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共产主义向现代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中国古代共产主义向现代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人类历史的探讨(15)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共产主义存在了几千年。到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为了从中国获得原料和劳动力，为了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此，要消灭中国的古代共产主义。英国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破坏了中国的古代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的自然村，引起了中国农民的革命!马克思告诉中国农民，在中国农民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要实行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挽救公社进行现代共产主义的建设! 马克思对中国农民指示是： 第一，在自然村里农民的土地没有被剥夺。在中国的自然村马克思称为农村公社，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因此，农民和土地没有分离!在西欧由于农民的土地被剥夺，所以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由于中国农民的土地没有被剥夺，所以，“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对中国农民来说并不适用，换句话说，中国农民不会发展资本主义!农民和土地的结合，这是中国农民由古代共产主义过渡到现代共产主义的最根本的条件! 第二，中国自然村是古代共产主义。在西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马克思说“俄国则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可见，马克思断定中国的自然村或者农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所有制!这就是我使用古代共产主义的根据。既然中国的村社是古代共产主义，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发展到资本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或者发展到现代共产主义，这就是现代共产主义所有制代替古代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中国获得胜利，那末，绝大多数农民即中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 第三，中国的古代共产主义不必加以破坏。西欧的古代共产主义由于农民土地被剥夺，就灭亡了。中国的古代共产主义怎么能免于灭亡呢?在西欧，土地公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连串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而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是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如果中国脱离世界独立存在，那么，它的发展也像西欧那样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到西欧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自然村的灭亡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中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 第四，古代共产主义向现代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已经为这种过渡创造了物质的条件，中国农民革命以后利用自己的农副产品可以交换西方的现代共产主义需要的机器、轮船、铁路等等，不需要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这正像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中国建立起来那么容易!所以这种过渡是非常容易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后需要的机器设备就是走的这一条拿来就用的道路!而不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五，古代共产主义向现代共产主义过渡的有利情况。对于保存(通过发展村社)中国村社有利的情况是：中国村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地，在中国村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总之，在中国村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 第六，过渡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中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自然村保存到今天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中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中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中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村社中来。 第七，过渡到现代共产主义的条件。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村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中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贫瘠。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况且，现在他们连种两三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 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中国村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中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中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村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村社中去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 第八，迷信资本主义的人正在阻碍向现代共产主义的过渡。威胁着中国村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村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村社的毁灭。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村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威胁着中国村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村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为什么从村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间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这些利害关系者才把村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村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 第九，土地公有制和小块耕种是危险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成危险的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促使村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财政压力之下，还引起村社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村社占有制，它的经济上的优越性日益丧失。可是也不应该忘记，中国农民在使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方面，已经采用了集体行动方式，并且他们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就大大便利了他们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中国土地的天然地势，有利于进行大规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而且，长久以来靠农村村社生存的中国社会，也有义务为村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村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　　 第十，古代共产主义向现代共产主义的过渡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中国村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劳动者2015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