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被遗忘在历史中的另一个毛泽东

      我平生在学术和政治上，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逆鳞犯言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群小乱政，政出多门，天下失序，有动乱之兆。”
　　是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警言“如乱局失控，天下势必分裂而将现诸侯割据之局。”此文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醒邓公及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其后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权，而能侧身于国士之列，盖以此。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
　　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伪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时代，社会主义理念已经过时。但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变，以及一系列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亦并非未来之天堂。
　　何新说：其实，历史中本没有所谓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绝非凡人所能知。
　　我观察人类历史之演进，乃知历史之本体是无序。在人类历史中，动乱、无序是常态。安定、组织化是动态，是短暂的。
　　所谓历史“伟人”，都是在历史之特定时代及背景下，缔造和构建历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种制度秩序，稳定期通常不过持续数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败及人性之堕落、私欲之扩张，而逐渐瓦解、疏离、废弛，而渐进入失序与维稳之中间态，最后终归于解体。须有这种眼光，人才会有历史感，而知道自己与以往一样，都不过只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历史中所谓“稳定”若不是一极独大，强权贯彻，则只能是诸种势力之妥协与制衡。西方“民主制”虽可略显民意，制衡权力，但金权资本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一体，本质仍是资本社会而非民权社会。从来没有什么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说：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以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1990年1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我的数万言《中国经济问题与世界未来》，此文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
　　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写信给我，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古，我遂建议古巴推动经济改革。
　　回国后，李鹏总理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主导，方可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渐得积累，资金得扩散于民间。中国经济因海外资金技术之进入以及出口市场之带动，乃呈现近十几年来之繁荣。
　　1992年春，邓公南巡反“左”。我上书建言江李体制不可动摇，左右之道不可偏颇。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张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废。邓公似乎容纳了我的意见。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我尝极力反对驱工人下岗及国企私有化之改制。近期我指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乃堕入美国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国外汇储备之圈套。
　　在这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数而反乎潮流。
　　何新说：实际上我的主张并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话语留在了历史中。 

　　我昔日所试图给国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和至上，试图摆脱左右意识形态之争的强国利民之术,就是所谓“新国家主义”。我是主张建立强大国家的新国家主义者，但也是希望国家应该是关爱百姓的好国家，而百姓应当有民权的新民主主义者。
　　在经济思想上，我主张重点产业发展应当以国家目标和全局计划为主导，而不能以市场和利润为主导。
　　但是，国民经济应兼容资本主义以及利用市场机制。这种经济体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这本来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初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
　　在财政上我主张中央收权，协调地方，反对目前的地方坐大，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方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地方城市里种花种草年耗百亿。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实施新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当今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的特权和特殊优惠政策。
　　特别在金融领域，我认为国家必须加强对外部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监管。近5年来，高盛等若干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领域畅行无忌，为所欲为，蚕食吞噬；把中国经济搅乱得昏天黑地！
　　在社会分配上，我强烈主张由国家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我主张国家以财政力量保护和照顾穷人、老弱病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现实中有实现的可能。但我是现实主义者，新国家主义者，好国家主义者。
　　我基本认同毛泽东1944--1945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应当看40年代解放区发表的原版。五十年代以后做了很多向左转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治国理想。
　　遗憾的是，正是毛泽东本人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激烈地左转。特别在六十、七十年代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背弃了他在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初叶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明确主张，国家政权的性质，应当是“人民民主专政”——既不是苏联模式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但也不应当是只为富人服务，偏袒富人和权贵的“资产阶级专政”。
　　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不同于1957以后特别是1966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时的毛思想强调的核心内容正是新国家（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和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新社会主义（从而不同于斯大林主义）。 

中国亟需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何新说：近期以来，“内需主导论”甚嚣尘上。倡言此论者，首先无知于资本主义之发展历史及规律。
　　自15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史。没有一个发达工业国，不是由困锁自足的内需经济、一国经济，而跨步走向全球化经济。
　　何新说：为什么必然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规律使然。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产业能力之扩张程度，永远大于市场之扩张程度。因而，产业在发展中周期性地遭遇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遂引发一次次周期性发作之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之危机，决定了有能力之工业强国必须向外看——必须全力拓展世界市场及新的资源来源。因此一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成为外向化的全球竞争型经济，方有持久而可持续的生存之道。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下，始终存在着一种两极化的体制：一极是金融资本及产业发达之主导型国家，另一极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之市场、资源服务型国家。后者依附经济强国作为其外围市场。
　　这类国家就是从属于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之第三世界。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前，原本是发达工业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后，则仍因为无法摆脱经济生存之依附性，而成为非传统类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当今之拉美、菲律宾、非洲，以及依附欧盟之东欧诸国）。
　　而中国今天之地位正介于二者之间。
　　综括某些海归学者所鼓吹之所谓“内需主导”方针的基本思路，概言之无非就是：
　　1、 主张限制出口，消耗所有外汇储备大规模进口——从而帮助发达国家开拓中国的内需市场。
　　2、主张对内无限制印刷人民币，不在乎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鼓吹以房地产经济为产业龙头，扩振内需，不惜消耗一切国内资源。
　　何新说：众所周知，中国之国情是人口过剩，国内资源近乎穷竭，农民极其贫困——何来广阔之内需市场？
　　一旦现有之外汇耗光，加之出口产业能力萎缩，那时中国就不再有能力购买外部能源及资源。要进口，就不能不举债。中国将不得不转变成对外负债的纯粹进口国。因为若不大量进口能源资源消费品，因内部民生压力巨大，国家势必陷入穷困内乱之境。而这正是美国对中国输出内需主导论的目的。内需主导方针，乃是最有助于从内部瓦解中国达到帮助美国不战而胜的方针。
　　由此可见，这种“内需主导论”，不仅是画饼充饥的虚妄之论，而且是穷国之论、乱国之论，亡国之论！
　　美国近年一直在悄悄营造着一个困锁中国的战略包围圈，目前已经接近成功——从地缘政治及军事上，对中国实施满月形包围战略。这一军事战略与经济上的内需主导论，内外表里互相配合，意图无非都是要困锁中国，遏制中国，最终分解中国！
　　何新说：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向外发展。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只有全力推进向外发展的路线，才有希望解决。
　　为此中国必须形成中国自己独立的全球战略。首先应当摆脱外交上的对美依附性。不要总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搞外交！
　　何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应当开拓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针。未来中国要想复兴而强盛，就必须通过外交、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的全方位手段，谋求向外拓展，在全球范围甚至宇宙空间范围——寻求新的资源供给地，开拓而逐步建构全球化的大市场空间网络。  

