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怀念郭老​

　　吴铭：怀念郭老

　　作者：吴铭(20191213)

　　梁任公说，善抄书可以成创作。我也用梁任公的办法创作一篇文章，以纪念郭沫若同志。

　　郭沫若同志在戏曲、文章方面的才情，耳闻一些;在历史学方面的传奇，也只是听说，不曾目睹。偶然得到郭沫若同志名著《李白与杜甫》一书，看到关于李白身世、民族的考证，禁不住大为赞叹。

　　内中写道：

　　“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

　　“出处见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唐代宗初年曾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于是李白已死)。新墓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在李白死后五十五年。其文有云：”

　　……(碑文略)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年)。《碑文》既标明‘隋末”，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不是焉耆碎叶(第3页)

　　接下来是郭老关于两处碎叶的考证，甚详，此略。

　　“以上根据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确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 (第5页)

　　接下来一段，是对所谓“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陈寅恪的严厉批评。概括来说，陈寅恪认为李白出生地并非中亚碎叶，并认为是李白是“西域胡人”，不是汉族人。郭老批评陈寅恪治史极不严谨，史识肤浅，在李白身世、种族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严谨地考证了李白就是中亚碎叶人，而且是汉族人，并非“西域胡人”。

　　先看郭老批驳陈寅恪在李白出生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但关于他的先人之所以移居到碎叶的经过，在三十五年前，陈寅恪发表过《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清华学报》十卷一期，1935年)，认为是完全出于‘依托’，也就是说，李白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是否这样，值得加以检核。”(第6页)

　　“陈氏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看到在‘安西大都护府’下有‘碎叶城’，而在‘焉耆都督府’下又有‘碎叶城’，他把两都完全合而为一了。他也看到‘条支都督府，领州九’，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因此他便十分含混地得出一个结论：”

　　“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依托，不待详辩。”

　　陈寅恪的这段话，错误百出，郭老对此进行了批驳。

　　郭老评论：“这是显然把中亚碎叶误认为焉耆碎叶。”(以上第6页)

　　“焉耆碎叶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年)，不仅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平焉耆时还没有，即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贺鲁时也还没有。陈氏对于条支的地望，也置而未论。前提非常含混，而结论却十分武断。陈氏认为‘不待详辩’，其实是很值得加以‘详辩’的。”(第6页)

　　……

　　“其实，凡古时凡汉民族居地移住外域，便说为窜谪或降居。……中央亚细亚在隋末即使尚未内附(其实在汉代，康居、月氏等地早已和汉室相通了)，商旅往来有‘丝绸之路’畅通，李白的先人要移居碎叶，有何不可能?”

　　“而且在唐代也并不曾把伊犁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唐代的窜谪之地主要是岭南或者贵州、四川，把伊犁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第7页)

　　接下来，郭老批驳陈寅恪在李白种族方面的错误认识：居然说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

　　“但疏忽和武断的惊人处尚不仅这一点。陈寅恪认为当时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因而把西域和中国对立，他不相信李白先人西迁，‘隐姓易名’，入蜀后改还原姓的说法，肯定‘太白入中国后方改姓李’;于是进一步做出极其奇异的判断，说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第7页)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原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引陈寅恪语，第7页)

　　郭老批评如下：

　　“毫无确凿的证据，而却断定得如此坚决。这惊人的程度，可算又进了一大步。当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有不少的西域胡商或传教者来内地活动，内地也有不少商人流入西域。陈氏为了证成其说，他举出了三两个例子，表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但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自己之必为‘西域胡人’，有何逻辑上的必然性呢?”

　　“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够那样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的文化?

