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清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 消除官僚资本主义危险

清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 消除官僚资本主义危险

曾飞

　　当前影响着改革进程的中共党员、“有良心的经学家”吴敬琏极力鼓吹“好的市场经济”，呼唤自由资本主义。但在中国封建官僚意识浓重的国内环境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堡垒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自由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产生并发展，而只有官僚资本主义才会在中国产生并得以发展。中国封建官僚意识浓重的国内环境有利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官僚资产阶级不但掠夺无产阶级，同时也掠夺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容许他们长期自由发展而形成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内不可能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就只有投靠国际霸权主义而权当半殖民地中国的“儿皇帝”一条路可走。否则不但国内的无产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容忍他们的统治，国际霸权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也绝不会容忍他们“崛起”。

　　由此，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糟糕。自由资本主义已经给世界造成了社会阶层与地区的两极分化、地球环境危机、经济危机与不间断的战争灾难。而如今的官僚资本主义则不但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美国式的建立在掠夺不发达地区人民财富基础上本土的暂时和局部的繁荣，甚至还会使全中国的民众逐步沦为本国官僚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的双重奴隶而日渐贫穷化。

危险的官僚资产阶级及官僚资本主义

　　佰骥先生在《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官僚资产阶级? 》一文中指出：“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定义这个官僚资本主义现象为，‘在各个国家里对内利用政治特权，实行阶级压迫。’我们注意到这句话，‘阶级压迫’，资本主义的阶级压迫，表现为攫取无产者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为自己个人所有。同样官僚资本主义也是攫取无产者的剩余价值，但他介入了权力垄断，是以更低的商品价格买断商品应有价值。换句话说，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剥削形式，对无产者来说加入了权力压迫。……官僚资本主义，再确切地一点地界定它，比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是，权力也成为了商品，俗语就被叫作权钱交易。”

　　这也就是说，公共权力也被当成商品来进行交易，从而使公共权力能够转化成官僚私人的资本。并逐步以官僚所控制的公共权力为依托，形成高度的官僚资本垄断的局面。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绝大部分归官僚集团所有。劳动者也就因此逐步陷入被压榨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而难以摆脱。官僚集团在残酷吸血的养育之下，也就会迅速壮大，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

　　《天涯问答》dzf2013回答什么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官僚资本主义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往往兼有超经济掠夺方式。除剥削产业工人外，还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滥发纸币，募借内外债、商业投机等方式残酷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官僚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旧中国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的现象就是最明晰的官僚资本主义样本。 　　

　　由于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官僚制的历史遗存和强大的官僚文化，建国61年来，公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高官手中的政治局面不但没有被改变，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并且走到了严重失控的危险境地——官场腐败丛生，贪官杀而不尽，前赴后继，英勇非凡。因此，中国具有官僚资本主义生长的肥沃土壤。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也迫切需要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自己”的奴才秉性来为自己服务，以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今的世界也具有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生长的肥沃土壤。因而，官僚资本主义成了中国社会当前最大的危险。

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催生官僚资本主义

　　毛泽东主席在60年代末期就明确指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又说：“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党的同路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乐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而列宁早就指出：“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

　　建国六十多年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来催生官僚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把当权的自己变成社会的主人，把社会财富甚至女人全都据为己有。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建国之前还是在建国之后，奋斗的目的始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

　　党的同路人在建国之前还能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但是到了建国之后，大权已经在握，也就再也忍不住个人发财谋取最大利益的欲望，成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传播资产阶级的影响，借此催生官僚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把当权的自己变成社会的主人，把社会财富全都据为己有就成为必然。也就是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真实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官僚资本主义，让自己“先富起来”，迅速进入豪富淫乐的“天堂”。这些党的同路人欲火熏心，实在等不及了。

　　特别是在具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强大传统的中国社会，也只有党内的那些掌握了国家大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才有实现官僚资本主义的机会和足够的能量。所以毛主席才会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消除官僚资本主义危险的突破口

