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搞好国企改革大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 —— 一答“主流学者”

作者: 张勤德教授(徐.谷.绛.槐) [121576:25157], 13:37:02 10/04/2004:

当前这场由“郎顾公案”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关系10多万亿（全国每人平均近9000元）的国有资产如何处置，关系共和国的命运前途，因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广，势必成为建党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大讨论之一。

这里仅对“主流学者”提出和论及的主要问题，作一初步答辩，并提供一些资料，以便大家弄清争呜双方的根本分歧，把大是大非搞清楚。

在今年8月28日的"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北京)上,张文魁说：“产权改革的方向是不能变的。一些人说我对郎教授‘上纲上线’,其实郎教授质疑的就是‘纲’和‘线’”。《北京晨报》今年9月15日报道，左大培等10教授（研究员）发表声明，42名南京地区的海派学者也举行“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集体声援郎咸平，指出“中国的产权改革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大命题，经济学界因此产生了激烈争论”。

既然问题涉及到了改革的方向,要把这场大讨论搞好,显然首先要分清两种改革观。

一,为什么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区分两种改革观的标准?

“主流学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区分姓“社”姓“资”，只能用“三个有利于”这个标准来检验，不应运用其他标准。

例如，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转引自《交锋》第419页）。厉以宁的“新公有制”理论，也以此为由，把所有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包括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都说成是和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对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不答辩显然是不行的。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既提出过"三个有利于"标准,又清清楚楚地讲过,深圳姓“社”不姓“资”,是在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邓小平文选》等3卷,第224页)；衡量我们的工作和政策,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

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现阶段我国的实践来看，作为一种社会，它指的是为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并建设高度民主和文明的历史使命；为走好以人为本，全面、协、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而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的社会。

因此，我们只有全面正确地把握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上述标准,在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搞社会主义时，既对生产力发展有利没利,又看它是否实行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等制度，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利没利是价值标准,实行什么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姓“社”姓“资”的性质标准。只有那些在实践中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同时又符合社会主义性质标准的国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是说，只有把握和运用这两方面的实践进行检验,才谈得上全面正确地坚持实践标准。否则,就像一看到香港的生产力在发展就说那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必然会导致否定“一国两制”，导致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搞乱。这个问题乱了，自然会在一系列问题上造成混乱。

并且,即使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主观、片面地一概而论。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几年,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数,不能说生产力不在发展。但是由于他们改革的导向是私有化、自由化,最终必然会导致党垮台、国解体,照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话说，这叫"复辟",所以在用这个时期的整个实践来检验他们的改革时,就会看到即使头几年他们没有公开讲，但实质上已不是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开始逐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了。

从中不难看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如果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义化,就难以分清是非。唯其如此，被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化的生产力标准，往往被私有化推行者用来作为理论武器。因此,不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区分两种改革观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即牢固树立和落实正确的标准观，是难以驳倒“主流学者”的观点，把问题讨论清楚的。

二,此类观点是否带有自由化色彩?

张维迎今年8月24日在《经济观察报》上说:“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过程,是20多年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所有制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的目的就达不到。”他还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写道：“我的看法是，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国有资产变成债权而不是股权。”“国有企业股份化或许可以理解为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可以预料，随着财政赤字、预算赤字的增加，政府将被迫出卖政府的股份。这样国有企业就会渐渐演化为非国有的股份公司。”“改革的最终成功在于造就真正的股东”。不难看出,他是把国企改革等同于民营化即私有化的；这种私有化要化掉的是“中国国有企业”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私有化实质上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根本”的资本主义改造；把国企私有化既是“改革的方向”，又是改革“最终成功”的标志。

张文魁在谈到我们的国企改革要付出的代价时说：“上世纪90年代两德合并后，德国对原东德国企进行改革，也引起了严重后果”。“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波兰总理说的‘我们成功的最大经验是对改革的决心无比坚定。’”

张文魁不仅认为苏东剧变即“复辟”是改革，而且宣传像他们那样付出代价也是正常的，甚至表示要用无比坚定的决心进行这种改革，不同的只不过是认为苏东改革的步子太快了一点，我国应当采取渐进的办法罢了。

曹思源有一句名言：“人间正道私有化。”不久前他在《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一书中提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很明显，在他看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冀志罡今年9月9日在《南方周末》上讲：“要推动改革，就应该逐步地让国有资产流失成为私有财产。”“处于转轨期的中国，需要的正是突破和尝试。固执地坚守原有的法律规定，牺牲的将是改革大业。”这样鼓动人们放手让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并且要突破法律规定，说明他们的勇气是不小的。

