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理解东亚发展经验：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东亚发展经验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特例，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中，这是唯一呈现出人均收入水平向先进国家趋同的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获得发展，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包括朝越两场战争)。因此，理解东亚发展经验、洞察其正负教训、作出合理的评价和展望，这不仅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的需要，其实也是发展研究文献所绕不开的课题，时至今日仍是极具意义。

　　本文源自1998年发表在《读书》杂志的一篇时评，当时正逢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紧急关头，各种知识导向的学者竞相解说危机及之前的发展经验，朋友许宝强是活跃的解说者之一，该篇时评就是作为与他商榷的文章而写出的。文章随后几经改写，删掉了商榷部分，扩展了学术探讨部分，成为在2001年出版的中文专著《中国的变革性经济增长》的一章，也即是本文。(作为学术论文的英文版则是先在1999年发表，后来又扩展成2012年那本专著的一章，因为时间所限，现在无暇将英文版本重新翻译过来。)

　　现在回头看，本文其实仅是很初步地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为解说东亚经验的基础。要完整解说东亚资本主义整体，还需要更多的提炼、修补;要顾及东亚内部不同政经实体的差异性，那就更加有待细致的分析了。另外，本文所探讨的仅至危机时候，而自新世纪以来东亚经济又再历经根本改变，一方面是中国主导的区域性积累体系的渐渐形成，另一方面是先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空心化，这两者如何影响和制约东亚发展前景，这只能留待另文探讨。

　　《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

　　卢荻

　　1. 东亚兴衰与发展主义的范式危机

　　东亚地区应该是战后五十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收入份额有明显增加的唯一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号称“东亚奇迹”的相对成功发展经验，这个地区在相关经济研究文献的讨论中占有特殊位置，被各种具有发展主义倾向的思想系统争相解说，视为各自的论题的现实范例，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危机的背景中更加如是。此所以，在1997-1999年席卷东亚全区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既威胁着要将这个地区打回到它在世界收入层级中的原先位置，也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发展的最后堡垒”面临丧失的危险。

　　在思想层面上，就是发展主义的范式危机了，不论是将后进发展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常态，还是将之视为不尽符合世界资本主义逻辑的特定体制调节下的可能性，始终必须面对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危机这个难以解说的现实。当然，从难题引伸出来的判断，不一定就是后进发展的不可能，更合理而言应该是后进发展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性制约下的艰巨性，以及相应的发展主义思想范式的偏颇。1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尝试针对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前此数十年的发展经验，提出一个超越发展主义的解释。解释的专注点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外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的演化，正被指认为是导致东亚奇迹的崛起与终结的主要原因。较明确而言，解释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涵盖东亚全区的所谓区域化积累体系，其特色可以用“出口导向加高强度投资”概括之，而构成这个体系的基础，是该地区的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积累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周期的生产扩张阶段有其特殊竞争优势，然而性质上其抵挡需求波动、或更广泛而言抵挡所谓系统震荡的能力，却是特别薄弱。而现实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长周期的生产扩张阶段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意味着系统震荡已经成为常态、而非特例。

　　本文由下列各部份组成。第二节批判地评述有关东亚危机的各种论述，指出这次危机应该被理解为结构性的、源自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内在矛盾，而非单纯的政策课题。第三节深入探讨这个积累体系的内容，并以此解释其对东亚奇迹的贡献。第四节从这个积累体系崩溃的角度，重新解释九十年代末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第五节转到政策课题，透视有关东亚奇迹和危机的国际争论的根源、即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并依循本文的分析指出前者的局限。第六节给出结论。

　　2. 解释危机——裙带体制还是资本恐慌

　　在1997-99年爆发的东亚货币贬值风潮和金融混乱，其发展速度及规模都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不够一年之内演化成席卷全区的经济危机。至1999年终，从世界范围看危机的扩散前景仍然不大明朗，就东亚地区本身而言，虽然复苏的迹象总算浮现，一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灾难却已是无可置疑地降临了。

　　这场危机向人们提出了三个有待解答的分析性问题。第一，如果说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确是导源自东亚地区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那么，为什么基本上同一体制，却能够与前此数十年的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即所谓东亚奇迹并存以至对后者起到推动作用?第二，至少直至危机爆发时，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事实上却是颇不相同，为什么危机最终还是席卷东亚全区?第三，观诸危机爆发前夕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基本上都是相当健康，为什么危机的规模竟是如此巨大?

　　正如Wade(1998)所概括，有关东亚危机的种种解说，大致上可以用两个相互竞争的“故事”作归类。一是“东亚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垂死阵痛”，着眼点是内部的、实质经济方面的成因，另一是“基本健康但监管不足的经济实体遇上金融恐慌所引发的债务通缩”，其着眼点却是外部的、金融领域上的成因。前一个故事认为，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低效率的，这特别是由于国家政权对经济事务的过度干预使然。这个故事的流行程度，明显见之于危机初始阶段，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一词被国际传播媒介以至西方政客和学者的广泛使用;其意涵是，此类政治经济体制，只能制造出贪污和灾难而已。更严重的是，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发展政策领域上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延伸，这个“共识”认为，政府对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干预，迟早总会导致危机，而对外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却总是有益的。此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给向其求助的东亚国家的救亡方案，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故事之上，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与此相对，“恐慌”故事却将危机的主要成因归结为东亚各国政府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不足，其潜台词是，此类资本流动基本上属投机性质，很容易导致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据此，危机之以“传染病”的形式扩展至东亚全区甚至世界范围，正印证了这个故事的基本判断，即金融恐慌本身就是危机的起因。更有进者，金融恐慌的特性在于，它可以与需求萎缩相结合，从而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破产、金融市场崩盘、更大幅度的需求萎缩、终于将疲弱的经济推至严重萧条。这样，“恐慌”故事的政策含义就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处方相反，所强调的是要建立起适当的监管体制、而非自由化或解除监管，要刺激需求以使企业部门透过增长摆脱危机、而非推行紧缩政策并干脆将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关闭了事。概念上，“恐慌”故事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学中的信息不足和风险不对称性理论的延伸，这些理论正是发展政策文献中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Stiglitz 1998a、1998b、1998c)。

