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

从威廉·配第开始，政治经济学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从《资本论》问世时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经诞生了近一个半世纪。从那时至今，许多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视为同义语。可是，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当然是指西方经济学）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虽然二者似乎都是在研究经济问题，但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无法相互沟通。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认真思考“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一词的含义，并弄清“政治”在这里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累赘。特别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并载入了《党章》和《宪法》，可是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却似乎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一些高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时越来越少，大有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的势头。据说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最近，一个百般推崇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又声称要进行所谓政治经济学思考，人们看到，他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仍然是西方经济学。这就更迫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政治”、“政治学”，什么是“经济”、“经济学”，并从而搞清楚“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最终分野之所在，不要为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推波助澜了。　　

 “政治”一词，人们谈论的频率是颇高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赋予它一个令人满意的科学定义。马、恩没有给它下过定义；列宁讲过“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⑵这样的话，那主要是在论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的角度谈的，这个定义正确但不完整。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这个定义虽然完整，但由于它抽象掉了政治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因而是不够科学的。我认为，“政”不应只理解为“众人之事”，主要应理解为“众人”之间的关系；“治”也不只是管理，主要是“调整”、“处理”的意思。说得明确一点，政治就是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活动。而这个“人们之间关系”，主要是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它主要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也包括各个利益集团和各个阶级内部的关系。众所周知，人们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是受其所处的经济地位、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支配的；这种处理本身，也集中地代表了特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列宁才说“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经济利益不同，甚至根本对立，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活动必然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每个人都会看到，任何国家、政府、政党、群团组织等通过战争、运动、法律、政策等各种手段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活动都是政治活动；任何政治活动本质上都是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活动。所以，我们给“政治”一词所下的前述定义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与之相联系，政治学则是研究如何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为处于一定经济地位的人们的根本经济利益服务的学问。　　

“经济”一词，人们谈论的频率也不低。大概所有经济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为它下过定义。但这些定义又很少让人满意。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就认为，“经济只不过是一个在生活中相互交易的一群人而已。”^⑶把“经济”等同于“人”，实在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认为，“经济”主要是指人们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及其发展的规模和程度，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有效地利用和节省资源、增大产出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活动。经济学，则是研究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内，如何最有效地配置和组合有限的社会资源（即生产力诸要素）从事生产、交换和分配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定的社会成员需要的学说。

那么，能否把经济学同时又称为政治经济学呢？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⑷。就是说，它研究的是社会生产、交换、分配的“条件”和“形式”。这里的“条件”主要是指与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形式”指的则是生产方式本身，即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的社会方式或人类所需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也就是生产力的运动方式与生产关系表现方式的统一。这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⑸的说法完全一致。而纯经济学研究的则是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本身。有时，纯经济学也会涉及一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但也仅仅是“涉及一点”而已，它是决不会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本身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可见，但从研究对象上看，政治经济学与纯经济学也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决不应把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而且因为：第一，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配置和组合有限的社会资源即生产力诸要素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所涉及的主要是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不谈对人们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处理。现在的经济学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也竭力回避对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揭示，淡化其研究的“政治”含义；西方经济学家们也决不会主张将他们的经济学说称为政治经济学（尽管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也会有意地混淆二者的界限，将西方经济学也称为政治经济学）的。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 ^⑸，它“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⑹第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⑺这个“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是一种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产生、发展、运行及最终为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取代的规律。而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探讨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它不愿意、也不可能真正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最后，与之相联系，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⑻从而为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提供经济依据。而纯经济学是决然不会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来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着强烈阶级性、同政治有着密切联系、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按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调整和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提供经济依据的经济学说。它既不同于政治学，又不同于经济学，却是同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说得更确切一些，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正如生物化学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一样。从广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说成是一门经济学，正如生物化学在广义上也可以说成是一门化学一样。纯化学可以划分为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但不包括生物化学，同样，纯经济学可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不包括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　　

    我这样说，并非望文生义，或仅仅出于字面上的牵强附会，而是来源于对政治经济学史虽属粗浅，但也许并不算太浅薄的思考。　　

最早在“经济学”前加上“政治”这个修饰词的是法国的安·德·蒙德来田。他在1615年出版了一书，题目就叫《献给皇上皇后的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一词，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政治一词的含义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但起码已带有现代“政治”一词的萌芽意义。　　

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表现是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欧洲。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于上升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同没落封建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们适时地把经济理论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初步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资本、工资、以及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三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在其阐述经济理论过程中，抨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行会制度，主张按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尽管其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调整和处理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自由发展。　　

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代表的阶级之阶级局限性，使它不可能正确揭示乃至调整和处理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科学地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个别的现象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⑼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随着其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丧失了其革命性。“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引者注）的丧钟。”^⑽于是，它不得不让位于庸俗政治经济学。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⑾这就要求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批判。而“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⑿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发展，就只能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理论家身上。

适应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要求，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资本论》这部严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中，通过对商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及其发生、发展、运行和必然被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历史规律性；论述了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和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令人信服地阐明无产阶级通过正确途径调整和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根据、准则、方式和方法，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向全新阶段。　　

