的坚定立场，屹立不倒，受到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尊敬，使我们在冷战的战场上也一直处于攻势，只有我们指责美帝、苏修反民主的份儿，没有美帝、苏修反击我们的口实和余地。“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圣人，而且也同时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圣人，甚至也变成美帝头子要“朝拜”的对象。这就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可改开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竟然也不可思议地紧步苏联人的后尘，大反毛主席的所谓“个人迷信”，从而引来内外反动派从阵阵喝彩到猖狂反扑，历经三十年积累，至今已经可以明目张胆地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讲坛，公开地反共、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其气焰之嚣张、语言之恶毒，比当年的赫鲁晓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1）三十年来我们的选举制度始终没有取得丝毫的进步，工农代表在人大会议中所占的比重反而越来越少，基层自治选举搞得一团糟；（2）由于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党内外腐败愈演愈烈，官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成倍增长，企业高管同普通工人之间的薪金差距已高达几十、上百倍之巨。贫富两极差距已达临界点，且仍在不断加大；（3）不仅“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完全成了泡影，而且，上访的路已经几乎被堵死，任何人想“监督和监察”而举报，几乎立即就会招来无情的打击与报复。在如此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不受指责，不被人抓住把柄，那才是咄咄怪事！

为今之计，要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我认为也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关于第一方面，笔者打算在另外的文章中加以探讨；关于第二方面，前面已经谈到了，这里无须赘述；今天着重要谈的是第三方面：“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这一点，伟大的毛泽东早在建国之前就想到了，而且一直到他老人家逝世，半辈子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也始终是在干着这个事情。建国前同黄炎培的谈话中，毛主席就坚定地提出要“让人民去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庄严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其后，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三反”、“五反”直至文革的历次群众运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为此，就必须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我国现行宪法所明文规定了的），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和罢工的自由（这是我国宪法一度规定了，后来又被取消了的）。

言论自由，不仅在我国，可能也是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的；指责我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帝国主义手中挥舞的“民主”“人权”大棒的一个主要内容。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有言论自由吗？不仅德日意法西斯时代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战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人民有言论自由吗？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著名的主张非暴力的黑人领袖马丁·金不是也被无情地暗杀了吗？即使到了今天，表面上看，美国有那么多各色各类媒体，可以各说各话，似乎言论非常自由；可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媒体的言论竟然都有着一个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它们无一不是在维护着美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特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如果有人企图利用这种所谓的言论自由去宣传一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利于美国现行制度的主张，立即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人都是被铺天盖地的宣传精心洗脑了的，又大多是美国式愚民政策的受害者。这一点，只要走到美国的民间去、到美国的基层去，了解一下他们对中国到底了解多少，同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程度比较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不错，美国人可以自由地批评在任总统（这也的确是美国“优越于”中国的地方），似乎言论十分自由，但是却绝不允许批评华盛顿、林肯（绝不像当今中国那样可以“自由地”妖魔化开国领袖毛泽东），因为华盛顿、林肯已经成为美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化身，这恰恰说明了美国特大金融垄断资本家自觉维护美国式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制度的高度自觉性。

中国人真的没有言论自由吗？好像不是这样吧？南方报系们天天都在咒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天天都要为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受到了特色政府一丁点限制了吗？美国的奥巴马完全避开了中国政府的安排，单独接见了南方报系的记者，这些记者们不是也可以毫不掩饰自己受宠若惊的心态吗？那个反毛小丑袁腾飞不是可以公然站到堂堂中央电视台，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大骂人民领袖毛泽东、妖魔化我们的共产党、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至今都逍遥法外吗？还有那个幸子凌，在公然咒骂毛主席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　暴　君”的同时，最近又公开污蔑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说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至今不也是安然无恙吗？

可从另一方面来看，目前的中国又的确缺乏言论自由，我们的主流纸质传媒，除了南方报系外，几乎千篇一律，不得发出任何同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声音；无数上访人员不时地会遭遇到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们的围追堵截，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许多举报信更会经过辗转反侧之后落入被举报人手中，为被举报人打击报复举报人提供“确切”的证据；邓玉娇的正当防卫反遭“有罪”、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也是人民缺乏言论自由的生动写照；富士康的“十三跳”更是因为这些打工族缺乏言论自由，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而被迫自杀的。相对比较起来，因为监管不易，互联网上人民的言论自由度还能比较大一些，可是也只有极右分子能够自由发声，人民的文章常常会遭遇删帖，左派的网站也时常遭遇威胁；一支清荷仅仅在网上发出了几篇歌颂毛主席的论文就横遭开除的严厉处分，同咒骂毛主席的袁腾飞、幸子凌之流至今仍然活得很滋润，这恰成多么鲜明对照！

为此，我们的言论自由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哪怕是宪法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的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也都是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或重要表现，同时也是言论自由的重要保障。是否给人民群众以“四大”自由是衡量真假“言论自由”的试金石与分水岭。因为只要有了这“四大”，人民群众再遭遇上述情况，就有权直接找相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辩论，一切媒体都有权对事件的经过予以跟踪采访报道，而相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则无权以任何理由拒绝人民群众辩论的要求，更无权以所谓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对人民群众进行打击报复。

有人说，这样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岂不是要处处看人民群众的眼色行事？不错，的确是这样。恰恰是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须处处看人民群众眼色行事时，才证明我们的改革成功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来就都是人民公仆嘛！那有仆人不须看主人的眼色而自行其是的道理？！如果不满意“人民公仆”的待遇，你完全具备退出“人民公仆”队伍的自由，也完全符合能进能出的人民公务员制度设计的初衷，更符合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的设想。反之，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必看人民群众眼色行事了，倒是人民群众须看国家工作人员的眼色行事，那一定是我们的改革出了问题，说明这些工作人员已经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了！说明了当今的政府官员们已经同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几无差别了！也说明当年毛主席最害怕的人民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局面真的将变成现实了！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利和自由，任何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与权利，不得利用“言论自由”去做诲淫诲盗、宣扬暴力色情和从事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至于南方报系，作为右派的代言人，我认为应该允许其继续生存下去。只不过在允许他们“自由地”散布右派言论的同时，更必须允许人民群众将他们当作反面教员，享有批判这些言论的充分自由；而且他们必须立即退出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去散布任何反共、反人民的言论，更不能继续打着省委机关报的名义去招摇撞骗了。

除言论自由外，实行彻底的人民民主，还必须给人民以充分的集会、结社的自由。应该说，历史上，人民享有这项权利最充分的时候恰恰是精英们最诟病的文革时期。不管当今的人们怎样看待文革，文革的这一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当有人想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先到当地公安机关备案（而不须经任何人批准）。不是真想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吗？集会、结社自由正是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基本形式之一。

还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是言论自由乃至集会、结社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和要求的高级形式。承认人民有言论自由，顺理成章地就必须承认人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有人会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竭力阻止人民享有此项自由，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民群众不得已要举行游行、示威时，往往是同社会上出现了不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行为，而不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共产党人是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罢工的大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变成阻碍和破坏群众行使示威、游行、罢工自由权利的刽子手。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等于公开向世人宣布自己已经变成人民的敌人、甚至已经成为人民的死敌而等于是在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自己了。我国文革时期一再地被主流精英们污蔑为“内乱”，而且这个“内乱”还一直延续了长达十年之久，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内乱”之中，国内外有那么多极端仇视我社会主义政权的人（包括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等），为什么就没人敢动我们一个指头？（当然也不是真的“没人敢动”，蒋介石就曾在云南蠢蠢欲动，苏修集团也曾在珍宝岛挑事。可我们只稍稍一反击，他们立刻就当起了缩头乌龟）而且那时实行全民皆兵，真枪实弹遍布全国各地，全国的形势却始终是基本稳定的，大的乱子根本就没有出。在陈再道、赵永夫等骄兵悍将策划下，也曾挑起过杀人的武斗事件，但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和人民群众以游行、示威等形式参与下，事件很快就得以平息了。文革十年，是我国人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最多的十年，同时，恐怕也是我国社会在实质上最稳定的十年。反观改开后，我们对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活动基本上是采取了一律禁止的态度，连遭遇到美帝炸我使馆、撞我飞机这样的大事，都不准人民有示威、游行的举动，结果呢？尽管我们把“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社会稳定的形势却是每况愈下，甚至竟然到了每举行一次重大活动，都要让周围商店菜刀全部下架这样可怜的地步。个中缘由其实很简单：人民心中的愤怒始终得不到发泄嘛。

