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高家村：有宗族争斗，更有文化革新

　　【破土编者按】作为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进程，我们很难对文革“一言以蔽之”。高默波认为，单纯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文革期间的高家村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文革期间，像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没有许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动乱。第二，文革期间的国家政策和当地的宗族势力交织在一起，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影响。第三，文革期间，像高家村这些农村地区，不仅农业生产活动没有受到干预，并且在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方面还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文革确实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出于个人恩怨进行报复的政治氛围，虽然这种斗争则实际发生在农村不同的宗族或宗族分支间。但文革也使得农村通过当地村民集体努力，在教育、医疗和文化方面大大改善，而这些革新举措也使农村居民受益良多。

　　(▲麦田肥　|　图片来源：《古元木刻选集》)

　　在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中，有大量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80年以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局把1966–1976这十年称为“动乱和灾难的十年”，每年都会出版卷帙浩繁的谴责文革的中文和其它语言的书籍。也有很多传记和回忆录，倾诉文革期间作者经历的可怕的噩梦和令人咋舌的非人遭遇。知识精英有些受到过严重迫害，有些被常年下放农村或者被剥夺他们认为应有的正常生活方式，他们便把这些个人经历写成了文字。对于共产党执政者和知识分子而言，文革比大跃进更具破坏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农村所受的影响也许最轻微。当然在一定的时期内，激进的农业政策对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青林大队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1967和1968年被看作是文革破坏最严重的两年，青林大队的粮食产量却稳定地增长了。1972年，青林大队的粮食产量创了历史最高纪录。1973年因遭受特大水灾，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74、1975、1977和1978年的洪灾都造成了破坏， 虽然没有1973年那么严重。只有1976年没发什么洪水，粮食产量增长也非常显著——创造了青林大队历史上的第三高。

　　生产

　　人们常说，受文革中激进的农业政策危害最严重的是经济作物。文革中激进的农业政策在两个方面抑制了经济作物的生产。一方面是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哲学思想的提倡。为了养活这么多人口，同时又不能依赖进口，就只能督促农民牺牲经济作物来多种粮食。另一方面更多地与意识形态有关。经济作物属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东西，势必受到压制。激进政策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滋生资本主义，而文革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文革时农业激进政策对这两点有明文规定，但它们对青林等地的影响却不明显。

　　自1973年以来，青林地区棉花、油菜籽和芝麻产量有些减少，但实际上花生产量在这些年却上升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村民自己种的棉花、油菜籽和芝麻籽的产量从70年代中期下滑，同期花生和蔬菜产量出现了上涨。不仅如此，村民自己种植的烟草从1949至1972年间的每年9担上升到了1973年的12担，接下来几年又一直升，最后到了 15担， 但到1978年又降至12担。前一章中已经讲到，这个区域的经济作物生产有一个逐渐下滑的趋势，但这作为一种总体趋势，在文革前后其实都是如此。所以，与其说这是激进的农业政策导致的，还不如说是迫切需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导致的结果。

　　争夺权利和农村宗族关系

　　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青林地区有三个生产大队，包括青林大队、西分大队和官田大队，而官田大队里有徐家村、曹家村和高家村。高常银是官田大队的支部书记。南面是曹家村， 北面是高家村，两个村差不多大。两个村之间是徐家村，这个村有前面两个村加在一起那么大。

　　大队有四个重要的头头：队支部书记是高家村的高常银，会计是徐家村的徐从轩，副队长是曹家村的曹大江，队长是汪家村的汪标华——他不是官田大队的人，显然是来平衡三个村的权利的。理论上，支部书记权力最大，接着是队长，再是会计。而事实是，汪标华比他职位所应有的权力更大，大多数时候高常银要行使权力就必须和汪标华联合起来。因为高家村只有徐家村一半大小，高常银的权力基础比较薄弱。为了继续掌权，他尽力讨好徐家村的村民， 高家村村民怪他从没给高家村办过好事。即使这样，高常银还是随时可能从钢丝绳上掉下来。 他没掉下来只是因为有公社领导保护着他。文革一来，上面的保护没了，高常银也就下台了。

　　批斗高常银的两个“造反派”是徐从贵和高仁开，两人与高常银都有私人恩怨。徐从贵过去是徐家村生产小队的会计，1963年开始，中国农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中展开了“四清”，为的就是打击基层干部的腐败。1964年运动波及到官田大队，徐从贵被发现有腐败问题，因而遭到罚款和撤职的处罚。由于徐从贵下台时，正好是高常银当大队书记， 这样两人也就有了矛盾。

　　高常银和高仁开的结怨另有原因。高仁开是个篾匠，会用竹子编篮子之类的农家用具。他经常走东村去西村，出外做工，有时还在外过夜。也许因为他经常不在家，他老婆便和高常银勾搭上了。更糟的是，青林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事，被带绿帽子在乡下可是丢尽脸面的事。 当然高仁开不能把高常银怎么样，但文革却给了他机会。

