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质疑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流行理论

沃勒斯坦质疑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流行理论

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 王宝龙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9年第10期

王宝龙 译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美刊《每月评论》2008年第12期上发表题为《经济增长的人类代价》的书评，对印度学者阿米亚•库马尔•巴格奇的著作《危险的历程：人类和资本的全球主权》作了评论。沃勒斯坦积极评价了该著对资本主义发展及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危害所提出的不同于传统见解的新观点，特别是这个论点——资本主义对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少，而破坏极多；并认为所谓“西方奇迹”和“工业革命”，乃是出于意识形态需要而杜撰的概念。书评翻译如下。

至少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大争论是如何对现代世界非凡的经济增长成就作出解释。对此，我们都耳熟能详。绝大多数的著述者都认为，这段历史就是一部西方崛起的历史。但是对这一观点，存在着两种意见相左的解释。一种是所谓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他们从西方某些独有特性，甚至仅仅从英格兰的特性出发，认为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社会、知识、道德诸方面都处于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并认为，当今世界正在走向其发展的顶点。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崛起是持续的辩证而冲突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并认为现在西方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所超越，即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在过去大约二十年中，学术界反对“西方崛起”的理论日趋重要，坚持这种理论的学者将中国历史作为探讨的中心。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某种世界体系的中心，只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暂时由于所谓的“西方崛起” 而被超越，但现在历史的钟摆即将（注定要）摆回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

阿米亚•巴格奇一方面根本不认同所谓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另一方面他也不买“中国中心论”的账。相反，他对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严肃的修改，或者用巴格奇自己的话说：

这本书将历史学家关于战争的真知灼见，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汇集在一起，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体系在其产生和运转的整个过程中，为了争夺劳动力、非人力资源和市场而不断争斗，在必要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前言第11页）

在对将市场和自由贸易视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批判这一点，巴格奇绝非第一个，而且他的志向也不仅仅停留在批判那些对现代世界只做分析性描述的观点。他关注的焦点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人类进步几乎毫无关联，即便在西方也是如此。因此在这本书中，他试图详尽分析由于“欧洲统治阶级收获的进步”而导致的人类社会的悲惨境遇。（前言第14页）

中国中心论者认为在19世纪之前，西方与中国、印度相比，并不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对此巴格奇表示赞同，但是他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提出异议。第一，他对19世纪初期以英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所发生变化的重大意义加以肯定，他写道：

分别以清代中国和汉诺威王朝的英国为代表的两种不同体制差别巨大：前者的统治约束了财富无限积累的动力，而后者的社会、政治秩序则使经济权力不受抑制地占据了中心地位，并因此为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前言第15页）

第二，是一个类似于“即便如此，那又怎样”的观点。巴格奇指出，在19世纪，即便是中国而非西方以一个超级经济和军事强国的身份出现，也将同样导致“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边缘化与悲惨化”。（前言第16页）从中受益的将是中国而非西方的社会精英。对于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基于新古典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提出的观点，巴格奇指斥其不符合辩证法，他宣称：

我们不能将人类历史视为不同国家为争夺全球市场的竞赛，也不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局限在市场的各种消极作用之上。（第 11页）

在巴格奇看来，犯错者是资本主义，而非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损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掠夺，他认为，与资本主义伴生的两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同样的损害。这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种族主义与开化使命（从伊比利亚的征服者一直延续到布什政府），另一种是马尔萨斯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后一种又被说成是这样：有限的世界资源应当或必然被“最适者”瓜分。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巴格奇特别援引了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的观点，并明确地总结出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与我简略提到的诸贤的大多数观点不同，在部分借鉴拉格纳•纳克斯和马修•西蒙的研究成果之后，我认为除了某些短暂的历史阶段，非白人殖民地主要地被资本主义列强作为剩余产品的榨取地，而非纯粹的投资场所。概言之，殖民地不仅是征服的对象；在被征服后，它们还向殖民者提供了可观的剩余。（271页）

巴格奇的全部观点在简短的前言中已经呈现无余，该书的其余部分则对这些观点加以论证。第一部分在提出他的相关理论的同时，对“欧洲奇迹”概念的构成加以解释。在第二部分中，为了解释西方的历史突破，他对欧洲16至18世纪的历史进行了重构。第三部分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蔓延在非西方世界引发的对人类的各种破坏，指出“大多数对欧洲奇迹的颂扬建立在遗忘的艺术之上”（第81页）。第四部分指出目前人类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面临的种种危机。

这部权威性著作可谓精彩纷呈。巴格奇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在这一点上，他对马克思的观点非常信服。如书中所说：

我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作一种生产方式的观点，仍然有助于将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与同时期的英格兰或尼德兰区分开来，运用这种观点进行研究，与我有时运用交换路线中的等级观念——布罗代尔在这方面硕果累累——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177页）

此外，巴格奇分析资本主义的尺度并非它有可能取得多少增长，而是它有可能取得多少人类进步。而在这一点上，他发现资本主义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极为缺乏。他将人类寿命的人口文献资料、疾病防治的公共健康资料以及人类营养、收入和各种形式的劳动压迫方面的数据加以整合，以此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细致入微、跨越时空的人类发展画卷，一幅因地域、年龄群组以及性别差别而风格调异的画卷。

巴格奇还呈现了一幅中国、印度和日本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综合比较的图景，以及它们与欧洲、北美之间的关系。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另外一部作品能够在参阅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如此小的篇幅做出如此清晰的阐述。

我的一个保留看法是：对于一位像巴格奇这样热衷于剖析学术神话的学者来说，他竟然不去注意对“工业革命” 表示质疑的大量资料。这些质疑集中在“工业革命”是否最早发源于英国，是否最早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期——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

实际上，他用自己的“两个或三个轴心时代”的说法来反对那种旧有的“工业革命” 观点。他认为，第一个轴心时代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第二个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书中某些地方他写为“仅是1945年后”）；而现在正处于可能存在的第三轴心时代。巴格奇确实声称欧洲人生活水平的改善仅仅发生于他所说的第二个轴心时代，但是对于在第三个轴心时代会发生什么，他未作详细说明。

然而，熊彼特早已在其论述商业周期的著作中——尽管他未使用“轴心时代”的说法——指出，在16到18世纪，这样的重要时期可以发现很多。这并不是说机器生产不重要，而是说它是由四个世纪以来持续发生的一系列飞跃所造成的。如同西方发明了“欧洲奇迹” 的概念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西方（更确切的是指阿诺德•汤因比）也是出于类似的意识形态目的而发明了单数的“工业革命”概念。

虽然我对该书持有一个重要的保留，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有关现代世界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该书能够跻身于寥寥无几的重要著作之列，仍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0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