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另类解读？

“文革”的另类解读？　　

刚才读了任天佑的文章，草民直想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个中国人本应有的常识，我上小学时早就知道了，半个世纪来也仍然这么的认为，因为事实终归胜于雄辩，终归是难以否认的。说共产党一党专制也好，说毛泽东个人独裁也罢，历史毕竟如大江滚滚东流而去，那千古风流人物，任由后辈评说，是功是过，不凭三寸不烂，也不由善描之笔。——此小段与题目无涉。　　

张宏良在《胡锦涛七一讲话和共产党重新起航——乌有之乡上海站建党90周年研讨会讲座大纲》中有这样一段：“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而不是指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否定文革的人，总是控诉文革过程是如何荒谬如何错误，尽管这种控诉是真实的，但是，历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过程，无一不是充满荒谬和错误，如果用过程来衡量革命，历史上所有革命将都是罪恶的。任何刚刚出生的婴儿都是肮脏的污秽的，但是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一棍子把婴儿打死。英国人没有因此而打死英国大革命，法国人没有因此而打死法国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要在同样情况下打死文化大革命？况且，我们讲文化大革命，如同法国人讲法国大革命一样，只是要继承和发扬其精神，而不是要复制革命。”草民以此将其理解为文革的另类解读。　　

上海现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今年在给五千名大学生上党课时，回答了关于文革的提问，他说：“我认为他（指毛主席，草民注）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至少表明，搞文革自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动机无可厚非；又肯定地说明，文革最终还是搞错了，毛泽东在“无可厚非”的动机下“寻找的道路是错的”。这也是应了民间“好心办坏（错）事”的普遍通俗说法。所以，俞正声同志是客客气气地解读和否定了文革，因为谁会愿意跟着走一条错误的道路呢？　　

张宏良作为左翼旗帜性人物，在中共诞生９０周年之际，也为我们又一次解读了文革。草民将其称之为“实质与过程分离论”。那么，什么是文革的实质？张宏良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对此，卑微的草民是十分地认同的。而文革的过程呢？张宏良说：“否定文革的人，总是控诉文革过程是如何荒谬如何错误，尽管这种控诉是真实的”，又说：“历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过程，无一不是充满荒谬和错误，如果用过程来衡量革命，历史上所有革命将都是罪恶的。”上述的话语简洁明了，无需思考便懂其意。我们暂且搁置文革，说一说历史上的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新生事物，法国无产阶级走在了前面，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尽管只是雏形）——巴黎公社，但它诞生的过程如何呢？答案是使用了革命的暴力，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巴黎公社失败后，一度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自然对它进行了愤怒的控诉，而镇压巴黎公社的整个过程自然也是极其残忍血腥的。再说说咱们自己的国家，辛亥革命的实质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的过程颇具喜剧性，但也看不出有多少的罪恶，咱就不多说它了。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却不得不说个透彻，因为１９２１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中国开天辟地的新生事物，她要号召被深压在三座大山之下的中国人民起来革命，走向光明的未来。这不是一桩易事，自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早已国不像国，民不聊生，落后潦倒，非伤筋动骨而不能恢复生机矣。之初中共也是文绉绉地干，毛泽东不是当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么？陈独秀也是个文斗喜好者，著书立说，宣传马列，以为足够矣。然而，蒋介石终于扯下了革命的假面具，挥刀举枪指向共产党人，杀了个酣畅淋漓，把共产党赶到了悬崖绝壁。也只有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被当今“文明人”喝斥批驳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问世了。于是乎，“罪恶”的革命过程开始了。（改开后曾有当初被共产党镇压的老恶霸地主的孙子质问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要枪毙我的爷爷？”）“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其间难免夹杂着必要的暴力行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为了达到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起，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跟国民党以刀对刀以枪对枪的你死我活的较量。国军杀红军，红军杀国军，其中必有一军是正义的，至于谁正义，草民也狡猾一下，让给蒋氏的信徒们去说，让别人说话，天不会塌嘛。共产党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战略大转移，行程两万五，北上去抗日，马背上驮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全民族的抗日烽火也从此点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建立了。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一种新生事物，因为中华民族从未遭受过如此大规模和如此野蛮无道的侵略，八国联军入侵时人数不过是区区两万之众，而日寇入侵则是黑压压一片，它旨在吞噬全中国，奴役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杀光烧光抢光，便是近代倭寇侵华的过程，自然是万分罪恶的。但反过来，咱暂不谈正义与非正义，抗日杀鬼子也是很“残忍”的。八路军用大刀片削掉了鬼子的脑袋，用刺刀穿透了鬼子的胸膛，用石块砸得鬼子脑浆飞溅；民兵们的地道战，让鬼子到处挨枪子，死得不明不白，鬼子进了村子就如同进了死亡之地；地雷战，是民兵们创造的又一种战法，它的“残忍”度远比地道战来得更高，一声巨响，便将鬼子的躯体炸得粉身碎骨，成为一滩滩碎骨烂肉。这真所谓是以针尖对麦芒，以死亡对死亡，以不怕死对武士道。最后，我们实现了“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目标，誓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实质。抗日杀鬼子的过程，“罪恶”吗？……　　

