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

“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　　

思 恩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人通过“思维过程”而产生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3—24，着重号系引者加）人们对社会问题思维的结果，通过社会科学理论反映出来，表达叙述出来。但是，社会问题不仅是很复杂的，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被假象所掩盖，再加上人们分辨事物的能力是很不相同的，是经常发生变化的，这就必然地增加了完整地确切地认识社会问题的难度。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不用说不同阅历的人们会产生出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看法来，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前后自相矛盾的看法的事在现实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在相同的时间和条件下，人们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的看法出现分歧和对立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没有分歧和对立是不可想象的。面对这种现实，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分辨和筛选出符合现实事物的本质的正确理论。因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37—283）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无非是两种：　　

1. 以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理论为标准答案，凡是理论，只要符合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理论，就是正确的理论，位高权重的领导人提出的理论，就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他所有的人不仅只能而且必须随声附和，“一致拥护”，“完全赞同”，如此等等。　　

2. 以学术理论自由为原则，通过不同理论的争鸣甚至论战，明辨是非，判断理论是否正确。　　

毫无疑问，我们只能采取后一种方式来解决学术理论问题。　　

采用学术理论自由争鸣甚至论战的方式来解决学术理论问题，会不会起到宣传错误理论并导致人们接受错误理论的结局呢？绝对不会！谁要这样想，谁就是杞人忧天。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一切反动派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既不能消灭科学共产主义，也不能阻挡人民群众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之中国，人民群众怎么会去接受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而不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呢？！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只能说明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冒牌社会主义理论！　　

恰恰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位高权重的领导人运用政治权力手段强行排除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甚至根本就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一旦出现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不管正确与否，一概视为异端邪说，严厉加以斥责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束缚了科学理论的自由发展。正是这种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容纳不了不同理论，不能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一点点反思的人，“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28—286）共产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38—88）　　

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致格·特利尔的信中说：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加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7—323～324）　　

1992年1月18—2月21日，总设计师《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创。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来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选3—374～375）　　

 总设计师曾经在1978年12月13日极力主张要大搞“争论”！——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以一个正人君子的口气严肃地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来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选2—143）　　

这样，在1978年，不搞“争论”，“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1992年，问题则完全相反了：“搞争论”，“就要亡党亡国”！——“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言而喻，一个社会一旦到了“什么也干不成”的地步，就只有“亡党亡国”一条路可走了！　　

这就是总设计师为我们设计出来的重要理论之一，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谁都能看出这是自相矛盾的，难道唯独总设计师就看不出来这是自相矛盾的吗？他当然看得出来！他心里很明白，他就是要这样做：1978年主张大搞“争论”，是为了打倒毛泽东，从华国锋的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1992年主张“不搞争论”，是为了保住自己不被打倒，继续推行私有化的改革。他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霸道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霸道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毛选2—332）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东西”例如王明的东西，把“一个好的东西”例如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结果之一是红军损失了90％，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确实“可怕呀”！王明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他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支持，二是他拥有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三是利用权力排除不同意见，对持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的总设计师当年就曾经深受其害。但是，“在我们党的”今天，情况是完全根本不同的：“有些理论家”即便是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具有“搞掉”“一个好的东西”的险恶用心，但由于他不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力，因而根本无法实现他图谋“搞掉”“一个好的东西”的罪恶用心，他们只有在得到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力的领导人的支持的情况下，才有条件和可能实现他们的狼子野心；“有些政治家”如果不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也做不到“一下子……搞掉”“一个好的东西”，而“有些政治家”一旦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或者已经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了或者已经采用非法的手段篡夺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就会认为，被他们“搞掉”的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了。如果他们也象我们的总设计师那样，也来创造性的“一个发明”——坚决“不搞争论”，不允许我们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推敲、分析和争鸣以判断是否正确。那可就惨了！——他们的一个“‘左’的东西”，即使是一个最无理最腐败最荒谬的东西，也就成了“一个好的东西”了！　　

但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右的东西”同样也很“可怕呀”！——共产国际、斯大林和陈独秀等人的右导致中国的大革命在1927年失败以后，到1932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屠杀了100万人以上！！！！！　　