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⒀而已经终结，到了今天还指望现代资产阶级对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有所建树的话，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在今天的西方，只有经济学的发展而没有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这毫不奇怪。　　

应该承认，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有诸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很大发展，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还缺乏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远未形成完整体系。其深层原因，既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等虽然也有了很大发展，但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虽已建立，但仍然很不完善。随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有各国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稳定、巩固和逐步完善，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才可能逐步建设起来。　　

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同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手中出现停滞的局面相反，经济学在资产阶级那里却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纯经济学的起源讲起。　　

原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如亚当·斯密），既是新兴阶级代表，又受到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从而在他那里有“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于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⒁其前一种理解方法，充满着科学的、革命的精神，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蓬勃朝气，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传统，“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终于“达到光辉的顶点”^⒂——写出了光辉巨著《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与此相反，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则继承了斯密方法论中庸俗的东西，走上了单纯描写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现象的路子，为资本主义制度粉饰太平，把本应深刻揭示经济运行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倒退到物与物之间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有些人（例如萨伊）还主张其研究要脱离政治，实质上是企图极力掩盖这种研究的阶级性。科学研究本应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他们却把它倒过来，变成由深到浅、由里到表、由本质到现象，走上了单纯描写经济运行中表层现象的路子。经过这些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经过庸俗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纯经济学。拿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说来，到了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那里，干脆认为价值就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就是价格。通过这一手法，就把价值这个体现人们之间关系的基础范畴从他的学说中轻轻抹掉，使其能集中力量研究价格形成机制，并提出了所谓均衡价格概念。均衡价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一门彻底摆脱了政治“羁绊”的“新”学说即纯经济学的诞生。现代全部西方经济学理论，正是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本来，一切社会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的，要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单纯研究如何配置资源进行生产是不可能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看成是既定的而无需研究的东西。因而其一切研究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它的阶级性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特性是无容质疑的。由于他们极力掩盖自己学说的阶级性，加上他们也的确不去研究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就使人们误认为它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真正”的经济科学。有人甚至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是深深地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壤之中并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必然深陷于资产阶级预设的陷阱无法自拔，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全盘西化即资本主义化。苏东巨变的现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总之，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西方经济学极力掩盖它的阶级性，这是二者之间又一个显著区别。否认自己的一种学说、一种主张、一个行动的阶级性并在这种否认的掩护下干着拼命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损害其他阶级根本利益的勾当，又竭力指责别人的学说、主张、行动的阶级性，必要置人家于死地而后快，这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的一贯伎俩。如果实在要把政治经济学等同于经济学，那它一定也是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专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而完全不同于纯经济学。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⒃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对我们就毫无益处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不是在空地上，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也不是全盘抛弃，而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未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贫穷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更要学习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一切优秀遗产。何况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方面同资本主义世界尚有许多类似之处，我们不能超越必经的发展阶段，而要充分利用它。加上西方经济学中还有许多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东西。这些都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会有大量的可资我们借鉴之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必须在批判地吸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不断向前发展。　　

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着同一个理论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之间又有着密切联系，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其萌芽（庸俗政治经济学）、发生（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逐步丢掉了劳动价值论基础，日益脱离了“政治”，即脱离了对经济活动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似乎逐步失去了其固有的阶级性（事实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演变为“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百多年间发展的相对停滞为这种“脱离”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使它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容地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方面而逐步转移到专门从事资源配置、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上来。当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考虑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甚至也涉及到为谁生产，怎样在人们中进行分配等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那是因为，再“纯”的经济学本质上也只能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可能完全脱离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在于政治同经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密切联系，使完全脱离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去“纯粹”地研究经济问题、研究生产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这种经济学虽然也涉及到政治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并深根于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上但却绝不以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最多只能涉及到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某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人所共知，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正是以其各不相同的研究对象为基本的划分依据的。　　

事到如今，人们仍不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科，这同下面的这个事实有关：西方经济学家出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本能需要，拒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他们承认了这一点，就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他们的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科学。这就要从根本上动摇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基础。  　　

    资产阶级不愿意承认的事情，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也不能承认。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事实，就会导致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促使我们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真正开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门；二是，既然西方经济学家们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框架内研究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创立出现代西方经济学，那么，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果，我们也同样能够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框架内（尽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尚不完善），研究我们应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我们的有限资源，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创立出现代东方经济学。　　

    当然，事实摆在那里，完全不承认是行不通的。于是，西方经济学家耍了一个花招，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两大类。并且说，他们的学说是所谓实证经济学，其证明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它的正确与否可通过事实来判定；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则属于规范经济学，它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事实来判定的，——因为实在无法驳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就在“不经意”间诬蔑它一下也是好的——这真是精明得可以了。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们还说，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是相互区别的。在逻辑上可以从一种实证的学说推导出另一种实证的学说，但不能从一种实证的学说推导出一种规范的学说。同样，可以从一种规范的学说推导出另一种规范的学说，但不能从一种规范的学说推导出一种实证的学说^⒄。为什么“不能”呢？西方经济学家们是拒绝回答这一问题的。我们知道，如果是研究对象相同的同一学科，它的各个原理间应该是相通的，而不会“不能”。而其所以“不能”，实在是因为他们的所谓“规范经济学”的真实名称应该是政治经济学，而所谓“实证经济学”则是“纯”经济学，二者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　　