　　随着危机的深化和蔓延至东亚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上述“阵痛”故事因为只偏重于责难东亚国家的内部体制，渐渐显得过于片面，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愈发处于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地位(例如，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资本自由流动确有弊端”，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9月22日4页;另见基金组织副总裁费雪尔发表在英国《经济学人》1998年10月3至9日的文章)。深含贬意的裙带资本主义一词渐被收回。特别是出现俄罗斯货币危机、拉丁美洲金融体系险像百出、以及由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引发的欧美金融界灾难之后，西方主导舆论向“恐慌”故事的转变更是明显可见。世界银行在1998年底发布的专题报告《东亚：到复苏之路》，可算是这种转变的总结。2

　　上述的Wade的分类，对于理清已有的关于东亚危机的种种解说诚然有助，就理解现实本身而言却是太简单化了。分类的要点是一边将内因与实质经济联在一起，另一边将外因与金融领域联在一起，这就排除了以其它方式组合起这四方面的成因来解释危机、特别是有关实质经济问题与金融恐慌的可能联系。问题清楚不过，“阵痛”故事固然无力解说所谓传染病现象，“恐慌”故事同样并没有解答前文的第三个问题，即：今次东亚危机的规模为什么会大得如此不成比例?

　　Wade与合作者Veneroso在另一篇文章中(1998a)，对此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回答。其核心论题是，东亚的“居民高储蓄加企业高负债”体制，抵抗系统震荡的能力特别脆弱，尤其是当震荡表现为高利率、货币贬值或总需求萎缩。这是因为，高利率或货币贬值会增加偿债成本，总需求萎缩会减少企业利润，当利息支出超过利润收入时企业惟有增加债务余额，但是东亚的企业高负债体制却将这种转圜余地压缩得近乎无存。更有甚者，债务负担要求企业偿还固定的款额，而不象投资者股权那样按比例拨出部份利润作支付，这就意味着企业通常需要独自面对系统震荡，也即大大增加了它们的脆弱性。

　　由此有可能将上述的“阵痛”和“恐慌”故事综合起来。Wade所称的脆弱性，也正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定的东亚经济的低效率体制，而且在危机爆发前夕，这种潜在脆弱性也确是在迅速地转化成事实，情况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Yellen(1998)所描述：“从东亚危机可以清楚见出，这种建立在‘关系’上面的资本配置模式，在面临市场对于投资决策的质量的观感恶化时，显得特别脆弱... 在危机的每个阶段，最根本的触发点都是一样，即投资者信心下降，怀疑使用他们的短期存款的长期投资项目的稳健程度。”韦德指出，系统震荡的来源，主要是东亚各国在开放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同时却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以及在外围环境方面全球性的资本过剩大大鼓励了投机活动。这种说法应是可以成立，而他进而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紧缩政策和关闭银行、更大程度解除监管等措施，指出正是这些政策措施导致危机恶化，看来也是言之成理(类似批评可见之于不少论着，如Bullard et al 1998和Chang et al 1998)。不过，同样清楚不过的另一事实是，在危机爆发前夕，东亚各国的企业和银行部门的确已经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危机的直接触发点。3

　　可见，理解今次东亚危机的关键，在于确定下列两方面因素的相互关系：一是在企业和金融部门积累起来的种种实质经济问题，另一是诸如资本项目自由化等国家政策，后者与作为外围环境的全球金融扩张相结合而产生了上述的系统震荡。在何等程度上，这些政策本来就是各国政府应付实质经济问题所必需?换言之，在何等程度上，危机是结构性的、而非单纯的政策失误所致?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澄清一点，即：就发展意义而言，应该如何看待东亚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现实情况的观察没有多少争辩之处，这些体制确是严重背离了根本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是否应该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那样，尽量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将它们彻底改造?须知，主流经济学者只是直截了当地以“低效率”来概括这些体制的特质，而非主流学者如Wade等却认为，有关体制的脆弱性其实正是支撑其正面功效所必需，这种功效即后进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超赶发展。可见，现时的分岐，其实导源自前此有关解释东亚奇迹的争论。

　　3. 解释奇迹——自然发展还是特殊历史

　　有关解释“东亚奇迹”的文献非常庞大，其中种种纷纭论题，在不同层面上既有相通也有相违。就经济增长模式而言，简单化地概括，大致上仍是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理论，即：建立在“给定(禀赋)”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然发展途径、建立在“创建”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超赶发展途径、以及建立在“创建”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给定”发展途径。与此相对应，规范着这三种发展途径的调节机制，就分别被指认为是市场、国家政权、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

