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全国大讨论的再认识--纪念毛主席逝世34周年旧文重发

纪念毛主席逝世34周年旧文重发

明天是毛主席逝世34周年，真是30年河东河西，时间的流逝，将东边的变成西边的。回首历史性的巨变，久久难以平静，往事历历在目。

我始终坚信毛主席这样千古仅有的伟人，尤其是晚年的重要指示，穿透古今，关于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绝不是无的放矢的空发议论。

这是1978年9月1日批判真理标准讨论时的一篇文章的第二稿，寄自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哲学研究所和中央，1979年2月17日作以修改后，重复又对上述机关寄过一次。2003年准备出版《思考备忘录》时，按实际情况的发展再修改成这篇文章。审察时因未通过，而未收集到书中。

百感交集无从下笔，就把这篇旧文当作对领袖逝世34周年的怀念吧！（2010年9月8日）

真理标准问题全国大讨论的再认识

李 甲 才

（二OO三年三月二日）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讨论，这一提法作为当时“解放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引导性舆论，是那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其核心内容是要突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实践的“禁区”，不是从此要坚持是不是真理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最先由光明日报发表，随后全国表态认同。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这一观点仍然占据理论阵地，造成的巨大迷误仍未消减，提出质疑再认识。

“实践”这一词语的概念涵义还需用解释么。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实践同纯科学试验发明不同，不是什么先进按什么办，但也受政治的制约。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实践在一定的范围内能检验证明真理，也在一定的范围内能为谬误提供事实上的依据。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抛开普通规律，谁都可以轻易的找出几个事例证明其论点。

社会实践有排它性、强制性的本质属性。按继续革命理论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搞成发展私有化经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干不成1976年前的社会主义。在美英法等国的现状下，有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就干不成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实践。

有了这种社会实践就不会有那一种。共产党人预言资本主义要灭亡，不但未灭亡，反而范围扩大，苏联东欧又恢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社会主义救了中国，取得了成果。这些社会存在是和平的社会实践检验出真理的结果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哲学理论，加上“唯一”就是绝对化主观化。绝对化的观念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社会实践没有共溶性。人类社会不存在两例相同的社会环境；更不会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同时施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或者说同时试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由社会实践检验优劣后自觉的和平自由的决定取舍。这个“唯一”的标准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能检验出什么真理呢？

若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指导推断是否正确、是否真理要通过实践检验。在中国有可能一半按毛主席认可的社会模式干，一半按其他领导认可的社会模式干，等同运作三四十年后来按实践检验的结果决定取舍。即使有气度那样办了，这一部分的条件就等同那一部分吗？说到底“讨论”不过是一种手法而已，并非内心真的要坚持执行正确的理论，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真诚客观的解决矛盾。国内国外都是如此！美国把自己标榜成世界自由的榜样，能否测评两块相同条件的地方，一块搞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另一块搞资本主义的，在社会科学上作身体力行的探索，用客观的社会实践检验先进与落后，为社会科学和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那么富有但这点资他们绝不投。可见在一定的范围内社会实践又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哲学方面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取掉“唯一”后）的标准，是在较长的时间序列中，通过“实践”这类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第一性的客观实际，去验证在实践基础上，由思维活动反映产生的主观性的理论正确与否。不适当的套用到政治范围是不正确的。由此还会导致出强权政治，英雄造时势的谬误也成为真理的不正常的社会存在。谁取得了支配社会实践的权力谁就成为真理的代表者。一方说合作化是革命是创新；另一方说分田到户单干好，原来不让干，现在非干不可，不是也能行吗；一方说合作化搞到现在比单干更好，中国几千年单干不是无出路吗！社会实践检验在这里成了政治主张莫衷一是的附属品。

中国近代多数时候，社会都是朝绝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又被认可的方向“放任自流”。辛亥革命，昙花一现，之后复辟帝制，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新中国搞社会主义，尔后迅即改弦更张。

按照毛主席的政治路线运作至2049年，能决定中国命运的那些领导曾发誓继续革命永不变，什么实践去检验既行不通又无效果；按总设计师的政治路线运行到2078年，能决定命运的那些领导也表示一百年不动摇，又怎能证明比前者更好或者不好。没有比较对照怎能鉴别，而这又怎能有其可行性。这就是社会科学的难度。

