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替代“官国”：廉价小政府

用什么替代“官国”：廉价小政府

曾飞

　　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告别‘官国’的历史起点，其代表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但是。中国人民在于与“官国”传统决裂之后，应该用什么替代“官国”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获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方面，他是一位胜利的英雄。但是，在与“官国”作斗争方面，则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人们如何葬送千年的“官国”，创造人民国家的崭新民主体制，至今还是一个急待完成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官国”？

　　什么是“官国”？所谓“官国”，就是官僚政治(Bureavcracy)。古今中外，都存在官国，即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始于中国。大致从秦王朝开始，日后在科举制度的促进下，逐渐成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由于古代的“东学西渐”，中国的以科举为特色的官僚制度逐渐影响西方。诸如，1615年，利玛窦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并有法、德、西、意、英等多种译本流行。……《利玛窦中国札记》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利玛窦认为相当于西方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内容涉及考期、考场、考官、科考内容和规则、录取方式、授职仪式等具体问题。利玛窦观察到，“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一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他们来管理”。他同时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就是道德，但是由于缺乏逻辑学，他们的伦理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这些描述，道出了东方官僚制度向西方传播的路径。也描述了日后所产生的主要差异：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理性官僚制的逐渐形成。然而，虽有差异，但基本的组织结构特征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其优点与根本性缺陷也就基本相似。因而在“西学东渐”中引入中国的韦伯理性官僚制，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僚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人们应该注意到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精辟论述：“在有关政治理论或政治史的书籍中，我们经常容易见到关于贵族政治、专制政治、民主政治的论著。但把官僚政治(Bureavcracy)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的，却比较罕见。那往往只是在讨论其他政治形态时附带地说到。对于这种政治现象形态较少论及的理由何在，下面还有谈到的机会。这里我只想说明：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也许就因此故，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Prof．Laski)曾在塞利格曼教授(Prof．Seligman)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就官僚政治做过这样的概括说明：‘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70页)。 这个说明大体上是妥当的，但我认为需要加以补充和辨释，否则不但那段话后面引述的例解有些不易讲得明白，而且我们也似乎可以依据经验说，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王亚南的学生孙越生曾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写过序言，也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领域的专家。他认为：

　　“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人们也十分痛恨官僚主义。但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是寥若晨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无所不在地飘荡了几千年之久的这个幽灵——官僚政治幽灵的彻底清算，在今天以前是做得很不够的。”

　　“由于官僚政治是专制独裁政治，百官最后皆向帝王一人负责。因此，帝王拥有莫大的权力。帝王的个性、能力、知识、好恶等个体特性对他所支配的官僚政治机器的具体特点乃至成败兴衰都有极大的影响。他对于各种治术的采用有独断擅行的自由，其效果也颇为不同。中国二千余年的一部官僚政治史，洋洋洒洒无奇不有：在经济上从门阀（变相的贵族制）到庄园制，从自由经济到官僚买办资本都能搭配；在政治上从西方议会制到法西斯独裁皆可信手拈来；在思想体系方面，儒释道兼容并蓄，甚至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女皇制都可以和它熔于一炉。官僚政治的‘政治化学亲和力’像魔术—样神奇。这是为任何政治体系所不及的。当官僚政治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情况又怎样呢? 官僚政治的残余因素仍很活跃，顽固地寄留于宿主之内，只要在依靠人治的地方，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义都有可能乘虚而入，形成病灶。可谓‘官僚顽症’或‘官僚主义恶魔’。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已成为比癌症或心血管病更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了。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于人民。”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其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做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官僚政治中帝王百官们的神圣庄严诸相，不过是人为的幻觉。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有一定法制与机构来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俄皇叶卡捷林娜说，如果农民到了受教育的时候，就是她的统治垮台的时候。这话道出了官僚政治的‘阿基里斯之踵’。因此，与官僚政治作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从长期来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毋宁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现代化。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侵害民主的趋势进行了有力抵抗的事实。……因此，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采取什么态度，既是区分真假共产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区分真反还是假反官僚主义的试金石。一切以任何借口来延缓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方针，都是助长官僚主义活力的方针。任何在这方面认识模糊的表现，都只能使官僚主义者得计。……对人民大众的吝啬，就是对官僚主义的慷慨！让我们把这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浅显道理写到反官僚主义的ABC中去，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

