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涛：演化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1]
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则直接将经济学分为演化的经济学和非演化的经济学，他同时还强调，前者是有人文关怀的，后者是没有人文关怀的。以经济学说史的标准看，这种划分的确有些简单，但它却简洁地描述了经济学多年纷争的实质。马歇尔以来，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基本上可以在演化标准下得到区分，以新古典为内核的主流经济学属于非演化一支，而非主流经济学，尽管各有其非主流的原因，但基本上可归列为演化一支。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非演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演化经济学当年为何惜败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当前的反击中演化经济学面临着哪些困难？演化经济学将如何实现自己的有机综合？本文拟对演化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简要阐述。
一、演化经济学的过去——被湮没的黑暗时代
       虽然演化二字更多地让人联想到生物学，但事实上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远早于甚至启发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密关于交换倾向与人类进化关系的猜测至今仍为演化生物学家们着迷，达尔文则称自己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直接借鉴了竞争选择的思想，而后期的演化经济学家们则发现，包括弗格森、斯密在内的早期苏格兰哲学家们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中，已经隐藏了典型的“个体群”的思考方式。
       不过，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号角是凡勃伦吹响的。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这一开创性的文献中，凡勃伦强调，“近代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累积的因果关系”，而“思考习惯” 是经济学中用来说明人类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害”的中轴。与变化的思考习惯相对应，经济学也应该是进化的，它应当是——“由经济的利害所规定的文化的成长过程的理论”。在凡勃伦看来，包括斯密在内的绝大多数持演化观的经济学家只能算是前达尔文主义，他们以持有本身是“善”的、必然成为“常态”的“自然法则”为中心，根据这种方法，只会产生把现实变化当作是“正常”的发展路径的“超进化论的先入之见”。凡勃伦倡导的是后达尔文式的思考方法，它要求从“产生因果关系的”的累积过程出发来解释变化。
       如我们所知，凡勃伦抛出的石块只是引起了旧制度经济学的一阵涟漪，它很快就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浪潮所掩盖了，而且，这种掩盖如此之长，以致于在20 世纪，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是“黑暗时代”，是“丧失了机会的世纪”。（霍奇逊，2005）这实在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在19世纪末期，达尔文革命所引发的反本质论思想无论对当时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它所倡导的一系列理念，如非线性、不可逆等，都使各学科共同体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但经济学却似乎无动于衷。《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发表于之后31年——1890年，凡勃伦的呼吁——《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则发表于1899年，这说明虽然经济学有充分的时间吸收和消化进化理念，但它仍然放弃了它，转而从在十六、十七世纪就已经成型的牛顿力学体系和数学工具中寻求帮助。被誉为进化革命的达尔文思想促生了地质学、生物学甚至哲学的重大转折，唯独未促使经济学走向演化之路，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魏特写道，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史中或科学中的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也评论道，“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2]
这就留给人们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当其他学科都开始抛弃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质论（也称类型论）思考方式时，经济学却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或者说，达尔文为什么没有战胜牛顿？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时代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构造物”的特征。从思想史的历程考察，在达尔文之前，进化理念已经在各学科中得以普遍提倡与发展，拉普拉斯的天文学、莱尔的地质学、巴尔的胚胎学都蕴涵了进化的思想，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孔德、黑格尔和斯宾塞在探询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变化规律时也都显示出了演化的思想倾向。作为时代的主流思潮，他们的理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形成和传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们的社会演化理论中，内蕴着两个关键命题：一是演化是否具有目的和方向？二是人类智力和理性是不是社会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在第一个问题上，虽然就目的、方向性的具体观点并不一致，但黑格尔、孔德和斯宾塞都承认社会演化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存在一个预先的演化顶端，即进步；在第二个问题上，黑格尔和孔德都认为人的理性、知识力量是决定社会进化的关键，斯宾塞也不否认这种力量，只不过他更强调从自然与社会的关联中去思考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