最后就是罢工的自由。世界上各国宪法可能都没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因为罢工总是会损害统治阶级利益的；但对罢工行为又大多不敢残酷镇压，因为统治者大多不敢公开地与人民为敌。但我国不同，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但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常常会得不到尊重，甚至经常会受到损害。为了防止损害工人阶级统治地位的情况发生，必须和不动摇地赋予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罢工的自由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一次罢工事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工人阶级只有借助于罢工活动的巨大影响力，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其他合法权益。试想一下，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取消罢工自由，哪一个敢踏地雷阵的大人物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几千万工人撵下岗，并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这样严重的后果？而那个通钢的总经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死于非命吧？还有多少人不至于走上今天这样的腐败之路，而堕落成人民的罪人？更有多少人将用不着效法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和富士康的“十三跳”而保全自己的尊严、生命、健康与其他一切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我们共产党人，自始就是领导人民争取言论自由，并最善于领导人民进行示威、游行和罢工运动的，这是共产党能够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行使言论自由和拿起示威、游行、罢工等有效武器，是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了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更是我们实现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是人民监督政府、根治腐败、打击犯罪的重要途径。如果我们在站得更高一些，还会看到，党毫不犹豫地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坚定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这些活动，是在新形势下培养党群鱼水深情、不断提高我们党崇高威望的重要途径，更是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发现、培养和锤炼、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实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进能出的人民公务员制度的重要途径。特别必须牢记的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都不能动用人民的武装力量。

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第六，人民民主专政还包括另一方面，即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一方面，这也是丝毫不能忽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镇压另一个阶级、即向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机关，而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资产阶级和精英们总喜欢把国家描绘成一个什么神圣的东西，所以，总要把公务员命名为国家公务员，把全民所有制经济更名为国有经济即国家所有制经济，把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国家博物馆，把新建立的、本应命名为人民大剧院的地方，命名为国家大剧院，还把实现所谓军队国家化当作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⑵71如果所有人都平等地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而没有任何人（阶级）须要压迫、镇压或专政的时候，国家也就自行消亡了。而这也恰恰是共产党人终生奋斗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同只在于，以往的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剥削者少数镇压劳动者多数的暴力机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多数劳动者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由此，社会主义国家就区别于其他任何性质的国家，而成为“半国家”。这个“半国家”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制度的两大不同特点：

（1）从专政的力量看，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要不断地强化军队、官吏、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并紧紧地依靠严刑峻法；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则主要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并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列宁说，“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须造成无数流血事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相反，“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极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的组织”^⑵80。实践证明，列宁的这些论述完全正确，历史也恰恰是按照列宁的思路发展的。

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直至二战结束，资产阶级是怎样不断地强化它的国家机器，它们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我们就不一一指出了，战后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无人敢惹的头号超级大国，可它仍然不满足于这一点，仍然要疯狂地扩大军费开支、大搞扩军备战，以不断地加强它那架“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镇压国内外人民的反抗，不断地“造成无数流血事件”。二战以来，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国内外人民的镇压、包括麦卡锡时代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和紧接着后来对黑人运动的镇压、对种族歧视的保护、利用三K党、中情局对人民的恐怖袭击与迫害、镇压，就已经令人发指了；大家都公知的他们公然发动的侵朝战争、侵越战争、侵略巴拿马战争、利用以色列发动的中东战争以及最近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利比亚战争等等，更造成了、并正在造成了世界上多少地方血流成河！造成了多少无辜的生灵涂炭！造成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它至今仍然保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和最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却不允许别人拥有反击它的武器。如今竟有人对这个人类历史上顶顶邪恶的势力顶礼膜拜、真不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还有一丁点人类的良知吗！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年间，除了为对付美苏随时可能发动的侵略而必须保有必要数量的军队外，我们的国家机器一直是相当简单的，例如，我国一个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就完全没有正规的公安警察机关，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但那时我国城乡的社会治安情况却是出奇地好，大部分时间与大部分地区均几乎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时，整个公检法机关几乎全面瘫痪，但大的治安案件几乎没有出，“联动”、“五·一六”等反动组织制造的打砸抢事件和走资派挑起的武汉事件、青海事件等，人民群众一起来，也很快就被平息下来了。在两派群众组织争斗得最激烈、最厉害的时候，毛主席一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之间很快就握手言和。若没有走资派们背后挑唆，文革中出现的革命大联合局面也绝不会出现多少大的波折。我们的监狱从来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时常会出现的那种人满为患的情况。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抓人不是好办法。”一旦出现了一起案件又怎么办？走群众路线就是了。你的专政机关再庞大、再先进，犯罪分子总有避开专政机关的办法，但是却绝难逃脱群众的眼睛。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屡试不爽的法宝。敢于并善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之源。所以，那三十年间，虽然我们的公检法机关一直十分简练，但我们的破案率同发案率一样却都是世界上最低的；我们可以不把罪犯关进监狱，而放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管制，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对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日本战犯的人道主义教育改造的成果更是为一切不抱偏见的人们所公认，我们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廉洁程度完全超出了古今中外一切国家政权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我武器装备并不是很强的人民军队，战胜了国际帝修反一个又一个的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这些都生动地验证了伟大列宁预言与论述的科学性。人民民主专政是历史上最仁慈的专政，也是最强有力的专政。不是单单依靠“强大”的专政机器、不是依靠严刑峻法，而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区别于其他任何国家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显著特点。许多人对形成了特色法律体系津津乐道，我却深不以为然。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多变的，法律体系再严密，总会挂一漏万。提倡依法办事，当然完全正确、完全应该；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也许有着一定的真理性；但将法律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上升到宗教狂热的程度，那就是骗人的鬼话了。那个“我爸是李刚”的交通肇事案，轧死了人后不理不睬地逃逸，被抓捕时又喊出了“我爸是李刚”这样的雷人狂语，就冲着他这样恶劣的行径和极坏的影响，又受到了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判他个死缓也毫不为过。但结果是仅仅获刑六年半，这不是在开法律的玩笑吗？这里怎能看到一丁点“法律至上”、“法律大如天”的影子？！相反，邓玉娇面对强暴，英勇反抗；赵东民依法帮助工人维权，都是英雄之举，受到全国上下一致力挺，我们的法律对此却根本不予理会，不仅没有将他们树为英雄，反而均被判有罪，只是一个被免予刑事处罚，一个被缓刑。这样做，天理何在？民心何在？这样的“法律至上”、“法律大如天”，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所以，法律不能没有，但法律绝不是万能的。如果真要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上升到宗教狂热的程度，也应该是“人民至上”、“民心大如天”。还有，我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的规定写得明明白白，精英们不是照样不把它当一回事？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也写得清清楚楚，请问我国公民真的享受到了这些自由了吗？还有，我国《劳动法》明明规定要实行一周工作五天、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的制度，请问除了国家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之外，有多少个私有制企业是照此办理的？再是精兵简政，我们喊了多少年了？如今精兵倒是动真的了，可简政呢？还不是越“简”越繁、越“减“越多？至于“精兵”之所以能够实行，还不是因为军队主要是对外的！即使用来对内，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再“精”的兵也会绰绰有余的。而“简政”则不同了，真要动真的，虽然对人民群众极其有利，但因为它不符合统治精英们的“利益”，反而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所以，就只能成为专门用来愚弄人民、也用来欺骗他们自己的一副好看的泡影了。由此说来，建立一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能够、且擅长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的精干的专业专政队伍，才应该是我国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资产阶级和精英们还极力把执行国家公务的职能神圣化，似乎它有多么神圣、多么神秘、多么了不起。有的经济学家还故作高深地把国家公务员的劳动说成是什么复杂劳动，为他们拿高薪制造理论根据。精英们还一手制造了鼓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让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去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以加重“国家公务员”的神秘感。事实上，正如列宁讲，“资产阶级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为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⑵39~40通过书面考试录取公务员，是一项最无效、最违背常理的公务员入门方式，它不仅无法避免高分低能现象的发生；更从源头上堵住了工农大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任何可能性；为公务员队伍的贵族化和终身制奠定了法理基础；有百害而无一利。完全是一项保证资产阶级对国家统治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且不说其中经常隐藏有大量不可告人的猫腻了。

（2）从专政的对象看，以往一切国家机器都指向人民群众，又都在千方百计地愚弄人民群众；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则仅仅指向社会上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内部的走资派和人类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即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毛主席曾经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但自改开以来，由于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有人竟然对“革命”这个褒义词也做了所谓“中性化”的解读，“反革命”自然也不再是纯粹的贬义词了，我们的刑法中也把“反革命罪”取消了，加上我们实行了对私有制、资产阶级的姑息、纵容、乃至鼓励的政策，反革命分子也在死而复生，纷纷或明或暗地登台亮相。这些人虽然人数仍然不多，但在国内外、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下，他们的能量是很大的，袁腾飞在CCTV上肆意放毒、幸子凌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提出的所谓要“记住恩格斯的93个字”的歪曲性讲话、海南发生的推倒毛主席塑像事件，特别是热比娅等发起西藏事件、新疆事件的首恶分子等等，其破坏性、危害性都万万不可小视，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矛头必须毫不犹豫地指向他们。否则，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国真将国之不国了。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准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把一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统统定性为反革命行为；将其中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言行定性为反革命罪。对一切具有反革命言行的人要立即从机关、学校、科研单位中清理出去，对其中仍然具有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要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这是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的。对反革命罪犯，则应该判处从管制、拘役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对其中罪大恶极者也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不如此，不足以震慑人民的敌人，更不利于教育人民群众自己，就不能巩固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同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民民主专政的枪口都不能对准人民群众，而主要应对准政权内部那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并贪渎腐败变节了的官员和蛀虫。这是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制度的又一个最显著特点。我说出了这样的话，一定会触动精英们的最痛处，并引发他们大发雷霆的。但这却是一个确切不移的真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一真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建立后，必然会引起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的拼死反抗，但在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这些可以统统不在话下。我国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对我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政权之外，而是来自政权内部；不是来自党外，而是来自党内。