市场化改革败坏了教育制度　 
　　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师也不收弟子。198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副研究员时，就有资格收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门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
　　全面理解我的学术思想，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准备和基本知识，而当今能达到我要求的年轻人几乎根本没有。所以我的学术将来只能遗憾地失传，成为一代乎绝学。
　　市场化改革已经败坏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今日中国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医生靠卖药赚病人的钱，老师靠卖知识赚学生和家长的钱。教育改革亦如医疗改革，愈改愈坏！
　　从小学起，一些教材特别是“奥数”一类辅导资料，就设定一套虚假无实，未来多数终身无用的虚幻知识体系。折磨而且浪费小孩子的生命头脑和时间。此种体制培养之学生，皆为应试入名校谋学历，竞分数而弃实学。
　　当今学文科者学成不通文墨，学理科者学成不务实技。社会失德，金钱与权势左右一切。唯娱乐化与动漫化弥漫浸淫当代文化。此种文化氛围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无脑。
　　青年乃国家之未来与希望。青年无才俊，中国之前途，不可言矣！
　　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我很怀念8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那个文化氛围。
　　现在中国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阀阅贵族制度。而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何新说：若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远只是东北畎亩上的一介农夫。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八十年代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
　　所以，我始终感念邓小平。 

左右之争已失去意义　 
　　何新说：我认为，若干年来政治上围绕改制问题的左右意识形态纷争，对于未来已失去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方向不可能逆转！但中国将来100年内也绝无可能转变为美式的政治体制。
　　何新说：在政治问题上，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与适度集权两手都需要。
　　我从来不相信一人一票的分权代议制形式民主可以体现民权。中国许多农村基层至今仍是宗族性社会。所谓民选乡长、县长，只能选出族长。黑金势力，权钱交易以至贿选、逼选将乘机大行其道。
　　但我也反对不要民主，我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
　　我主张限制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目前中央权弱，法章失序，有地方坐大之势。以致有些地方之中下层官僚公然为所欲为，横行无忌——想聚部阅阅兵就阅兵，想抓人游游街就游街，小官僚无法无天。而中央对之竟然无所制约，导致民情激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长此以往，中国就会再度回到东周、春秋时代——天子之政不出洛阳。而诸侯小国林立，各行其政。
　　何新说：所以我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而“削藩”。国家应当制定严格制度，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以至世袭制。实行察举巡视从严约束地方官员。我认为国家必须从严治吏，特别不可放纵县、乡两级胥吏横行于下层，任其鱼肉百姓。
　　我主张中央政治要保证下情通畅，民意上达，要让百姓舒心通气地过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层恶吏肆意欺侮、蹂躏。
　　我认为有效的公民民主只能通过法制而得到保障。各级法院有责任依法受理一切违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司法系统应当独立且直属于中央，而不应当从属于地方。让司法系统成为中央政府依法监控地方的重要法律工具。
　　何新强调说：“法制”的概念不同于“法治”。所谓“法治”并不是什么现代概念——法治无非是据法而治，这是古代法家的主张。
　　而所谓“法制”，是一个现代概念。其根本意义是宪法体现主权，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制约国家全部法规制度，违宪就是叛国。宪法约束行政法规。在宪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这才是近代和现代的法制理念。
　　何新说：国家应当要求法院民若举，法必究。法院不应当自我设定诸多禁区，不应该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欺侮后无门投告，有法不可据。这必然酝酿社会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纠正侵权、保护弱者。
　　各级法院有责任受理涉及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的一切社会案件——不管是民诉还是公诉，告官员还是告老板，只要有违法情事就应当允许百姓进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级上诉，直诉到最高法院。
　　扩大法院的职权，就可以减少信访的问题；从而让有裁决权的法院，取代无任何实权的信访部门。法院权责加大，信访自然减少。
　　我认为左右两派都不应再煽动内争与内乱。对内应革除弊政，保持安定团结。举国一致向外拓展，谋求营造以中国金融以及产业为核心之新东方和新世界经济体系——这才是解决未来中国一切内外问题的根本兴国之道！
　　何新说：我这些话说在当前，仍然是逆多数而反潮流。但是，中国未来没有第三条路——要么就是走向复兴而成为世界核心强国；要么就是因内部压力积聚，终于内乱爆炸而分裂解体。
　　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