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琅：无论哪一种教条都是坏东西

中学时代，老师教我们写议论文，先引了几段伟人语录，然后铺叙开去，证明客观发生的事变如何符合了这些论断。此种笔法，看起来似乎很幼稚，然而能够免俗者少之又少。　　

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即是如此笔法，“布鲁克尔（J．J．Brucker）著的哲学史其所以太缺乏批评能力，不仅是从外在的史实看来，太缺乏批评精神，即从他对于思想的陈述看来，也失之武断。我们发现他从古代希腊哲学家们那里抽出了二十、三十或更多一些命题作为他们的哲学思想，但这些命题却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在这种方式下，思辩哲学的理念自将固执在抽象的定义里。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至少也由于没有人知道，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哲学全书纲要》（即《小逻辑》）……并不仅是为了适应一个外在的目的而加以编纂排列，象对于已有的现成的熟知的材料，依据某种特殊用意加以缩短或撮要那样。”（黑格尔《小逻辑》）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也是如此写法。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教科书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　　
 毛说得很对！知识分子往往如此。我自己写了文章后，往往自我感觉良好。但给行内人一看，却是破绽百出，以不懂行之故也。分析法与归纳法都是不充分的。真正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主义。辩证的必然是历史的。同时，懂历史的人，思想方法不可能不是辩证的。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要以辩证的、历史的方法去叙述与研究事变，不要拿事变中的发展去凑合既有教条。　　
无论哪一种教条都是坏东西，不管是马列主义教条还是自由民主教条。30年来，在背离马列主义教条之后，时贤并未学会从历史、社会、阶级关系，财产形式等方面去研究历史，研究现实，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政府以及一切政治团体，用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去分类，去衡量：是独裁的专制主义呢，还是自由的民主主义。前者是恶，后者是善。以这种历史观看中国史，则民国时代那种虚弱的独裁制，比起因为军事胜利而建立起来的铁桶一般的统治，可能还多一点“民主”。这也就难怪他们大唱民国时代的赞歌，却忘却了当时的苦难了。这是一种最肤浅，最庸俗，因而也是最流行的看法。流行就一定好吗？我看未必。至少流行感冒就不是好东西。想想看，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才印行几千册，而欧洲一个庸俗诗人的诗集发行了上百万册……可是到了如今，还有谁记得这些“羊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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