听到这里，官员精英们会再一次大发雷霆了：你是说对我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威胁会来自人民共和国政权机关的内部，而且会来自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你是说我国不仅是第三代、第四代，而且是第一代就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这也太蛊惑人心、用心也太恶毒了吧？是的，我也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的，甚至就在一年前，我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毛主席想到了，而且竟然就在六十年前，在我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毛主席早在要离开西柏坡、进军北京之前，甚至在更早的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谈到如何对付周期律，实质上就是谈如何应对颠覆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的威胁问题，毛主席开出的主要药方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为什么要让人民去监督政府？要知道，这个政府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啊！毛主席在这里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敌对势力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主要威胁就来自政权机关内部、就来自党内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⑷1376 这些将“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人，不正是党内或新生的人民政权内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贪渎腐败变节了的官员和蛀虫吗？在即将离开西柏坡而前往北京时，毛主席更把这次行程比如成进京赶考，坚决地表示，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能考出个好成绩！这不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如果弄得不好，恰恰在第一代领导人身上也会出问题吗？后来我们进行的三反、五反、整党、社教直至文革，其真正原因都是为了解决第一代领导人身上就也有可能出现腐化变质与和平演变的危险的！可惜全党全国的绝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远远没能理解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那么，在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即那些曾同国内外最凶恶的敌人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的老一代共产党人身上真的也会有腐化变质与和平演变的风险吗？事实无情地证实、并不断地证实着这一点，从而也不断地证实着毛主席预言的无比英明，只不过人们不愿意承认它罢了。建国不久，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败类，只是因为我们当机立断，毫不留情地杀了这两个败类，有了这一强大威慑力，以及此后的运动不断，才使我们的政权整整清正廉洁了三十年。改开以后，一句“我们再也不搞运动了”，就使整个“官场”，整个社会，立即人心浮动，甚至“人心大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终于发展到今天“前腐后继”、几乎无官不贪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可怕局面来了。

而且，一条路被堵死了以后，在我们党内、在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内部，这种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虽然大多尚没有发展到贪渎腐败变节的程度）的行为，并没有因为刘青山、张子善之死而停止它的脚步。紧接着利用毛主席提出退居二线的机会就发生了三件涉及全国全党的重大事件，就是其突出表现，只不过至今许多人仍没有觉醒而已。

第一件大事就是军衔制的推行。请问，我人民军队建国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打了二十二年仗，有军衔制吗？没有吧？可是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的军队还不是一步一步地一路走过来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了吗？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靠的不是军衔制，靠的是党指挥枪的原则，靠的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的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更靠的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里绝没有军衔制一丁点的功劳，相反，正是我们坚持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原则的必然结果。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伤痕累累、坛坛罐罐被打碎，反革命残余势力仍负隅顽抗之时，我们仍然能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同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率领的“联合国军”较量并取得胜利，靠的仍然是同样的东西，而不是军衔制。甚至在被诬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和“大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照样取得珍宝岛反击苏修侵略的伟大胜利，美、苏、蒋、印等一切内外反动派均不敢轻举妄动，靠的仍然不是军衔制。因为那时我们的军衔制已被取消了，我们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水平自然也远远不能同美帝、苏修相比。相反，如今，我们的军衔制又重新恢复起来了，所谓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更是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可结果如何呢？美帝国主义的军队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炸我使馆、撞我飞机、竟然把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到我国的近海耀武扬威地搞军演。所以，实行军衔制完全没有必要嘛。

那么，为什么要实行军衔制呢？大概只是因为实行军衔制符合几千年来每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都要论功行赏的“传统”，符合几千年来人们“打天下、坐天下”的惯例，更符合几千年来人们“吃得苦中苦，要做人上人”的贪欲心理。可我们共产党人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只是为提高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增添砝码、只是为当一名校官、将军、元帅、从而为满足自己取代地主、资本家、做人上人的私欲铺路搭桥吗？难道不是为了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只是为了用一种新的不平等社会制度去取代另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并成为一些人炫耀自己“崇高”社会地位的工具吗？所以，实行军衔制本身，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一种极大侮辱，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国以后所犯下的一个极大原则性、战略性错误，它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实行军衔制后，就可以在人民军队内部，形成由一个大元帅（可惜的是毛泽东坚辞不受）、十个元帅、几十上百个将军、几千上万个校官、几万、十几万尉级军官和最底层几百万士兵组成的金字塔式治理结构；在军队以外，则可以形成由一个国家元首（必须指出，我国现今宪法所设定的国家机构是实行集体元首制，有人却硬要将“国家主席”打造成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几个国家级正职、几十个国家级副职（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等）、几百个省部级干部、几千个地厅级干部、几万个县处级干部、几十万个乡科级干部和上百万其他国家公务员以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工农大众组成的金字塔式治理结构。显然，这仍然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精英治国理政、官员当家作主的统治模式，加上有人拼命鼓吹“驯服工具论”、提拔干部上的“台阶论”以及“同××××保持一致”论，每一层级之间的关系都只能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同在人类历史上盛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并没有太大本质上的区别，而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则完全背道而驰。在这种等级制度下，工农兵大众虽然在名义上已经上升成国家的主人，事实上却仍然只能处于无职无权的被统治境地。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⑴“工人阶级应该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⑵34。这个军衔制和等级制就是我们应该打碎、摧毁的东西。奇怪的是，这个应该打碎、摧毁的东西，我们从建军的第一天起，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现在却要像对待什么宝贝似地重新捡起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至于说到“打天下、坐天下”， 我们的天下绝不仅仅是几个元帅、将军、校官、尉官们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打下来的，而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那些元帅、将军、校官、尉官们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共同打下来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贪天功为己有。当然，对新中国的建立，人们之间功绩的大小并不会完全相同，那些真正的人民功臣，人民也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但这并不等于就给了这些人终生为官、高高在上的特权；更不等于要恢复那种人吃人的不平等社会制度、要继续剥夺工农大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正当权利。

第二件大事就是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实，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命题，完全是一个伪命题。社会上只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不存在生产力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只能直接影响生产关系，也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才能间接地影响上层建筑。因为社会制度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与同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从而生产力也只能通过生产关系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制度。而且因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虽然是一对矛盾，但二者之间也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生产力并不能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只能通过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显现出其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一定的生产关系也不是只能机械地适应某一种生产力水平，而总是会容纳下很不相同的生产力，尽管这仍然是会有着一定的限度的。如果硬要将二者联系起来，生产关系（从而社会制度）也只能落后于生产力，而不可能出现生产关系(或所谓社会制度)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比生产力更“先进”的问题。通过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穷过渡”办法，建立的所谓“先进”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何况，说我国的生产力落后，笼统地讲、模糊地讲，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落后”也不是处处落后：只是相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同旧中国比则要先进得多；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两方面，从劳动者方面说来，其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总体是看是比较低的{而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的科技水平也不低}，但其思想道德水准则要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生产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总体上看是低的，而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对象在某些地方如一些矿产资源从质量上看，当然也并不都“落后”。而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说有这样一对矛盾的话，这一对矛盾也只能属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同社会主要矛盾也是搭不上界的，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只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而绝不是社会基本矛盾本身。

那么，党内的一些同志为什么杜撰出这样一个矛盾呢？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同志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仗的人，心中强烈地渴望稳定，不愿意再继续搞阶级斗争了，当然也就不愿意再承认阶级矛盾了，更不愿意承认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了。而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恰恰可以用它来掩盖真正的阶级矛盾。可是，这些同志不知道，如果说历史上其他革命作为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或者同一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的革命，也许夺取政权就意味着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则只能是革命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应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这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会存在，而且其谁胜谁负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苏东剧变就是一个这样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这一矛盾远远没有解决的痛苦例证。不过这一矛盾在我国的当时主要不是表现为敌我矛盾，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表现为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在我们党内，到底有没有走资派，过去也许我们都没有看清楚；可是现在，除了一些糊涂蛋以外，除了那些故意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以外，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都是无法否认了。所以，只有人民同走资派之间的矛盾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如实地承认并告诉人民，这才真正能让人民理直气壮地去监督政府，政府也才不敢懈怠，人民大众才能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才能永葆“人民公仆”本色。承认这个主要矛盾，不仅能为真正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谋”奠定思想基础，而且这本身也是对身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同志们的最大、最真诚的关心与爱护。