　　迄今，主导着有关文献的，是所谓“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这是因为文献的首要关注点是发展政策的设计使然。然而这种有关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即这两种调节机制对东亚奇迹的贡献孰为轻重问题，其基础始终还是上面所提的、关于发展途径的分岐。在市场中心论那边，其主导论述在八十年代就表现为所谓“华盛顿共识”。代表作如Balassa(1981)、Krueger(1985)、Lal(1983)、以及世界银行的《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倾向明显不过，将东亚地区前此数十年的快速和持续经济增长归结为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调节的结果，甚至更至乎断言，奇迹其实是在违背了可观察到的政府干预之下实现的。进入九十年代，这种主流论述的演化轨迹，其方向大致上是逐渐承认东亚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某些积极作用，只不过比起市场调节来始终还是次要。如《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就断言，此类政府干预本质上是“市场友善”的。世界银行在1993年发表的很有影响的报告《东亚奇迹》终于承认，压抑市场式的政府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时候确实起到正面作用，然而同时又争辩说这只能是特例。

　　支撑着这种种市场中心论述，尤其是关于后进国家如果严格依循世界市场的调节就可以走上“自然发展途径”说法的，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所谓比较优势阶段论。即使是九十年代末期在布列顿森林体系各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中冒起的“后华盛顿共识”，一方面固然代表了上述主流论述转变的顶点、即较多承认市场失效的普遍性和政府干预的正面作用，然而还是基本上肯定世界市场调节的必要。正如Stiglitz(1998b)所言，“东亚危机以及先前数十年的‘奇迹’再次显示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带来风险也同时带来机会... 今次危机强化了这样一种信条，拥有透明、稳健和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将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

　　与此相对，不少非主流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其实是促成东亚奇迹的必要因素，对于所谓“自然发展途径”的观念也就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如Amsden(1994)在批判世界银行的1993年东亚发展报告时，就甚至扬言，任由世界市场调节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发展、而非(或多或少的)发展。这同一论题在Wade(1990)一书中发挥得更加详尽，书中提出所谓“驾驭市场”的说法，意即东亚奇迹的支柱是建立在创建的(而非给定的)比较优势上的超赶发展。Amsden (1989)和Wade (1990)都承认，在东亚发展经验中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同时争辩说，一系列承载着强烈规模效益或技术界外效益的产业的发展，其重要性至少应该等量齐观。换言之，东亚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融合是策略性的、而非毫无保留地接受后者的调节，而规范着这种融合过程的机制，正正是今日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即这一地区的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的政治经济体制。

　　所谓固定性概念、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灵活性，在本节开头所提的关于东亚奇迹的第三种解说中，同样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解说将奇迹归结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解说的代表作Arrighi(1994)一书就指出，贯串东亚战后数十年发展经验的最重要特色，是这个地区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而这又刚好是作为美国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固定性的对立面，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得前者有能力向后者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产品。更广泛而言，这种灵活性正是促使东亚在六七十年代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获得快速及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它重要因素还包括：世界范围的从资本主义中心向外围地带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以及使东亚能够尽量利用这种产业转移机会的美国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市场开放方面的。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长周期中的生产扩张阶段的特征，美国的优惠政策则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现实，即在战后的近四分之一世纪中，东亚地区正是东西方冷战的前线，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各国政权，又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美国的冷战小伙伴角色。

　　至到八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已经从生产扩张阶段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在冷战趋于缓和以至结束之下，美国的政策也逐渐转变到向东亚国家提出种种苛刻要求、以迫使后者推行自由化和市场开放。不过，直至1997年夏季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仍然能够维持快速经济增长，其所凭籍的仍旧是上述的体制灵活性。这一方面表现为世界工厂从日本和四小龙扩展至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全区，从而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是成功地参与了世界范围的金融扩张(有关这种关于东亚奇迹的解说的更详尽论述，可参见Arrighi et al 1996和 Wallerstein 1998)。4

　　如何看待这三种关于东亚奇迹的不同解说?尤其是，上述第二种解说将东亚政治经济体制的特色概括为固定性，而第三种解说却将之说成是灵活性，为什么竟会是如此南辕北辙?在此应该澄清，当Arrighi之类学者使用灵活性一词时，他们所指的是东亚体制迅速应对世界市场变化的能力、也即所指的是行为方面。然而行为上的灵活性其实正是建立在体制本身的固定性之上。以Arrighi所专注的日本式下承包制度为例，其体制安排相对于垂直一体化的美国式大企业自是较为灵活，但相对于“保持距离”的市场关系却是明显地远为固定。更重要是，下承包制度往往是嵌入在特定的系列化或集团化的企业网络之内，其意义就正如主办银行、终身雇佣制等其它种种闻名的日本式体制，处处显现出压抑市场调节、强调长期稳定关系和对利害相关者(而非仅是产权拥有者)负责的特性。换言之，这种体制的特色就是压抑所谓“要素”市场的调节。

　　事实上，单就行为上灵活与体制上固定的对称性而言，正是企业理论文献中的历久论题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至Coase在三十年代的著作。而Coase理论连同题旨相近的Chandler企业史研究，却是Arrighi用于解释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积累周期、即所谓“美国世纪”冒起的主要参考。只不过，Arrighi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两个学者的理论其实颇有相互矛盾之处。从Coase到Williamson一系的企业理论，从市场失效的角度将这种固定性的意义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也即所强调的是资源配置，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与此相对，从Chandler到Lazonick一系，所强调的却是固定性作为价值创造、即技术或生产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这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有关这两种企业理论的详细论述，可参见Lazonick 1991)。