　　文革一开始，徐从贵和高仁开变成了战友。党支部书记养情妇本身在政治上就有很大的负面后果，因为共产党员不应该在这方面出问题。然而，他们两个并没有用这件事打倒高常银。 一方面，高仁开不想因为他老婆偷男人而使自己成为大家公开的笑料。不管怎样，被别人说成是个人报复总不好。他们还有更厉害的武器对付高常银。他们宣称掌握了高常银以前参加过反共九路军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凿，单这一项罪名就足够毁了高常银。根据高家村族长之一高仁允的说法，土改一开始，高常银成了入党积极分子就是因为他想借此赎罪。他积极支持共产党，表明对新政权的忠诚。高常银的努力没有白费，政府不仅没有追究他可能和地方土匪势力曾有的关联，还让他入了党，并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1966年文革开始，高仁开和徐从贵用这件事攻击高常银。他们写大字报贴到大队办公楼的墙上，控告高常银不仅参加了第九路军，还极力诋毁地下共产党员。带着发给文革“造反派”的工资和每日的补贴，他们到九江、景德镇和波阳县城收集证据，证明高常银不只是反共九路军的普通一员，还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他们更是控告高常银企图用枪打死两个为逃避第九路军的追捕而途经高家村的地下党员。大字报上他俩说，当这两个地下党员从油墩街逃出来，跑进高家村前的山里面时，高常银拿起枪从后面向他们射击。高常银自然是矢口否认，但是这个控告足以让高常银官位不保。1969年，官田、西分和青林三个生产大队合并为一个青林大队，高常银被搁置在一边，成了在高家村赚工分的普通农民。因为高仁开和徐从贵找不到证据或证人证明高常银有枪，并向那两位共产党员开了枪，从而使那两个党员被捕，并被第九路军杀害，高常银才得以保留了党籍。 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复职。

　　油墩街学校的文革情况

　　1967年，文革的热浪传到了油墩街。因为我的出身，我成了第一批红卫兵。我出身贫农家庭，学习成绩优异。红卫兵的首要活动就是写大字报批斗老师。我刚到学校一年，对被批斗的老师一无所知，什么也写不出来，为此我很沮丧。在我脑子里，这些老师都有些奇怪，他们和我了解的农民不一样，比如女老师穿高跟鞋我就觉得很奇怪。教我的五个老师中，有三个没结婚，其中一个是50岁的女老师。还有我们的女数学老师，她35岁了，个子高挑，长相也不错。对此，我同样觉着奇怪。我总是问自己，这些人有什么问题。我也是没想到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能长这么胖。每次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总是偷偷地看他，直到他在我视线中消失了，我还在想，谁可能有这么大的肚子。英语这门课更是让我一头雾水。字母“w”发“dabuliu”的音，我就用三个汉字“打”、“不”和“六”来标注这个音。我纳闷这到底是什么鬼意思。

　　读到大字报里说，我们的地理老师洗澡时，总是让水温恰好保持在37度，我很震惊。另一个老师被揭露不喜欢学校的厕所，他每次方便总要跑到附近的树林里。一些高年级学生抄了 地理老师的家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没有家人就住在办公室)，没收了他的日记。在一篇日记里，这个可怜的光棍记录他有一次坐公交车时，对坐他旁边的妇女想入非非，结果批这个老师“思想肮脏”的大字报马上贴出来了。这些高年级学生见多识广，敏锐地把这定性为“资产阶级”行为。我佩服他们。但一些学生野蛮地打老师，我感到难以理解，很同情这些老师。 我发现那些打老师的都是平时学业不好的学生。

　　1966年8月，我被选上作为一名学生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坐火车。 但一路上，我们还得自己带着被子。我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不是因为我要显示革命的吃苦精神，而是因为这是我家唯一可带走的被子。我们一路上上下下，坐了四天的火车，一天到晚除了啃饼干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吃了。但我却很喜欢这为我们特制的饼干，吃起来很甜。这趟北京之行，来回花了将近一个月，令我非常开心。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令我兴奋不已：长长的火车、喀嚓喀嚓的轮子声，平整开阔的北方平原、宽阔整洁的北京街道、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出于某些原因，我对紫禁城却并没多大的印象。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认为它是落后的旧中国的代表之故吧。

　　在北京，我们就睡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地板上。我们就像士兵一样，组织严密，纪律严谨。 我们的组织都是军事化的，大家分成班、排、连。无论到哪里都带着毛主席的《红宝书》。 坐在共交车上也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经验，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阅读他们的大字报，甚至我都没有机会去看看长城。我贪婪地阅读着大字报，并尽量都记下来，也不管自己是否真正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到动身回来时，我已经有三大本密密麻麻记满了这些大字报内容的笔记本。其中有一条报导陶铸一次演讲的笔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陶铸说，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其他谁都可以怀疑、可以“炮打”。我那时不明白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离我的生活、我的视野似乎都太遥远了。

　　有一天，我们被带到天安门广场去见毛主席。我们早上五点就起来，坐在广场上等候毛主席的到来。我们被反复叮咛，坐在那里要安安静静，更不能乱动。我们与其他几百万红卫兵一起在广场上等了几个小时，不断地唱着革命歌曲，读毛主席语录，大声呼喊口号。大家都是那么年轻、那么激动，一点也感觉不到疲劳和厌倦。最后快到中午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坐着几辆敞蓬轿车出现了。车子开得很快，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就过去了。一些人激动得大声喊叫，嗓子都嘶哑了，有些人还像小孩子那样哭了起来。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太短暂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然而，回到村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去北京见了毛主席，高家村人人都感到很自豪。他们不断地问我毛主席长得怎样。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其实并没有看清楚毛主席的样子，于是我根据照片上的样子，描述毛是如何如何。在村里人看来，我能够被选上去北京见毛主席，可不是普通的人物。甚至在我从北京回来后，我姐姐、姐夫的朋友，那些在我们看来很聪明的城里人，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了。其中有个人还真的来给我看相，想知道我是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认为我生来命就不一样，是大富大贵之命。

