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不廉的“公务员”为民不齿

           不公不廉的“公务员”为民不齿　　

近日，在一些网络报刊上再次见到几篇揭露国家公务员违规违纪乃至违法享受“三公”消费、获取“灰色收入”、占据保障房与民争利的报道，读后令人震惊，且对这些不公不廉为民不齿的“公务员”大失所望。　　

关于“三公”消费，据凤凰周刊《“三公消费”预算公开内情》一文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高强在全国“两会”上表示，将在今年6月报告的2010年中央财政决算中公开“三公”支出。公众对“三公”消费的强烈关注始于2008年央视《新闻1+1》的一期节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消费的“三公”消费就接近9000亿元。此消息同时也引起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并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财政部行政法司和预算司的头上。而相关司局官员经共同研究认为，“三公”消费三个三千亿的数字肯定不对，实际数据应该比这个小。至于准确数字究竟多少，财政部官员竟表示，“我们心里也没有太多底”。对此，文章提出质疑说，既然财政支出都是通过预算的，为什么如此庞大的资金在预算中看不到呢？“三公”消费究竟藏在哪里？此外，文章还针对当前我国行政单位公务员离退休养老金不作为行政成本统计这一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制度”，指出：但现实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和养老保障制度，与社会企业人员截然不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社保，而且退休之后所领取的养老金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80%甚至90%，而企业退休人员往往只能达到30~40%。　　

关于“灰色收入”，据中国青年报《关门改革让公务员滥发补贴》一文披露：时下，全国各地发放公务员补贴津贴名目繁多，严重失序。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擅自发放津贴补贴达300多项。以中央国家机关某单位为例，仅通讯费一类补贴，该单位就设置了‘住宅公务电话包干费’、‘无线通讯工具补贴’‘通讯补贴’、‘特殊通讯费’四个补贴项目。2005年，国家针对公务员补贴津贴滥发问题进行清理，将“暗补”的补贴津贴改为“明补”，可结果并没有有效遏制“暗补”依旧未明、“明补”肆无忌惮的乱像。这还不包括，一些地方团购、经济适用房等旗号，为公务员定价设计的低价商品房，还有将“车改”变“车补”等暧昧之举。文章还指出，国家《公务员法》第78条明文规定：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保险待遇，同时明确这些资金应当列入财政预算。该法101条同时规定了罚责，明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倘严抠法律条文，公务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否则，就有违法之嫌。更何况，公务员补贴津贴滥发，于《公务员法》于现实情理均无正当理由。对此类不正当的现象，倘若依旧过分顾及其感受，充分照顾其情绪，隐蔽操作，既不可能赢得公众支持，也有损公务员公信力的重建，还有可能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　　

关于与民争利，据新华网报道：深圳市龙岗区住宅局2009年制定的一份该区葵涌街道保障性住房工程设计招标工程文件介绍：用地面积约21200平方米，拟建保障性住房200套，面积为55~60平方米/套；政策性住房310套，按中限标准建设，即处级20套（110平方米/套）、科级133套（85平方米/套）、科员157套（75平方米/套）。对此，龙岗区建设局房管科副科长李忠东却“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说，这些保障房不是为官员“量身定做”的，而是符合深圳市有关规定的“政策房”。当地群众说：“这里算是街道的一块宝地！原来都说是建保障房，怎么一霎眼，大部分土地就成了机关干部的“政策房”呢？这究竟是为低收入家庭谋福利，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笔者以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上述关于国家公务员的“三公”消费、“灰色收入”、与民争利的事实，绝非一时一地发生的极少数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时下官场腐败现象。有道是，“公生明，廉生威”。那些严重脱离群众，终年厚颜无耻地享受着种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特殊待遇”的不公不廉的“公务员”，他们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明智，也没有廉洁自律的德行，更没有作为人民勤务员应有的群众威信。他们贪得无厌、不遗余力所追求和信奉的，只是如何使自己吃得更好、拿得更多、住得更舒适，而且官越大享有的“特殊待遇”越高。至于我们党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早已在他们的心目中荡然无存了。可以说，他们已经从人民的勤务员蜕变为离群众越来越远的以权谋私的官老爷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多年前所论述的，“...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　　

更何况，时下那些为民不齿的不公不廉的“公务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党的直接教育培养下入党当官的。他们既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生死考验，也没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任何汗马功劳，是不折不扣的坐享其成的“摘桃派”。他们凭什么心安理得地享受那么多“特殊待遇”？他们何以面对我党的那些终生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作风的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无数为人民利益奉献生命的革命先烈？殊不知，他们在背叛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自己原先的政治信仰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了，现在该是他们迷途知返、悬崖勒马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