　　在此应该再想想作为世界工厂对东亚兴起的重要性。问题是，世界工厂的基础是廉价劳工、还是生产率改进?Arrighi的回答看来是偏于前者。他的东亚故事是建立在所谓“新国际分工”论之上，也即是资本追逐廉价劳工，以日本(背后是冷战中的美国)为起点，先卷入四小龙再卷入东盟各国，形成一个区域化积累体系，既保持和促进了日本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又使它的外围地区有机会分享繁荣，尽管下承包之类体制的高剥削性使这种繁荣分享有着严重的不对称性。而这个区域化积累体系的扩张，还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迄今其所达到的顶点就是：“来自第二波区内工业扩张的受益国家(最典型是泰国)的企业，加入了日本和四小龙企业的行列，将其低档的、劳动密集的产业搬到更加贫穷和更加人口众多的国家(最典型是中国和越南)，后者至此时[八十年代后期]仍然拥有庞大而富竞争力的后备廉价劳工。”( Arrighi 1994，页347)有关中国在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位置下文再谈，值得指出的是，上面的论断究实跟新古典经济学(确切说应是新自由主义)的东亚论述、即所谓比较优势阶段论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将工业化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资源(劳动力)禀赋，尽管历史资本主义论述传统所强调的是“禀赋”作为一个社会创建过程、而非天然给定。5

　　这种说法明显不同于上述的关于东亚奇迹的第二种解说，后者所强调的是建立在创建比较优势上面的超赶发展、也即是技术和生产率提升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按照这些论者的研究，生产率提升主要是透过两个途径实现的，即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者都是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调节下的产物。持续创新效应的来源，正是强调长期稳定关系和对利害相关者负责的企业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生产过程中各主体有适当的诱因发展工作技能、改进生产工艺，进而透过诸如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多种紧密的横向合作安排、形成集体学习效应(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可见Aoki 1990)。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的讨论焦点都是放在政府干预或所谓策略性产业政策上，其实更关键的是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条件即高强度投资，因为此类投资既不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又往往是数额巨大兼回报周期长，任由市场调节就很难实现，从整体上看还有资金来源问题。在东亚经济发展历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透过居民高储蓄加企业高负债实现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以银行(而非股票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金融自由化的严格限制、以及在金融部门上的频仍干预，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企业以业绩表现交换政策优惠的发展导向关系。

　　应该指出，上述关于东亚奇迹的第二种解说，并不认为东亚政治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有任何绝对意义。这些体制的发展意义，其实取决于它们与外部环境、尤其是需求环境的吻合与否，这跟主流经济学者的通常做法，即拿现实情况与概念化的自由市场模式(以及相应的自然发展途径概念)作比较、断言任何偏离为低效率，明显大不相同。正如Aoki所清楚表述的，东亚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集体学习效应、生产率提升，关键在于作为外部环境的市场需求既非稳定不变亦非急剧变动、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换言之，需求环境稳定不变有利于富固定性的美国式垂直一体化大企业，急剧变动则有利于灵活的“保持距离”原子式企业，惟有在需求环境持续而温和变动的条件下，东亚体制才能够产生持续创新效应、显现其优胜之处。6

　　强调体制与外部环境的吻合与否，正是上一节提及的Wade and Veneroso (1998a)文章中解释东亚危机为什么规模如此巨大的核心论题。透过本节对有关文献的评述，这一论题可以略加普遍化，即不仅针对东亚经济的“居民高储蓄加企业高负债”模式，而且涵盖整个区域化积累体系。再加上关于外部环境的论题、即世界经济已经从生产扩张阶段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本章的下一节可以对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做出一个新的解释。

　　4.再解释危机——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崩溃？

　　尽管关于东亚危机中系统震荡的根源众说纷纭，然而其直接导因却是清楚不过，是金融恐慌。众所周知，当危机爆发时，有关东亚国家的金融状况至多是周转不灵，而非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爆发金融危机，关键就是国际债权人对东亚货币和区内金融资产的“挤兑”效应，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救亡方案除了紧缩之外还坚决要求大量关闭不良金融机构，这就更加打击国内外债权人的信心，加剧挤兑效应。

　　以上这种对东亚危机的观感，倡导者不仅有Wade之类的非主流学者，甚至还出自主流学者如Sachs、Stiglitz、Bhagwati等。其中，作为世界闻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Bhagwati甚至警告说，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和活动为“华尔街-财政部(即金融资本-美国政府)综合体”所主导的形势下，后进发展国家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实在必须三思而后行。可见，“恐慌”故事强烈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而东亚地区正成为这种扩张的牺牲品。Bhagwati的所谓华尔街-财政部综合体论断，与历史资本主义论述传统的核心论题、即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国家政权与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各个集团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尤其显得吻合。再配合上文所提的区域化积累体系的观念，“恐慌”故事对于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什幺会蔓延东亚全区，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答。

　　系统震荡之外，上文关于东亚政治经济体制与外部环境是否吻合的论题﹐也为先前提及的另外两个问题提供了很有见地的解答，即：一，为什么基本相同的体制会促成奇迹的先兴起后衰落?二，为什么危机的规模竟是如此巨大?韦德关于东亚体制在抵挡系统震荡上的脆弱性的论点，可以进一步发挥，关键是东亚那种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将所有利害相关者绑在一起的体制，在繁荣年代有助于产生集体学习效应，碰到震荡却缺乏灵活性以调整应对，也就只能是一损俱损，而这又反过来造成全社会恐慌心理、加剧总需求萎缩，从而形成上面提及的Stiglitz (1998b)所说的恶性循环。