　　官田大队的文革情况

　　然而，我的运气并没有就此好起来。北京回来后，学校停办了，我的教育也就此中断。此外，我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一些高年级学生，没有被选去北京见毛主席，似乎却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他们“炮轰”油墩街乡政府“司令部”，夺取权力，穿上了人人都想得到的新军服，甚至还有新的自行车。看上去都是那么神气，这些“造反”的男学生成了 学校里漂亮女生关注的对象。

　　1967年底，我卷起包裹准备回高家村，作为红卫兵，成了一名“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尽管我直接卷入到了打倒高常银的权力斗争中，但我还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对”和“错”来判断事情。在我看来，没有有效证据证明高常银参与过反共活动。我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背后复杂的宗族联系和个人动机。我写了几百份大字报为高常银辩护，因此成了这个地方有名 的写大字报“高手”。在那时，我并没有想过，自己为高常银辩护就是因为他是高家村人。

　　好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一些高家村人，如村里的赤脚医生高时华利用了，利用我保护另一个高家村人。事实上，大部分高家村人都不喜欢高常银。村里人都认为他非常傲慢、不讲情义，总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去巴结领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过去如何对待我的父亲，以及在阶级斗争中他与高常明对地主高天翔的粗暴和虚伪。然而，不可否认， 打倒高常银已经伤害到了高家村的声誉。尽管没有其他人公开站出来保护他，但也几乎没有谁真的愿意看到高常银的垮台。事实上，我卷入进去，主要是因为受了高时华的鼓励，他给我提供了各种需要的信息。

　　同样，我也是在多年后才知道，高时华鼓动我保护高常银，是有其个人目的的。高时华和高仁开的父亲是兄弟，两家曾共住在一栋房子里。兄弟两人商议好不拆老房子，弟弟也同意哥哥多住一间房。然而，两家的人口越来越多，小一辈的人之间常常发生些摩擦，主要就是因为哥哥多住的那间房。两家的争吵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僵，以至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都不说话。高时华开始憎恨高仁开，不想他在政治上成功发展。

　　高时华想保护高常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1967年，徐从贵的弟弟徐从春也开始学医。高时华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自己，如果徐从贵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要么是徐从贵自 己，要么是徐家村的另外一个人将会掌管官田大队。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提拔徐从春当大队医生，那么徐从春就有机会获得城市户口。

　　高时华的政治意识后来真的得到了证实。高常银一下台，徐从贵就成为官田大队革委会主任， 但1969年三个大队合并为青林大队时，他却并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提升。大队合并时，来自 江家村的人成了青田大队的主要领导，主要是因为江家村是个大村子，是徐家村的三倍。 江家村的人掌管青林大队一直到1981年大队解散。青林大队解散后，高家村、曹家村、徐家村又再次组成一个单位，叫官田村委会。自1981年后，官田村委会的主要领导就由徐家村人担任了。

　　在1967年那阵子，我完全不了解这些复杂的地方政治。我只是认为保护高常银是对的，就这样做了。高常银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其他高家村人也没有。尽管我作为红卫兵在前面，高时华在背后，我们一起为高常银辩护，但他最后还是给推下了台。高常银的儿子高朝栋那时是高中里的红卫兵，也帮不了他父亲。他那时很少回家，成天忙着在县城里搞造反、 搞各派间的战斗。

　　“阶级敌人”和村里的宗族关系

　　文革期间，官田大队和高家村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斗地主和富农。斗争的起源和过程都与宗族关系紧密相连。为帮助理解宗族关系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有必要先解释下村里的宗族情况。

　　虽然所有高家村人都传自同一个祖先，但在谱系上却分属五个不同的分支，因为他们分别是老祖先的五个儿子的后代。每个分支又都是一个整体，分支内的人彼此间的关系也要密切得多。比如，困难的日子里，哪户人家想要人帮忙，首先想到的是找同属一个分支的人家。甚至小孩玩耍时，彼此间打斗，也是同一个宗族的孩子会彼此帮忙打其它分支的小孩。

　　有件事可以说明，村民们是如何各自认同自己的那一分支的。这个例子牵涉到高水兰的婚姻。 高水兰是富农高尽享的女儿，那时她不仅是村里最漂亮，也是最聪明的女孩。虽然只上了三年学，但她自己却能读书识字。文革时，高家村组成了一个戏班，高水兰就出演两本京剧样板戏的主角(其一是阿庆嫂)，成为当地有名的女演员。高水兰家在村里的那一分支很小，想娶她的高常权家也属村里的一个小分支。但是高家村里最大一个宗族的几个男孩想阻止这场婚姻。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嫉妒高水兰要嫁给高常权。那时高常权长得既强壮，又能干，随时能抵制来自高家村大的宗族分支的挑衅。阻挡婚姻的这帮人以高朝栋为首，他是前任村支书高常银的儿子，又是当时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但最终，在同一宗族长辈高常余的劝说下，他们几个还是收回了阻挡计划，高水兰和高常权两人的婚姻还是继续了下去。那些人不再干涉这个婚姻的原因主要是最合适娶高水兰的高朝栋是不会和高水兰结婚的，因为高水兰是富农的女儿，成分划分上属于阶级敌人。

　　在村里事务，特别是选谁当小队队长和会计方面，需要多方面的考虑，来维持村里各个宗族之间的权力平衡。高家村五个分支中最大的一支正好包括高常银一家。高常银倒台后，村里两个生产小组合并，原来担任其中一个小组会计的高常财也随之被撤职，主要原因就是他是高常银的弟弟。1969年后，大队就总是小心地避免任命高常银那一分支的人担任小队队长，担心高常银会垄断高家村的权力。