　　《共产党宣言》指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获得阶段性的胜利，夺取了政权，并借助政权的力量开始逐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之后，党内的同路人就会强烈感到对自己独自发财致富欲望的威胁，从而抛弃他们一度为了利用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支持来夺取国家政权的“策略”——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转而吹捧资本主义，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实行他们的新的“韬晦”、欺骗策略——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的目的完全一个样，“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那也就是实现官僚资本主义，达到他们占有社会财富供自己享乐的可耻目的。

　　因此，要防止并消除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就必须开展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彻底清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中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特色

　　建国以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无论在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一直相当活跃，并且具有连续一贯的基本特色。人们往往被他们前期的形左实右和后期的原形毕露的表面差异所迷惑，以为前期是“左倾危险”后期才是“右倾危险”。其实不然，前期的形左实右和后期的公开右倾是一脉相承的，目的一个样：使自己从人民公仆变成为社会的主人，依仗政权的力量掠夺社会的全部财富。表现形式不同只不过是由于前期产业工人的实力还相当强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还需要掩饰自己的意向。而后期由于产业工人的队伍基本被瓦解得支离破碎，而官僚资产阶级的实力已经壮大，可以明火执仗，直接推行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基本原则，公然推行资本主义路线而已。

　　1.把自己当为社会的主人，赋予自己代表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图谋任意主宰人民大众的命运。

　　前30年，刘XX大肆倡导“政治工具论”，要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自觉做他们的“驯服工具”；一些官僚又全力倡导大唱听话歌[注1]，把自己当成人民的父母，要人民“听话”无条件服从、孝顺他们这些新生官僚。刘XX唯恐人民不肯顺从自己，甚至还发明了“大食堂”吃“大锅饭”，控制人民大众的饭碗，迫使他们不得不顺从。并且玩弄政治权术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假风，无视商品经济的规律，故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便把罪责转嫁到公有制身上，为他们日后推行私有制炮制“理由”。

　　后30年，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地位从为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独立运动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变为“广大人民的代表”，赋予自己全权代表的特殊地位。这还不够，他们同时还借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从而使自己能够方便地把资产阶级当为先进生产力，而把资本家引入党内，名正言顺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方便地把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和思想，以及封建官僚传统文化都包装成先进文化，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推行封建官僚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复辟资本主义。从而利用所拥有的全权代表的特殊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人。

　　既然是社会的主人，当然可以任意主宰人民大众的命运。并以此实现自己无限的欲望。

　　请听听下岗老工人的一席话：“工人阶级为什么听党的话，却吃了大亏？党教导我们说：‘干一行，爱一行，工人阶级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民当家做主’。可惜呀，哪件事人民当过家，又有那件事人民做了主呢？上级不通过工人同意委派来厂长，一手遮天，成了他家的私有财产，瞬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国有财产全部流失，几十万，上百万的机器变成废铁，请问？他有什么资格当法人代表，害人代表而已 。大跃进，大化大革命的总经济损失也没有这次国有财产损失大！”（来源：网友盛世危言的贴子）

　　听话的老产业工人终于悟出他们被政治家欺骗了！

　　在后30年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喉舌就敢于直接公开宣誓，他们的目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剥夺剥削者，而是要杀开一条血路，把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成私有制（官方语言：民营经济），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美欧模式的市场经济——表面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官方语言：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则宣称“救美国就是救自己”，并且公开宣扬华尔街的“领导者”作用，直接把自己绑在资本主义即将没落的战车上面。

　　人们对他们的新理论，先是质疑，而后则是无情揭露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质。

　　2.力图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从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就可以得到的任何利益。

　　前30年，发生过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但当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上仍然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河南省委报请中央于1960年9月20日批准，撤销了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党内外职务。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信阳事件的材料，26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1960年12月，毛泽东将该事件定性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从中直机关抽出骨干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从省直机关及各个地区干部队伍中抽调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从地区干部队伍中挑选了骨干1483名，组织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

　　刘XX的态度，是一直主张严惩“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结果去请示毛主席，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被毛泽东驳回。结果整个“信阳事件”一个没杀。（见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以及《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信阳事件”》。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XX拥有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就能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的计划！拥有如此不受任何约束，至高无上的权力。

