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让“居者有其屋”并不难

房价奇高，一般老百姓买不起房或无房可住，已成持续多年而又似无良策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这在“以人为本”的社会显然不能令人容忍。其实，如果真想让房价回归合理，实现“居者有其屋”，一点儿也不难，只要实施以下几条原则性制度安排即可：

其一，规定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不论在城在乡，只准购买或拥有一套住房。并限定已购买或拥有多套住房的公民在一定时间内处理掉超出规定的住房。未能按时处理多余住房的，由政府按当初购买价加一定利息补偿收回重新投放市场。同时限定在中国拥有住房产权的外国人和外籍人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转让其住房产权。

其二，开征房产物业税。

其三，开征房产物业空置税。

其四，政府按城镇弱势人口规模建设、供给一定数量的廉租房。

在上述制度安排中，第一条规定是最根本也是最主要的制度安排，后面几条则是辅助性的制度安排。

第一条制度安排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土地在我国已是稀有资源，不能由市场充分供给。如是，必须建筑于土地之上的房屋也同样属于稀有资源。既然如此，对房屋这种既是稀有资源又是每个人生存必需品的特殊产品的供给就不能完全采取市场决定的方式，任意购买，任意出售，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而只能仅向国人供给，先由政府之手进行调控，限量购买，限人出售，即一人只能购买一套住房和只向无房者售房，在满足每个国人的基本住房需求的基础之上，再由市场决定每个家庭住房的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高档或低档。　　

实行此种政府调控与市场供给相结合的住房分配方式应该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住房权乃是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的一种。一个社会若不能做到“居者有其屋”，也就等于在住房方面没有保障人权。而“一人一房”的分配方式就能在属于人权的公民居住权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实现基本的住房平等与公正。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统计，我国这些年每年新建住房面积已占世界一半。但奇怪的是，房价却不降反升，越来越高，真正需要住房却又买不起房的居民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款、高官、明星等富人或有钱人买了太多的住房！他们少则三、五套，多则几十套、上百套。比如巩俐这个已变成新加坡人的大牌影星，据说在其名下的豪华别墅就有20几处。有钱人大肆购房，并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如喜爱文物那般进行珍藏，而是为了炒房牟取暴利。说文雅点，是为了理财，投资住房以使个人财富快速增长。正因如此，所以房子盖得再多房价也不跌，房价再高也有人买。而“一人只准购一房”的制度安排就是对这种住房严重不公正状况的纠正。毫无疑问，一旦它被采纳实施，就能迅速剥去住房市场供不应求的假象，彻底使房价回归合理，让大多数老百姓都买的起也买得到住房。

第二条开征房产物业税，指的是由税务机构每年向房主按住房面积征税。此规定之用意是：让房屋购买者按所占稀有资源的多少付出相应的成本，少占少付，多占多付，从而促使每个购房者不一味贪大，而是按自己的实际需要购买相应面积的套房。

第三条开征房产物业空置税，是指还要向购买住房空置不用的房主再额外征税。此规定之用意是：让购了房却不使用者多付成本，从而提高已建成住房的使用率。并使家庭成员多的家庭也没有积极性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去以自己的名义买一套住房，以便使整个家庭拥有更多的住房，而是更愿意共住于一房。

第四条举措则是为使房价回归合理后仍无力购房的弱势群体同样能有房子租住。

由以上四条原则性规定构成的“一人一房”住房问题解决方案，尽管在世界上也许都是史无前例的，但只要再没有比它更公正、更有效的土地、房屋资源配置方案，它就是应该被我们快速采纳、实施的方案。而且，只要我们愿意去实施它，它就是简单易行的，也一定能达到“居者有其屋”的效应。并且这个“居者”，也并非不包括在异地投资、经营、工作的国人和在华学习、工作的外国人或外籍人。因为这时，不仅有大面积住房或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会有向这些人出租房屋的积极性，而且精明敏锐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自然会根据这种市场需求开发大量的不同规格和档次的出租房。

当然，就像任何改革或变法都会遇到阻力一样，这个“一人一房”方案也势必会遭遇两大阻力。一是以房地产为地方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财政型地方政府；一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已经购买了多套住房的有钱人。由于以建筑在稀有资源基础上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本来就不可能是持久之计，因而化解前一种阻力应不会太难，只需通过调整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和端正地方经济发展理念就行。可对后一种阻力克服起来就不太容易。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大款、高官、明星等有钱人虽总数不多，却往往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一定会利用所掌握的权力竭力反对。尽管如此，已经申明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想必最终还是会有办法来克服这种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