第三件大事则是我们党发动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却又因反右扩大化而中途转向。

本来，毛主席提出要搞的这次整风，其矛头就是直接指向党内，就是要解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下党内出现脱离群众、犯官僚主义错误并可能导致腐化变质危险的问题，我今天认为，这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人民同走资派之间的矛盾。为了搞好这次整风，毛主席还第一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动员社会各界（包括各民主党派）帮助我们党整风。因为此时毛主席已经决定退居二线，整风工作就由一线领导具体负责。其实，对这次整风，这些一线领导们从内心里讲是抵触的，他们都是革了几十年命了的老同志，心中自负得很，自然不愿意看到别人给自己提意见、提要求、革自己的命。但摄于毛主席当时在全国各族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全党中无人可比的崇高地位，也出于对毛主席的真心崇敬，一线领导们不得不紧急部署下去。可运动一开始，就遭遇到右派分子们借机发起了向党的猖狂进攻。有的竟叫嚷要共产党下台，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一线的领导同志们一看，大喜过望：机会来了！于是故作慌张地向毛泽东报告：大事不好！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也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应该反击。这一下子就让身居一线的领导们拿到了尚方宝剑，于是这才使出了浑身解数——全力反右，并一下子就定下了上百万个“右派”分子，从而使一次很有希望的开门整党运动因中途转向而夭折，错过了纯洁党的队伍、提升我党整体素质的一次绝佳时机。　　

这三件大事，以及紧接着发生的大跃进中有人趁机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为自己捞取升官发财、巩固地位的政治资本；庐山会议上又以“彭德怀里通外国”为名排斥异己，制造出一起冤案（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彭自己居功自傲和毛主席因顾全大局而犯的错误）；社教四清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直至文革一开始就派工作组镇压北大师生造反等等，都清楚地说明，走资派或党内资产阶级，即那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并贪渎腐败变节了的官员和蛀虫才是我国人民最隐蔽、最阴险又最危险的敌人，才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最主要对象。问题在于，这些人在干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仅仅是脱离群众、幻想着当官做老爷，犯官僚主义错误的问题，并没有堕落到贪渎腐败变节的程度；就是说，他们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在本质上仍然是好的，仍然是我们的同志，他们在本质上还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抵制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时候（关节点）必然发生质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从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开始，任其发展下去，不遭遇任何障碍，轻车熟路，必然要觉得资本主义道路“顺溜”，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则会艰难得多，他们自己也很容易迈进贪渎腐败变节而同人民为敌并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征途”。　　

可怕的是，这种脱离群众、幻想当官做老爷的问题，在当时的我们党内，绝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普遍现象。看过电视剧《沂蒙》吧？那里的于大娘一家，包括她的老伴、儿子、儿媳、女儿等等，都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他们自己的最大贡献。我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于大娘一家这样的人“用小车推出来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人们始料不及、又是真真切切的了：于大娘一家人不惜一切、舍生忘死地照顾着我党一位高级干部寄养在她家的孩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孙子的生命也要换回那位高干孩子的安全。可解放后，那位高干进了北京城，当了“大官”了，因“工作忙”，一句招呼也不打，派了两位同志来，就要接回这个孩子！这位高干同志当时显然并没有觉得这正是自己脱离群众、幻想当官做老爷的表现。还有一位同志在于大娘家养伤，于大娘一家同样不惜用生命保护着他，他感动得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谁知他进城后，因为“工作忙”，“一直走不开”，竟会从此一去没回头。直到组织上怀疑他是否编造了这段养伤历史时，他才想到要找于大娘一家为他作证。还有于大娘自己的一个亲生儿子，参加革命胜利后因为也熬上了一官半职，就把家里同样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结发妻子忘记了、“休”掉了，而同别人结了婚，直到他因病重又被人家“踹”了，才想到要“回家”同结发妻子“团聚”……想一想吧，这些人在当时，虽然还仍然是我们的同志，但他们无疑已经完全脱离群众、幻想着当官做老爷了。如果没有一个接一个“群众运动”的洗礼，他们距离贪渎腐败变节与成为走资派还会太远吗？　　

电视剧《解放》里还有一个镜头：在我国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关头，斯大林派出了一个特使米高扬到达我中央领导同志驻地西柏坡“只听不说”，当时，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同老百姓一样艰苦，见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才专门派人到附近冰冷的河里抓回了一条大鱼慰劳他。可这位米高扬同志竟然挑三拣四地声言他不吃死鱼。害得毛主席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毛主席先是郑重其事地讲，我毛泽东有一个大缺点，引起米高扬极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缺点；毛主席又“认真”地说，“我是活鱼、死鱼都吃。”这听起来似乎只是在开玩笑，其实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充满善意、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个米高扬同志脱离群众、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毛病；同时，对在座的中国同志也是一个机智的教育。这也说明，这种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问题，并非后来的中国党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后来的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之所以能搞成，是因为在苏联党内早已经存在有修正主义生存的土壤。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发现问题后才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而又仅仅把问题归结为个人身上，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矛盾之所在。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并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有后来的文革。后来文革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不应该搞文革，而恰恰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人不理解文革。这也正说明，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必须把专政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派的必要性。　　

为了强化以上两大特点，我们还必须指出：　　

（3）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深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应该说，这一“决裂”，与“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意义更为重大，任务也更为艰巨。社会主义不是在空地上，而是在资本主义旧社会基础上脱胎而来的。列宁指出，“旧社会在灭亡的时候，它的思想是不能被装进棺材、埋藏到坟墓中去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在毒害我们大家”；何况“旧社会”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灭亡干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苏联解体之后，显得更为强势，其更加紧了推行“传统的观念”，鼓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的步伐，并常常有武力的威胁相伴随。本来毛主席早就说过，对于农村的阵地，无产阶级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实质上，对于任何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都会当仁不让、见缝插针地去占领。可是，我们却愚蠢地始终坚持“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动摇，这就等于将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阶级，并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束手就擒。最近竟然发展到了一个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在内的一切主流媒体肆意放毒，反过来却不准人们对它进行必要反击这样的地步。如果说毛主席当年曾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在思想文化阵地的许多方面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但那时毕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国范围内还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么，到了今天，因为停止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除了我们还保留着一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保留着一个基本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章之外，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阵地上，基本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了。这一点，只要看一看那个鼓吹“蒋介石集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之大成”、“是中华民国第一奇人”，是“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勤奋和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铄今、空前绝后的名字”的方永刚竟然被树立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入学习者”、“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就一切都清清楚楚了。更不须说，宣扬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南方报系可以在整个神州大地上横行无忌，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纸质媒体则已经被扫荡已尽了。由此所引起的思想混乱、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并伴随着黄赌毒黑泛滥成灾，贪官污吏遍布国中，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士康“十三跳”屡屡频现这样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为此，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十分重视、大力做好文化教育和宣传舆论阵地的工作，将已经失去了的阵地重新夺回来。
，——必须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力度。当然，这种监管，不是要采取“堵”的办法，不让人讲话，恰恰相反，是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在参与媒体工作的同时去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在总结八九年那场风波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同志说，多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即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没有抓好。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糟了。应该说，媒体在这里是起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的。大量低俗的综艺节目在不断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把人硬往钱欲、色欲、肉欲、暴力欲、权力欲和醉生梦死的道路上逼；容忍丑化、歪曲前三十年、甚至歪曲更早的中国历史，宣扬“普世价值”的东西连篇累牍地大量生成，在不断地给人们洗脑，把人硬往个人主义、卖国主义和崇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上逼。这种现状，不予以彻底扭转是决然不行的。在这方面，重庆开了一个好头：重庆电视台通过改版，停播一切商业广告，这就掐断了主流媒体“一切向钱看”的通道；大力“唱红”，停播一切低俗的综艺节目，这就给了主流媒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对广大观众、听众持续“洗脑”活动以当头棒喝；用大量篇幅正面宣讲历史，这更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有力举措。这些，都值得一切主流媒体所认真学习的。首先要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内部整风，将那些擅长歪曲历史、丑化人民领袖、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卖力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热衷于色情、暴力、低俗内容宣传，又不愿意做出深刻检讨的人员，统统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党校以及中央国家机关中清理出去；并通过从工农群众中吸收新鲜血液，学习马列毛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整风等途径，真正从思想路线上回到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来，回到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报纸办得过于呆板，很难吸引人们的眼球。到报摊上一看，各种早报、晚报、时报都可以卖得很红火，而人民日报等党报则几乎无人问津，想买也很难买得到。这怨不得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大事不关心，完全是我们的办报方向错误之所致，完全是我们只依靠精英办报，排斥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必然结果。不能把党报仅仅看成党和政府的喉舌，更应该把党报办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阵地，办成人民群众用以监督政府、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和要求、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参与国家管理的平台。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仅仅依靠报社的编辑、记者，而是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办报，或者更明确地说，实行专业队伍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办报方针，我们的党报将很快会办得有声有色，我们的党和政府将立即获得无穷无尽的智慧之源、力量之源，一切污泥浊水、毒素垃圾，都会顷刻瓦解，社会主义的阳光必将普照大地。