然后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共产党的部队把国军打得魂飞魄散，国军里顽抗的被消灭，识时务的或起义或投诚，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骂着“娘希匹”，哀叹着逃到孤岛台湾去了。毛泽东的确是够“残忍”的，动用文房四宝，写了１９３份电报，指挥他的百万精兵强将打了三大战役，便致使几百万国军灰飞烟灭。捷报传来之时，卫士发现毛泽东白了一根头发。那么，若用“过程罪恶论”来理解人民解放战争，能说得通么？当然，毛泽东﹑共产党的敌人，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是一定会深恶痛绝于人民解放战争之整个过程的，因为那是旧中国的一个噩梦，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一个噩梦，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噩梦，自由世界的一个噩梦，所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们的一个噩梦！而噩梦，常常总会挥之不去。　　

几千万先后倒下的革命先烈们，是否会怀疑自己真的参与了中国革命的“罪恶过程”？草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的必然结果，于情于理，我们总不能说，新中国是由“罪恶”的革命过程诞生的。　　

草民作文，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万望宽恕。毛主席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其中第二件事就是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称为大革命，我想，是因为它发生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是因为它涉及了方方面面，是因为它倾注了对中国未来的前途与人民的关注和关爱，这么说是对是错，草民自己也很糊涂，实话实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对ｌｉｎｂｉａｏ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草民当然不信“句句真理，一句顶万句”之类的马屁话，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内乱﹑动乱﹑浩劫”之类的判定，也同样是不屑一顾的。我有幸目睹﹑经历并参与了文革的全过程，从第一张学校内的大字报，到敲锣打鼓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大游行，整整十年光景，似梦非梦，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文革，究竟有多荒谬有多错误？这就来说说我的眼见之实吧。　　