社会实践从来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上形成的权力机构的指导下进行的，强制性、排它性，不能共容的实质非常清楚，“没有调和的余地”。若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去判定，必然导致出谁有主导决定社会实践的权力谁就有真理，客观上会误导人们对追求进步和发展的积极有益探索，消极的等待实践去检验。在一定区域内具体的社会制度下的长期的总体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存在，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并不能证明真理，相反的还会无限的延续荒谬的理论和落后的社会制度。中国腐朽的封建王朝盘踞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持续运作几百年了，还企图无限延续，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不愿自行革命，不“改革开放搞活”，也不终止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难道社会实践检验证明资本主义幻想永恒是真理。日本侵占中国，亡国论甚嚣尘上，还与时共进的去认可而不反抗！现在美国称雄全球，恐惧崇拜向往的不计其数，社会实践也未证明何时消亡或还能存续多久，岂能证明资本主义模式是不灭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法国大革命后，王朝复辟，谁有理。列宁搞成“十月革命”，以后的人走回头路，用社会实践检验，真理在哪一边。

理论指导行动，由于“讨论”本身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有着特殊的意图，因而使“大讨论”步入歧途。几十年过去，至今仍未走出从一种“两个凡是”转成另外“两个凡是”的误区。第一种“凡是”的出现还有领袖这个职务的名份；第二种“凡是”出现时，有时不带职务只有威势，更显威力巨大。“两个凡是”的说者“无心”，诚心坚持能轻易突破吗？

真理标准讨论当时的用意是借此突破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政治路线不能动摇不能触动的“禁区”，为以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造逐步推行的舆论，绝不是追求真理，明辨是非，不带任何偏见的学术讨论，也必然不能公平的按当时讲的涵义让社会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讨论本意和结果不是或事实上形成不要禁区，而是要从打破一代领导的禁区进入另一代“禁区”，从一种（干社会主义的）决定出成为天下法，“没有调和的余地”，变成另一种（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言出而成为天下法。“讨论”逼人认可表态并将积极“搞讨论者”随意提拔封职就证明了这一点，热衷者大致上也是为了“这一点”，不是真诚的反对禁区，个人说了算等，从此开民主政治的先河，再不设什么禁区了。实质不过是图谋更新最高领导权力改换名称的事情。

对称思维，事实上中国的禁区很多。搞私有制成为上千年的禁区打破了？没有，还在搞。“改革开放搞活”的禁区打破了？能认定成什么都搞的正确？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的禁区可以打破，其它理论的禁区可不可以也要打破？难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整套做法和理论就不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终极了真理什么都正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禁区被冲破，扩大的就是必要的了？缩小两极分化的禁区被扩大所替换的禁区该不该突破？……说话嘛！流失的时间能揭示许多人们不清楚的问题。此后，永久性的消失了当年振振有词的要打破禁区的声音。提出讨论的一伙人也是“在高处的卫星云图上”看准了风向的实力对比，“抢抓机遇”，率先“投资”占“先机”，真实的意图决不是追求真理，追求思想解放。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特别是列宁，还有一些非马列主义的学者对真理和实践标准的客观论述。

党和领袖任何时候也未说过或内心认为自己是神不是人。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主旨在于降低领袖的作用。党和国家的当权者还有勇气再讲一次其他领导人是人不是神吗？那样讲不是真的反对神化领袖，是采用人们的较能接受的说法使另外的图像再当神。从“讨论”开始到“正确评价功过是非”，使党和国家失去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后果日益彰显。否定的手法比苏共领导作秘密报告高明，一部分肯定一部分否定而达到全盘否定。谁都明白一个馒头被说成一部分有毒也就等于全部报废。如若是诚心坚持真理，修正失误，那么毛主席以后的领导人为什么再未进行功过是非鉴定，难道真的修炼成神了！精心密谋的“讨论”按强权者的意志突破了所谓的禁区。