　　至此，关于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解释仍然未算完整，因为还有最根本的问题待解答：金融领域上的系统震荡与实质经济部门上的问题(虽然不一定以“低效率”视之)究竟是什么关系?今次危机看来不是简单的金融泡沫破裂，因为危机的触发清楚不过，在普遍范围上是东亚各国出现持续的出口不振、贸易赤字堆积、终于导致债权人的普遍心理恐慌，而在南韩则还有特殊因素，即高强度投资与出口不振相结合引发财团破产风潮、由是形成全面信心危机。可见，要完整解释东亚危机，就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实质经济会陷于这种困境，以及更根本的为什么它们会偏离向来的特别专注制造业、转而参与高风险的全球化金融扩张游戏。总之，有必要回头看看历史。

　　东亚地区的实质经济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至著名的1985年“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也正是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发展的分水岭。在美国的压力下，首先是日元大幅度升值，南韩、台湾、新加坡三种货币紧跟其后，接着是地区内主要经济实体的金融自由化。由此促成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以日本资本输出的方式将东盟各国卷入区域化积累体系之内，南韩和台湾企业迫于竞争压力步其后尘，而东盟各国也就由是走上一条依附性工业化的道路。

　　东盟各国工业化道路的依附性质，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上体现出来。一方面，从日韩台转移过去的产业，大都呈现出飞地性质，既是技术含量甚少，又与当地整体经济缺乏有机联系。而这又是因为，典型的东亚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日本的特殊社会和历史条件上的，在移植至东盟国家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情况就正如Aoki(1990)早就论述过的，当日本工业国际化时，其相应体制的集体学习效应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递减，因为诸如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横向合作安排，或是受制于地域距离而欠缺有效性，或是受制于社会环境而干脆建立不起来。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个工业化进程的是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使得东盟各国无法形成规模足够的大众消费市场，这又从需求方面限制了经济发展。总之，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缺点，作为总体的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就只能是继续“出口导向”，也即从企业利润表现到整体经济增长(甚至于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是严重依赖于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争逐。然而，由于转移到东盟的产业的飞地性质，随着积累体系的区域化扩展，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却是相应下降。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得东亚奇迹的可持续性在九十年代愈发受到考验。

　　可以指认，导致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局部)崩溃的主要因素，有下列几项。最明显不过的是美国政策的转变，从优惠转至向东亚各国政府频频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推行市场开放、尤其是对外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日本和南韩首当其冲，后者至九十年代甚至戏剧性地陷入严重的来往项目赤字的困境。至于东盟各国，其所面对的美国政策，也远差于日本及四小龙在前此高增长年代的待遇。总之，随着东西方冷战因素的消失，东亚地区所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也就恶化起来了。

　　给予这个积累体系最后一击的，应该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这倒不是国外不少论者所说的，所谓人民币在1994年的贬值是导致随后东南亚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即使只着眼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动、也即不将1994年贬值之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远高于美国这个事实考虑在内，该次贬值的幅度也只是不大的7%左右，而非从官定牌价计算出来的34%左右。关键在于，该次贬值的性质其实是将官定牌价跟外汇调剂价合并起来，这是中国特有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完成作;合并之前官定牌价所反映的只是“计划轨”汇率，而占对外交易80%以上的“市场轨”，其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早就已是合并或贬值之后的水平。可见，将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说成是东南亚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这种说法并不合理，因为两者的变动幅度实在是不成比例。7

　　来自中国的打击，主要是中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强而有力的竞争，大大压缩了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外围的出口导向工业的市场份额。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因为向中国出口本来就是日本向东盟各国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1984-89年的中国进口热潮的诱导结果。这些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属机械电子类，包括品种繁多的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正是中国急需而无力生产的。然而，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基本上完成了此类产业的进口替代，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情况，在东南亚生产的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于是面临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以至最终被驱赶出去。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东亚之外的其它主要世界市场，东盟各国的出口导向工业也渐渐面临中国的竞争压力，以致它们的产品范围被逐步压缩到相当狭窄的电子类产品，这就使得它们在面临世界电子产品市场周期性低沉时易于陷入困境。而1995-96年的周期性市场低沉，确实给东盟各国的出口以严重打击，出口增长的持续呆滞，正是触发1997年夏季以来的危机的主要因素(有关东盟各国的出口过度集中于电子产品、以及由此引发的在危机之前的出口停滞等等，世界银行1998有详尽的论述)。

　　然则中国凭什么能够挤掉东盟各国、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四小龙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须知，按照上文提及的几乎所有论者的说法，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跟东盟各国基本上没有分别，都是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延伸、也都是建立在廉价劳工的基础上的。明显不过的是，与东盟各国相似，中国也吸收了来自东亚其它经济实体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先是来自香港，继而来自台湾和东盟部份国家，再自九十年代初起来自日本和南韩的跨国公司。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被忽略的差别，即中国从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吸纳过来的产业，其飞地色彩远没有东盟的世界工厂那么浓厚，从日本和南韩转移过来的产业中颇有一部分是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即使是从台港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产业，也按照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需要加以改组改造，而这个工业体系本身却是相当完整，包括上中下游、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产业，因而具有相当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之，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技术引进之上，却没有强烈的依附性质，这既是归因于建立在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之上的庞大内需市场，也是前此数十年的工业化积累结果，后者使得中国有稳固的技术和经济基础吸收、消化从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转移过来的产业。8