——必须重提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口号。自从人类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来，教育就从来都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平台，而总要为教育者的阶级立场所左右。如果说文革前的十七年已经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发生，那么，今天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反而已经是愈演愈烈了。为此，我们必须恢复毛泽东时代正确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奋斗。现行的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提法同毛泽东时代劳动者的提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实质上其所体现的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目的。没有社会主义觉悟培养要求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只能是培养“人上人”的教育、培养精英的教育。至于在“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前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限制词，那也是用来骗人的，正如　幸子凌　先生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意曲解成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劳动者的提法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教授、工程师必须是劳动者、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必须是劳动者，一切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包括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更必须首先是劳动者。否则，不愿意当普通劳动者的人员，就没有资格成为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更没有资格成为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尤其不能让一个不愿意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人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和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愿意成为普通劳动者的教授、工程师，可以有限制地为我所用，但如果他要向受教育者、向人们灌输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则是应该和必须受到应有的批判的。至于我国教育上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我们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的编写上的问题就多得很，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一上学就要他完成许多艰深的家庭作业（一些素质不高的家长做起来都感到吃力），这显然是把学生当成敌人来对待了，这就等于一上来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和当头一棒，完全违背了系统性和循序渐进这一基本的教学原则，也违背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方针，完全是一副精英教育的范式。这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必须学会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解自己的主张与见解，杜绝主要领导人逢会必到，逢会必讲，逢讲必是满篇大话、空话、八股话的不良恶习。建议一切领导人的讲话一般都不要秘书代劳，领导者不能成为秘书班子的传声筒。要像毛主席所要求的那样，秘书的主要职责是收收发发，查找资料、提供咨询等等。这样，每一次讲话的准备本身，都能够督促领导人自身深刻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贴近同工农大众的心理距离，让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能够从中体会出真情实感来，都受到教育。而不是让人觉得那是一种例行公事。据《重庆日报》　4月16日　报道，市委书记薄熙来与“2010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座谈，赞扬他们是值得全社会尊重和学习的楷模。一个多小时里，大家畅所欲言，件件感人至深的“小事”，句句质朴无华的话语，让会见厅洋溢着浓浓的感动与温暖。这的确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做到的。即使像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正规的报告，因为已经在事先发放给全体代表了，也就同样不必照本宣科，而主要是要用自己的语言讲一讲报告的基本精神等方面的问题就行了。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提高代表们的兴趣，更有助于其加深对报告基本精神的理解，有助于代表们加深对报告人的基本道德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领导才干等多方面了解，也有助于代表们加强对报告的审议效率。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才可以让每一次听报告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代表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乃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监督过程。

——必须加强基层思想教育工作力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基层群众思想教育阵地。有一句老话说，“共产党的会儿多，国民党的税儿多”。说的是，国民党是靠多如牛毛的税收去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的；而共产党则是凭借“会儿”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统一群众的思想，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的——这是我们特有的政治优势。可改开以来，尽管“上层”的会儿，无论应开的或不应开的会儿都始终没有少开过，可基层人民群众的会儿，则很少召开一次。据我说知，大多基层单位，除了极少数为硬性布置任务需要以外，三十年来，从未召开过一次像模像样的群众会议。甚至党的支部生活会、小组生活会等都几乎处于“撂荒”状态。至于所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云云，一切都根本无从谈起。许多被称为“干部”的人，动辄以训人为己任，经常大骂群众为“刁民”，从未以平等的姿态对人民群众做过一次像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改开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已经重新沦落为一盘散沙式的单干农民；我国工人也已经由国家的领导阶级，面临着重新沦落成受剥削、受压迫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危险，我国的知识分子，也大多因失去了工农大众这张皮而不断地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身上“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走“组织起来’的路。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高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加强基层思想教育工作力度，担负起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基层群众思想教育阵地的重任。这一切，不仅适用于所谓“国有企业”的工人工作、分散的农民的工作和“国有”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也同样适用于所谓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的工作。因为在一切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可以受剥削，但在政治上也必须做主人。这样做，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党有几十年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成功经验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有十年文革积累起来的实践基础。只要我们下决心把路线搞对了，紧紧地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那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必须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强化文化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我们的体育工作必须放弃金牌战略，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在大赛中，还是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杜绝市场经济规则对体育活动的侵蚀。——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到农村去、放到基层中去，为工农大众服务，而不能把大量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地放在城市中，为官僚老爷们服务……这一切，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多说了。

——毛主席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其实，不仅教育农民的问题，教育工人的问题、教育知识分子的问题、教育干部的问题，甚至教育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同样是严重的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生死考验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考验；依我看，还有比生死考验更严重的考验，这就是各种诱惑的考验。敬爱的周总理，其人品、才干均可称无与伦比，他仍然时时激励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许多共产党员，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却为什么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那就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共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同时存在，只是一个处于显性状态，一个处于隐性状态而已。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死亡的威胁、艰难困苦的考验可以吓到胆小鬼，而对于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来说却更容易激发起其为理想而斗争的万丈豪情；而在“甜蜜”的温柔乡里，在四周一片捧场声中，人们却更容易把理想、信念的东西忘得干干净净，掉入个人享乐主义的陷阱，激起隐藏得很深的传统观念的恶性发作，想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的“好”来，从而为自己身为治人者食于人而心安理得，为自己身处治人者可以高高在上，傲视众多治于人者匍匐在自己的脚下而志得意满。这样，他就很容易从脱离群众开始，到习惯于站到群众的头上发号施令，到瞧不起群众并对群众颐指气使，最终必然发展到视群众为草芥、为仇寇并贪渎腐败变节的程度，从而找到同昔日的地主、资本家一样的共同语言。这种“共同的语言”再与自己身处比昔日地主、资本家更高的社会地位一结合，想不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不行。

那么，如何同传统的观念作斗争，防止共产党人蜕化变质呢？除了要坚决地取消终身制、实行有进有出的人民公务员制度改革外；发扬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最严格的民主监督；严厉惩治一切打击、报复群众的行为，直至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永久地保持一种对人民群众的诚惶诚恐态势，则是更重要的治本之策。有人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毛主席正确地指出，娇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娇枉。要变人类几千年精英治国理政、官员当家作主的恶习为人民治国理政、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不实行这种铁的手腕是不行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⑸273~273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只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事情，而且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必须。当年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求每一个党组织都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英模人物提出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都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腐朽实现影响、“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具体要求和必要形式，也是对人民的敌人（观念上的敌人）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社会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也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世界）都处于不断地变化和改造之中，人本身的主观世界也必然随着客观外界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不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变化，就是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变化，静止不动是不可能的。传统的观念包括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等都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对此稍加不慎，就会“自然地”成为这些传统观念的俘虏；而要自觉地抵制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则要困难得多、艰难得多。不下一番“斗私批修”的功夫是难以奏效的。

（4）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为了能够维持他们的统治，无不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是欺骗，极力掩盖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把国家说成是全民利益的代表，伪装出一幅体贴民情的样子，喊出“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的口号，装扮出关心、维护人权的样子，就是其最常用的手法；当这种手法被识破、被揭穿后，他们为了震慑住多数人的反抗，则会毫不犹豫地撕下伪装，转而采取极残酷的手段，有时甚至不惜一切地诉诸武力，采取血腥的手法，镇压人民的反抗。美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杀害，沙俄对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的杀害，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杀害，日本法西斯在其占领的中国国土内设置的数不清的万人坑、对南京三十万人的大屠杀，蒋介石喊出的“宁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人”，而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杀害，都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不如此，它就不足以震慑住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一方面，它完全不需要欺骗，而会公开地申明自己的阶级性质（唯有如此，才能促使人民的觉醒）；另一方面，又会表现出一切剥削阶级专政所不会有的宽容与仁慈。无产阶级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这解放全人类，也包括剥削阶级分子在内（它要消灭阶级，将一切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敌人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会有一个私敌。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保护人民、不杀不足以消除对人民政权的威胁外，我们一律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我们的优待俘虏政策，对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威力的典范。这同美国人迫害我自愿军战俘，侮辱、虐待伊拉克战俘，杀害萨达姆、虐待米诺舍维奇致死等都恰成鲜明对照。国民党的何健拼命要掘毛泽东祖坟同共产党将蒋介石的祖坟一直保存得相当完好的事实也恰成鲜明对照。文化大革命中，确有许多老干部受到了冲击，但大多又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许多人进了五七干校劳动，更是对这些老干部的爱护，因为这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拉近同劳动人民的距离，增进同劳动人民的感情，从而为他们以后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地培养并不断增强他们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十分推崇委曲求全的情操，即使有些人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同当年许多革命先烈受到敌人的酷刑相比，也完全不算什么。毛主席提议受到“喷气式”待遇的纪登奎同志到中央政治局来，恰恰也是要树立一个能够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甘愿委曲求全的典型。有些人将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如何如何恐怖，完全是出于污蔑文革、进而全盘否定文革之目的而胡诌出来的捕风捉影之谈。把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确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一桩冤案，是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项重大失误。我们知道，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把作为老一代革命家杰出代表的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就严重地干扰、甚至扭转了文革的正确方向，这也是导致文革失败的原因之一。但说有人故意利用医生、护士迫害、虐待、摧残刘少奇同志，则是言过其实了。因为无论你把问题说得如何煞有介事，但若说不出一个参与其事的医生、护士的名号，那就难脱信口雌黄之嫌了。走资派作为整体，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我们同它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作为其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当时大多还只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同志，我们同他们的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使此后他们因此而成了平头百姓，他们在历史上为人民所曾做出的功绩也将是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相比之下，因出于彻底否定文革的需要，将大量人员冠之以“三种人”的称号而几乎达到了要予以赶尽杀绝的地步，则同人民民主专政的主旨完全背道而驰了。