　　但唯一的例外是高常余。虽然他也属于高常银这一分支，但当过两届小队长。他被当选，原因就是他不仅确实很能干，既吃苦耐劳也比较公平，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与高常银的私人关系很差。高常余不喜欢高常银，主要是因为他讨厌当年高常银为了自己的前途，粗暴、不公正地对待地主高天翔。当然，高常余也一直没有得到大队领导的信任，因为作为地主高天翔的侄子，他无法掩饰自己对高天翔的同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小队里的情况不妙，需要一位好队长，他就会被任命为队长来处理麻烦事;但一强调阶级斗争的政策，他就又会被撤职。

　　在高常银被撤职后，文革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地主和富农成了 斗争的对象。上面没有任何指示和命令，也没有谁说过，要斗哪个地主和富农、怎样斗、由谁来斗。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都可以随意把地主和富农揪到批斗会上来。通常没有谁还对地主和富农有什么个人的怨恨，这是因为，自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些地主和富农并没有被当作人看。

　　被划分为地主和富农后几乎20多年，他们一直就被贴着阶级敌人的标签。粗暴的迫害、羞辱和不公正的歧视早已让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辩护了。他们不敢拒绝任何人，也不敢冒犯任何一位村民。

　　即使在1949年前对地主富农有过怨恨的穷人，这么多年后也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了。因此，当政治气候使文革的目标转向这些地主和富农时，高家村并没有什么人采取行动，来打击地主高天翔和富农高尽享。只有一位高朝银，他当时是官田大队革委会委员，他家在高家村属于一个小的分支。他来到高天翔家，要高天翔交出所有的书。高天翔顺从地交出了所有书， 整整一箱，全是中医医书，然而高朝银又把书上交给了官田大队革委会，当时正好是徐从贵当主任，徐从贵就把所有的医书都给了他学医的弟弟。

　　与此同时，青林学校的那些小红卫兵们也正在到处寻找阶级斗争的目标，他们把目光转向了 这些地主和富农。但由于父母的管制，加上生活在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中，他们不能也不想批斗自己村里的地主和富农，因此就把目光投向邻近的其它村子。学校里，高常银那一分支的几个7到12岁的小红卫兵就挑出了徐家村的反革命分子徐添云作为斗争对象。他们搜查徐添云的家，给他开批斗会，拳打脚踢，还押着他到各村游行。而学校里徐家村的小孩也一样批斗高天翔。

　　由于政策允许斗争阶级敌人，没有一个村子可以保护自己的村里人。这时期高家村的其他阶级敌人没有被批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富农高尽享早在1960年就死了，家属通常不是斗争的目标;另一个原因是高尽享不属于高常银那个分支，但高天翔却是。很显然，国家政策、宗族结构和派系一起发生作用，左右了这群不幸的人是否成为文革的斗争目标。

　　公社和大队的领导都很清楚村里的宗族和派系会保护各族自己的人，他们也同情属于自己宗族的地主和富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增强阶级斗争的气氛，更好地监督“阶级敌人”，公社就命令所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搬出各自的村子。1969年9月，高天翔一家就搬到了江家村，富农高尽享家也搬到了徐家村。同样，江家村的一户富农和一户地主也被迫搬到了高家村来住。直到1979年2月，他们才各自搬回原来的村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这些人赶出自己的村子，最后达到的效果却与公社领导预想的情况截然不同。远离了这些早就想摆脱的复杂的宗族关系网，这些地主和富农不再与各自村里的宗族冲突有联系。他们努力劳动挣工分，也不卷入当地任何的宗族纠纷。作为毫无利害关系的外村人，没有谁在意他们。村里其他人反而都对他们非常友好，因为再没有什么人会指责村民对“阶级敌人”友好是出于宗族关系的考虑。高家村人对从江家村搬来的这两户人家都非常客气，总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客人，有时甚至比客人还要尊重。1994年，我曾和这两户先搬进后又搬出高家村的人家有过交谈。他们告诉我说，1969到1979这十年，是他们生活中最好的日子。他们总是念念不忘这过去的十年，常常会回到那生活了十年的村里去看看。

　　另一位宗族关系的受害者

　　1971年高常银事件的另一个转折点让我也成为文革的受害者。同样，这件事也与高家村里的宗族冲突有关。事情的起因是我想找些纸来练毛笔字。1971年，我成了高家村学校的“赤脚老师”，由于要常写大字报，还要教学生练字，我渐渐对书法越来越感兴趣，通常每天都要花半小时练字。然而，我却无法想练多久就练多久，因为没有练字用的纸。那时在中国农村，纸是很缺乏的，村民不可能买到很多纸。在高家村，有的村民甚至都没有纸上厕所，他们就只得用薄竹片或树叶来代替厕纸。为了练字，我常常到处找纸。如果能找到旧报纸，就拿来练字，还常常在一张纸上写了一遍，干了又写一遍，反复几次，直到全都是黑的，实在不能写为止。

　　一天，我在生产队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堆纸，是记载高家村宗族各系的族谱。我十分高兴， 以为这是一堆废纸，就拿了几页回家练字。这些族谱在高家村已经保存了好多年，用的都是上等的宣纸。族谱里记载着从第一代高家村人以来，所有出生在高家村的人的情况。村里每个分支，族谱里都有详细的记录。我拿这些纸的时候，房子里并不只我一人，还有高常银的弟弟高常财和我在油墩街学校的同学高朝江。 高朝江和高朝银一样同属村里的一个小分支， 而我家则和高常银同属一个分支。

