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书摘）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书摘）

作者：老田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1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4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9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10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11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14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22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26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27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 28
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29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 30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30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31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34
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34
几段插话（一九六四年一月） 34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35
春节谈话记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36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三月） 36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37
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41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42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43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44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一九六五年十月） 45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45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⑴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

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⑶、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⑷、李闯⑸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⑼。

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

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⒃，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⒄。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⒅，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⒆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24））：中央红军（25）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26），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31）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32），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34）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

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⒄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

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

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22）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⒀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⑸。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⑹前后才开始的。

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⑺。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

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

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⑾。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完全理性不可能达到）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内生决定论）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拒绝承担搜寻信息的成本）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

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限度和社会改造限度，决定于他们对于民众的权力和利益的兼容限度）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力量对比的感受）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

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1）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32）（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

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34）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7）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过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几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

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到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现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种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

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

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这个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没有的。三反五反搞城市，一九五七年反右是思想战线上，反高饶是党内的。全面的、党内党外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十几年来没有的。这次从党内到党外，而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这样理解有好处。这是土改以来第一次大斗争。开始要训练县以上的干部队伍，再训练大队以上的干部，还有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现在看来我们干部真正一尘不染是有，但不能说太多。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一点没沾上的少，大多数沾了，洗手洗澡交待就好了吗？这次“四清”“五反”大家都出点汗，洗温水澡，轻松愉快，才能轻装上阵，一致对敌。为什么轻松愉快？一致对敌，我们身上不干净没有力量，搞干净就能团结一致对敌。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女儿勾搭，不洗就不能对敌。有些人对敌斗争有劲，对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大积极，有顾虑。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多吃多占，上了当的，只要自己说出来，又退了赃，不算贪污分子。将来机关、工厂、企业也可以这样办。当场宣布不算贪污分子，可不公布姓名。东北局有几个贪污一百元、二百元，自己讲了，开大会宣布不算贪污。至于贪污大的案处理了，大约不过上万元，如自己交待了又退了，处理可以减轻。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政策性，“四清”“五反”一定要有，不反不行。一定要交待清楚，不退赃物赃款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多吃多占的退的时候，不要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有的已吃了用了，教育他向群众检讨一下退出若干，参加劳动，这样群众不会叫一次退出，分期分批退，不至使生活不好过。还可以采取自报公议。这个政策很复杂，看起来自己好。

这次运动中间要换一批。劳动好的人，看来是少数。处分的，也是少数。议论干部受处分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不要太多了，要多做教育工作。加强运动的领导，有的时候须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要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要依靠广大干部去搞。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方法，发动广大干部方法，来的力量大。

要有强的领导才能发动运动，分期分批，一批批搞不算落后。这次运动将要大大提高各地的自觉性，中央局、省、市、县的人下去一起来运动。

    四清历来不清，阶级斗争粗糙，这次运动，要提高自觉性，要忠心诚恳地帮助社队工作搞好，帮助干部洗温水澡，帮助四清搞好，除了个别不行的，烂了，蜕化变质的帮不上去，或太坏了，要派工作队代替他们搞，除此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

发动群众搞四清是厉害的事情，河北经验，有些公安机关搞不清，发动群众四清搞出来了。有人讲阶级斗争靠公安部门搞，人民内部靠监委搞，当然要靠，但除此还要充分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只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期分批，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些地方，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今后，还需要抓住要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干部洗手洗澡，依靠贫、下中衣，“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样一套。凡是社会主义教育一般化，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的地方，就不能抓住主要问题。

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错误的人，只要彻底坦白悔改，就算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手脚不干净，要批评，要洗手洗澡，还要继续做工作。伤人不要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要奖励一些好人，处理少数坏人，组织处理一定要经过批准手续。有的地方采取讲社史、村史、家史的办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这个办法很值得推行。贫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可以讲，贫农富裕起来的家史也可以讲。地主、富农的家史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讲给贫、下中衣听，讲他们是怎样剥削压迫人的。