文革的来势确实是很凶猛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今天的覆盖了昨日的，明日的又覆盖了今天的，这样日复一日一层层地覆盖上去，待到足足有了几寸的厚度，才揭下来处理了。那大量大字报大部分的矛头所向，当然直指党政干部，揭露出来的问题什么都有，是真是假凭肉眼自然是看不出来的，但一则无风不起浪，二来谁又跟谁前世还是今生有仇啊？用大字报的形式享受政治民主的权利，积极监督党委和政府，了解反修防修的重要与必要性，老百姓是十分乐意的，尽管有时候也有些误“伤”，但主流大方向是对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语）”而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恰恰是毛主席所一贯倡导并努力推行的共产党的工作作风。反过来，假如把老百姓看作什么也不懂的会说话的劳动工具，片面地强调“舆论监督、法律监督和机制监督”，动辄就大禁菜刀，层层慎密检查，命老百姓限时离开自己的居所，生生地把党政自身、把本来是老百姓的欢乐之日与老百姓活活地相隔离了。从害怕老百姓，到压制老百姓，再到任意欺负凌辱老百姓，这种反常的、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格格不入的现象，自文革结束后不久至今，已经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阿Q固穷固愚固不争，但也痛恨赵老爷、假洋鬼子，也想革命，更何况新中国的老百姓乎！所以，写大字报张贴出去实在算不得“罪恶”。再回到文革岁月。1967年本地连续百日大旱，早稻严重减产，晚稻颗粒无收，但文革仍在继续。镇上没有饿死的人，大字报还在张贴，工厂还开着，商店还开着，我还在上学。与以往所不同者，晚上的大街比文革前热闹了很多，人们都在看大字报，也看光芒四射的彩牌楼，边看边议论纷纷，人们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被“浩劫”了的神色，有的只是谈笑风生。到了1968年，形势有所不同了，因为形成了两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也叫保皇派），两派的对立很尖锐，“文攻武卫”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其中的“武卫队”都有不少的武器，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都有，但毛主席及时地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这年的早稻已可开镰之时，县城传来一条消息，说保皇派要夺权，对此本镇贫下中农愤愤不平，为了“不吃二遍苦”，他们组织了成千人的队伍连夜开赴县城，只是在目的地前的公路上被架设在那里的机枪吓了回来。这些说起来是有些可叹，但又说不上是“罪恶”，它至少说明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其实是不低的，正如当时一个贫农所言，天变了，早稻就是收割回来，也不是我们的了。这年的秋季，我进入初中读书，学校里当时有三个被批判、批斗的对象，原校长吕某是“走资派”，是被批斗的对象，另两个是教师，一为“历史反革命”，解放前曾任某区三青团骨干，全校就数他的工资最高，月薪60多元，他没被逮捕入狱，依旧教他的书，给我们上课，晚上写交代材料，到时候接受师生们的批判；一为“企图投敌叛国分子”，这是一顶虚帽子，因为查无实据，他也依旧教他的物理，我很佩服他，因为他很聪明；他是绍兴籍，大家都把他叫作“绍兴师爷”。也因为我拒绝发言批判他，故被撸了学生高干的“官职”。学校就是学校，我们学习各个科目，也开运动会，参加军训，吃米糠饼番薯糕咸菜汤忆苦思甜，米糠饼番薯糕管够，盛在水桶内的咸菜汤更是富裕，每个小组点燃着一支蜡烛，我们聚集在大礼堂内。诸位觉得好笑么？今天听来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好笑，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因为，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今天的情景大家不是都看见了吗？而且，尽管确实有点可笑，但绝对够不上是“罪恶”之举，反倒是提高我们学生阶级觉悟的一条途径，一种办法。毛主席说“不破不立”，既然校长已被打倒，原管理班子已经瘫痪，而学校不管理是不行的，于是就民主推选教师及学生（红卫兵）代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名曰“革命大联合委员会”，设主任一名（教师代表），副主任两名（教师、红卫兵各一）；大联会又接受工农管理学校小组领导和监督。工农管理小组负责人说，教书和读书的事情就由你们大联会决定着办吧。这些就是“否定、批判文革派”所说的“造反夺权与外行领导内行”。而事实上，大联会成员是全体教师学生推选出来的，又得到了工农管理小组的认可，所以有何不妥，又何罪之有呢？放眼社会上，很奇特的一点是，风气比以前更好了，何因呢？文革是群众运动，强调群众性管理，这样一来，五类分子自不必说了，平日里蛮横不讲道理，喜好动拳弄脚的人也老实起来了，就怕被武卫队叫去训诫一顿。社会上的封建迷信活动也停止了，就连老太太们也只能在自己家里呢呐着念经，四人或八人聚集在一起朗声念经已成为过去，道士们也失了业，这就是“批文革者”所言的“红卫兵破坏传统”之一“罪”也。镇上确有几个职业的“文革人”，来自工厂、生产大队和居委会，拿的是工厂的工资，大队的工分，没有挥霍纳税人的一分一毫。这跟“改开人”争抢全民所有的财产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黎阳曾经这么引述过的。回头再讲一件1967年的事情。其时我所知道的单干农民还有两位，其中一位有家有妻有儿女，还养着一头耕牛，另一位则是单干单人，耕田时用人力掏，灌溉时用人力小水车摇；两个单干都本本分分地种着田地。该年，单干单人的那位59岁，半年前“收养”了一个16岁的女子，但她不幸怀孕了。大队造反派会同老干部召开了对他的批判会，规模百来人，老单干被人们围着站在中间，交代道：“说做女儿那是骗骗人的，实际上是做我的老婆，……”大家都以哄堂大笑对待之。老单干86岁过世，那时儿子已也27岁了。以此说明，文革时期我们镇上是很人道的，而在倒算文革时，被判被关被隔离者，那就多了去了，简直是不人道得很。　　

文革时期“四大”的实质，就是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大大地有别于虚假的美式“民主”，伪民主派喋喋不休地诋毁和反对“四大”，取消“四大”，原因就是“四大”太厉害了，所以就用所谓的法律形式禁止了“四大”，看看今朝的官场，便能知晓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有力监督，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文革时期，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是在十年文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革命与生产双不误的根本原因。农民们深知不种田地就没有收成，所以农民们依旧勤劳地种粮植棉养鸡养鸭养猪养羊，除了养活自家，也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那时从上海等地来了不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本镇也成了其们的第二故乡，至今仍有一部分留在这里，儿女当然进城去了。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经受农村劳动的锻炼，否则，把韭菜当作麦苗，以为生姜是长在树上的笑话还将持续下去；不下田下地磨出两手的老茧，就不知道农村天地的广阔，农民的伟大与艰辛。知青的上山下乡，又是“怨男怨妇”们咀咒文革的一大“证据”，但殊不知，离开了农村和农民，“改开”将如何进行？血汗工厂将何以为继？城里人又将何以安逸地生存？　　