　　以上的分析也就终于将前文提到的最关键问题推到前台，即：为什么东盟各国会偏离向来的特别专注制造业、转而参与高风险的全球化金融扩张游戏?从最初开始，这些经济实体就必需严重依赖外资流入以维持增长，这倒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以外资弥补内部储蓄的不足，而是结构意义上的、依靠外资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它们的依附性工业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对日本的庞大的贸易赤字。它们对日本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就正如对东亚以外的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一样，都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需。然而，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日本(以及欧洲)对外投资突然从东盟各国向中国大举转移，却使得它们的的外围环境迅速恶化了。

　　此所以，东盟各国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就纷纷采取下列两类政策，以应对外资流入减少所造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既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回流，也为了刺激需求、使陷于生产能力过剩或规模效益不足的国内工业能够摆脱困境。二是新一轮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其主要目标，是要吸引日本资本回头、投资于本地的上游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工业。这两种政策都涉及规模庞大的投资，在世界范围的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东盟各国政府也就进而走上对外金融自由化的道路，期望借助这些看来轻而易得又廉宜的外国资金来推行上述两类政策。而在冷战因素消失之后，美国和受其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或是鼓励或是频频施加压力，也是促使东盟各国开放对外金融的主要因素。开放的结果的确是外资流入的急剧回升，表现为日本和欧洲银行的商业贷款，以及美国金融资本在东盟各国股票市场的组合投资。由是上演了随后的“恐慌”故事，以及相应的货币贬值、金融混乱、经济危机、发展灾难，等等。

　　5.华盛顿的共识，东亚的震荡

　　从上文的评述和分析可以得出判断，所谓东亚奇迹的兴衰过程，其复杂性远非单纯引用任何抽象化以至形式化的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不论是诉诸世界市场调节、还是背离世界市场逻辑的特定政治经济体制调节，始终都是不足以首尾一致地阐明这个过程，因为，关键正是世界市场调节与东亚内部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相互作用。由是来看九十年代末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流系统中，关于发展政策和体制的争论，即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尤其是其中关于东亚奇迹兴衰的解说以及相应经验教训的争论，实在颇有发人深思之处。

　　所谓后华盛顿共识是与Stiglitz的名字相联系的，导源于这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8年初在芬兰的一次著名演讲，当时正逢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险峻时刻，而演讲却特别引人注目地断言：“华盛顿共识中较为教条化的版本，不能为理解东亚经济过去的成功以及现时的困难，提供一个正确的分析架构。建立在这些见解之上的对于东亚危机的应对措施，最好的也只能是严重残缺，而更有可能是起到负面作用。”( Stiglitz 1998a)就与东亚经验的相关之处而言，这场论争所专注的，是有关后进发展国家融入世界市场的应有程度和具体形式。明显不过，鼓励后进国家完全融入世界市场，一自开始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支柱信条，这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的各期《世界发展报告》、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可以清晰见出。这个信条的基础，首先是所谓“自然发展途径”概念，意即按照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后进国家只要毫无保留地融入世界市场、也即严格遵循其禀赋比较优势，就能够向先进国家的收入水平趋近。随着有关摆脱苏联模式经济制度变革的课题提上议程，信条的基础进一步扩展，断言后进国家透过这个融入过程就能够形成所谓“自然(政治)经济制度”，而这正是走上自然发展途径的必要条件。至于融入的具体形式，华盛顿共识所专注的首先是贸易方面，所谓贸易体制中性说，也即要求后进国家的对外贸易、从而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任由世界市场调节。随着九十年代所谓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专注点逐渐转移到后进国家的开放对外金融方面，其顶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997年香港宣言，内中同意修改组织的章程，以能规定成员国家必须开放它们的资本项目。与此相呼应，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金融服务市场自由化的协议，以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有关跨国投资的谈判，同样是为了推动资本全球流动的自由化。

　　长期以来，东亚发展经验正被主流系统解说成上述信条的现实范例。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宣扬者甚至断言，正是由于深深融入世界市场，东亚经济才能够摆脱内部不完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的束缚，获得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换言之，尽管东亚经济中种种违背世界市场调节的做法，诸如金融抑制体制、国家产业政策的干预等等，都是经常可见，然而所谓东亚奇迹却是只能归因于世界市场调节，也即是在克服这些做法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恰巧的是，正是主流系统内部对东亚经济体制和发展政策的重新评价，终于引发出华盛顿共识的知识霸权危机。转折点是世界银行在1993年发表的《东亚奇迹》研究报告，内中终于承认，东亚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性质上是压抑市场的国家干预，总体上对于经济发展还是起到正面作用。这个提法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无疑甚具颠覆性，不仅相对于八十年代的原教旨式版本，即使相对于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所谓“市场友善策略”而言同样如是，因为后者的立论基础始终还是，任何能够起到正面作用的国家干预都必须是市场友善的、也即有助于市场的完善或有效运作。