　　王亚南先生及其门生孙越生的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官僚政治可怕的‘政治化学亲和力’正在进一步得到验证。官僚政治也可以和第一把手的高度权力、市场的权力垄断以及奴才化的文风密切“亲和”，搅和出一道适合国情的中国现代的特色官僚政治，而乘机死灰复燃。而这道特色菜系也确实建立在国民的被贫困，被奴性化教育的基础上。也因而，无数草头“国王”们才会有自己的“臣民”，而具有了存在的理由。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不断增加劳动者劳动报酬，让群众体面劳动的重要决策，时下被一些既得利益者所拖延，贯彻缓慢的现实，也表明了“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采取什么态度，既是区分真假共产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区分真反还是假反官僚主义的试金石。一切以任何借口来延缓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方针，都是助长官僚主义活力的方针”的判断的正确性。确确实实，“对人民大众的吝啬，就是对官僚主义的慷慨！”因而，今日一切用“合理”的理由和手段来阻挠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加的行径都是“官国”的垂死挣扎，都是官僚政治对人民大众的疯狂反扑。

用廉价小政府替代“官国”

　　网友直接了当地说：“13亿人民要廉价的小政府，要为人民办实事的干部。不要庞大的官府，豪华奢侈权力无边的官僚机构。现在还不去贯彻中共十三大正式确定的目标，建设廉价小政府，改革就会彻底失败！中国将不再是社会主义，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国家了！”

　　还有网友指出，老子曰：“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也就是说管理国家的，要做到不无事生非。如果无事生非，就不配管理国家。

　　所谓无事生非，无非是官多事少，闲得无聊，于是得其闲利用起自己手中掌握的缺乏有效制约的公共权力，来制造事端，从中混水摸鱼，谋取私利。

　　在古代，就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无事生非的典范：

　　周幽王有个爱妃名叫褒姒，长得非常美丽，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但是“从未开颜一笑”。为此，周幽王使出了一个赏格：“谁要能叫娘娘一笑，就赏他千金”。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点起烽火戏诸侯的办法，来换取娘娘一笑。一天傍晚，周幽王带着爱妃褒姒登上城楼，命令四下点起烽火。临近的诸侯看到了烽火，以为西戎来犯，便领兵赶到城下救援，但见灯火辉煌，鼓乐喧天。一打听才知是周幽王为了取乐于娘娘而干的荒唐事儿，各诸侯敢怒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收兵回营。褒姒见状，果然淡然一笑。但事隔不久，西戎真地来犯，虽然点起了烽火，却无援兵赶到。结果都城被西戎攻下，周幽王也被杀死了，从此西周灭亡了。有诗人记述说，“良夜颐宫奏管簧，无端烽火烛穹苍。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妃笑一场！”周幽王钱够多了，无事生非所图仅是一个色字！因此老子认为这类人不配管理国家，让他们管理国家就必然遭遇动荡或亡国的命运。

　　不要以为无事生非的只是王公大臣们，即使一个企业的高管，有了这种当“官”的环境条件，也一个样地无事生非，图谋私利。“回头看看我们的高层管理，同样有诸多的无事生非，轻的造成企业亏损，严重的使得企业不复存在。他们除了那些所谓明星们无事生非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首先是权利欲望的膨胀。大邱庄的禹作敏在致富后，将自己看成大邱庄的土皇帝，为所欲为。到最后，高层管理已经失去管理的本性，高层管理成了惩罚异己的法庭。一些其他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虽然没有禹作敏那样成为土皇帝，但把企业甚至于员工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者大有人在。于是动不动就找几个人训话或者是其他处罚，显示自己是高层管理者。”（《无事生非的高层管理》）当然显示自己权威的目的，绝不仅仅为了面子，最终还是要落实在钱与色两个字上面。

　　而当今官员无事生非捞钱的典型个案就有：

　　据人民网2010-05-05报道：“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利用为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等机会搞权钱交易，甚至直接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敛财逾亿元，其中罗亚平一人涉贪上亿”。“罗亚平捞钱的主要伎俩，一是利用掌管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的职务便利，截留、私吞征地款。……二是打动迁补偿款的主意。在看中某处房产后，她先用房主的名义制作假的动迁手续，骗来动迁款给房主，房子就成了她的。更多时候，她直接制作假的动迁手续捞钱。抚顺市纪委副书记王新国、市纪委常委曹宪阁介绍，对罗亚平‘双规’后，第一时间对她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从她身上共发现他人的身份证12个、户口本15个，还发现了身份证复印件23个，以及区土地经营中心大量空白收据、私刻的顺城区人民政府公章以及顺城区区长的印鉴，罗亚平一个人就行使了政府的职能。另外，在她的办公室还搜出大量房照、地照，大部分都不是其本人的姓名。” 之所以无事生非，“制作假的动迁手续”，为的就是给自己捞钱，包括房产。这一类人捞到了房产，自然要进一步无事生非，制造房价暴涨的局面，来捞更多的钱财。而他们的帮闲文人也想分一杯羹，于是也无事生非，制造房价不断上涨是经济学客观规律的鬼话来兴风作浪。