草民将入老龄，每每回忆起文革岁月，不禁常常潸然泪下，一场伟大的群众性大革命运动，不想被“文人雅士精英贤达”描绘成“罪恶”的“浩劫、动乱”，仿佛那时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头，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草民谈文革，无非就是谈谈所见所闻，而以所见为主。关于文革深层次的意义，以及高层争论等重大问题，草民（们）一般是无能力深刻理解与知晓的。与其说十年文革是一场“浩劫”一场“动乱”，不如说是一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革命和捍卫红色江山的伟大新革命运动。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也不是阿Q，能从细微处感知到社会的冷暖安危。比如，文革前期L镇第一次迎来了驻军部队，驻扎在镇子南首国道南邻的半山腰上，山顶安置了雷达设备，架起了高射机关枪。这给L镇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拥政爱民的场景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拥军犒军有了眼前的对象，军训有了身旁的教员，民兵有了亲切的军哥，节日的汽车站有了忙碌的活雷锋，孤寡老人有了异姓的儿子，敬老院里响起了更加欢乐的笑声。在那个时候，镇上没有异样，只有安定与祥和。部队指战员还参加农村劳动，帮助生产队收割稻麦，成了贫下中农的贴心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所以，在我的眼里，L镇那个时候不荒谬，没错误，更不“罪恶”。　　

针对文革破坏文物的问题，就本镇而言，草民也要说上一、二。镇上的国立中学内曾有一座天香亭，它紧依山麓，不算大，但却小巧精致，门前有一棵需要三人合围的香樟树，台阶两旁各有一颗高达二十多米的梧桐；在学校的不远处有一座三官殿，属于国有公房。它们是L镇的文物建筑，若照改开派的意思，应该在文革中惨遭“浩劫”而荡然无存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天香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拆掉，原地基上建造了宿舍；三官殿成了校办工厂的厂房。这总与“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无关吧。最近倒爆出了故宫内宋代瓷盆（？）破碎的新闻，此真乃喜剧也。　　

是的，文革已经渐行渐远，也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从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路走来的人，决不会忘却那一段历史，直至生命的终结。对待文革，有的人至今仍咬牙切齿，恨不得“挖”出来痛鞭其“尸”；有的人心情复杂，说不清也道不明，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人和稀泥，几成肯定几成否定；有的人跟着精英贤达瞎嚷嚷凑着热闹谩骂之；有的人拥毛反文革；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奥巴马先生在和平奖领奖会上有一段精彩的话，他说：“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美国“和平”总统对中国文革的解读，他读出了“文革的种种恐怖”，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似乎也印证了文革过程及结果的“罪恶”。但他同时也犯了中国精英贤达们的忌讳，竟把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功劳都算在了毛泽东的头上。可有一点是奥巴马没有意识到的，因为解读文革，就如同解读《红楼梦》（在此不是简单地拿《红楼梦》与文革相提并论），各人有各人的见解，立场不同，观点也就不同；方法不同，着眼点也就不同；思想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假如一解读就一懂百懂一通百通了，那么，文革就不成其为文革，《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关于文革史、红学的研究也就可以终止了。世上哪有这么便当的事情啊。　　

关于文革，一百年之后仍然会争论不休，那自然是后人们的事情了。在今天，我还是弄不懂文革的正面价值究竟有多巨大，或者负面价值究竟有多巨大，当然，我相信文革的价值肯定是正面的，现今官场的普遍性腐败也似乎在反证文革的正确与必要。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过程，无一不是充满荒谬和错误，如果用过程来衡量革命，历史上所有革命将都是罪恶的。任何刚刚出生的婴儿都是肮脏的污秽的，但是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一棍子把婴儿打死。”的观点呢？草民以为，如果“荒谬、错误、罪恶”的含义是反面的，此观点成立，反之就不能成立。母鸡孵鸡子的过程为什么见不到一丝的“荒谬、错误、罪恶”？因为母鸡孵的是鸡蛋，不是石头，合情合理的过程产生出合情合理的结果。刚出生的婴儿决不“都是肮脏的污秽的”，“肮脏的污秽的”只是婴儿身上的附着物；而且，十月怀胎之过程本身就是光荣神圣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天地之间人为贵。””[（毛泽东语）　　

综上所语无伦次的简述，我想说，“过程荒谬、错误、罪恶论”可以算作是一切新生事物的另类解读，这其中自然包括文革的解读。　　

                                            2011.08.04—05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