马立诚、凌志军写道：“谁敢说俄罗斯的改革失败，谁就是反对中国的改革。”（《交锋》，第273页）这是不是想使苏联剧变的悲剧，在我们国家里重演呢？

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这些言论受到了“动乱精英”刘晓波的赞扬：“体制内的异见越来越与体制外的异见趋同，甚至仅从异见本身的价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间几乎可以不分你我，共同挑战独裁政权，共同扩张着不同于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间空间。”（转引自2004年9月27日《环球视野》鸿雁文）

这类言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列举了。仅从以上几例便不难看出，不管讲这些话的人自觉还是不自觉，客观上它们确实不属于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改革观，而是接近或属于以私有化为目的的自由化改革观的，至少带有自由化色彩。

国资委相关人士今年9月7日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郎教授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目前存在的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求的是“建立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我们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在“严格保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划清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边界，建立完善的委托—代理关系，搞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从而使企业更好地进行自主经营。郎教授主张建立的经理信托责任制，显然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改革举措。既然如此，他所说的“不是停止改革，而是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向个人腰包，这方面要改”，明明反对的是把改革引导到私有化方向去的“改向”即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明明是按照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改革的本质规定性去推动改革，却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这难道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一些“主流学者”的那种改革观与社会主义改革观有根本不同之点吗？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今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指出：“值得注意的危险在于某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始终想从内部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如果我们对这种危险丧失警惕，它就可能成为最大的危险。

三、这些论据能不能站得住脚？

“主流学者”为了证明搞私有化是正确的，找了不少依据。这里只对其中的几个作点简要剖析，看看它们能否说服人。

其一，“公有经济低效论”。“主流学者”主张对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主要论据，是说国企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厉以宁等论者说，国企“好比一个人患了老年痴呆症，通过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搞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转引自《十年文萃》第510页）冀志罡在今年9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写道：“几个世纪的经济历史和经济理论都证明了，产权不明的资产必然被滥用，必然产生‘租值耗散’。国企的经营绩效，除非得到政府的特权保护，一般都不如民营企业。”

然而，据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社会主义国家1960至1985年为6%；私有制国家1960至1970年为5%，1970至1975年为3.6%，1975至1985年为4.7%。

苏东剧变后，由于大搞私有化改革，俄罗斯的经济下降了50%以上。

国家统计局1998年公布的材料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1957年为34.6%，1975年为22.7%，1990年为12.4%。而据美国《幸福》杂志1998年的材料，“世界500强企业”（其中95%为资本主义企业）1997年的利税总额只相当于总资产的1.32%。

据《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7期上的材料，1989年100元销售收入所交纳的税金，国有企业为9.28%元，中外合资企业为4.57元，外资企业为0.02元。

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前些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中后期，国企的亏损面是在不断扩大。但正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所说，这是由于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税收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经营管理松驰，领导班子不力等原因造成的，并不是由公有制带来的。

国企发生大面积亏损的具体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1、利润分成。分成后增加的收入，不少企业在相互攀比中滥发奖金了。2、利改税。税一般占企业利润的78%左右，挫伤了一批效益较好企业的积极性。3、拨改贷。这使很多企业陷入债务深坑。4、物价管理。这使私营企业能够平价买国企的产品，转手高价出售。5、承包制。不少企业承包人大捞一把，亏了本，一走了之。6、“靓女先嫁”。效益好的卖了，亏损的留下了。当然，上述改革措施的积极作用是很大的，但不能因此而看不到推进中产生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在国企中也比较严重地存在。比如，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一些党组织陷入软弱涣散状态；消极腐败严重，“庙穷方丈富”现象相当普遍。尤其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对于发挥广大工人的企业主人作用注意不够，忽视民主管理，使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了挫伤。这些，无疑都对企业的效益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此外，人才被挖走，市场被挤占，资金被挪用，以及婆婆乱插手，各方都揩油等等，也是亏损的原因。

不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原因，便主观、武断地得出公有制经济必然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的结论，怎么能够说服人呢？