第七，人民民主专政还包括组织人民搞好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的职能。

有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归结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劳。并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根本对立起来、把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向吹得神乎其神。这在实际上是很浅薄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一个人、一个家庭要生存下去，也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即也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甚至打仗时，也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本来就是一个至为浅显的道理。有人据此诬蔑毛主席，似乎他老人家只懂得搞阶级斗争，完全不懂抓经济建设道理。这只能证明这些人完全不懂得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也就根本没有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在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最重视经济工作、最认真地抓好经济工作的人，恰恰非毛泽东莫属。早在一九三三年八月，毛主席就专门做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批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并具体要求“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矿、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毛主席还高瞻远瞩地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工作的中心。”^⑸105~109这就紧密结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深刻地阐明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并预见到将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毛主席更直接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到全国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更直接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工作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⑸1365~1366这里说得又是何等清楚啊！建国后，毛主席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短短三年时间，就在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同时，迅速医治好了百年战争创伤，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其后又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将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包括经济工作内部的各种关系在内的一切重要问题都阐述得清清楚楚，至今仍然对我们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着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后来的大跃进运动，由于一线领导们的错误干扰，更因为经验不足、美蒋的破坏、苏修的刁难，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其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毛主席还第一个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口号。并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和今天的精英们截然不同，毛主席抓经济建设工作也同抓其他工作一样，总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当年以革命战争为中心，毛主席始终不忘记经济建设工作：后来事实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始终不忘阶级斗争这个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也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十年文革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污蔑不实之词。精英们的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处处表现为形而上学猖獗，只讲一点论，大搞绝对化。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功绩，恰恰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失误。正是这一重大失误，才造成我国今天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工农大众由领导阶级跌为弱势群体、官场上几乎无官不贪、社会上黄赌毒黑泛滥成灾这样的局面，并引来了幸子凌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叫嚣。

我国今天的工作应该而且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个经济建设是谁主导的经济建设？是为了谁搞的经济建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主导这个经济建设，精英们、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者也会拼命地同我们争夺这个经济建设的主导权。三十年来，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就是要把经济建设的主导权拱手让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对立面、让给人民的敌人。为什么国企高管们的年薪要“同国际接轨”，拿到几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如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130万元)而工人们却只能“根据我国的国情”，拿几百、几千元的月薪（同为中国工商银行的一线劳务派遣工的年收入只有一万五到三万元）？为什么作为人民代表的王立军同志，联合了439名全国人民代表，提出解决药品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立法提案，却会被农业部的所谓“十二五期间将依法推进转基因作物种植”彻底淹没了？毫无疑问，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嘛。只不过这些人心目中的“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只想让人民群众停止反对他们的阶级斗争，而他们却要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加紧反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用心何其毒也！！　　

这样，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守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底线。并公开申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过是我们的权益之计，尽管这个“权益之计”的实行很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时，必须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当然也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部分。不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部分都必须通过改革，保证其掌控权牢牢地握在（或重新夺回到）“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手中。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国家经济计划对市场的指导和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时我们应该公开申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就在于它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而绝不是什么完全市场经济，更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形式上的市场经济、实质上的计划经济，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抑制它的消极作用、将市场供求晴雨表当成分析工具的计划经济。可怜地乞求别人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种背叛行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加上人民民主政治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则构成社会主义制度五大基本特征。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就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更集中地表现为（或者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与走资派之间的矛盾。所谓“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完全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神话。这一矛盾，自始就不存在；现在更是没有影子的事情了。我国今天远远不是什么“生产不足”或生产满足不了人民需要的问题，而是生产过剩的问题。例如，一方面，我国几乎每一个城市中，都有大量的没人居住的空置房，即“过剩房”。这些“过剩房”，有的尚留在开发商手中没卖出去；更多是早已卖出去了，是一些人为“保值”的需要购买后“闲置”下来的；还有大量的则是纯粹的“投机房”。我国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因房屋供不应求而促使房价疯涨的问题；另方面，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都有许多人住无所居，大量的人成了房奴，有的不得不过着“蜗居”的生活。房价之高，完全是“人民”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开发商相互勾结（官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我国今天所应该予以警惕的完全不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恶性膨胀造成的恶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表现。对此，我们必须保持一个相当清醒的认识。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这个“纲”统帅经济建设的全局。不能让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这种对外开放，必须是中国人民主导下的对外开放，必须是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基础上的对外开放。空军供给部部长魏刚在人大讨论会上发言时所讲，“航天事业未同国外合作上去了；核武器等战略武器未同外国合作也上去了。民用大飞机反复合作，几十年不成，至今未超过‘运10’的水平，发动机还要买外国的。凡外国封锁的中国发展就快，凡同外国合作的发展就慢。”这种对来自历史深处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值得我们永记不忘。我们必须恢复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切实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必须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坚定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对外开放的主导权交到资本家的手上，不能（排斥人民参与和监督地）交到走资派的手上，更不能交到外国人的手上。一味地高唱对外开放不动摇的高调，绝口不提独立自主，是当代汉奸们的一个突出特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政治、经济体制均尚不十分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金融主导权牢牢地握紧在人民自己的手中。基辛格讲，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脉；　宋鸿兵　先生《货币战争》一书，所揭露出来的血淋淋现实，更是触目惊心；乔良少将论述的美国人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是为了保持和扩大美元霸主地位的观点，显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值得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深思；日本人听从美国的忽悠而受到了沉重损失的深刻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美国极其发达的金融业完全是用来掠夺世界、整垮他国的工具；伟大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对金融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分析更需要我们重新学习把握，并成为处理金融问题的指导思想；我们的许多国有商业银行热衷于海外上市，已经给我们的金融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对这些，我们都必须有一个极为清醒的认识。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心目中的GDP情结，改变西方经济学关于人们的需求欲望无限性的虚假设想。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财富的争论，已经延续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我认为，真正的社会财富是使用价值，包括物质的使用价值和精神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而且是只有能够增进人们福祉的使用价值，才算得上社会财富。价值只是人们计量使用价值的工具，绝不是使用价值即社会财富本身。价值只是人们已经付出的劳动（抽象劳动）的凝结物，而人们的劳动并不是都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有的劳动不仅不能创造财富，反而会破坏财富，比如将一幢大楼炸毁，以便在此基础上重建一幢新楼。这里重建新楼要付出劳动，创造价值与使用价值，可以增加GDP；而炸毁旧楼，显然是在销毁使用价值，毁坏社会财富。但因为它仍然付出了人类劳动，而这些“人类劳动”仍然是有“价值”的，所以，仍然会“创造”GDP。可见，这种GDP的增加不是十分虚伪吗？更不要说那种以破坏资源、损害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GDP“增长”了。还有遍布电视、报刊等一切主流媒体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对生产企业是沉重的负担；对消费者是无用的成本；对听众、观众的时间则是公开的剥夺，我们知道，时间的节约的最重要的节约，鲁迅讲，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对人们心灵的伤害更是不可低估；虚假广告更是贻害无穷；有的短短几秒钟的广告动辄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成百上千万元，这简直就是在作孽，在肆无忌惮地公开掠夺人民的财产，但由于它能增加媒体的收入，特别是能增加GDP总量，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疯长。至于一些文艺明显、体育明星的出场费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上百万，严重地扭曲了分配秩序，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竟然不闻不问，实在匪夷所思。说到人们的欲望，虽然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它是纯粹主观的东西；但任何人的需求（客观需求）总是有限的。“良田万顷，日食　一升　；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这乃是至理名言。人们从事经济建设，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吗？既然人们的需要本来就是有限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只要能满足人们的客观需要不就完全达到目的了吗？为什么非要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呢？何况即使是一些人的“客观需要”，也并不都是合理的。比如购买一辆家用小汽车，也许是一些家庭梦寐以求的；可是家用小汽车的增加，已经造成了城市的严重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资源浪费，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发达的公共交通和出租车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但我们的政府仍然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小汽车制造业，因为它能够增加我们的GDP。这不是在作孽吗？再如我国的房地产业，在同一时间内的同一处房产，其“价值”10万或100万，从使用价值即真正的社会财富说来不会有丝毫差别的，天平不会向任何一端须臾倾斜的。可是，因为后者能够体现出GDP的“增长”，于是就成为一些人拼命追求的目标。可这种靠不断地摧高房价来“拉动”GDP增长，除了能加大一些人的“政绩”之外，还有何意义呢？还有我们那用千百万人的辛勤和血汗创造的一批接一批的大量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国，换回了一些毫无用处却号称“美金”的纸票子，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愚蠢的傻瓜蛋吗？可有些人为了追求GDP的“增长”仍然乐此不疲，甚至时时要进行那种不遗余力的“保八”，显然更是愚蠢至极之举！它除了能为一些人带来“政绩”、增加这些人头上的光环以外，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人说，只有GDP不断增长，才能增加就业率，避免失业。“十二五规划”更是首度把就业率的增加提到日程上来，这也似乎是关注民生的重要表现。其实，我国失业率的增加完全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结出的恶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改革的方向，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来，GDP增长得再多、再快，只会不断加重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程度，要消灭失业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要维持GDP的增长就必须有大规模的劳动后备军的存在。而一旦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搞好经济建设以满足人们需要（主要是你国内需要）为最终目的，一旦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达到这一目的了，在今天这样现实生产力状况下，就完全可以通过缩短人们的劳动时间的办法（而不是如今这样不断地延长劳动时间）去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了。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地享受休闲或闲暇的快乐，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因缩短劳动时间而增加了的归劳动者个人支配的时间里，可以用来学习和研究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方法、科学的知识、先进的技术等等（不是在大力提倡创新吗？真要这样做了，那会形成一支多么宏大的创新大军啊），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从事精神劳动，创造精神财富，提升人生价值——怎么会有失业问题产生呢？那样的话，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尽管不会马上来到，起码也会让人看到其美好的前景。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不在于它会产生比资本主义更高的GDP增长速度，而主要在于它能够通过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将人们的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协调起来，适时调整生产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充分地满足社会上不断变化的有限需要；又能够同我们周围的大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在于它更能促使潜在的生产力（即随时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而不是现实的生产力本身）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最后，人民民主专政除了对内职能外，还有其对外职能。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发生并取得胜利，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即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同历史上其他一切专政的不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要把这个专政长久地保持下去，而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最终促使这个专政即国家自行消亡，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一个国家范围内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与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既是为在这个国家里消灭阶级、促使国家的最终自行消亡准备条件的量变过程，也是在为全世界范围内消灭阶级、最终完成国家的自行消亡的质变准备一个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必须首先尽一切努力做好这个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工作，这既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也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如果说，人民民主专政可以在一个国家里单独地建立起来，但要促使这个专政即国家自行消亡，却不能只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事情。只要在世界范围内还有一个国家或角落里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民主专政就存在着被颠覆的危险，这个专政的使命就没有最终完成，国家也就不能消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共产党组织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促使国家自行消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当成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只要这个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一天没有达到，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所以，指导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实施其对外职能的最高原则只能是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原则；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放弃这个原则，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贯彻这个原则的灵活策略。由此，