有人对社会主义教育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伤人”不能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要有点“紧张”，精神轻松愉快，这是就其结果说的。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没有一点紧张。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四清”，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才能做到心情舒畅。贫、下中农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手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就要搞我们这一套。贫、下中农心情不舒畅（此处遗漏了一段）才能出现真正的心情舒畅的局面。

在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其中又主要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两项。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1962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
    这是一项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城市中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1952年搞“三反”、“五反”，是在城市。在农村，1957年搞了一次全民整风，但不是用现在这个方法搞的。合作化以来，农村中的现金、工分、财物、仓库就没有清理过，没有向社员全面公布账目。“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四清”能搞出来。

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贫农、下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左右。他们是农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我们要同地、富、反、坏作斗争，就要团结大多数，首先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要多数，还是少数，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牛鬼蛇神专政？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是依靠多数，修正主义者名曰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一些农村干部有一种说法，说：“地主听话，中农好办，贫农糊涂。”其实，地主是要你听他的话，县社干部都不注意听贫农的话，那么贫农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依靠贫农、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在农村的优势，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在农村都要依靠贫、下中农。
    要依靠贫、下中农，就必须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中农。有些地方，贫农一经组织起来，中农就打听消息，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大家都组织起来了。

 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要在斗争中发动群众去建立，不要形式主义地建立。搞形式有什么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南斯拉夫还不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
    开始组织，不一定数量很多。比如一个生产队有二十户，先组织两三户，以后四、五户，有十一、二户组织起来了，就很起作用。要像滚雪球一样逐步搞起来，不要一哄而起，一步一步搞，扎扎实实搞。
    有些地方提出贫、下中农委员会的主任，由党支部副书记兼任。这不好，要由群众选，可以选支部书记兼任，也可以不选支部书记兼任，不能硬性规定，保谁当选。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对这个阶层，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要看生活上升，还要看政治表现，只要不是剥削者，思想上又赞成社会主义，积极劳动，还是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就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底。”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现在有些群众对干部作官很有意见。群众说：“大队干部了不起，一吃二用三送礼。”大队干部就这样大？现在给他一个“四清”，一个劳动。你不干，就当老百姓。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没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起来是搞不好的。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尖锐武器。

总之，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农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而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雪峰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对柯庆施同志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几段插话（一九六四年一月）

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满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实际上，社会总是复杂的，一个统一体总是可以分的，至少可以一分为二。

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

因为你们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你们的党的脱产干部很少，你们的大多数干部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这样就减少了官僚主义。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里的官僚主义可不少咧！应该让威尔科克斯同志看看我们关于城市五反的文件，看看官僚主义危害多大。五反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这个文件应该翻译成外文，给你们带回去，让你们的中央委员都能看到。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没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马列主义的一面，而没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没有贪污盗窃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

 我是从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好处和帮助谈起，联想到我们历史上错误的政策和机会主义路线对我们的好处，以及党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我们的封锁，断绝经济关系和大举进攻对我们的好处。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总是认为敌人的压迫、杀人、被打入地下、党的组织缩小等等，是坏事。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猖狂进攻，是坏事。日本过去进攻中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些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见到我们就道歉，说：对不起得很，我们过去侵略了你们。我说，不，没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你们。就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国人民都起来了。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有两重性：有坏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杀中国人，破坏村庄，抢人物质。好的一面是，激起了中国人民，强迫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否则我们的一百二十万军队建立不起来，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建立不起来，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吃饭、穿衣、住房子的问题。枪炮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枪炮是他们送来的，后来是美国人送来的。我们军火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其次是蒋介石的兵工厂，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很少。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火工业才开始发展，有了十万工人，开始制枪，小型的炮，步枪和机关枪，制造子弹和炮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坦克、大炮，没有外援。但是我们打败了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有大量美援的敌人。

春节谈话记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这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钢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等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三月）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重写。

土地改革纲领（一九三三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十年功夫。不费十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八个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

