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信 仰 的力量

——电视剧《红妆》观后感

 顽石

近日，我在网上看了谍战题材电视剧《红妆》。该剧故事背景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讲述的是红色年代一个神秘女人的传奇故事。解放前夕，我红妆情报小组成员沈荷因突发事件与组织失去联系，为掩护负有特殊使命的“工作丈夫”邓家骥的身份，她隐姓埋名来到宁阳医学院当了一名普通的医生。在这里，她长期背负敌特嫌疑，一再被同志误解，屡次遭无情打击，但她执着信仰，忍辱负重，出生入死，最终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敌特组织，为新生共和国的安宁立下了殊勋。

尽管剧情还有不少漏洞，表现手法也略显粗糙，但在同类题材中，《红妆》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我以为该剧的成功不在于情节的跌宕起伏，最大的亮点是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执着，对使命的忠贞，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这在今天显得尤其有现实意义。

我稍微浏览了网上的一些评论，发现很多人对沈荷矢志不渝坚守信念不能理解。其实，这种现象发生在今天应该很正常。在当下，不要说普通群众，就是共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在建国前白色恐怖年代和建国后前30年那个红色时代，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如何为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非当下主流膜拜的西方普世价值）无怨无悔地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那个时代的英雄故事在现在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听来不啻天方夜谭，他们已经无法感知那种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境界，不能理解人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的崇高精神。这种本不应该存在的“代沟”是如何形成的呢？

价值观的扭曲是最根本的原因。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极端自私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当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当但求目的不择手段成为立足社会的最高法则，当卑鄙成为高尚者的通行证、高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我们当然难以想象夏明翰临死时高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豪迈豁达；不能理解方志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 的执着坚韧；无法感知江姐在面对酷刑时说出“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的从容淡定，至于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王成，践行“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信奉“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王进喜，在当今都成了傻瓜（我说得文雅些，群氓口中称之为“傻B”）的同义词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几十年来，汉奸史学家秉承国内外主子的旨意，右派精英代表少数既得利益者，均不遗余力的歪曲党史，并且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媒体大肆宣传伪党史，全面泼污毛泽东和共产党，这是造成今天整个民族信仰缺失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民族败类图解的党史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就是无知无识、自私狭隘、不顾大局、争权夺利的形象。有个历史教师曾经神秘的告诉我，他有重要的研究发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仅不抗日，反而趁国民党抗日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有铁的证据）云云。其实，这样的论调已经被贩卖30多年了，决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我当即向这位历史教师请教了几个问题：1、毛泽东论述抗日的一系列文献（特别是《论持久战》）不仅是共产党抗日的纲领性文件，还成为了国民党抗战的指南，举世公认。怎么理解这个事实？2、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远离东北、华北，蒋介石因此恳请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日本军队只能向国名党军队投降不能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国民党依靠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运兵到敌占区和共产党抢地盘。按照时髦的观点，“抗日”的国民党军队远离日占区，“不抗日”的共产党军队反而靠近日占区，又如何讲得通？3、如果国民党“积极抗日”，而共产党专事“破坏抗日”，该怎么解释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人士乃至全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不抗日”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而抛弃了“抗日民族英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3个问题，他无一能正面回答我，这就是现在相当多的历史老师的水平。歪曲党史的这些人，一部分是领了饷有意为之，一部分是鹦鹉学舌跟在人家后面瞎起哄。但不管哪种情况，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听到的、传播的都是被扭曲了的党史。日本人、陈水扁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在我们这里不仅已经做到了，甚至还比他们想要做的走得更远。

《红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了信仰的力量，我深信像沈荷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时代绝不是个别现象，否则，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天下，也不可能取得建国后前30年那些无比辉煌的伟大成就。

十多亿迷失了信仰的羔羊，我的同胞，让我们一起呼唤：回来吧，那些失去了30多年的崇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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