中国旧的观念和势力太强大了，几千年的意识形态酿成“麻烦”的人文积淀过于厚重，任何求新的机遇都被封杀在这种消极的“土壤性”的环境中。绝大多数时期都是“当官都一般”的人事脸谱循环。打倒一任皇帝再换一个皇帝，打倒一批不同人民划等号的官吏再来一批，反对者多数是自己想做官，不是干好事。只有孙中山反对皇帝是自己不当；也只有毛泽东主席反对旧世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不是再搞一批新的地主资产阶级，用全新的理论改造中国。

难有求新的机遇存续就难得进步，难得进步就没有一个好的社会体制，因而始终未能越过生存危机的警戒线，又必定导致人们为了狭小的私利不顾一切，抛弃一切。这种大面积的行为又使新的社会体制难以持续有效，老是上演同一剧本，官民分清，单干种田，私人经商办厂。

只有先进的革命和生产的社会实践才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才有真理。而且真理也是在同错误不断的较量斗争中才逐步被认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具有逐步更新的特征。封建社会实践曾很进步合理，如果这种社会实践无限延续就蜕变为反动，资本主义也绝无不灭亡的社会实践规律。所以社会实践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动内涵的过程，所表示的只能是一个相对真理。只有从一分为二上升到一分为二也是一分为二的，才能真正了解马列主义的一种绝对真理的哲学思想。

真理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种哲学理论中检验的时间内涵是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衡量的。在一种具体的短期的社会实践中并不表现真理，简单的套用到特定的政治思想较量的环境中，更是面目全非，而又说成“唯一”，显属不当。“二战”时法西斯德国几乎占领了全欧洲，那一段社会实践能检验出希特勒有真理是正确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也是一种理论性的论点，是否完全正确的反映表现社会的客观存在，仍然需要用动态的社会存在和发展来检验正确与否。别的东西要用实践检验。这个就不用检验了？用政治权力的手段“命令”成唯一标准，成为自相矛盾，理论与存在相背离相矛盾的观点，表明唯一标准并不能唯一，不要唯一才是唯一的。

社会进步所需求的社会制度的更新，不像农民种田，科技成果用客观的标准衡量，什么好了自动按什么办。任何腐朽落后反动的社会体制下的社会实践活动，因阶级或团体特殊利益的驱动而本能的顽强维系。刘文采、南霸天一类绝无接受“实践的检验”去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而自行终止。日本侵略中国也绝不会觉悟自己的非正义而放下屠刀交械走人。“凡是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也不可能被轻易打倒。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因特殊的利益关系，即使被社会实践证明了正确与错误，也不会被接受认可，还要故意执迷不悟。

上世纪苏共几任领导“另树一帜”被毛主席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九评”为主的一些文章断言必定葬送苏共苏社苏联，尽管那时也未摘“社会主义”的牌子。尔后事实上的结果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难道赫、勃、安、戈这几任苏共领导真的是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难道他们真的是要把“共社”弄垮的最为特殊形式的党内最危险可怕的敌人？毁社走资不好，十多年过去了，俄罗斯也未强大，按美国的模式运作不灵，国内难以稳定，国力一落千丈，人民困难重重，况且起点还是在超级大国的基础上。

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也可能是因结论做在结局之前未被事实证明，而不能醒悟，以后作结论和被作结论的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而结局出现之后还有当年许多健在的中高层党政领导人，许多还是当年作结论的参与者。为什么非要那样干，是否是非要把中共中社也弄完了才舒服罢休！共产党人最伟大的地方是在推翻旧世界中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为痛惜的就在建设新社会中不愿牺牲自己一点名利，不注意克服自身的缺点、弱点，以致几乎在全球内全盘皆输。

时至今日，用领袖惊世高远的理论判断，对比现实的社会存在，也包括社会实践，就能清楚深刻的理解、领悟毛主席为使千百万人流血牺牲和亿万人民卓绝奋斗搞成的社会主义大业，不被半途而废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是有的放矢，忧患未来，击中要害，珍爱人民。尽管年事已高，仍以罕见的睿智和深邃的洞察力，从党内上层各种难以觉察、不易识别的细微言行中预见到可溃千里大堤的“蚁穴”。早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1962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认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全面系统的论述被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概括，写入党章和宪法，之后被“修改”。1963年5月毛主席对“防修”以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警告全党，“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

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是资产阶级上台”，1964年12月毛主席在社教运动批示中尖锐愤怒的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象”。随后在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当时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9月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又反复强调“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事先反复宣传使全国都知道的警句和实际不相符合吗？

