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之死实属报应

       北大教授之死实属报应
                     作者：安庆仁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的是血腥，收获的肯定是死亡。有这样几种人，我是绝不会同情的。

一是跳楼的股民。

在金钱游戏中丧失理性的疯子，选择死亡，其实正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股民的利益建立在伤害别人利益的基础上，别人的损失，就是他们的收获。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死亡不但是一种报应，同时还是为社会减负，因为他们的存在，会使更多的人陷于水深火热，这样的人死掉一个，就会有很多人免于饥饿。

二是被工人打死的民营企业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工人们所以要打死他们，一定有应该打死的正当原因。孔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这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害人者人恒害之。我当然不认为民营企业家就该死，但我敢对上苍发誓，所有被工人打死的民营企业家肯定该死。哲学和法律共同认可一个原则，——以恶去恶，但法律比哲学更进一步，法律同意合理的报复，也就是说同意对害人者施以惩罚。而在法庭不能体现法律意志的时候，社会自然就会自动的代行法律的职能。

三是被黑社会追杀的律师。

律师并非是为了维护正义而诞生的，因为律师体现的是金钱的意志。在私有制社会里，谁有钱谁就能雇佣更高明的律师，那么毫无疑问，因为律师的参与，有钱人就能从法律的空隙里获益。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把律师这个职业说的美轮美奂，但事实上，律师并非高尚的职业。恰恰相反，律师职业是一个最无耻的职业，甚至不如妓女。律师没有人格，没有道德观念，没有民族、国家观念，律师的观念里就一个东西——钱！否则他就不会选择当律师。

四是遭群众批斗的官员。

中国官员90%都是冷血动物，不特现在如此，文革前亦如此。1949年中国共产党只是打败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但是并没有打败封建官僚主义，也可以说，这个政权尽管在体制上属于社会主义，但其内部的运行规则依然不改封建礼制的陋习，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自己的政治理念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其沿袭的文化模式又导致它极端漠视人民痛苦。官僚阶层与民众的对立就这样产生了。

文革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是一次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它用血与火彻底焚毁了在中国社会一脉相传存在了3000年的主宰中国社会的封建势力。文革可以看做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此前的中国是封建时代，此后的中国是现代社会。经过文革的洗礼，更准确的说是底层民众在文革中经过洗脑，从心理上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束缚，从而对官僚士大夫阶层和有钱人表现出一幅不屑的神情，他们还认识到：只有敢于造反，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文革之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众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它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文革不但砸碎了一个旧世界，还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没能成功的在现实里落户，但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头脑、人的心灵、人的观念。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平等、社会高度自由、不需要权威、也不需要法律和制度，因为这个世界里的每个人都可以熟练使用批判的武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世界将重新回到人间。

五是被公安局、检察院治罪的记者。

一句话：黑吃黑。

六是被社会伤害的大学教授。

80年代初科技大学有个教授，为了抗议国家怠慢知识分子，就在学校门口摆了个修鞋摊。果然起了作用，十年以后大学教授不用修鞋了，但修鞋的下岗工人却多达几十万。此足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耻，为了自己免于修鞋的命运，就让几十万工人去修鞋。

中国学者太没人性，他们张口闭口说毛泽东不仁道，依我看，毛泽东实在是太仁道了，否则要是当初他老人家再狠狠心，把这些乌龟王八蛋都整死，哪会儿让老百姓后来吃这么大的亏。就中国的文化模式而言，中国就应该由毛泽东、朱元璋和雍正这样的人来治理，每隔几年，就狠狠地杀一杀读书人的恶念。

好在，自然有自然的法则，虽然文革不再，但自然法则却发挥了作用，当羊被吃光以后，狮子的目光自然瞄准了豺狼。记得前年的这个时候，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教授向北京市公安部门提出上街游行的申请，游行的理由是校方把国家批给学校建教师住宅楼的土地移作它用。去年春天好像还有一次，是北大教授单独组织的静坐活动，原因是集体购买商品房时中了开发商的奸计。说句大实话，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这是自食苦果，用两个字形容——报应！用两个字总结——活该！

实事求是的讲，如果没有北大清华那些烂教授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极力鼓噪市场经济、丛林法则，中国社会绝不至此。“牺牲一代人”，他们说的时候是多么的轻松啊，仿佛那不是人命，而是牛和马。这里问一句，谁知到一代人在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去网上证实一下：最近三十年里，中国社会有7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面对这个数字，一个北大教授的死，难道就值得同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