　　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他们带来特殊的地位和享受。

　　后30年，当权者的权力无边无际。他们可以任意贱卖“国企”——这不是“官国”的企业，而是全国人民的血汗换来的财富！玩弄权术，空手捞财。他们可以任意高价出卖属于全民族的世世代代的资产——土地和资源，中饱私囊。他们可以任意进行垄断，无止境地抬高房地产等价格，残酷地吸人民的血，养肥官僚资产阶级。

　　当今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已经把官员的权力提高到何种程度呢？直观体会一下今年8月江津的区委书记说某个楼盘挡了政府的办公楼，破坏了“衙门”的风水，而责令其拆除的惊人事件就可见一斑：

　　据2010年10月1日，大河网，《重庆楼盘挡政府被令拆除 书记称其破坏风水》的报道：“你懂不懂风水？现年48岁的王银峰，拥有理学博士头衔，曾到日本名古屋大学、岐阜经济大学讲过学，被称为学者型官员。8月5日，王志勇和李好学终于和区委书记王银峰见上了面，他们的面谈通过相关视听装置被记录下来。李好学说：“目前三栋楼已经建成了两栋楼，现在第三栋楼建了三层，修了500多个车位，楼房车位要配套呀！能不能不停啊？”王银峰坚决有力地说：“让你停就停，还建什么建？我们重新给你拿地搞建设。”李好学说：“新批的地多偏啊！我们现在是在滨江大道。”“你的地还不是政府给的！”王银峰顿了顿说，“你建了后我还能在这里坐吗！就是因为你建了这个房子，我才在这里坐不成！你建个房子搞得政府要搬迁！你们的房子必须拆！”他进一步质问道：“你懂不懂风水？在这个地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政府的办公楼。这里是衙门！你要建在这里的门口？” ……建委官员有些不耐烦，“我们叫你停工，你就停嘛。我们叫停过十几个项目，他们都乖乖地停了，就你们不听话。” 江津区的达官们比封建官僚还耀武扬威！拥有无边无际、毫无约束的权力！连挡了衙门的风水也可以成为行使公权力的依据，确实世界第一。

　　江津的区委书记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就已经如此惊天动地了。而高官们就更加惊人了，一句话就可以把亿万人血汗凝成的钱拿去买美国两万亿的国债！而国家的主人——人民大众却无权过问。

　　3.歪曲、直至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公然直接盘剥劳动者。

　　前30年，刘XX曲解马克思主义，主张鼓励资本主义剥削。他在全国解放后许多会议上多次强调:“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甚至按照工人的口吻说“资本家：你剥削剥削我吧！你不剥削我，我就没饭吃 ”。

　　后30年，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公开奉承和巴结国际垄断资本。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和评论家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一卷第87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同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清醒地看到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靠什么创造了空前未有的生产力？是资本与科技。前者是劳动的积淀，后者是劳动的结晶，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它们根本谈不上只有人本身才具有的善恶的伦理价值。

　　对于资本，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好走极端，先是只讲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作恶一面，全面否定资本，全面排斥资本，以便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为自己将来全面美化资本留下口实。后来也就只讲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的积极一面，甚至将其视为新的主宰，迅速流行拜金主义，并且已经发展到了难以收拾的境地：俯首甘为资本奴，全面奉承巴结资本，将其抬高到“领导者”的地位。

　　2008年11月14日中国新闻网《布什在华尔街讲话：美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不会变》的报道说：“布什说，全世界都会相信美国仍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因为我们的市场具有足够的灵活度，能够在遭遇挫折后迅速恢’。”

　　对于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的论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做出了明确的响应。

　　2010年09月17日中国网络电视经济台《吴敬琏为纪录片《华尔街》同名书籍作序》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架构。它的一举一动、一起一落，都对这一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和了解它的特点和规律，就成为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必做的功课。……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社会主义各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探索之后，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制度目标。他们仿效温斯顿.丘吉尔评论民主制度的著名讲演的句式，对市场经济制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人断言市场经济是完善无缺和无所不能的。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经济形式。但是如果同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试用过的其他一切经济形式相比较的话，它是最不坏的一种。’”