　　在那时，两个分支间已经有摩擦，因为高朝银替换高常银代表高家村当选为大队革委会委员， 而高常银在文革一开始就倒台了。这样做的理由是大队革委会里每村至少要有一个代表， 高常银的倒台就意味着高朝银的提拔，因此两个分支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1973年，青林地区出现了文革的另一波高潮，叫一打三反。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工作组被派到高家村监督一打三反运动。这两个人都是来自江家村的村干部，我私下里也认识他们。当地组织者在这次运动中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扫除被看作是“封建”遗毒的族谱。因此，所有族谱都要被没收并烧毁。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宗族冲突的真正含义，就想都不想随手拿了几页。

　　实际上，我当时的想法和官方政策是一致的，在我的思想意识中，也认为保存村里的族谱是一种封建行为，但又想到这么好的纸最好是能先用来练练字而不是就这么烧掉。当时我还是有点害怕，这也是我不敢全部拿来的原因。但我并不是怕被人说成保留封建族谱，而是担忧， 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拿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不敢确定。然而，我知道如果向他们说，他们也肯定不会同意。这样，我就拿了一些，希望工作组不会注意到这几页失去的族谱。我的错误在于我从来都没有好好想过当时在高家村发生的事情，我轻率地拿走了这几张“毫无用处”的东西，根本没有想到高朝江会去工作组告发我。事实是，高朝江去了，他告发了 我。

　　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也给我添了麻烦。那段时期，我精神上感到有点苦闷，村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起我的兴趣。那年，两位医生也离开了高家村，村里甚至没有一张报纸可读。当然，我也买不起收音机，也没有书看。我已经把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看了好几遍。我还买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工资、价格和利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和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花了很多时间读着这些干巴巴的书，过了不久，就觉得十分乏味，便又开始读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一天傍晚，我坐在自家门坎上读古典小说《水浒》，工作组的一位成员正好从我家门前经过，他和我打了下招呼，问我在读些什么。我把书给他看了看，接着他就说要把那书拿去看看。 我没说一句话就让他把书拿走了。后来，我就被指责成是在读“封建黄书”。

　　因此，我犯了两项罪。一是保存“封建族谱”，二是读“黄色封建书籍”。我被停职，不能再教书，并被带到青林学校让群众批斗。把我关在青林学校，显然是因为我是老师，那么批斗我的“人民群众”也应该都是老师。“批斗会”连续进行了两个星期，每天晚上，我都被命令坐在一条板凳上，周围都是要来批斗我的青林学校老师。晚上接受他们的批斗，白天写认罪书。我不能回家，饭也只能在学校里吃。我母亲被允许来看过我一次，她当时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停地流泪。在“批斗会”上，只有两位老师说话，其他人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这两个人在导演这场“戏”。

　　这两个人就是青林学校的校长江镜环和徐先灯。这两个人， 特别是徐先灯， 对我大喊大叫， 啪啪拍打着桌子，要我交代一切问题。江镜环是个典型的小官僚，上级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也是他为什么能保住校长这个位子的原因。他有城市户口，还领着国家工资。在被派到青林学校以前，他在好几所学校干过。但在其他它学校，他总是与别的老师发生摩擦。然而，他一直能当校长，主要原因还是他能不折不扣地听从上级的话。

　　徐先灯的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我是后来才明白，让我在青林学校接受批斗的主意完全是为了 徐先灯的便利。徐先灯娶了徐从贵的妹妹，整件事背后的阴谋就是徐从贵想要继续整垮高常银。到1971年，高常银依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很有可能会重新上台。尽管他失去了领导职位，但也并没有完全倒下。没有证据证明他1948年真的试图开枪射杀两名地下共产党员，他不仅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高家村依然还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因为他家是高家村宗族中的大分支，有很大的势力。高家村的任何重大决定，名义上掌权的高朝银都必须与他商量，否则就有可能无法实施。

　　徐从贵想要的就是让我承认，是高常银指使我藏下族谱的。因此他派他的弟婿徐先灯来做这件事，这样既符合政策，又很方便，因为我和他都是老师。但是，徐先灯不敢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他想要的就是让我检举高常银。自然，我一直坚持说自己并没有保存封建族谱，我反复申辩说，我只不过是想拿几张纸练字而已，而且我确实是在上面写字了。徐先灯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但还是一直坚持希望我承认，并且还给我写好了一份“认罪书”，说高常银是背后的主谋。但我拒绝签字。最后我在另外一份“认罪书”上签了字，承认自己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读《水浒》和拿了几页族谱，这才被允许回家。

　　文化大革命的革新

　　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不只是政治上的攻击和宗族间的阴谋争斗。至少对青林地区的人而言，确实有狭义上的文化的革命。与党的干部和知识精英相比，文化大革命对村民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从文化上讲，他们反而受益较多。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影响反映在四个基本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前所未有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宗族间冲突反而部分减轻，以及国家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得到健康的扩展。

　　教育方面

　　由于实施各种教育改革措施如“赤脚老师”制度等，高家村村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1969年高家村建立了一所招收一到三年级学生的村办学校。当时农村这些村办学校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当地政府都没有解散它们。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带动， 高家村不可能会有一所村办学校。由于有了这所学校，几乎高家村的所有小孩都接受了至少两年的学校教育。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小孩，包括女孩，都获得了三年的小学教育。能达到这种状况，不仅是因为村办学校使得小孩上学更为方便，还因为学费也很低。