——必须对当今的时代特征做出正确的判断。当今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有发动战争的可能”，列宁的论断如今并没有过时。这不仅为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更为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对外侵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科索沃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如今正在进行的利比亚战争所证实。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说法，完全是用来麻痹人民自己、帮助帝国主义分子掩盖侵略罪行的谎言。不错，我们伟大的祖国至今已经整整赢得了六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的美好时光，但不要忘记，这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如果没有六十年前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没有五十年前中印边界反击战的胜利，没有四十年前抗美援越战场上的胜利，我们要赢来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机遇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何况这三十年来，帝国主义者妄图颠覆和灭亡我人民共和国的野心收敛过一天吗？！

——必须分清敌友。翻开《毛选》，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想，它也是我们开展对外工作的首要问题。按照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一超独大”的美帝国主义，依仗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最先进、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维系着美元霸权，肆意剥削、压榨、统治着全世界；另方面，又干着今天打科索沃、捎带着炸中国大使馆，明天打阿富汗，后天打伊拉克，大后天再打伊拉克，撞中国飞机，大大后天又在中国的家门口搞联合军演，最后又利用萨科奇打利比亚……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想打谁就打谁。显然，它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顶顶邪恶的势力、顶顶邪恶的国家，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构成第二世界，它们都受着美帝的欺负，又企图借助美帝的势力，经常狐假虎威地欺负第三世界国家，做着重温昔日的殖民美梦。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必须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则是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虽然它和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它们。其中朝鲜、古巴等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尽管同我们也可能会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必须坚定地同他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有了矛盾，看出了问题，则要以满腔的热忱，开诚布公地讲明我们的观点，供他们参考，而绝不能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与人。对待美国，不是要断绝同它的一切交往，当年是美国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封锁我们，妄图以此把我们困死，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搞什么自我封闭和半封闭。美国的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同周总理握手的一幕相信人们都会记忆犹新。同美国交往，美国会影响我们，便于他们搞和平演变；我们也可以影响他们，有助于帮助美国人民的觉醒。在这种交往之中，到底谁怕谁呢？我们代表着世界上最进步的力量，世界上哪有进步力量反而害怕腐朽反动力量的道理？今天美国占上风，完全是我们自己主动地放弃了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必然结果，怨不得其他任何人。四十年前，美国总统是怀抱着极其谦恭的态度来到中国的，因为它有求于中国，没有中国人一句话，美国人就不敢越过十七度线，更无法从越南的烂泥塘里“体面地”脱身。尼克松走到周总理的身后，主动给周总理穿上大衣的情景相信人们至今都会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据说精英们搞的对外开放如何如何了不起，美国人又的确欠下了我们大量的外债，可如今变得谦恭起来的为什么反而变成了我们？！因为有人认为，美国太强大了，我们完全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天天念叨着改革开放的好处，已经“崛起”了的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竟然羡慕起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强大”来，可真是一桩前古未有的咄咄怪事！）就像当年有人认为我们不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对手，为自己的汉奸、卖国行为诡辩一样。对待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正确态度只能是两条，一曰反对；二曰不怕。怕，是不行的，你越是怕它，它越是要欺负你；你不怕它，反对它，它就得老老实实地向你低头。历史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任何敌人都将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反过来，只要我们放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任何敌人都可以欺负我们，都可能把我们打败。这一点，我们应该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和古巴人民学习。小小的古巴，就站在美国的家门口，硬是扛着社会主义的大旗屹立不倒；美国人恨透了它，可几十年以来，总是拿它没办法。朝鲜也是这样，由于国土面积小，又受到美日韩的打压与封锁，苏联的解体，对它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中国自改开以来，又在事实上奉行着一条亲韩疏朝政策，自然使它面临着诸多困难。在此情况下，美日韩趁机必欲置之其于死地而后快，但慑于金正日英明的先军政治，一切招数都几乎用尽，还是拿它没有办法。相比之下，萨达姆的伊拉克与卡扎菲的利比亚，虽然也一度很强硬，但终因听从美国人的忽悠，主动放弃了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我解除了武装，最终还是落得了今天这样悲惨的结局。　　

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坚决地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努力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最低争取它们的中立），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超独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当年世界上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存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有着更大的危险性，我们在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的同时，也完全有必要同美国这个处于相对弱势的魔鬼打交道（当然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以集中力量全力对付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今天，美国人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其两个最主要的敌人，第一是中国，第二无疑就是俄罗斯，美国当今的一切战略行动，归根结底都是冲着中俄两国来的。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的同时，联合俄罗斯，以对付我们当前的共同敌人。　　