　　……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理应对于胡族应该有一定的感情。但他在诗文中所表现的情趣却恰恰相反。”(第8页)

　　接下来考证了李白对权倾一时的唐代名将、西域胡人哥舒翰的鄙视，“显然没有把哥舒翰看在眼里”，侧面表明李白并非胡人。

　　接下来引用李的诗，从诗中对胡人象貌的描写及态度，侧面考证李白是汉人，不是胡人。

　　“李白的诗虽然画出胡人面貌，而他对于这种面貌的品评却是‘诡谲’二字，说它奇怪得出奇!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他正应该把这种面容看作正常，或者不那么奇怪。然而不然，这就恰恰从反面来证明：李白肯定是汉人，而决不是‘西域胡人’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陈寅恪关于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第10页)郭老用10页纸，反驳陈寅恪在李白出生地、种族问题上的瞎说，至此结束。

　　郭老的《李白和杜甫》一书，出版于1971年，写作应该早于这个年代。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之际，李白也了两国争夺的关键历史人物。李白的出生地和民族，成了证明李白是中国人而非苏联人的重要证据。郭老反驳陈寅恪关于李白出生地和种族的错误结论，其实是中苏斗争的组成部分，自然就具备了政治上的意义。

　　郭老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至今史学界恐怕难有望其背项者。陈寅恪妄称“大师”，其史学功底，远远不及郭老。恐怕与一个历史老师的要求，也还有很大的距离。从关于李白身世、种族的考证情况看，这应该是铁论了。

　　自从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出，关于李白的身世、种族之争，嘎然而止!或许是笔者眼界太窄，再也没有见过陈寅恪及其门人的反驳。看来，他们是接受这个结论了。

　　郭老，因为一生追随毛主席，因为是中国文艺革命的一面旗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毛主席、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备受抹黑、诬蔑、歪曲之际，郭老身后自然难以幸免。但，即使是“难以幸免”，也还是未见有人反驳郭老关于李白身世、种族的结论。看来，郭老的结论，还真是铁论了;陈寅恪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打了败仗，是翻不了案了。其实，如果陈寅恪诸人如果在关于李白身世之类问题上，与郭老一见高低，我倒会佩服他们。

　　因为陈寅恪在李白身世、民族问题上的荒谬结论及所呈现的其治学方面的粗疏草率，被吹捧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的的确确极其“名不符实”!不光陈寅恪很丢脸的，吹捧者同样丢脸，斯文扫地。

　　在郭老名著《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前面，有毛主席的以下三段语录，我觉得可以给那些整天哭着喊着要“弘扬传统文化”“激活传统文化的活力”的人看看：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郭老的著作因为刊有这三段话，自然成了“众犬齐吠”之的。

　　一个李白身世民族的考证，传说中的陈寅恪大师犯了如下错误：

　　不知道唐代有两个碎叶城;误把中亚碎叶当作了焉耆碎叶;不知道古代汉民族移住外域便说是窜谪或降居;误以为窜谪就是受皇帝贬谪;不知道唐代的窜谪地是岭南、贵州、四川，误把清朝的窜谪地新疆当作了唐代的窜谪地，进而误以为李白家族窜谪西域不可能;居然误以为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居然把西域和中国对立;居然不相信李白先祖西迁;居然说李白不是汉是而是“西域胡人”!

　　超级大历史学家，你的历史是怎么学的?犯了如此错误，而且还是专业领域的常识性错误，情何以堪!真的很对不起“史学四大家”等等名号。

　　既然不能在李白问题上翻案以挽回陈寅恪的史学名誉，那就只能尽量抹黑郭老，压低对手，以彰显陈寅恪的高大!这大约也是高级人物所能想出的一种至高策略吧。

　　再说几句，郭老逃难日本期间，也就是利用业余时间，找几本书看看，居然成了甲骨文研究的“四堂”之一，即郭鼎堂，大名鼎鼎的“鼎”，堂堂正正的“堂”。陈寅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条件、研究条件比郭鼎堂要强过百倍，你不搞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搞搞甲骨文之类的学问，搞出个“四堂加一恪”之类。不知道号称“前辈史学四大家”“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的陈寅恪留下什么东西，可供我等后人学习。

　　可惜，郭老已逝，妖魔乱舞。

　　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