　　“赤脚老师”也像其他村民一样，工资也是以工分计算。并且，书价在政府的规定下，也非常低。文革期间，父母愿意把小孩送到学校读书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激进的农村政策非常平等，农民没有理由不送孩子去读书。公社制度的最显著的平等措施是基本口粮全部按人口平均分配。因此，那些劳动力多、孩子少的家庭实际上是在补贴孩子多、劳动力少的人家。 换句话说，在那些赤字与有盈余的家庭间，在粮食收入方面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收入的差别主要来自各家的日常开销和自留地的粮食产量。一个家庭给公社的贡献，即在生产队的劳动量，与生产队分配给他们的报酬是不一致的。负债还是盈余只是体现在账本上，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年才会兑现。

　　事实上，正是这点也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解散公社体制的基本理由。理论上说，个人的劳动付出如没有得到回报，就不会有动力努力工作。因而，一些中国和外国学者就借此认为公社制度鼓励的是懒惰，奖励的是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然而，我个人的经历和青林大队的生产统计资料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村民确实都是勤苦劳作的，但也不是像当时官方宣传的那样，都是大公无私，在为实现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他们实际上就像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经济上都是精打细算。尽管缺乏一个劳有所得的有效奖励体制他们仍努力劳动，原因在于他们有长远的考虑。

　　家庭运气的好坏是难以预测的，每个家庭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困难。那些现在孩子还比较少的家庭，几年后有可能孩子就会多起来;一个壮劳力也可能会突然生病。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照顾到了每个人。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套复杂却人人熟知的监督制度，如每年都会计算底工分。村民彼此都很熟悉，故意偷懒是很难逃过其他村民的眼睛的。因为生活的群体都很小，彼此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村民相互间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有的村民一起在小队或小组劳动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如果一个人没有全力劳动，就会被大家指出来，受到公开指责，甚至是非常严厉的批评。此外，也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劳动奖励，比如，生产队收成还不错的时候，那些进钱户在年终的时候就会分得一些现金。遇到急事的时候，他们还能从生产队借到一些现金。过年的时候，如果赤字户杀头猪过年，就会拿一些猪肉抵债给村里的进钱户。

　　尽管这一体制有很多的缺陷，但最终都没有理由让小孩去劳动来增加家庭的收入，再加上学费又很低，因此，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只有个别的例外，一般是父母都得去地里干活，而家里牙牙学语的婴儿无人照看时，家中年纪大本该上学的孩子就只得留下来照顾弟弟或妹妹。但即使是这样，行事方便灵活的村办小学也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1981年，后毛泽东政权摧毁了公社制度后，高家村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那些送小孩读书的人家就必须要支付，至少是部分支付老师的工资，因为他们要给孩子交学费。 第二，一些家庭就有可能被迫让孩子去地里干活来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家家户户都靠自己了，不再是集体劳动。第三，村办学校的老师不会再允许学生带着弟弟或妹妹来上学，边照顾小孩边读书，因为老师有提高教育质量的巨大压力。有证据表明，高家村的教育状况从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逐渐恶化，这一点同样在前面第七章已有过详细论述。这一恶化的趋势后来得到改善，并不是由于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入，而是远离高家村的中国南方工业发展的结果。那儿迅猛发展的工业在像高家村这样的地区激起了一波外出打工的浪潮。

　　文化活动

　　中国知识界和一些外国学者经常宣称文化大革命焚烧书籍、抨击传统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成为文化的荒漠。但对于像青林地区的农村人而言，这种概括性的论断却有点言过其实。首先， 这些地方无书可烧。地主高天翔的书被没收，但却没有被烧掉，而其他村民几乎连纸都很少见到。至于其它传统的中国文化，不管有没有文化大革命，有的东西本身也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人们抛弃。我曾描述了村民扮演王太公，给人开药方的做法，对于诸如此类，包括记录家谱这样的做法，我看不出它们对高家村的村民有什么积极的影响。但其它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如春节、端午节、祭拜祖先和死者的清明节以及中秋节等，在文革期间还是像往常一样举行，只是有时没那么大张旗鼓。

　　文革前，整个青林地区找不到一台照相机，也没有一座戏院。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波阳县城和油墩街地区各有一家戏院，上演一些地方戏，但是这些戏只是演给那些城镇居民和共产党干部看的，青林地区的普通村民从来没有机会去戏院看这些戏。文革前高家村有一支村民自 发组成的乐队，有一架鼓、几口锣和一对喇叭。村里也常常有会拉二胡的人。遇上婚嫁丧娶，村民就会坐在一起，吹打几支民间曲子。他们既没有乐谱，也没有歌词，这些曲子完全是靠口耳相授才传下来的。文革期间，乐队还一直保留着，也时常在结婚和送葬的时候吹奏和演出。只是在1971年，工作组进驻高家村后，乐队才停止了演出。1980年，当我从英国回到高家村时，村乐队在我家房前敲锣打鼓、喇叭齐鸣，以庆祝我回到家乡。其它的文化活动如庙会等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举办过。文革期间，高家村只有两样事情停了下来：一是扮演王太公，一是续写族谱。但自 80年代以来，人们又开始重修族谱，不过年轻人却不再相信王太公之类装神弄鬼的事了，村里也找不到王太公的塑像。