　　2010年09月17日中国网络电视经济台《招商证券携《华尔街》亮相达沃斯论坛》报道说“对于《华尔街》纪录片的播映，宫少林也对此充满了期待，他对记者说到：‘华尔街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借鉴学习华尔街对建设中国资本市场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华尔街的历史肯定会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相信大家看完《华尔街》一定会受益匪浅。’” 这些人对华尔街垄断资本的顶礼膜拜正在掀起一个空前的高潮。

　　这一切对垄断资本的顶礼膜拜，目的非常清楚，那就是让中国绝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让中国的巨额财富进一步流入美国华尔街的口袋里。

　　4.歪曲、直至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全面推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图谋复辟资本主义。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 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 《毛泽东选集》 第4卷)1949年3月,毛泽东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一经济范畴他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 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发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前30年，刘XX则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推行依靠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建设的路线。另一方面，又狂热地推行极端主义的“一大二公”的绝对的公有制。刘XX当时所炮制的人民公社特色就是“一大二公”，实际上的“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

　　网友Description在“公有制与劳动积极性” 的帖子里说：“绝对的公有制”这个提法说难听点，就是当年国民党骂的“共产党共产公妻”，换个说法而已。58年刘XX搞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也是“绝对的公有制”，后果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当时就严厉批评了这“绝对的公有制”：“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注2]

　　他又指出：“公有制”这个词如今被许多人误解歪曲了。正确的含义应该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并非一切公有，而是“生产资料公有”，而且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当年毛泽东坚持的是“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禁止一切私有，而是允许若干个体经济成份存在。这些个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就不是公有的。比如个体鞋匠的修鞋工具，个体裁缝的针线剪刀缝纫机，个体搬运工的扁担筐子……这些都是生产资料，并没有“公有”。所以不应该说“绝对的公有制”，也不应该说“绝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只应该说“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

　　后30年，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干脆把刘XX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上制造的破坏性的恶果作为根据，彻底否定“公有制”（应该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推行全盘私有化，力图全面恢复私人资本盘剥劳动者的旧社会那种官僚资产阶级四大家族的垄断剥削局面。

　　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家厉以宁教授提出改革的具体道路就是：“中国所有制改革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租赁或拍卖；一般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由承包向股份制过渡；某些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特大型企业，仍然由国家经营。”或者拍卖掉，譬如福建泉州市就一次性把国企卖掉，直接私有化成为私企，当然还得称为“民营企业”以遮掩私有化的真相。或者“靓女先嫁”把通钢、林钢等等无数的优质国企嫁给私人（一般所谓的民间人士是没那个福分的，需要是官僚＋有官方背景的私人才有福消受），全民所有的资本被刻意低估，巨大的国企财富竟然都魔术般地变成为“少数股”。从而官僚资本劫持了全民财富，用这些巨大的资本来进行资本主义掠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大量本来已经得解放的中国产业工人，由此光荣“下岗”，为改革做出牺牲，重新沦为被中外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力。这就是通过“所有制改革”全面毁坏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现实。

　　5.歪曲、直至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阻止无产阶级的反抗。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阶级斗争理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总之，阶级是个经济范畴，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源在于经济，最终也归结于经济利益。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倦，第13页．）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劳动者不“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就永远无法摆脱被剥夺的悲惨命运。今天中国的劳动者，以他们最切身的痛苦感受领悟到了马克基本观点的正确性、合理性。而当今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把“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的国有资产通过“改制”而转变成私有资本。其目的他们的代言人厉以宁之流已经公开宣言：“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把国有资产转变成私有资本的妙处，就是可以利用资本来剥夺劳动者，把“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变成他们这些“少数人”的“巨大的财富”（新奴隶），以维持他们的“享乐”。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反马克思在主义者。