       作为时代的产物，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理论的影响。达尔文虽然挑战了神创论，但他在两个关键的地方态度一直非常含糊：第一个问题同样与目的性和方向性有关，即进化是否具有明确和终极的完美方向。在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影响下，当时的各种进化思想都带有鲜明的目的论倾向，进化普遍被理解为是一项既定计划的展开。达尔文也不免受到影响，他始终无法鲜明地对目的论和方向论予以反对，“目的论、方向论、进步这些观念既是达尔文所反对的假设，也是达尔文不由自主地捍卫的假设”。[3]
第二个问题则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有关。虽然达尔文在1859年就出版了《物种起源》，但当时他并没有将人类本身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没有哪一种观点比认为心灵——无论多么复杂和有力都不过是大脑的产物这——观点更能动摇西方思想最为深刻的传统了……这种观念太异端了”。[4] 12年后，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终于与两千年来的哲学和宗教决裂了，[5]
但他仍困惑于人类迥异于其他物种的高度发达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这类问题。
       这样，尽管达尔文将人从进化树的顶端拉回到普通一枝的位置，但达尔文革命并未解决早期社会进化论中目的性、方向性问题的争论，社会进化理论中的含混之处也并没有因贝格尔号的航行而被廓清。在达尔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化思想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被默认的目的性、方向性，存在争论的意识与物质的第一性，未加解释的独特的人类理性、竞争选择，以及自然、社会的二分法。
       达尔文之后，人们接纳了进化遗产中最易于接受和理解的部分。人们易于接受人的生物性观念，但也坚信人的智力、心灵的独特性和理性的无边能力；人们易于接受进化的必然性，但也坚信人类对自己的进化有控制和预测能力。在后期的社会进化思想中，进化的目的性、方向性被强化了，它被视为一个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不希望看到偶然事件，而希望看到包揽一切的规律性，以肯定它们自己的感觉——世界是理性计划好的创造的产物，其结果是出现了一长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些理念却是芜杂的”。[6]
这些混乱的、未加整理的社会进化思想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经济学家，并最终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得到折射。正是因为对诸如人类独特理性的来源和智慧能力的边界这类问题的争论没有达成一致性结果，边沁的快乐计算器才得以大行其道，成为早期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意识与物质的第一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主观效用价值论才得以发展；正是因为目的性和方向性被默认了，而这一过程又是由人类智力所推进的，迎合人们头脑中潜在的乌托邦想象，才有了假想中的最优均衡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主流经济学宏微观合流并彻底奠定主流地位的时代，也是社会进化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社会进化思想中那些将生物规律直接套用到人类社会的相关理论受到普遍置疑，与种族、性别有关联的理念被彻底剔除了，狭隘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得人们对进化论在人类事务的应用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厌恶，并使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此背上了恶名。人们正确地意识到生物界的规律不能不加诠释和区分地应用于人类社会，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进化论从此进入了“谨慎隐喻”的时代，但进步、目的论和理性能力却依然得以保留，并潜在地成为欧洲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支撑。如此一来，人们正确地泼掉了将生物规律机械套用于人类社会的“脏水”，却也倒掉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联系的“孩子”，并且留下了一些未加清洗的痕迹。方向性、目的性、主观世界的重要性、人类无边的理性以及乌托邦的渴望都在经济学思想中得以继续保存。基于当时的经济学界迫切希望将经济学建成为一门不带传统社会科学色彩的“真科学”的热情，在数学工具和物理学术语的帮助下，在边际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继续发展，而这一时期的演化经济学，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甚至使用‘演化’这个词也要冒声誉受到严重损害的风险”。[7]
        结合社会进化理论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新古典不是非演化，而是有目的和方向的演化，是基于完美理性的完美演化的凝固。新古典经济学家暗合社会进化论中的理性、方向和目的，也容纳了进化论中的关键术语——竞争和选择，构建了一个理性的、理想的有必然实现目的的进化。它可以说是演化思想的另外一种变形，它仍然是体现时代思潮的“社会建构物”，也正因如此，才有演化经济学家主张将新古典视为演化经济学的特例。（弗罗门，2003）
 
二、演化经济学的现在——繁荣及繁荣背后的困境