搞改革需要有指导理论，理论从哪里来呢？当然是来自“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四大报告）所谓“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说白了，说穿了，就是总设计师绝对不允许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自由争鸣，也就是总设计师绝对不允许有和自己的理论不同的理论出现和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只能按照总设计师的理论来进行。在这里，我们的总设计师唯我独尊、一言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求别人必须把他的话当作金口玉言，把他的理论当成金科玉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知总设计师在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的时候，想过没想过：在中国的历史上，专横跋扈、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还要任命一个谏议大夫之类的大臣，反映不同言论！）但是，“不争论”，又怎么能够判断总设计师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呢？！另一方面，总设计师在这个谈话要点中又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邓选3—372）既然如此，就不能主张“不搞争论”！因为“不搞争论”，必须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总设计师的理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可是，总设计师本人“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百分之百正确”）强加给总设计师！既不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又主张对自己的理论“不搞争论”，这是多么地自相矛盾、多么地蛮横不讲理呀！！！　　

中国有13亿人，其中具有正常思维能力和正常行为能力的人，除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邓选3—375）之外，其他多数人都是看好“‘左’的东西”且愚昧无知到了连好坏都分不清的悲哀地步！——因为如果允许“搞争论”，“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　　

为什么要“发明”一个“不搞争论”出来呢？据说“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创。”按照这种辩解逻辑，为了“搞争论”，就必须把一切都停顿下来，等“争论”出结果之后再“干”！中国一切有正常理智的人绝对不会愚蠢笨拙到此种形而上学的地步！！！！！因为他们相信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下述教导：“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选4—368）不仅如此！他们的头脑还十分清醒地知道：在“干”的同时照样可以“搞争论”，完全可以做到边“干”边“争论”、“干”和“争论”两不误。——在工人在工厂做工、农民在田间种地、军队在训练场进行训练、商场开门营业、学生在学校上课等等的同时，报刊杂志上的激烈“争论”可以大张旗鼓地热火朝天地进行！！！！！　　

总设计师十分非常极其坦率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3—382）既然总设计师“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那末，他的理论应该起码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的、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因而是不害怕“搞争论”的！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认为，“搞争论”是确立真理的最好方式：“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这是“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28—286，着重号系引者加）“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9—328，着重号系引者加）　　

从以上简略的考察分析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如果盲目地相信总设计师的“一个发明”——“不搞争论”，那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报告）如果“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并且“搞争论”，那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理论，就成为充满了被国际工人运动已经在100多年前消灭了的圣西门、傅立叶、布雷、蒲鲁东、拉萨尔、杜林、巴枯宁等空想和冒牌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存在私有制、各阶级平等、反对阶级区分的错误理论，就在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面前无地自容了，就成了违背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理论表现）和剩余价值理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理论表现）以及辩证方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表现）的错误理论了！！！！！如此完全截然相反的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　　

（1）“不搞争论”大有坏处：不能区分理论是非，无法纠正理论错误，从而把荒谬的错误理论策封为正确的理论！　　

（2）“搞争论”大有好处：除了“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之外，还能够实现位高权重的领导人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而纠正自己的理论失误并容纳得下别人的正确理论！　　

由此可见，在理论问题上“搞争论”是多么十分非常极度的必要必须亟需！！！！！　　

其实，在理论问题上允许乃至提倡充分地“搞争论”，能够听得进、容得下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和不同理论，能够经常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恰恰是高级领导人的一种美德，是高级领导人必须具备的一种高尚的政治品质！照正常的道理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耐心听取各种言谏，坚持正确的理论，纠正错误的理论，应该是一件名正言顺的大好事，但到现在为止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封建皇帝李世民，尚且能够做到在文武百官面前硬着头皮听取魏征的言谏，而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却放不下自己的大架子，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不同的理论。大概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意见、理论被否决实在有失体面，太难堪，脸面没处放，实在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形象。一部分高级领导人的这种弱点，给那些一心图谋私利投机取巧的人提供了条件，他们投领导人之所好，推波助澜，总在报刊上或当面大肆颂扬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意见、理论如何如何地正确，指示如何如何地重要，论断如何如何地英明，一句很普通的话可以被吹捧成根本指导方针，甚至一个错误的理论观点可以被吹捧成为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例如，总设计师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本来是一个违背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错误论断，有人竟然能够把它吹捧奉承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总回答”，（《求是》1995—18—23）到了2008年，极少数人吹捧总设计师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髙得不能再髙的程度！有人跑出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是马列、毛主席都从来没有讲过的，它是邓小平的发明。邓小平费了脑筋、动了心思。从邓小平的五句话可以体会到，他要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最后到底要干什么，我们搞社会主义对人民和国家有什么实质意义。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论断提出来以后，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几乎所有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都全部改写了，可谓石破天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2008年5月9日电）如此等等。领导人则被吹捧得心花怒放，飘飘飘然。领导人的这种自负和自恃，发展到极端，必然就是谁有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就排斥谁。于是，事情越办越遭，等到有朝一日能够进行反思的时候，无可挽回的大错已经铸成，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领导人自己都是一种很大的不幸和悲剧！这类事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为数不少。例如，我们党能够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反思的时候，悲剧和灾难已经造成了！！！　　