学会打仗，是用了十五年的功夫。我开始不会打仗，也没有想过要打仗。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一、两千人。七大统计时，还有八百人。这几年，除了老死的，只有六百人了；井冈山的人也只有三十个人了。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住过军事学校的是少数。学会打仗，主要是蒋介石这个“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把苏区打垮，叫我们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而这两万多人，还并不都是长征来的，是经过陕甘边境庆阳、关中的云阳和东征发展来的。当时我说，这两万多人是比三十万人强了，而不是弱了。走了两万五千里，腿“讲话”了，发言了。这样我们的脑子就要想一想，遵义会议就开成了，才改过来。学会打仗，什么都是逼出来的。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了。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我们现在就是要“三斗一多”。绕战部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彭德怀的反攻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习仲勋他们的《刘志丹》一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焘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吗《秦妇昤》，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我是一个当小学教员的，读了很多孔夫子的书，他的道理是封建主义的。后来就读资本主义的理论，熟悉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大革命，华盛顿领导的大革命，民主革命的思想，也读过法国康德的二元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更不知道。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使我离开我原来的工作去搞政治了。依我看来，还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国内反动派压迫人民，因此，使我们这些人一下子就跑到共产党一边去了。孔夫子的道理也不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不信了，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搞起了工人罢工、学生运动，组织了工会，后来又组织了农民运动组织。那时，我们跟国民党合作，我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国民党的宣传部工作。那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还在世，我听过他演讲，跟他谈过话。孙中山夫人现在还在上海，她是我们国家的副主席，她不是共产党。这里有一位廖承志，他是个共产党员，（转向廖问）你是搞什么工作？哦，和委会副主席。他（指廖）的父亲是国民党，是中央委员，国民党的左派，被右派暗杀了。他很早就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了。

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呢？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一九二七年我们有五万党员，蒋介石背叛革命，搞白色恐怖，到处杀人，这五万党员中有一批被杀牺牲了，另一批投降了蒋介石，第三批没有被杀，也没有投降，不干了，五万人只剩下几千人，这几千人就打游击，以后打了十年。那时候我们不懂打仗，谁教我们的呢？还不是蒋介石！我们也没有枪。谁给我们枪呢？还不是蒋介石！蒋介石也没有多少枪炮，是背后的帝国主义给他枪炮，主要是英国和美国。这样我们就有了枪炮，一打就打了十年，军队到了三十万人。我们叫作工农红军。这十年中间，我们犯过错误，后来我们打败了，国民党打胜了，我们就走路，一走就走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相当于地球的直径，由南方走到北方。这不能怪蒋介石，只能怪自己犯了错误。军队由三十万剩下两万五千人，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那个时候，腿走那么远也是难受的。（大家笑）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也没有茶，也没有水果吃，仅仅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一升米。

    可是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候比过去更弱了，相反，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得到了教训，以后就是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打了八年，又跟蒋介石合作，不打仗了，一齐跟日本人打了。我们的军队打了八年以后，由两万五千人扩大到一百二十万。以后日本投降了。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日本人民。我们中国人民也对胜利作了贡献。日本军队走了，美国人来了。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就打内战，打了四年。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说不打仗了，他跑了，（大家笑）他就到台湾去了。我跟你们讲了历史的变化。讲了多久？（看表）讲的太长了吧？（外宾中有人说：“很好”。）就是讲，世界在起变化。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胜利。我看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不能胜利，你们是失败主义者吗？（外宾中许多人答：“不是。”）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大家鼓掌）我要讲的就是这么一点，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问大家）你们有什么话要讲？

我看修正主义没什么出路。修正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而不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修正主义他们不讲革命，不讲反对帝国主义，有时候讲几句反帝，那是假的，这里有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朋友，你们国家的共产党就是修正主义领导的党，我们跟他们谈不来，我们反而跟本贝拉谈得来。（鼓掌）反而跟戴高乐总统谈得来，我们跟戴高乐不是一切都谈得来，是在反美这一点点谈得来。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次的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但是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课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沬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的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马尔罗：这很有意思，农民都没有打过仗。不知如何打，但他们能当很好的战士。拿破仑手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主席：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果不打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败仗，多打一点胜仗。

 马尔罗：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们的。我认为现在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内容很不同了。
    主席：他还进一步说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尔罗：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主席：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主席：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主席：是的。

主席：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一九六五年十月）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拋掉。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