　　前30年，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或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或者故意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整个阶级之间的宏观斗争荒谬地归结为个人与个人的相互斗争，把一些人硬性地划分为斗争的对象，把阶级斗争庸俗化成被标记成“无产阶级”的个人和被标记成“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臭老九”的个人之间的决斗。实质上是在社会中人为地制造对抗和对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借机转移目标，以掩饰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宏观的阶级斗争：抢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剥夺他们用劳动得来的的财富。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刘XX一手导演的“四清”运动中的所谓“桃园经验”：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斗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注2]

　　刘XX为什么要这样扩大化地搞针对个人的所谓阶级斗争呢？其实这是中国官僚的一贯伎俩，毛主席不是要抓阶级斗争么？那我就搞得比谁都“坚决”，都“革命”，都“激进”，都“左派”，连人都整死了上万个了，还不够革命吗？但针对的不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普通干部和群众。这样不但激起了民愤，还转移了视线保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过来还可以证明搞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是惨无人道的。并以此为理由，做出主持正义的样子，反对搞阶级斗争，并据以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基础。刘XX就这样把自己带头制造的罪责嫁祸到毛泽东的头上。刘少奇视察湖南时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在“西楼会议”，刘少奇大讲要揭露“假象”，说：“不要怕揭，要彻底，可能过一点，也没有害处。”“有人说，揭露，怕说成漆黑一团，如果确实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他反对“搞独裁”，反对“搞垂直领导”。这就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官僚权术。（来源：《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

　　后30年，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把自己制造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和罪孽归咎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从而一举全面否定阶级斗争，一劳永逸地对无产阶级实行缴械，阻止他们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以求顺利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他们已经基本得逞。只是到了他们借此而掠夺的巨额社会财富暴露出来之后，人民群众才看清楚了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庐山真面目，从而奋起抗争。

　　最近人们还需要关注一个极为危险的动向，那就是前苏联利用精神病院来作为对付人民反抗的可耻手段。这种伎俩在邓玉姣事件中就已经初见端倪。

　　据报道，在邓玉娇案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巴东县警方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邓玉娇很有可能患有抑郁症，警方要对邓玉娇进行精神病鉴定。这是警方在为邓提供帮助吗？如果邓剌伤的是正常人，那毫无疑问，警方是在为邓维权。而此案中却恰恰相反，邓刺伤的不是正常人，是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罪犯，那邓的行为就是正当防卫。而此时警方重点提出邓有可能有精神病的同时却回避邓是否是正当防卫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旦证明邓有精神病，那邓就不是一个正常人，邓就有潜在的暴力倾向而且其也就不具备正确判断本身所受到的侵害并做出恰当的保护自己的行为。所以在上面说到，如果没有网络的关注，邓玉娇就不是因受到侵害而做出的正当防卫，而是精神病人作出的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这一正一反下的结果就是让人心惊肉跳的迫害民众的可怕统治伎俩。

　　这已经不是歌德巴赫猜想了，而是不争的事实。据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0年的4月17日当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面，神智清醒的徐林东拿出笔，在黄色稿纸上写下：“救救我，想出去”，并且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而此时的徐林东，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6年半。……徐林东当然不是没有管束的权力下的第一个“精神病人”，这样的新闻早已失去了新闻价值。但是它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恐怖：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没有管束的权力的经常都可以疯狂飙车的背景下，到底有多少正常人“被精神病”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下一个“被精神病”者，会不会就是我们中的某个人？（2010-04-24荆楚网，陈家沛《有多少不受管束的权力就有多少“精神病人”》）

　　这种可怕的政治迫害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只要看一个数据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评估：新华社消息说，记者从中华医学会了解到，保守估计，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已达1亿人以上。根据最新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我国精神疾病总患病率高达15%，精神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liuyongli的博文《中国有多少精神病人？》）这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现象，哪会是什么？