　　作为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依据之一，Stiglitz (1998a)认为，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报告中的最重要发见，是国家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市场无法做到的正面作用，包括创建适当的金融系统以诱导储蓄和有效配置资金、鼓励市场竞争、促进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和技术引进，等等。在较早前另一篇总结东亚奇迹的专文中，Stiglitz (1996)更加明确地断言：“东亚的成功经验，是建立在多种因素的结合之上的，其中最关键是在一个市场导向但不乏政府积极干预的、有利于技术引进的环境中，高储蓄率与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积累相结合的作用。”

　　从这些断言可以见出后华盛顿共识的三个核心立论。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改进或生产率提升，而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即不是所谓自然发展途径所依赖的、建立在明确界定的生产函数假设上的比较优势阶段论。二是，正因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获取新技术或新信息，而按照Stiglitz及其合作者长期以来所扬揭的信息经济理论，普遍的市场失效也就无可避免，国家干预也就有其必要性了;甚至乎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报告中明确反对的东亚式国家产业政策，Stiglitz (1996)同样为其阐明理论上的合理性：“在存在规模回报递增的情况下，尤其是结合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策略性贸易政策就确实有其合理的基础。”三是，正因为国家干预的基础是市场失效，国家干预在后华盛顿共识中的意义，归根究柢也就是配合市场调节、而非作为其替代。由此引伸，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有问题，不在于它强调建立有效运作的市场，而是在于它所倡导的“残缺的、甚至错误的”建立市场调节的手段。可以说，这三个立论决定了后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分歧的性质，或更明确而言，前者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意义上继承或背离了后者。

　　主流系统各机构之间有关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争论，特别反映出这个内部分歧的深度和广度。自始至终，作为主流系统推介给东亚国家的应对危机措施，其立论基础正是Stiglitz所说的华盛顿共识的教条化版本，表现为片面地将危机的根源完全归结为东亚内部体制问题，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尤其是，直到1999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官方文告《基金组织对亚洲危机的反应》中，仍然断言：“金融领域监管不足、金融风险欠缺评核和管理、维持大致固定的汇率，这种种因素的结合，使得银行和企业大量借入外债，而债务的大部分又是短期的，以外币为偿还单位，并没有作出对冲安排¼ 总之，虽然危机的导因是私营部门的支出和融资决定，政府的介入这些活动以及其它种种类似的体制因素，却使得情况恶化了。”与这种诊断相应，推介的应对措施就包括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砍断政府与企业部门的联系、关闭出事的金融机构、向外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等。

　　后华盛顿共识的诊断，却并非将危机完全归结为东亚内部体制问题，反而指出国际金融市场本身本来就是充满弊端，例如世界银行的特别报告《东亚：到复苏之路》(1998，页16)就断言：“必须指出，内部政策错误，只是导致种种脆弱性以及随后的危机的部分因素，国际金融市场的弊端至少应该负起相等的责任。不论是在波动的峰顶还是谷底，金融市场都是充斥着羊群效应，而东亚经济正是其受害者。”在随后的另一份特别针对危机应对措施的报告中，世界银行(1999，前言页12)甚至乎走到这样的地步：“改革必须是全面的，包括较为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对从外部流进来的资金实行限制。”显然，再加上倡导改革必须扩展至国际金融体系，这几乎是走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述的政策主张的对立面了。

　　当然，也不应该从上文的评述得出主流系统内部两种见解已是根本对立的结论，迄今为止两者的分歧还是颇有限度的，主要是集中于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体制方面。从长远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更加根本的是有关东亚特有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也即是否应该一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按照根本意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概念将之彻底改造。后华盛顿共识的相关论著对此态度相当含糊，这显然是因为，归根究柢，这个新“共识”始终还是保持着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作用的信念，包括相信后进国家始终还是应该融入世界市场的。然而，观之于上文第三和第四节所阐述的核心论题，即任何经济体制的发展涵义都是取决于与外部环境的吻合与否，则主流系统要求的彻底改造，所带来的后果将是很不明确、甚至将是危险的。这种改造，一方面排除了东亚经济继续依循原有的、以非主流的体制和政策为调节机制的发展途径，另一方面，它所承诺的自然发展途径，究实却是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9

　　6.结语

　　在八十年代初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失落的年代”，以及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陷入总体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或许已经是世界范围的“发展的最后堡垒”了。这个堡垒面临丧失的危险，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后进发展、尤其是在世界市场无限制地调节下的后进发展，前景相当黯淡。至少，今次危机意味着有必要从新检视世界范围的结构变动趋势，以及相应的各国或各区域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否与之相吻合。

　　本文就所谓东亚奇迹的兴起与衰落提出一个超越发展主义的解说，其专注点，正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外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个解说建基于批判地综合了已有文献中的三种主要理论。它拒绝了将东亚地区的发展建树归结为廉价劳工的说法、不管廉价劳工的来源是“给定”还是“创建”，而认同生产率提升是发展原动力的说法更能反映现实。它拒绝了将分析视野过于偏狭地规限在民族国家内部发展的做法，而认同分析后进发展必须将世界市场上的结构变动趋势考虑在内。它拒绝了主流论述神化世界市场的论题、也即视世界市场为所谓“自然发展途径”的缔造者，而认为世界市场环境和后进发展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总之，本文的解说，一方面是意图跟可观察的现实相一致、以及逻辑上首尾一贯，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提供超越已有文献的分析可能性，以能有所贡献于理解极为复杂也极为重要的东亚发展经验。也正因此，本文对于主流系统的相关论述、不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后华盛顿共识，都是持着批判态度，而对于从中引伸出来的具体政策特别是意图彻底改造东亚体制的措施，更是强调其危险性。至于这种种知识论述和政策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变革的启发意义，则是需要另文探讨的课题了。

