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解散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背叛

苏共解散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背叛［注］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二

贺普霄

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已将贫穷落后和被二战破坏成千疮百孔的苏联，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而建成敢于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对抗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然而，当她74岁时，领导她的苏共解散了，她也被解体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背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2000年5月举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东欧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1956年以后形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前提。基列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背叛时，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尔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讲演时的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可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和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

“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期，第13~14页）

戈尔巴乔夫怎样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他在苏共已被解散、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基本实现的1991年11月与《莫斯科新闻》主编谈话时就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引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于是，他采用迂回的方式，使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制造思想混乱，诱骗群众跟上他走私有化。因而，他主要通过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化鸣锣开道；通过宣扬笼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引向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利用模糊的“非国有化”，引向明确的私有化；通过谈论抽象的市场经济，引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一期，第30~32页）

这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脉相承的现代修正主义主义路线的形成、发展到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自我写照。也是任何阴谋家千方百计地向上爬而身居高位时就原形毕露的写照。赫鲁晓夫就称斯大林是自己的新生父母；林彪将自己伪装成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毛主席对他一直不放心，梦想急于夺权而自取灭亡；……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我们的新闻媒体报道的和他握手并宣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人们对两国关系正常化很能理解，但对两党关系正常化很不理解，现在大概理解了吧！

再看看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2000年5月24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所作的专题讲座是这样说的（摘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七期，第26~30页）：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共产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部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在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所以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位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准确无误地提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20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这是在8年前说的，现在中国三大差别、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在“大幅度增长”。但愿中国不走精英集团官商勾结的私有化道路，“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还有一些谈苏共亡党亡国时的文章提到，苏联的干部路线违背列宁晚年多次提出的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要改变苏联建国初期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要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党、政干部。斯大林没有这样做，继续采取委任制，而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唯独没有否定这一条而把它继承下来并强化了，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很多都是和人民无关，而是为了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谢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强维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他和波德戈尔内等联合起来，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任命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从而，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保留在领导层，导致党的整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

从这些研究文章的分析不难看出，毛主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明确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与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同志谈话（汪东兴也在场）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中国剪报》2007年12月7日）毛主席这时指出苏联的问题已与二十多年后苏联解体时的情况是相符的，可见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们权力之大，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提意见他不但不听，反而还要遭打击迫害，这已为我们的一些腐败案件将举报人和证人及其亲属、知情人被迫害、致残、致死所证实。从而不难得出，只有共产党自己本身硬，像毛主席领导三反五反那样发动群众和利用“四大”的成功经验惩治腐败的重要性。这才能真正起到“以人为本”的监督作用，让毛主席在延安时代就提出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新路的重要性落到实处。从苏共亡党亡国、东欧蜕变不难看出，党内的“精英集团”就是党内的走资派，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权大于法，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人民无权监督他们。这就是苏共这些“精英集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用法律剥夺人民切实可行的监督权，变以人为本为以官为本，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要害——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堡垒终于从内部攻破了，社会主义完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就是共产党，特别是高层领导，堡垒既已攻破，那还能有社会主义国家吗？这就是毛主席在谈接班人五个条件时所告诫的：“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主席语录》第240页）因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是打江山和保江山的，不会也不容易忘记过去；第三代、第四代就不全一样了。因而，只要在政治思想上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才能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只承认和只顾解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和歪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那就必然会上“和平演变”的当，甚至与其同流合污（就像戈尔巴乔夫说的），那就被其“不战而胜”了，或者自已投诚了。
［注］本文摘自作者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共富村之路》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