　　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却是得寸进尺，不依不饶地力图扩大它们的战果。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刘罡：中国为何腐败难除？》的署名文章就给中国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出了“指导意见”：“若要评选古往今来中国人最深恶痛绝之事，恐怕非腐败莫属。世人分析中国社会腐败难除的根源，多将其归因于政治制度上的缺陷，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和监督的社会，官员的腐败是难以避免的。这一分析虽然不错，但有一个现象却发人深思：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无所不在，但科举考试几百年来却是一块相对净土。尽管历朝历代也时有科场弊案发生，然而科举考试制度却大体维持住了公正、公平和公开，这是为什么？……为了保证本阶层对国家决策的参与权，封建士大夫们在维护科举制度的纯洁性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互制衡和监督。……因此，中国当今社会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实最根本的症结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没能改变“资产阶级”里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换句话说，无需过分迷恋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才是铲除社会腐败的根本之道。”一句话，就是说：中国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劫持机会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理由是唯有如此才是铲除社会腐败的根本之道。——可惜资本主义的美国，腐败却处于更加高级的阶段，单单为了谋取军火商的惊天暴力，美国的官僚就可以为他们打几场伊拉克式的豪华战争！其间的官商勾结确实是中国的官僚所望尘莫及的！这种无耻骗局就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贯手段。

　　6.巴结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出卖民族利益，谋取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前30年，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三面和一面少”，主张与苏联修正主义调和，与帝国主义调和，力图巴结国际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据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六日印发的八届十中全会简报，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九月十四日下午在华东组的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

　　后30年，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直接向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巴结奉承。龙永图名誉博士的理论就有代表性，他说：“世贸组织好比一个党支部，美国现在是书记，中国是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美国担心中国以后会跟他作对，于是趁你要求入党时好好考验一番。”“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既要坚持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对方的利益。不能简单地把向对方立场的靠拢看作是让步，今天的让步可能就是明天的进步。”

　　对这种媚美媚日的妥协巴结路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在“战争正向我们走来”的讲话中尖锐指出：

　　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发达、先进、文明如以色列，不是为了。大的地方（包括争夺水源）和阿、巴打了50年，还在一天不停的打吗？为了争取再正当不过的发展权（除非中国人永远安于贫困、连发展仅也放弃），中国就要准备战争，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更不是由我们中的一些善良人士的善良愿望决定的，事实上这是由“国际惯例”和列强决定的。

　　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教训，和人民共和国50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列强打击（包括用全面战争手段）中国化进程是其一贯的国策。在过去的160年是这样，在今後的160年仍然是这样。

　　迟浩田上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位时，是坚定的鹰派，航母派，战略核潜艇派，海军空军化派，主战派，在他的任上他用手中并不多的经费搞强了中国的空降军，海军陆占旅，特种兵大队，战略导弹部队，模拟外军部队，电子对抗部队并给海军空军从以色列，欧洲，俄罗斯搞来了很多先进的装备。他还着手组建了一支专门对付日本的820特种兵大队，可惜这支战斗力超强的特种部队被解散了，原因竟然是和平年代下如此强悍且耗资不少的特种部队没有保留的必要。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美国，日本不断刺激中国，是国内精英多年来媚美媚日带来的恶果。（来源：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份发言。）

　　这些官僚这样媚外的目的十分清楚，两极分化的“伟大成果”已经说明了一切：

　　国内的两极分化成果：“国有企业改制，A股市场的创办以及房地产开发以来仅短短十几年，就使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和富翁人均财富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富翁人均拥有500万美元财富，远高于全球超级富翁人均380万美元财富，也高于新加坡（人均470万美元）和日本（人均270万美元）。至2006年我国有百万富翁500万个，千万富翁24万个，亿万富翁2200多人，他们占全国人口0.4%，却有八万亿元总资产（占个人总财富60%），而中国人均收入（2004年）却是全球第134位，与菲律宾差不多。按世界贫困标准计算（每天消费不满一美元）我国现有贫困人口近两亿，约占全国人口15%。” （陈钰堆，《用科学发展观总结教训之二：两极分化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亿万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干子女”。“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新华网，赵晓教授，《中国亿万富翁中竟有91%是高干子女》）中国的官僚如此“先富起来”，当然不敢与世界接轨，公布高官的家庭财产了。公布官员财产的提案，甚至在政治局也“无能为力”。