全党全国人民尤其是国企的干部工人，对国企问题是心中有数的。这1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是先烈们用热血、全国人民用汗水换来的。他们决不会容许这些血汗钱，白白流进极少数人的口袋，成为权贵们欺压、盘剥老百姓的资本。郎教授挺身而出指出一些人这样侵吞国有资产是违法的，得到杨帆、左大培、韩德强、杨斌等中青年学者的坚决支持，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反对国企私有化这一边。今年8月30日的《经济日报》报道，网民们“给郎氏9成的支持率”，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其二，“冰棍论”。他们认为，如果不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资产就会像夏天的冰棍那样融化掉。因此，与其坐失，不如流失。孙立平今年9月20日在《新浪财经》上说：“怎么像土崩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国企在那里不垮，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为什么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关键就是大热天，这个大热天呆不下去了。这个大热天就是一个腐败的环境。”

说国企都在像冰棍一样融化，像土崩一样垮台，这在客观上起着否认国企的生命力和巨大贡献、传播对公有制怀疑和不信任情绪的作用。说腐败像大热天那样使所有的国企都融化掉，这在客观上起着否认我们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和在这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传播对党的领导怀疑和不信任情绪的作用。这些，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都是“精神污染”。

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七八年内，中国一定会在党中央、胡总书记的领导下，在解决国企问题和反腐斗争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任何怀疑和否定这一点的人，都将陷入被动，甚至犯严重错误。

其三，“最大威胁论”。赵晓今年9月9日在《南方周末》上说：“总量上，国有资产借许多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是如此，电讯和石油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也是如此。”张维迎今年9月初在深圳“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中说：“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产权，侵吞私人财产，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这样把股市、电讯和石油收费、税收等等统统叫做侵害、侵占私人的产权、财产，而且说成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至少是在客观上起着把人民政权同人民群众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当作革除对象的作用。假如用这类观点指导改革，会改到哪里去呢？

其四，“腐败次优论”。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张五常提出，要“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张维迎创造一种“吐痰理论”，他写道：“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以上均摘自《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七集）》，第152页）这样公开宣传消极腐败的优越性，恐怕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腐败的实质，是对劳动人民血汗财富的侵占，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据2001年3月22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2%至16.8%。”李曙光在今年9月29日的《法制晚报》上指出：“当前国企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的掠夺。”腐败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毁掉了大批党员干部其中包括非常宝贵的企业管理人才，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正因为这样，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重视在我国促进腐败。它在《十诫令》里提出，要“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打击他们的刻苦耐劳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学者”还在为腐败现象评功摆好，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其五，“牺牲公平论”。不少“主流学者”主张，为了保证效率，宁可牺牲公平。厉以宁就是一个在我国的贫富悬殊程度超过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仍然认为这样拉开收入差距才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代表人物。什么是公平？公平主要是指合乎公德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公民平等。没有政治平等谈不上法治，没有社会公德谈不上德治，没有等价交换谈不上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离开公平就会丧失民心，没有公平就没有稳定。把公平放在可以随意牺牲的位置上，无疑是危险的。

其六，“代价论”。有些“主流学者”说，为了实现改革的目标，必须有人承担代价，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多万老工人。

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知道这些工人，是吃着窝头，勒紧腰带，创造了共和国辉煌的一代；是洋大人虽诬称他们为“兰蚂蚁”，但也承认他们辛勤劳作、取得了惊人成就的一代。他们下岗后，像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所说，陷入了“贫困化、雇佣化、无权化、分散化”的境地，成了弱势群体。在这个时候，竟说出让他们承担改革的代价，甚至要把他们牺牲掉的话，不是太冷酷无情了吗？

其七，“市场决定论”。大家都记得，“主流学者”当年曾经极力地宣传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而在我们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他们却又极力地宣传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结合了。例如，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前些日子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的第5章中说：“能否在国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市场经济呢？答案是否定的。”

怎么办呢？在“主流学者”看来，必须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私有化。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是可以随意否定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是可以决定一切的。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真是这样可以随意否定掉的吗？决不是。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它的主体地位被否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成了一句空话。原则是不可以出卖和动摇的，基本原则更是如此。我们党为什么要把四个坚持规定为基本原则？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是因为四个坚持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它必然成为我们的立国之本。对于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并且，活生生的事实是，一大批国企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学游泳，游得越来越好。像本人去调研过的山东青州卷烟厂、河南新密耐火材料厂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在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几年中，我国的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不少地方和行业，在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创造出了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不去面对这种现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再说，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们既注意改革国企原有体制中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部分，又注意改革市场经济体制中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背离科学发展观、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部分。我们追求的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二者长处的结合，决不是让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以及它那些助长“一切向钱看”倾向和腐败现象的弊端随便扩大影响，使其像绞肉机一样把一切都搅乱。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利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起来。