　　此外，文革期间，这里也有些文革前从未有过的文化活动，但在文革结束后又销声匿迹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1968–1973年间，青林地区出现了很多剧团，经常演出八本样板戏。这主要是受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推动，以及电影和广播中大肆宣传和播送的结果。青林学校和青林大队也有这样的剧团，甚至高家村也有个演出队。村里不少人都参与其中，包括富农的女儿、儿子和地主的儿子。年长的在乐队里吹吹打打，年轻的就扮演各种角色。没有专业的导演，所有演员都是业余的，只是在闲暇时才演戏。所有的编排和演出都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演的这些剧，村民早已在广播和电影里听过、看过好多次了，甚至都能背出其中著名的几句台词来。演员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把台词变成人人熟知的当地方言土调。其它的动作，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只要模仿下就可以了。

　　大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高家村演出队共上演了四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和《沙家浜》。他们有时还被邀请到较远的一些村子演出。通过阅读和背诵这些台词，高家村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演戏也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这在高家村可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都是村民文化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这些文化活动能在文革时出现主要有一个原因。首先是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文化革新的氛围，激发了各个地方的创造性。这些演出极富创新性，虽然台词和动作是模仿京剧的，但音乐却是采用当地的民间曲调，既有文化上的乐观主义也体现了集体创作的精神。由于国家的宣传机器不断重复展示，演出就变得比较容易了。他们的演出都不是很复杂，这样做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虽然演出队的排练大都安排在晚上和雨天进行，但所有演出都受到了生产小队的资助。生产队要给外出演出的队员同样记全天工分，在他们排练时还要给补助，服装和其它开支也由生产队支付。没有一个集体体制的支持，所有事情根本不可能完成，甚至想都不敢想。

　　体育运动

　　一些高家村人如今还能以怀念的心情记得的活动就是体育运动。通常说来，农村人，特别是老年人，都不大在意体育运动，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当大队干部组织各村进行体育比赛时，年轻人都很踊跃参加，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提出了要求，更是因为每个人都想给自己的村子争光。不管怎么说，参加比赛的青年人都很开心。并且，虽然有些老年人在抱怨，但他们只要参加了比赛，还一样可以得工分。事实上，这里的村民也仅只是参加了篮球比赛，因为篮球既容易学，可以参加的人又远比打乒乓球的人多。令当时村里年轻人非常高兴的是，高家村甚至还建了一个篮球场。在农闲或过节的时候，篮球场就成了户外活动的中心。篮球不仅给村里年轻人带来了许多乐趣，也增强了村民的团队精神，促进了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在后毛泽东时代，组织这样的比赛在村民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学校都很少有体育活动了，因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必须投入到学习竞争中去。集体精神完全轰塌， 甚至在青林学校都无法安置下一个篮球场。1994年，我要青林学校的校长解释一下原因，他的回答竟然非常简单，篮球场的设施都被村民拿走了。

　　村内通婚

　　像以往一样，文革期间青林地区的地方政治是与各村的宗族势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同样，高家村的政治又是与村里各个宗派分支相联结的。然而，到文革结束时，各种复杂的宗派冲突和摩擦反而大大减少了。表面看来，这是由于文革期间政府鼓吹和大力宣传反对传统文化的结果。实际上，只要仔细考察下那时的家庭构成，就会发现，原因主要来自家庭结构的变化。不同分支间的婚姻关系开始扩大，一旦两个不同的分支间有了通婚，两个宗族或宗族的两个不同分支间的分歧就立即淡化了。

　　1949年以前，高家村内没有一例村内通婚的家庭，婚姻通常都是由媒婆安排的。 到文革前，村里只有一户是村内通婚，男方入赘到女方家。 入赘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男人的一个耻辱，常常只有无父母的孤儿、穷苦无依的人、无望无助的人才会同意入赘。而高家村这户同意入赘，有很多的原因。女方高梅花不仅人长得漂亮——这可在任何时候都是好资本，而且又是最能干的女人，她挣的底工分是村里女人中最高的。其次，高梅花家境也不错，有一栋大房子，但是她父母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来继承家业。第三，男方高常钦兄弟四个，三个哥哥已经结婚，都有了小孩，家里房子虽然也很大，但全家这么多人都挤在一起，高常钦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但家里却实在空不出一间房给他结婚用。因此，招赘就成了两家最好的解决办法。即使这样，生性高傲的高常钦也还是不喜欢这样做，在父母和哥哥们要他结婚入赘时，他还是极为不开心。

　　文化大革命以来，高家村出现了八户村内通婚的家庭。并且， 些婚姻都不是由于家庭环境而被迫的。事实上，父母当时都反对过，但最后年轻人都坚持要结婚。原因也不难发现，首先，高家村的年轻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不可能接受包办婚姻。更重要的是，文革时的集体生活和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年轻人建立亲密关系。至少有两对婚姻，是男女一起演戏时产生好感的结果。其中一对就是富农的女儿高水兰和后来成为生产队长的高常权。

　　集体劳动的制度也催生了许多浪漫故事。大家一起劳动，常常会搞点幽默，开几句玩笑话。 年轻人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都聚在生产队记自己的工分。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展开各自的追求。确实，即使是在传统中国，中国农村的穷人们在两性关系上也不像知识精英那样约束自己，但妇女参加公共活动，在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方面获得解放，其表现得明显和深入的程度，在青林地区，文革期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比如，正是通过当地的民兵军事训练活动，高朝信和江同俄才互相爱慕，并结婚组成家庭。

　　国家机器

　　1949年以前，青林地区的村庄仍然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个体，每个村子都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政府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公社制曾一度使得国家可以介入这些个体中，但直到70年代初期，国家的介入依然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还是完全的农业经济，具有很强的自足性。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这种结构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摧毁村里的宗族和分属关系。因而，青林地区的村子还是彼此分离的个体。到70年代初，文革的一些政策才使得国家和村民的关系紧密了些。