　　注释

　　1. 本文所指的“东亚地区”是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依循着下文所提的区域化积累体系这一观念，本章将东亚地区定义为这样一个实体：起初是日本，随后加上号称“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再至最后卷入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东盟四国。与此相对，作为地理上东亚心脏地区的中国，却从来不是这个区域化积累体系的组成部份，因而排除在外。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定义所涉及的时间因素，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从日本向区内其它地区的扩张是个分阶段过程，这进而意味着，典型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海外移植，无可避免地碰到种种困难和内在矛盾，因而导致种种调整和改变。下文对此有较详细讨论。

　　2. 体现这种转变的戏剧性事例之一，是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演出。在1998年3月，Krugman(1998b)强调，“今次危机是对亚洲的罪过的惩罚，尽管惩罚相对于罪过而言是重了点。”与此相联系，Krugman在较早前的另一篇文章中(1998a)，就煞有介事地堆砌起“(政府干预下的)过度/低效举债”之类的经济学模型，作为“裙带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论依据或注脚。至是年年底，这同一经济学家却转至宣扬“恐慌”故事，甚至断言：“尽管有关亚洲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众说纷纭，然而其直接导因，即导致奇迹变成灾难的震荡，却是清楚不过的来自世界资本市场。”

　　3. Fischer (1998)为了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辩护，更甚而宣称：“金融和企业部门的低效率，正正是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因而也就特别需要处理以恢复能够持续的增长。确实，现在的首要任务应该就是加速(金融和企业部门的)重组。”

　　4. Arrighi等关于“东亚奇迹”的论述，基本上是属于所谓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传统的。这个传统的最著名人物历史学家Braudel，提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系统的积累周期的观念，并指出每一周期通常都会经历生产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同一传统的另一重要人物Wallerstein更进而提出，历史资本主义的演化轨迹，表现为灵活性与固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妥协或交互替代，而这正是各个长周期交互替代的最根本原因。更明确而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灵活性或固定性都是利弊参半的，固定性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在需求急剧变动之下则会导致或是成本上升、或是无法攫取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灵活性固然有利于企业依据市场需求随时调节生产，然而其代价却是较高的平均生产成本(参见Wallerstein 1983)。

　　5. 将“东亚奇迹”归结为剥削劳工的结果，这是不少激进学者的论述传统，由是的推断支持了该传统的核心论题，即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制约下后进发展是不可能的。Lansberg (1979)是这种论述在七十年代的先声，Lipietz(1987)是八十年代的代表作，Hart-Lansberg et al (1998)则专注“奇迹”扩展至东亚全区的意义。Amsden(1990)对这个论述传统、尤其是Lipietz做出严厉批评。

　　6. 针对在这一论断，经济增长理论的近期发展提供了颇有启发的参考。关键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论题，即生产系统的不同组织形式(市场、层级/企业、网络等)，可以理解为再整合专业分工的不同方法，而不同的分工原则，却又提供了不同的生产率提升来源、因而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途径相关联。这就为上文所讨论的、关于体制与外部环境是否吻合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有关这个理论文献的详细评述，可参见上文第二章以及Smyth and Lo 2000)。

　　7. 在这一点上，Wade(1998)倒是相当小心地说：“对于人民币的贬值幅度，确实存在着争论。不过，关键在于当事人们的普遍观感是贬值幅度相当大，因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发挥才能有说服力，不过，比起先前Wade and Veneroso (1998a)的断言还是较为符合现实，该断言是：“中国在1990年和1994年的两次贬值、加上其内部的较低通货膨胀率和较快生产率增长，使人民币变成世界主要货币中汇率最为低估的，这就削弱了其它东亚及东南亚经济的出口竞争力。”

　　8. 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机械电子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上文第四章以及卢荻和陈文鸿(1998)详细分析了这种发展的意义，并指出这种发展已经超越了中国的(禀赋决定的)国际比较优势、而是向四小龙的出口产品结构急起直追了。Yoshitomi (1996)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得出近似结论：“相对于东盟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而人均收入水平还要略低，然而它已经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上拥有显现比较优势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和自然资源密集产品的显现比较优势，是相对先进国家及四小龙而言，不是相对于东盟国家;更有进者，在过往十年，相对于四小龙，中国在广泛的一系列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上也开始拥有显现比较优势了。”针对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有详细分析，其中一个核心论题是，改革下的国有工业企业体制，呈现出日本式体制那种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的特色，而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相类似。Smyth(1998)关于乡镇集体企业的研究，也达至大致相同的结论。

　　9. 必须指出，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究实也只是一种倡议，而非真的是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对待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态度上就颇不相同，而上文注三引述的费雪尔对于危机应对措施的辩解，更是与斯蒂格利兹大相径庭。即使在较少分歧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造方面，世界银行所提倡的审慎方法，即资本项目和整体对外金融的开放必须基于内部监管体制的充分发展，在主流系统内部同样面对异议。如Summers (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就在1998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断言，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以能开放资本项目，“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向国外金融服务机构开放市场，引进它们的资本和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竞争。”(引自韦Wade and Veneroso 1998b);换言之，有效监管体制的形成，不是开放对外金融的先决条件、而是后者的自然结果，这显然是再次重申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谓“自然经济制度”是完全融入世界市场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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