共产党人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在位时经常听取反面意见，纠正各种偏差，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领导人，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万万不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一味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理论观点，拒绝别人的谏言，象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来一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是在活着的时候，自己为自己盖棺定论——死后让别人去作一个批判、否定自己的结论，从而留下一个极不光彩的形象。　　

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随心所欲地设计发明创造出来的，而是现实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选1—264，着重号系引者加）“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的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36—209，着重号系引者加）　　

因此，领导人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必须在理论问题上持特别特别特别慎重的态度，不能随便地轻易地提出新理论。——因为领导人所提出来的每一个新理论，都是用来做指导理论的，都是要付诸实践的。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的实践，会产生十分严重的不良后果！即便是领导人经过周密思考提出来的理论，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要急于立即用来指导实践，必须先争鸣一下，多听一听不同意见，再次判断一下正确与否，做到慎之又慎。应该坚信，正确的理论驳不倒，错误的理论经不起推敲。经过鉴别之后，再用驳不倒的理论——符合现实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而经不起推敲的理论得不到实践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造成社会危害和个人悲剧了。　　

中国共产党内有少数高级领导人以为，对自己所提出来的指导理论没有必要进行争鸣和论证（“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喜欢急急忙忙用政治权力作手段，去强行付诸实践，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要别人去论证它的正确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体现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的公众权力的领导人的崇高威望。这纯粹是一种错觉！恰恰适得其反，最终结局是败坏领导人声誉，毁掉领导人的威望。我们的领导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想提出自己的理论并期望它是正确的这一点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正常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如愿以偿的：有权提出新理论与提出正确的新理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社会公众权力为领导人提出新理论提供了条件，后者是掌握公众权力的领导人的理论造诣所达到的高度；一个人能够作领导是说明他所具有的管理公众事务的政治才能，一个领导人能够提出正确的新理论是说明他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水准；一个人具有政治才能不等于他同时具有和他的政治地位相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水平；政治事变等等能够把一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人推上领导权力的高峰，而这个人的理论水平并不能立即和他所拥有的公众权力高峰相对称，就是说，一个人拥有最高的社会权力地位绝对≠他同时拥有最高的社会科学理论水平。　　

理论的正确性不是靠个人所拥有政治权力来保证的，而是靠科学性来保证的，科学性又是靠它符合客观事实为前提或基础的。因而，归根到底，理论的正确性以客观事实为前提或基础。理论是要经受时间的考验的。正如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历史上，凡是靠个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来保护的理论，都是要随着个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消失而被推翻的、被批判否定的。这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是能够超脱的。历史事实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特别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更加应该成为尊重历史事实的光辉典范。　　

既然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那末，就应该充分地尊重以下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不是靠任何个人的政治权力来保证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相反，政治权力是迫害两位革命导师的可恶至极的东西：“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选3—575）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所写的科学理论著作，有相当一段时间连出版商都难以找到。最惨的是1848—1849年欧洲大陆各国的革命相继失败以后，1849年8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政治上遭受迫害，“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马克思一家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孩子生病无钱医治，先后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19—323）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与政治权力毫不相干！！！！！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理论，是由于“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选1—243）　　

在马克思逝世126年之后的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紧随其后，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汇集全球投票的结果，仍然是马克思位居第一。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又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3万名听众，结果是马克思得票率第一。这个评选结果，更加与政治权力毫不相干（一个已经逝世126年的人，是无政治权力可言的！），纯粹是因为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经过长期检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1988. 4. 30—5. 3∕2006. 5. 20—24 / 200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