　　吊诡的是，这种密切关系并不是因国家的粗暴干涉才产生的，如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反，这种国家与农村的紧密性是通过鼓励地方的积极性才创造出来的。首先，教育的发展，建立村办学校和“赤脚老师”制度让更多的村民进入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当时，国家和地方政府间在组织结构上有更为方便直接的联系。比如，文革前，无论是公社还是大队，更不用说生产小队，都没有权力管理地方的教育。在哪里建学校，派什么老师，派多少老师等等都是由上级政府制订计划和安排。村民和地方干部完全由政府统一管理，政府根据情况决定给还是不给教育资源，而村民和地方干部无权干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 要鼓励发展地方的积极性，这种做法被改掉了。这种变化状况同样发生在农村的医疗卫生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1972年以前的《大队台账》中没有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相关资料。此前，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得到这些统计资料。

　　同样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动员广大村民修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有的工程甚至调动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为修建这些工程动员这么多的人，并且这些村民都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这种情况在当今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地方民兵。青林地区的民兵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都一直存在。但也正是在文革期间，这些年轻的男女民兵才得以全面、有效地组织起来，人人都有很高的成就感。这些民兵队员被有效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 修建大队的基础设施、参与各种文化和体育活动等。青林的民兵队员并没有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被灌输好战的思想去打倒阶级敌人和外国侵略者。他们的训练既有组织性，又很实用，要求培养团队精神，培养某种目标感和纪律性。在青林地区，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把真枪实弹发到农民手上。

　　国家和村队间的行政联系也反映在对地方政府的地理安排和组织形式上。青林大队的队部就位于该地区的正中心，由三栋坐落在一起的房子组成。一栋房子里安排村诊所、一家小店和食堂，另一栋用作大队办公室，还有一栋是大队的会议室。大队正式干部是五位：党支书、队长、妇女主任、大队会计和民兵连长。他们的工资由村民支付，并全职处理大队的日常事务。在大队和公社，公社和县政府间，一直存在着一条沟通的管道。

　　在后毛泽东时代，青林大队被分成三个小的村委会，原来大队队部的房子都拆了分给各村。各村村委会又有五名成员，加在一起就是文革时大队干部的三倍。这些村干部拿的都是村里的全职工资，但并不是全天上班。村里既没有办公的地方，组织结构上也缺乏和乡政府直接沟通的管理管道。这些村干部更不会组织文化和体育活动，他们的工作也很少顾及到当地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就像1949前的村保一样，村委会的职责好像就仅仅是为国家收税，给村干部收提留。就这么一个举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的国家机器就被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一夜间撕扯粉碎，村里的社会结构又倒退到了 1949年以前的样子，甚至连“乡”这个名 称也是1949年前曾经用过的。然而，人人都把这种“复旧”称之为“邓小平改革”。

　　地方企业和水利工程

　　文革期间还有一些其它的创举。比如说，第一个大队企业——榨油坊，就是在1973年建立的。1974年又建立了另外一家大队企业。到1976年，青林大队有了七家大队企业。1972年大队开始有了碾米机、面粉机、轧棉机、柴油机，到1976年，大队有10架柴油机、7台碾米机、1台面粉机和2台轧棉机。1973年，青林大队开始采用机械灌溉，到1976年，大队有了 12台水泵灌溉稻田。高家村还买了柴油机，来带动水泵灌溉农田。而在此前，所有农田灌溉都是靠传统的水车。在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其它许多新的项目，如养鱼场、林场、养猪场和农业实验站。此外还有许多的技术革新，如在早春用塑料膜给稻种催芽等。但所有这些革新和工程项目，如果与文革时许多耗费大量劳力的巨大的水利基础工程相比，都算不上什么。

　　1967-1968年，青林大队在没有任何外部和政府的帮助下，独自建立了三座巨大的水坝，即青林大坝、西分大坝和官田大坝。三座大坝加在一起有九公里长，共享土石七百多万立方，全部是村民用铁锹、铁铲挖起来，用扁担和篮子挑上去的。

　　结论

　　可以用几个要点来总结文革期间的高家村。第一，与城镇地区不一样，文革期间像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没有许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动乱。这有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农村没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党的高级干部，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即受害者自然就比较少。当时农村缺少各种可怕的暴力行为，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很少，而这些年轻人却是城镇里最激进、最有暴力倾向的造反者。像高常银这样的农村党员干部是遭受到了迫害，但程度远不及城里人。文革期间，地主和富农家庭也受到了打击，但这种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文革时期，从1949年以来，地主和富农就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他们受斗争的历史一直到80年代才结束。

　　第二，文革期间的国家政策是和当地的宗族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实施过程中相互影响。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斗争的政治氛围，而这种斗争则实际发生在农村不同的宗族或宗族分支间。 徐家村民批斗高天翔，而高家村就打倒徐添云。文革的政治气候也为农村居民出于个人恩怨进行报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徐从贵想要扳倒高常银，就是因为徐从贵是在高常银当权时的一次四清运动中被解职、受到处罚的。高仁开想打倒高常银，则是因为高常银和高仁开的老婆有一腿。高朝江向工作组举报我，因为他家所在的宗族分支刚好与我家那派相互不和。

　　第三，文革期间，像高家村这些农村地区，不仅农业生产活动没有受到干预，并且在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方面还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农村在教育、医疗和文化方面的改善并没有花政府的钱，而是在文革激进的农村政策的鼓励下，当地村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从这些方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段具有积极作用的革新时期，这些革新举措使农村居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