毛主席深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垮，具体指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阐明“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根据当时的分配制度和社会基础重申“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并进一步分析中国“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等等。”认为“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由此断言“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而非常反感厌恶“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据此，毛主席做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些都是毛主席逝世前的1975年前后做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修防修”的简洁精辟结论，而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的事实证明“主要是”党内有权力的“老同志”，包括两任总书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一大批有职有权的跟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同志”“和中央保持一致”，或积极赞成努力照办，或坐视不理漠不关心，或默认盲从、不置可否搞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私有化（资本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信仰在党内在全社会消失殆尽，“整个中国”由毛主席当时讲的“就要变颜色了”发展成变了颜色。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代表着截然不同的阶级利益。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就是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

只可惜毛主席的一系列实事求是的论断，不但未被认可照办，还受到种种诽谤批判，反其道而行之。几十年过后，一批资本家被重新“生产”出来，“大公”为民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消失干净。否定之否定。只要稍具社会主义持续不中断的意识，还较能站在对人民负责的立场上，有一点使无数英烈鲜血不付诸东流的善意良知，都会有自然的认为毛主席一系列重要理论指示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符合中国的实际并被事实证明英明正确。这些用社会实践的标准检验，到底是领袖代表了真理、还是“左”的错的？把所谓的“禁区”突破，也就是把不能干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修通。把中国拖入资本主义的泥潭，社会实践必将会证明既彻底毁掉了毛主席主张的社会主义，也要毁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毛主席会被搞得灰头土脸，之后的人也无功绩可言。“十月革命”、“苏联苏共苏社”消失被否定，不但列宁斯大林等失去了光辉，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也会失去异彩。谁干坏事谁会负最终的罪责。难道革命能被永远扼杀？难道人民能永不革命？

领袖尽管未能亲身见证前苏联从名义到实质上“共社”丧失的全过程，但对自己所作的结论深信不疑。晚年更是把防止中国重走苏联之路作为重中之重，不遗余力作了卓绝的努力，把问题讲的清清楚楚。不惜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全部党和国家机器击碎又重新整合。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他誓死要制止并不愿出现的事情，即削公兴私、破新立旧。

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实践替代落后的社会体制，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产生的。没有那一种比原来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在社会实践检验中自然和平的进入到高一级的先进的制度中。倒退容易前进难，搞垮社会主义有例外的特殊性。由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复辟倒退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可以不用战争手段完成。由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和平手段行不通。全世界唯有共产党执政搞社会主义被“和平演变”，不争不斗而重新步入资本主义，把人民再次拖入灾难和无限忧患之中。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历经数十任总统，有顺当和不顺当的时候，没有人想改变私有化的基本制度，而社会主义则相反，稍不顺利就反弹回头。难道公有化的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绝不是！

从历史的长河审视，社会是发展进步的。在特定的时段内有时是倒退的。社会要前进是客观规律，落后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就要倒退也是客观规律，两者均是社会实践，也是客观的无法抹去的客观存在。中国几个封建王朝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满清入关强迫留辫子几百年，在那特定的时期内的社会环境中，实践检验其有真理吗？社会实践，已知的历史事实表明从来都是在一定的阶级（集团）的完全或不完全的支配下进行的。没有独立自主的超越政治束缚的社会实践，又怎么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我们国家民族长期缺乏认真钻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条件和群体，缺乏矢志不移的追求理想信仰和真知的人，缺乏支撑维系社会进步和正常持续运行的人文方面的基础环境。最为危险可怕的就是社会精英人物政治思想和品德信念的颓溃，较多的表现是为“一时的利害”“按风使舵”，“依权定理”式的说话做事写文章。自成进北京也欢迎，满清管理也能行，推翻清朝有人支持，复辟帝制也有人拥护，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亦可以，从而派生出上层人物政治品德低，私心杂念多，错误的主张能行通，难以走出泥淖，确定好社会制度持续前进，多数时候如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是为了自己再作皇帝一样，把落后的轨道一再无限期的延长。

（注：一九七八年底曾写过同此文基本相同的文章寄自主持讨论的机关。）

2003.3.2于陕西高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