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毛泽东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毛主席评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湖北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经常挨群众骂，一九五六年这些干部改变了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同农民一起劳动，深受群众欢迎。
　　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
　　现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试行供给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恢复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三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三、民主革命）

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万岁，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加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拚几年命，以后还要拚，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同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拚命的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一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入月二十一日上午）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宋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一一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万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没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同民党自吹自擂有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毛泽东思想万岁，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儿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不谈，教育制度、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没有共产主义劳动，如何到共产主义？作者见物不见人，只见干部、技术，不见群众。（毛泽东思想万岁，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一九五八年）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
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
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毛泽东思想万岁， 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卅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卅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毛泽东思想万岁，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聂荣臻传达，一九六七年五月）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人民日报》 1958 年 10 月 13 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 " 井冈山的斗争 " 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 " 伙食尾子 " ，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 计件工资制 " ，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 " 供给制 " 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给制 " ，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给制 " ，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 " 干不干，二斤半， " 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 " 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 " 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 " 供给制思想！ " 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 " 物质利益的原则 " 。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 " 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 " 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 " 等级工资制 " 、 " 计件工资制 " 可以刺激工人 "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 " 呀，这种制度是 "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 钱能通神 " 。只要用高工资 " 刺激 " ，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 " 供给制 " 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 " 钞票挂帅 " ，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 "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所正确指出的， " 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资产阶级的法权 " 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还不能 "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 " 物质利益 " 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 " 法兰西内战 " 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 "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 " 见物不见人 " 、 " 见钱不见人 " 、 " 钱能通神 " 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 " 国家与革命 " 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 " 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 " 已经过时的 ' 幼稚行为 '" 。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 " 游击作风 " 、 " 农村习气 " 、是 " 已经过时 " 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 " 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 " 供给制 " 、对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 " 中国之命运 " 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 " 笑林广记 " ，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 " 最高 " 。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 " 高等华人 " 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 " 和赵太爷是本家 " ，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 "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 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 " 礼 " ？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 " 长 " ，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 " 三风 " 、 " 五气 " 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 " 解放 " 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附： 毛泽东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１〕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冷西同志：
信〔２〕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３〕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　泽　东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２〕　指吴冷西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３〕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