　　因此，寄希望于手握公权力的官员自觉“效忠于人民”是不现实的。希望掌握公权力者不利用手中的权柄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需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限制。

　　其一，不要人浮于事，让官员得闲无事生非，这就需要精兵简政，要小政府，不要庞大的官府；要像当年延安那样，不要今日的豪华庞大的政府机构。

　　其二，不要让政府肥得流油，人民穷得孤苦无助；因而小政府还必须廉价，勤俭节约而能富民强国；不能富了官府穷了劳动者，劳动者穷而孤立无援就无力监督、制约官府。

　　其三，要人民群众、劳动者当家，人大掌大权，廉价小政府来执行；不要人大虚设，官员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劳动者执行；也就是要兑现人民民主制度，首先是人民代表由人民公选，不由官员暗中赐予。

建设廉价小政府的要害是：切断官商勾结，政治经济互相补充的社会基础

　　经济学家王亚南还进一步指出了近代中国官僚政治的“特色”：“照理，中国新官僚统治，既然如我们前面所说，利用抗战及内战的机会得到了特殊的发展，统治的权力加大了，经济利得也大大充实了一番，政治经济互为补充，应该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脸皮相的观察者乃至官僚阶层自己很容易相信，似乎只要没有威胁其生存的内战，那种政治形态就会好好统治下去的；他们迄未反省到，内战并不是偶然从外部投进的怪物，而恰好是那种统治在现中国必然要招致的后果。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之支撑物的官僚资本，它当做一种客观存在所展开的运动，就已经含有否定那种政治形态的内在作用。我曾在其他场合（见拙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讲过，官僚资本有三个显著的倾向：其一是独占资本化，因为官僚资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职权，由垄断或独占创造出来的。官僚经营的无效率，非有独占利益，非获得依政治权势所享有的差别优遇就无法维持。所以，官僚资本要维持和扩大，就必须设法增大其独占权，增大其政治权力。在这场合，就必然要发生官僚资本之政治资本化的倾向，即原来以官求财，现在反过来以财求官了。官僚将其所占有或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赌本。他们以此安插同派政治因缘的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或一系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结果，一切官僚事业的衙门化、无效率化就成为极自然的现象，而一旦由政治风波掀起宦海升沉，就会马上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左右的经济部门。官僚资本活动歪曲到经济范围以外，只须有三几次的政治人事变动，银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业组织也好，都将造成脱节、混乱或破产的现象。然而，官僚资本最不可忽视的，或从国民经济立场来看最有害的倾向，还是它到头一定走买办化的道路。中国官僚资本的前身已经是买办金融资本，由买办金融资本转形到官僚资本，我们已指明那并不曾减弱它的买办性格，至多，只是掩盖了它的买办性格；等到官僚资本被利用来保持政治势力，那种资本活动中，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奥援。而有了外国奥援的官僚资本家，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场面下做一个不倒翁了。所以，拼命争取外援或外国投资，就整个官僚统治讲也好，就个别特殊官僚讲也好，都无非是藉此充实政治资本。因此，全官僚资本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岂不是要国家殖民地化么？然而，国家殖民地化，也许并无大碍于官僚政治的存在；假使各种原始的无情剥削还可能继续进行，官僚经济虽造成再多的浪费、损害，甚至向外国转移资金，仍无关大体，无奈的是这里正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阻碍或限界。”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同样的现象，在日本重复，也就有了今日日本经济的困境。在前苏联重复，也就有了苏联的解体。而在今日中国，当年的官僚资本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利用政治职权，由垄断或权利独占创造出来的奇型官商勾结的隐形官僚资本依旧可以成为一种潜流而作为一种幽魂在中国的大地上飘荡。官商勾结已经成了复活官僚政治阴魂的主要危险，当前艰难的反腐败斗争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原来以官求财，现在反过来以财求官”，卖官、买官的现象屡禁不止。

　　因此，作为击败官僚政治传统的廉价小政府，其要害就是要斩断以官求财和以财求官的政治经济互为补充的官僚政治复活的社会基础。小政府的权利受到分权制的限制，执行权限又受到人民群众、劳动者的有效监督，使之敛财困难；廉价政府不直接控制庞大的财源（强化人大的控制），使之贪腐困难。再加上严惩市场经济中的事事以贿赂开道的违法行径，就能阻断以官商勾结来复活官僚政治阴魂的主要通道。确保从谋取私利的官僚政治传统走向服务民生的民主政治，同时也从根本上防止中国再次被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