——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鼓励公民尽其所能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维护祖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荣誉、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论什么人，不论以任何借口损害祖国利益、荣誉、安全的汉奸、卖国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都应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事关国家主权的大事。邓小平同志曾对英国的撒切尔首相讲，我们是在中国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才主张暂时维持香港现状的，如果我们在建国48年后的1997年还不能把香港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⑹　12”　早在上世纪，我们就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确定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可八十年代结束了，二十世纪结束了，二十一世纪也已经过去了十年多，这个任务的最终完成，不是离我们更近了，反而是更远了。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我们历来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希望和平地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但是，决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作为我们内部掌握的政策是完全应该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将它公开地宣示于全世界，以致将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为“台独”势力预留下太多的生存空间，从而加大了实现和平统一的难度。而且，从历史的长河考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只能是一个权益之计，尽管它很可能要实行几十年。只要相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⑴36}，就不可能把它当成一项长久不变的东西。对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炸我使馆、撞我飞机的恶劣行径，我们的党和政府只能因势利导，正确地引导全国各族人民举行一次空前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这是对全国人民进行最为现实的自我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也是对新时期我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大检阅，它对于消除带路党的不良影响，让人民认清美帝忘我之心不死，让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清中国人民不好惹，乃至重塑人民政府形象、加强政府与人民鱼水深情等等，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对美韩黄海军演，既然此前我们已经讲明黄海问题涉及我国的核心利益，只要我们的政府表现出强硬的反对态度，并命令人民解放军相应地做好坚决的作战准备，就完全等于又给美国人重新划出了一条新的十七度线，相信美国人将只有屁滚尿流的份儿了。有人可能觉得，我们没有这样做，事情不是照样过去了吗？那是一种糊涂认识。因为事情表面上看是过去了，可它让人家看清了我们的底线——没有底线！也给了带路党一个不应有的错觉：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美国主子是不敢惹的。这就等于在我们亲爱的祖国母亲脚下埋下了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只是美国人在今天面临着太多的问题，因而腾不出手来轻举妄动而已。善良的中国人切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呀！　　

——必须独立自主地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富国强军。美国人讲，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化。这是敌人的口中吐露出来的至理名言。在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删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在是一种自毁长城之举，必须立即予以纠正；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必须坚守。当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干什么的？当然是用来打仗的。其首要职责就是要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的国防，坚决、干净、完全、彻底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要准备打仗”的口号就一天不能放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一天不能忘记。我们的军工企业，必须实行国家垄断，不能让所谓民营资本轻易介入，更不能允许外资染指。　　

——必须大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

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⑸620在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必须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正义斗争。改开以来，我们自动地放弃对东南亚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支持，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在客观上都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一次背叛行为。当然，我们对别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还应该根据别国人民斗争的实际需要，严格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原则。《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要靠别国人民自己去发动，别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要靠别国人民自己去争取。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若实在要包办代替了，即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个“胜利”也是不能巩固下来的。未经他国人民允许，无论以什么好听的借口，去以武力威胁和侵入他国领土，干涉他国内政，都是不能容忍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是我们对世界的郑重承诺，也是我们永远都不能放弃的又一项基本准则。当年的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抛出了“有限主权论”，为其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名义推行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社会帝国主义论调提供“理论”根据，遭到了我们党无情揭露与批评，使其声名狼藉；今天，我们更必须揭穿美帝国主义“人权大于主权”的罪恶阴谋，比勃氏的论调更为邪恶。不将它彻底搞臭，世界岂不永无宁日！

——提出“做负责任的大国”的口号本身是无可挑剔的，因为我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民和五千年文明史的社会主义大国，理应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也是希望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在各种国际性问题上主持公道，改变人吃人的国际丛林法则。建国初期的三十年中，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被排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我们却仍然不失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在著名的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同志表现出来的外交风度；在著名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副总理说出来的铿锵话语；在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会场上，乔冠华外长所展现出来的爽朗风度，就处处显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采。我国是一个有着960万方公里陆地国土和13亿人口的大国，又是二战的战胜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不敢做、不会做，不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可真要贻笑大方了。“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拿中国人的话不当一回事的人，无不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们必须问，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是向谁负责？是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世界人民负责、向全人类负责，还是向美帝国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负责、抑或向臭名昭著的中美国负责？这是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在具体的外交策略上，对所谓朝核问题，不应做美日韩的附庸去空喊“半岛无核化”的口号，必须督促美国做出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包括朝鲜在内的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郑重承诺，督促日韩做出在任何情况下不进行核武器的研制与开发的郑重承诺，然后再来同朝鲜协商放弃研制核武器计划的问题；否则，美日韩不愿意做此承诺，即使“六方会谈”最终归于破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不会塌下来的。对设立利比亚禁飞区问题，这明显是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我们本应该坚决地予以反对，不能允许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得逞；即使退一万步投了弃权票，也要在投票的当时明确地宣布我国的立场：不仅利比亚政府的飞机，而且反政府武装的飞机、法英美和北约的飞机统统不能在禁飞区上空起飞。哪有在利比亚的领空上，利比亚的飞机不能起飞，而非利比亚的飞机反而可以横行无忌的道理！而在法英美违反联合国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在利比亚领空狂轰滥炸，我国政府就应该发表声明，号召世界人民同声谴责；甚至可以号召利比亚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地团结起来，打退共同的敌人侵犯和分裂利比亚的罪恶图谋；并可以警告萨科　齐　先生：不要效法美国人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傻事。　　

——必须做好我们的情报工作。自古以来，两军对垒，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建国前，我党我军能不断地发展壮大，情报工作虽不是最重要的，却也是功不可没。美国打伊拉克，为什么会进展的那么迅速？美国人武器的先进自不必说；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西方忽悠下被自我销毁了自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更为不可忽视的在于，伊拉克大量高官被中情局收买了，让伊拉克在美国人尚未发动进攻前就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还有更厉害的：苏联为什么解体了？这自然首先是自赫鲁晓夫背叛马列主义之后发生的一个日积月累过程的结果，而其直接原因是不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大量前苏联高官被收买的结果？虽不好如此轻易地妄下定论，但有人当面追问戈尔巴乔夫对此应负什么责任时，戈氏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他上台的目的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垮台、让共产党垮台；这一目的显然达到了嘛！所以，他不是一个失败者，反而是一个胜利者！得意洋洋之情跃然纸上。最近在网上看到，说戈、叶等大量前苏联前高官早就都被控制世界的顶级金融巨头集团收买成为共济会成员了，这应该不是一股毫无依据的空穴来风。我想，既然美国人可以收买伊拉克人、收买前苏联人，如今人们又会看到他们已经收买了包括利比亚前外长在内的又一批高官，为什么他们就不会千方百计地收买中国高官呢？看看如今的中国，网上那么多人质疑转基因主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严格限制、杜绝转基因主粮，可我们的政府却坚决地不为所动；袁腾飞之流在中央电视台辱骂开国领袖、开发商在海南擅自推倒毛主席塑像，引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可就是看不到我们的党和政府有一丁点回音；赵东民为工人维权，本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却被判有罪，也是震动了全国，总工会前书记处成员都出面了，可在中央高层，却照样激不起一丝涟漪……是不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中也混进了大量共济会成员，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中国的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风作浪的故事、西方特洛伊木马的故事，相信任何人都不会陌生。精明的美国人也是断然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钻进中国政权内部兴妖作怪机会的，何况中国的改开已经为其提供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机会了呢！我们都记忆犹新的是，民运分子利用人们对改开以来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之不满情绪，一手制造了八九年的大动乱。后来，被我们坚决地镇压下去了。可在这一次运动中真正遭殃的，却是大量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影响的青年学子，而挑事儿的大量民运分子们却能够一个个莫名其妙地逃往了国外，那个著名的　方励之　先生还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乘坐美式飞行器大摇大摆地去了美国。而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民运分子们则一个个都成为党和国家的“智囊”，如今都仍然在受到我们的重用。后来，我国由公有制占主体，到不断地“国退民进”，让公有制主体地位岌岌可危、让资本主义经济以“民营企业”的名义，让中国的资产阶级以“民营企业家”的名义横空出世，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就是他们这些人假我中央大员之手所成就的杰作。我想，这些人中，不会没有共济会成员，很可能还不在少数吧；而这些人在这些年中又发展了多少高官加入共济会，由于改开以来，我国的情报工作受到严重削弱（本来应该更为加强），我们可能仍然是完全一无所知。所以，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周总理领导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光荣传统，重建并不断地加强完善我们的情报工作，也应该是本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情报人员的工作，起码应该及时掌握国际资产阶级策反我人民政权工作人员的新动向吧！要牢牢记住中国的一句古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总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要搞好这一工程，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紧紧地围绕着把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这个主题去进行。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党和政府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改革都会失去正确的方向，都将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同时配套进行下去才行；否则，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时，改革还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改革去落实；通过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提供保证；通过国家机构改革去完善；通过基层群众自治体制改革去调动、组织和锻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所有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1月版　　

⑵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　　

⑶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　　

⑷《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⑸《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　　

⑹《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注释： 　　

①我认为，所谓“民营经济”，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经济，这里的“民”就是资本家阶级的代名词；所谓“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中的“民”则是“民营经济”的简称——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中的“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的“民”同“民营经济”的“民”究竟是什么关系，没人能说得清，也没人想说得清，因为二者本就是一回事——不管喊这句口号的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谓“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之情、之权、之利，统统是为资产阶级所系、所用、所谋；所谓“执政为民”则可以解释为执政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同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足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同样不管精英们是否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