　　国际上的两极分化成果：中国的当权者没有经过人民大众的授权，就把巨额的资金用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贡”给洋主子，加剧中美之间的两极分化，以便取悦美国当局。网友老钟指出，“美国金融界另一风云人物罗杰斯在回答记者‘怎么看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的提问时，也对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愚蠢行为感到不解。罗杰斯说：‘美国现在陷入了危机，政府在大量印刷美元和国债，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那就是美元资产未来预期非常不好。我不认为任何政府或个人购买美国国债是个明智的做法，虽然我是个美国人，但我现在也不会去购买美国国债。中国政府是美国国债第一大买家，我不是中国政府，我无法做出决策。我坚持认为，美元问题很大，不值得再去购买。我想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去继续犯曾经犯过的错误，购买美元资产就是一个错误。’对于中国政府不断地、大量地购买美元资产和美国国债，罗杰斯感到困惑不解，巴菲特也替中国的‘烧钱’行为担忧，可是，我们的‘英明’领导还傻乎乎地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呢!是这样的吗？中国的某些汉奸们尽管如此讨好他们的美国爹，但还是被他们的美国爹所不断厉声斥责，比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毫不客气地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过度消费都怪中国人。伯南克主席在他的这一新理论中解释，问题不是美国人花钱太多，而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储蓄太多，他们能够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为美国人的消费提供经济支持，所以才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过去十年间，中国政府以高达1万亿美元来讨好美国，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和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证券，这使得利率降低，导致美国一个历史性的消费狂潮和房地产泡沫以及由此引起的金融危机（见12月29日的《环球时报》）。”（老钟，《巴菲特又猛扇中国某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外，还有“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专门向购买房屋的美国人提供贷款的公司，中国购买了3760亿美元的债券，意味着中国政府为美国人购买房屋提供了3760亿美元的贷款。还有不少中国的银行购买这两个公司百亿美元以上的债券。美国次贷危机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假如在某一天房利美和房地美破产了，中国接近4000亿美元的财富立即化为乌有！”（《磨灭中国人民海量财富的一出丑陋的双簧》）　　

　　中国官僚的权术老外实在不懂，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如果不这样不惜血本地巴结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出卖民族利益，还能满盆满罐地捞取国内的那些巨额利益吗？这就是党内的的右倾机会主义能够“兴旺发达”的根据：惊人的官僚私人经济利益的伟大动力使然！

中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克星

　　关于这一点，网友“多思”的一席话说明了这个问题：人民大众是中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克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打压、掠夺；右派、卖办、汉奸的猖狂进攻；官僚特权阶级的无耻、贪腐、软弱；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得意忘形、得寸进尺；‘走资派’的‘改革不断深化’，不得人心，这一切既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危机和苦难，也在非常有效地教育党，教育人民，促使他们更快地觉醒起来，呼唤中国要尽快产生出象毛泽东那样的伟大人物和伟人群体。”（《中国即将出现又一个“毛泽东”》）

　　这个道理，网友们如此明了。笔者也就不再多说了。这正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道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发挥人民的伟大作用的途径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名副其实的是社会的主人。而第一步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数千万党员，争得党内民主，彻底清算中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恢复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原本属性，带领人民群众去维护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结语

　　多年来，在五花八门的所谓马列主义理论家的蛊惑之下，在中国普及的所谓马列主义思想，很多是“马列教条”，甚至直接就是封建官僚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因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不清什么才是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诸如什么，党代表人民，领袖代表党，也就代表了人民的“英雄创造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假马克思主义；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违背自然规律，维护“官国”——也就是官僚利益的“马列教条”；什么为保护公共财物应该牺牲个人的性命的要人民群众用人命换取官僚集团的利益的残暴思想；什么“要听党的话”，颠倒人民与公仆，人民与先锋队关系，本末倒置的奴化理论；什么不说假话不能办大事的把封建权术等同于无产阶级斗争艺术的理论；什么以“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的官僚理论冒充党性等等。

