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郝柏村先生的“还原真相”

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郝柏村先生的“还原真相”　　

郝柏村先生一向反对“台独”，拥护祖国统一，这一点是令国人敬佩的。值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前夕，郝先生撰文《真假抗战之辨》，提出“谁是抗战的真正领导者”的疑问，质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郝先生说：“毛泽东成功了，但说抗战是他领导，完全是谎言。”“毛泽东虽然在内战中获胜建政，但是不能窃取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地位。”对于郝先生的这个观点，有必要与郝先生讨论一下。因为郝先生的文章实在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　　

做人，有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尊重事实，而不是抹煞甚至是捏造事实。这一点应该不错吧？象郝先生这样一位政客，还应该有一点政治常识，这也不错吧？　　

什么叫做领导呢？领导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一种是组织上的领导。不知这一点是否能够和郝先生达成共识。　　

组织上的领导比较好理解，就是统领、统率、指挥。　　

共产党被郝先生的亲爱的蒋委员长“围剿”了十年。这十年中，发生了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天津事件、锦州事件、一二八事变、张北事件、华北事变等等，日人不断犯我主权、杀我同胞，而郝先生的亲爱的蒋委员长则不断地丧权辱国，大好河山不断送入敌手。我想，作为长期混迹于政界的郝先生对这些事件、事变，应该不会陌生。郝先生的亲爱的蒋委员长就是这样“领导”抗战的吗？　　

郝先生在文章中说：“九一八事变时，我小学毕业。来年，淞沪战役发生，十九路军浴血抗日，……十几岁的少年，因此义愤填膺。纯洁而无知的青年，……在京沪铁路上卧轨，到南京请愿……”请问郝先生，“十几岁的少年”为什么要“卧轨”、“ 到南京请愿”？还不是因为你的蒋委员长领导的政府不抗日？如若抗日，“纯洁而无知的青年”又何必 “到南京请愿” 以至于“卧轨”呢？　　

在这十年中，郝先生的蒋委员长除了丧权辱国、围剿共产党外，还不失时机地镇压一切抗日爱国运动。1931年12月17日的南京珍珠桥惨案，各地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被郝先生的蒋委员长杀死三十余，重伤一百余（顺便插一句，请愿是什么？请愿就是用哀嚎的方式请求“被领导”去抗日）；1933年，察绥抗日同盟军英勇抗击日本人的侵略，收复失地多伦，不仅没有得到蒋委员长的“领导”，反而在蒋委员长的优势兵力和日军夹击下失败，领导者之一的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先生竟被蒋委员长以所谓“叛国罪”杀害；1935年5月的新生事件，上海《新生》杂志，仅仅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日本天皇，其主编杜重远便被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因反对日本人和汉奸企图将河北、热河两省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去的阴谋，便遭到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仅仅因为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顺便插一句，如若蒋委员长抗日，又何劳这几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成立什么劳什子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呢？），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便被蒋委员长逮捕囹圄……郝先生的蒋委员长就是这样“领导”抗日的吗？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前夕，郝先生的蒋委员长在国内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呢？诚如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国民党书中指出的：“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如果说这些就是“领导”抗日的话，那么，毛泽东先生确实一点资格也没有。　　

    对于蒋氏如此“领导”抗日，郝柏村先生替蒋氏辩解说：“当时，国民政府虽号称统一全国，其实，除了中央嫡系黄埔军队约十个师外，其余如东北军、晋军、西北军、青甘回军、川军、滇军，仍在割据状态。此外，中央币制尚未统一，兵役制度亦未建立，可谓百废待举。当政者如何以军阀割据的形势，贫穷落后的社会，对抗一个维新近七十年的世界强权？”按照郝先生的这个说法，此时的蒋委员长不具备在组织上领导全国抗日的条件，换句话说，最少至西安事变前夕，蒋委员长是没有领导抗日的，不仅没有领导全国抗日，而且既未领导“东北军、晋军、西北军、青甘回军、川军、滇军”抗日，也没领导他的“中央嫡系黄埔军队约十个师”抗日。而且，郝先生的这段话也替他的蒋委员长流露出“畏日”的心态，使读者从中听到了七十年前的“亡国论”的哀鸣。哈！　　

再来看看共产党这边。在遭到蒋委员长的十年“围剿”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一个弹丸之地，而且继续处于蒋委员长的“围剿”之中。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可能从组织上领导蒋委员长乃至全国去抗日。但是，中国共产党切切实实地在政治上肩负起了领导全国抗日的任务——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呢？　　

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比如，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基本口号和“停止内战”“实现抗战”“全面抗战”“游击战战略”这类的口号，都是共产党率先提出，得到了全国爱国军民的积极响应，成为全国人民乃至蒋委员长在一个时期内的行动目标，郝柏村先生不会否认吧？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的第二点，就是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模范。　　

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从民族生存的大局出发，捐弃前嫌，抛却血海深仇，大力调停，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共产党委曲求全，将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动开赴抗日最前线。有这样一段资料：当八路军渡过黄河，开赴前线时，遇到的是潮水般后退的蒋氏嫡系和闫老西的败兵。平型关一战，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乃至“国军”的抗日斗志。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实在是得信心于平型关战役。　　

    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日军在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兵力的百分之九十五，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抗日根据地也不断扩大，至抗战结束时，根据地人口已达一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军队一百万，民兵二百多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这才使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两亿同胞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同时也给了郝先生的蒋委员长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　　

反过来再看看蒋委员长在抗战时期的作为。自九一八事变至日本人宣布投降，蒋委员长领导的“国军”没有收复一寸失地，这是事实吧？国民党二十多个“中央委员”、五十八个将军公开投敌；国民党留在敌后的几十万军队，将近一半投降了日本，将近一半被日本人消灭。这也是事实吧？相反，郝先生的蒋委员长却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几乎酿成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共产党人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

我们按照郝柏村先生“还原真相”的要求，给出了历史的真相，得出结论，八年抗战，郝先生的蒋委员长既未在政治上“领导抗战”，亦未能在组织上认真地有力地“领导”抗战。而共产党在领导抗战方面，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实与有力。2011.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