其八，“一私就灵论”。许多“主流学者”在宣传“一私就灵”时，常常拿私营经济发展快作为根据，迷惑了不少人，所以这个问题不讲清楚是不行的。

首先要承认，许多私营企业确实办得很好或比较好，为发展我国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必须像十六大报告要求的那样，毫不动摇地推动私营经济向前发展。但是为了分清大是大非，驳倒私有化理论，这里不得不对私营企业发展的另一方面原因，作一初步分析。

1、它享受很多优惠政策，如税收上的“三减两免”等等。即使这样，据前几年的公开报刊讲，它们偷税漏税仍达80%以上，比国有企业高得多。

2、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不小的程度上靠的是每年都新增许多企业。前些年像公开报刊说的那样每年国有资产流失成千亿元，很多国企像山东的“陈送光”那样被白送给私人，自然会使私营企业更快地增多了。

3、根据多年来对多种产品的质量检验，大多数工业产品的合格率，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要低20%左右。这就是说，私营经济的产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虚的。

4、许多私营企业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推销不合格甚至假冒伪劣产品。这样价格抬高了，便使产值增加了。

5、由于私营企业在对政府官员的行贿方面比国企敢干得多，常常是“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因而多占了不少便宜。

6、不少私营企业主原先是国企的业务、销售、管理人员，他们“下海”以后，一方面使私企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增加了国企的困难。

7、私企不仅不像国企那样有沉重的历史包袱、社会负担，而且不少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给农民工上劳保、使用童工等办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8、不少私企用请客送礼甚至重金收买等办法，拢络“主流学者”、党政官员、编辑记者等等，逐步营造起“一私就灵”的舆论氛围。这对私营经济当然很有利。

青年学者杨斌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一书中说：“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承担大部分改革成本，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家就缺乏财力兴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民营经济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倘若国有企业陷入了崩溃，意味着数万亿银行贷款和百姓存款的损失，意味着丧失维系国家实力的重要工业血脉，意味着民营企业丧失生存市场和发展机遇，意味着竭力赞扬私有化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失去曾为之提供工资、教育的衣食父母。倘若国有、集体企业陷入了崩溃，民族私营企业将不堪跨国公司一击，必然重温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的噩梦。”

可见，虽然在我们国家里私营经济比世界上搞私有制的100多个国家快得多（前面说过，这些搞私有制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比实行公有制的国家慢得多），但这是由特殊情况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特殊的私营经济”。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私有制在旧社会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看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到今天造就的“一超独霸”的美国，想制裁谁就制裁谁，想打谁就打谁，给全世界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灾难，卖力宣传和盲目相信“一私就灵”，是多么有害。

实行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市场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类观点的深层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假设”，即把“自私人”（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作为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或公理，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发展趋势。他们的一位代表人物说：“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是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于是他问道：“盗窃何害之有”？

这类“盗窃无害而有益”的论调，能有多少人会赞成？这样露骨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丑恶行径辩护，怎么能不遭到劳动人民的坚决反对？

其九，“新社会主义论”。邢贲思早在1994年1月就在《新视野》上公开讲：“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认为，决定社会制度的，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三者通常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特点。”他认为，这种应当破除的旧社会主义观的突出特点是“突出政治”，而应当树立的“新社会主义观”的突出特点是“突出经济”。此后，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吴敬琏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转引自《交锋》第421页）李君如1997年8月12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说，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尽管打着“改革”的旗号，但要把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革除掉，仍然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怀疑和否定。并且，把突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类谁都可以接受、不同的阶级有不同解释的东西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倾向。“两个不问”，实质上是他搞资不让你问，你搞社他要问罪，给你扣上“极左”、“反对改革”等帽子进行打压。

其十，“补课论”。“补资本主义的课”，既是坚持自由化改革观者的总纲领，又是他们的总依据。把握住这一点，才容易把那些具体问题和表面现象看透、弄懂。一些“主流学者”为什总是变着法地要改革公有制、实现私有化？说到底就是想搞一段资本主义。他们为什么非要搞资本主义不可？因为搞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依附于旧势力的“精英”有利。他们要搞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野蛮资本主义。这一点，仅从“主流学者”不少人几乎一夜之间暴富成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之后，却更加漠视弱势群体的疾苦上，便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对于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美国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所作的分析，特别令人震撼、引人深思。他说：“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这是因为，“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正是由于他们从以权谋私发展到“以国谋私”，最终导致了党垮台、国解体。可见胡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很有针对性的。真正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防止一些“精英”像苏联的精英那样“以国谋私”，避免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降临到老百姓头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大事。不认识这一点，甚至给认清这一点的同志扣上“极左”的帽子进行打压，那我们就会犯悔之不及的错误。“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由于和平演变对一些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特别舒服”的事情，所以要唤醒他们，不啼出点血来是不行的。

