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对“道德的血液”其实早有探索

“中特社会主义”执政党其实早有教训　　

作者:老蜗牛　　

前些日子，本蜗牛写了一篇《解决食品安全的根本出路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帖子，解析了私有制必然导致假冒伪劣的根源，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切断造假者的利益链条。仅隔数日，某主流媒体又轰轰烈烈地报道了“达芬奇”家具涉嫌品牌造假，引来其它媒体紧跟其后，穷追不舍，热闹非凡，消费者也愤然而起，维权声讨之声不绝于耳。其实本蜗牛并不引以为怪，因为现今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尽管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帜，但资本贪婪的属性仍然无法改变。回逆其历史，执政党其实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开国之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是一个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迫，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创伤的国家，如何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对共和国的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一方面，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全面封锁，另一方面，国内外反动势力还在妄图复辟捣乱，因此，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和全军：“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建设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它劳动群众，争取知识份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份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还逐步酝酿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认为十年建设之后，经济发展了，才可以考虑社会主义去向的问题。　　

1950年4月，当有人提出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主要的斗争对象，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排挤等观点时，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达到团结它们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　　

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认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在“很远的将来”。可见，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团结、利用的政策，希望他们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并未对他们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　　

然而，资本家们是怎样对待执政党对他们采取的怀柔政策的呢？　　

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偷税漏税、投机倒把、贿赂和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当国家向他们订购抗美援朝战略物资时，他们偷工减料、制假造假、以次充好，甚至用未消毒的材料制造药用棉纱，使很多志愿军伤口感染化脓，延误治疗而失去生命。更有甚者，趁机盗窃国家财产，窃取国家经济情报。以上种种恶行，迫使执政党不得不在1952年1月发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大规模“五反”斗争的号召，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了大量的电报和批语，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方针、政策，及时地防止和纠正运动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偏差。　　

在“五反”运动中，查出不少资本家程度不同地存在“五毒”行为。许多党员和干部义愤地主张干脆一举消灭私营经济。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处理“五毒”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并强调：无论“三反”、“五反”都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　　

为了调动工商界人士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振作起来搞好生产，在“五反”运动末期，毛泽东还力劝民主人士　黄炎培　先生出面发表讲话，并亲自对　黄炎培　先生的讲话稿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修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修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修改为“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五毒思想”。并在讲话稿的最后一段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由此可见，建国之初，毛泽东对资本家们是何等的宽容，多么希望他们血管里能自动流淌一点“道德的血液”，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当今“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是多么相似，都是以私有制为主。按道理，中国应该就此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很快就会建成“小康社会”了吧。　　

然而，不幸的是，即便有少数资本家“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贪婪的属性，迫使执政党不得不放弃“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步伐，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短短的二十几年，当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工业强国了。事实证明，现在再叫嚷着“国退民进”、“人间正道私有化”走回头路的人，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如果不属于傻B型智商，那就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了。　　

注：以上资料参考于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但书中很多观点和结论本蜗牛并不认同，故只以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