我们也有不少同志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因而即使对同一个经济问题的研究，两者所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本不同的。但因看不到其是两门根本不同的学科，因而在它面前只能徒感困惑。事实上这种问题的产生是不难解释的：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是在研究同一个问题，但是，研究这“同一个”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从而其研究对象却是大相径庭的。例如，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从浅层次上看，认为它是由所谓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角度研究，认为它完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似乎都是正确的。人们却并不想继续追究：为什么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呢？更应该去想而许多人却不去想：所谓有效需求不足不正是生产过剩的代名词吗？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等于什么也没说嘛！我们看到，从需求不足的结论出发，通过国家对供求结构、供求关系宏观上的调控，可以有效地缓解矛盾、延缓危机的爆发、减轻危机造成的阵痛。因而包括不少我们自己的同志都认为只有这一个结论才是正确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则持否定态度。但是，我们如果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方面看问题，就会看到，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并非经济危机的最终原因，只要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有效需求不足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宏观调控再有效，也仅仅能暂时缓解矛盾、延缓危机的爆发、减轻危机造成的阵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本身。西方经济学解决的仅仅是如何“治标”的问题，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治本”。二者恰恰体现出两门不同学科的本质特点。这一次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它的恶劣影响为什么会如此广泛？那还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了解决所谓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大搞“金融创新”所惹下来的祸!例如：在美国，一方面，资本家们盖了那么多的住房卖不出去，生产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却有那么多的劳动人民买不起住房。经济学家们不会去追究出现这种状况的经济根源，更不会提出减轻、限制甚至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治本之策；却只认为这又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他们说，劳动者不是买不起住房吗？那好办，资本主义银行可以向你提供贷款，你甚至可以“零首付”，即一分钱不用付出就可以立即买得起一处满意的住房。只要你承诺以后分期支付高额利息就可以了。——这可真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呀：买不起住房的穷人可以住上好房；卖不出去滞销商品房的开发商们可以把这些房子顺利脱手；提供贷款的银行可以稳稳地把钱赚到手，又无须承担太大的风险（因为银行可以将借贷人的债券重新“打包”再卖出去）；至于那些有钱无处花的人则可以用这些多余的钱去买债券，用钱去赚钱，并且可以赚取比在银行存款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一场看起来不可避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这样轻易地被破解了，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又可以在更大规模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了。——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景啊！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旦那些购房人支付不了分期付款的钱（资本主义制度本来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总是相对缩小的；“金融创新”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魔术，或一种骗术、一种游戏。“金融创新”过后，矛盾一点也没有解决，只是被“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吃子孙饭”的现象所掩盖），矛盾总有一天会如同山崩海啸一样不可遏制地大规模爆发开来，差别只在时间的早晚而已。而那些购买“次贷”债券的，不仅有普通的老百姓，还会有许多闻名于世的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一旦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成了这些债券的最后持有人，或成为整个债务链条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一场大规模的金融海啸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最终分野由此可见一斑了。　　

由此我们还看到，科学是分层次的。如何配置和利用有限资源进行生产，是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以此为对象的纯经济学揭示的只能是浅层次的关系，它的正确与否，是人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可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可靠的。魔术中一物变一物是人人可见的，可那却全是假的。如何巩固和变革现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这种巩固和变革的行为是否正确，则是人们的肉眼无法一下子就看穿的，以此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乃是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的矛盾，它的正确与否也并非没有可以判别的标准，只不过它是需经人们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和深入思考才能把握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正是这种两门处于不同层次的学问。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包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既应从有效配置和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入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迫切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同时，又要不断地稳定、巩固、完善、变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更尤其需要有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逐步地创立和不断地完善起来。因而，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可以有计划地组织教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若干理论和方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有选择的运用与批判地借鉴。但这些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西方经济学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体系，决不可能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而在社会主义大学里开设资产阶级经济学课程，其目的只在于批判地借鉴其中合理因素为我所用；并通过比较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坚定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并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和有用的成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以，当我们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偶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样的名词代替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绝不能用经济学这样的名词），只是不能忘记它的确切名字。在马克思时代，纯经济学尚未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是一个概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在二者已经分化了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也不应该继续将二者混为一谈了。更不允许一些人借混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去贩卖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勾当。　　

参考文献：　　

⑴⑵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16、370.　　

⑶[美]N.Gregory Mankiw.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1999.5.　　

⑷⑻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147.　　

⑸《列宁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6. 　　

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3　　

⑺⑼⑽⑾⑿⒀⒂⒃资本论(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16、17、17、18、16、26.　　

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82.　　

⒄李翀: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9.　　

作者于泮泉，男，1948年12月出生，辽宁省瓦房店市人，瓦房店市第十初级中学退休教师。现住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铭科苑　7-6-601　，邮编：100085，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