美国对苏联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特点，是鼓动“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大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再到否定十月革命，最终则是否定掉了共产党，否定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施瓦茨说：“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种神秘的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他提的这些问题，是有启发性的。看来，美国对我国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则是通过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再到否定整个四项基本原则，最终则是使中国陷入民族分裂、地域分割、社会动荡、内乱不止甚至爆发内战、国外敌对势力趁火打劫的悲惨局面。这种以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假社会主义即“私有社会主义”的危险性之所以特别大，“补课”之所以会成为自由化势力的总纲领，原因就在这里。

可见，当前这场大讨论，涉及到了中国向何处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90%以上的网民赞成郎教授的基本观点，反对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私有化，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因为，从50多年国内外尤其是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中，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代表的是极少数“权贵精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代表的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权贵精英”的主义，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主义。人民自己的主义，要靠人民自己来创建、维系和保卫。许多群众非常关注并主动参与这场大讨论，就说明他们进一步认清了这一点。而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存发展，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些“主流学者”认为苏东剧变会在中国重演，说明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共产党的威信和执政能力，过低估计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所以必然要碰壁。当然，如果“主流学者”能够转变态度，更新观念，依然会受到应有的尊重。

四、关于进一步搞好国企改革的对策建议

“主流学者”总爱说，非主流学者常常只会批判别人，自己却提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实际上，非主流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并不少，只是由于“话语权”较小，难以引起注意。这里仅把自己看到、听到的非主流学者的意见（也包括本人在30多家国企调研时学到的东西）归纳整理出一部分，算是对“主流学者”的指责作出的一种回应。

（一）根本在路线，关键是领导，搞好国有企业尤其是这样。只要全面贯彻落实十六“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领导抓、抓领导，国企就没有搞不好的道理。首先，要真正认清，公有经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命根子，因而能否搞好，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是衡量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是我们党居于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合理性之根基，从而自觉地把抓好国企作为自已的职责，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准。其次，对国企进行清理整顿，做到对情况心中有数。再次，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像抓“非典”那样，实行重奖重罚、一票否决。

（二）要像宣传私营经济一样，宣传公有经济的优越性，坚决纠正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使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倾向，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国企发展的氛围。

（三）要组织得力人员对搞得好、已经破产、中间状态的三类国企20多年来改革和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真正实事求是的总结，从中找出国企发展的特殊规律，概括出新形势下的“鞍钢宪法”，进而使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具体路子更加明确。

（四）在国企产权改革中，既要依据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取得职工代表大会同意、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确保国有资产不白白流失、确保职工的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出售一些，同时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闯出一条依靠股份合作制等合作经济的形式办好国企的新路来。求梦斋认为发展合作经济是一种国际潮流，这是很有道理的。广大农村的各种合作组织越来越多，正在为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二次飞跃”创造成熟的条件，当然更应当鼓励城市工业企业搞合作经济。并且，要允许干部职工在已经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国企，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必要的程序，民主选择企业管理者，实行生产自救。广西、山东、河南、江西等地在这方面创造的经验，值得推广。

（五）逐步建立健全经理信托责任制。他们的薪金要与企业效益挂钩，但总的原则，是要做到既充分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又不使他们的收入同工人的收入过于悬殊。

（六）能不能确保广大职工的企业主人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尽主人责、干主人活、得主人利，对能否办好国企，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认真纠正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上越来越精英化、小圈子化的错误倾向，使工人阶级进一步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七）胡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人类社会发展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我们的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必须带头树立和落实。

（八）加速进行劳动、工资等制度的改革，使国企进一步增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九）大力抓好企业的产品升级，积极促进对于增加值高的产品的开发，使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十）切实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主流学者”对上述答辩，肯定会有不同意见，我盼望他们能进行批驳，言辞激切点也没关系。当然，也盼望知识分子和工农朋友给予评论。曹林今年9月19日在《观察星报》上说：“从社会公平和改革利益的分享来看，一个既得利益者‘超稳定结构’的存在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要破除这个结构，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有必要坚守良知的底线，坚守不媚资本的学术自由，从理论上为公众利益呐喊。”此话是很中肯的。这样，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把这场大讨论搞深搞透，推动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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