　　其实，看清种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到底是维护无产者，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还是维护少数人的非法利益。

　　这就是中华传统的人文思想：以民为本。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依归。而中国的传统中道哲学则强调尊道为道，做事要切中事物的规律性；只有符合事物的规律性才能够为整个人类某利益，而不是牺牲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性命来谋取及少数官僚的私利。

　　因此，执中的路线，切中事物的规律性，不偏不倚地符合事物的规律性的道路才是正道。而过与不及的，或左倾的过激偏离，或右倾的复旧偏离，都要因为不符合事物的规律性而造成严重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一些官僚的权术正是在这种故意制造的损失中趁乱谋取私利。譬如刘XX刮共产风，故意违反商品经济规律而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却可以趁乱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谋夺领导权，并指责建设社会主义的正道，推销自己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歪道。所以，无论左倾、还是右倾其目的和手法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故意背离事物的规律性，破坏执中的道路，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人们必须坚持中道正道，而不能被忽左忽右的刘氏“左一下右一下”的所谓开汽车的政治艺术（权术）所迷惑。相信他们这些政治家全盘否定前30年，全盘肯定后30年的鬼把戏，而迷乱人们的视线。

　　中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伎俩就是故意违背系统论原理，制造混乱。典型的事例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贫富差距过小的鬼把戏。

　　阶级斗争是一种宏观现象，而不是微观现象，也就是不是一人一事的现象。阶级是个经济范畴，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源在于经济，最终也归结于经济利益。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始终围绕着宏观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始终把阶级斗争的焦点集中在防止“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篡权上面。用民主的力量阻止“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样一个派别——新生官僚集团把自己转变成国家的主人，而对人民大众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这种担心，现在正在成为可悲的现实。

　　对于这个道理，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我们可以通俗地用一个物理现象来进行比喻，便于形象地加以理解，以免受人欺蒙。

　　学过物理学的都知道，热现象是由物质内部大量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引起的。说这个物体很热是这个物体的宏观性质，也就是所谓的整体突现的属性或功能。但不能把它“落实”到物体中的每一个分子上面，说这个分子“很热”，那个分子“不热”。每个分子的热运动都是无规则的，它会随着每一次偶然的碰撞而改变速度和方向，把每一个分子归入或快或慢的不同分组之中的努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同样的道理，社会中的大量人群因为经济利益的相近而汇集成不同的人群，用群体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宏观上就出现了类似于“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宏观概念。如同不能把热现象“落实”到物体中的每一个分子上面的道理一样，也不能把阶级斗争现象“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分子上面，整出一个个的“黑五类”和臭老九来作为阶级敌对分子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破坏了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维护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这在系统论，就是“系统的整体不等于局部的总和”的原理。这个原理不能违反。

　　但如今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家厉以宁教授依然玩弄这种把戏。他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加权平均，算出一个总基尼系数。这个总基尼系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2的数值。以此证明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证明已经引起两极分化的所谓改革路线的正确性。这样的故意违背“系统的整体不等于局部的总和”的系统论原理而炮制谬论来进行欺骗的手法和前30年刘XX的“左倾”手法是完全一个样的，具有连贯性。人们不要被他们表面“左倾”与“右倾”的不同而被迷惑。他们奉行的一直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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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歌曲是伊犁军区的文化干事李之金创作的。李之金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把周围同志们朴实的语言记录下来，不加任何修饰，原腔原味，写成的歌曲。歌曲刚一定形，很快就在伊犁边防传唱开了。稍后参加了全军文艺会演，由此唱红了全军全国。一些政治家很快就加以利用，大肆宣扬党员和人民群众都要听党的话，把党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极力灌输盲目服从的奴化思想，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六十年代又编出了一首政治歌曲，歌词曰：“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把听话哲学发展到了极致。

[注2]有人会指责说，这是以途听道说来作为论说的根据。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文件严加保密，对人民大众不公开的中国国情之下，难道还有更好的途径可以了解真相吗？至少，一些有资格接触机密的同志所透露出来的一点一滴信息，对我们看清真相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 无法排斥这唯一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