        然而，尴尬的是，虽然新古典暗合了当时社会思潮中的目的论和理性无边精神，但进化论在科学思考方式上引发的变革又从根本上与之相悖。达尔文革命之后，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质论思考方式就引起了广泛的质疑。本质论坚持的信条是：所有表象上变化的现象均可归入到若干特质恒定的类别中，每一个类别和其他本质截然不同；一切变异是偶然的、相互无关的，基本类型和其所代表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完全可以忽视的。时间无涉、种群稳定、可预见性和最优均衡是本质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关键词，如牛顿力学中的质点模型、生物学的神创论等。而进化论则与本质论迥然不同：进化论认为演化动力来自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是基础性实在的本身，而不是对不变的基础性实在的偏离。因为演化的绝对性，所以时间是重要的，因为个体变异是动力，所以类型不会是稳定的。很显然，这种反本质论的思考方式与新古典的静态、时间可逆、个体主义都是无法共存的。因此，尽管吸收了目的性、方向性和完全理性，但由于放弃了进化思维的本体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一个奇怪的混和物。
        扭曲成型的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取得了科学的形式，但隐患却始终未能消除，这使它自诞生之日就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批判。20世纪初期，思维方式的变革已经悄然发生，本质论、机械主义和简单还原主义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开始被各学科共同体所放弃，物理学中的量子学说取代了经典的牛顿力学体系。20世纪下半叶，复杂性科学所取得的进展更进一步加速了本质论的崩溃，非均衡、非线性的动态系统特征开始成为各类学科共同体新的认识论基础。分子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进展使目的论、方向性越来越受到怀疑，行为科学、后弗洛伊德心理学、脑科学诸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也使新古典的重要基石——完全理性——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与此同时，对现实经济现象解释力的匮乏也加速了新古典的衰落并与此同时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大量的创新行为和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人类学习和知识积累所展露出的惊人创造力使桑巴特所称的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积极——理想主义乐观经济学再次出现复兴迹象；经济学很难再将“物质”与“存在”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而必须转化到“思想”和“生成”的轨道上去，不能再孤立地关注“作为交易者和消费者的人类”，而应该关注“作为生产者的人类”在知识扩展下的无限潜能。[8] 简言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与争议已经累积到了一个无法缓和的地步，必须有一个新的理论取而代之。1981年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演化思想开始试图走向聚合，以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新的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莱恩·阿瑟等人的报酬递增理论也对演化经济学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9年，欧洲演化经济学会成立，两年后《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霍奇逊等人旋即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纲领，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nism）”，并勾勒了演化经济学的宏微观体系。[9] 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已经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理论意义上说，这种繁荣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代表了回归真实世界的倾向；在实践价值上，演化经济学对技术政策、技术演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正如魏特(U. Witt) 和霍奇逊所指出的，同意新奇在经济变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这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10]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新古典经济学给定机制下人们通过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资源配置) 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新商品的出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11] 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 的经济学，那么, 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 的经济学。在强调新奇这一关键性纲领的基础上，演化经济学关注的是商品、技术和制度的变化过程，由于商品、技术和制度的不断“刷新”才是经济持续的动力和表现形式，那么重要的是关注它们如何通过个体量的变化传递到实体变化的，例如，商品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表现为消费者理性计算后的结果，但在演化经济学将其区分为厂商选择生产什么，消费者选择买与不买，消费者间和消费者自己选择是否进行更多的购买，个体变化是商品数量的变化，实体变化则是新商品的出现，所有量的变化的积累最终一定会呈现新的商品，即新实体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再生产（无论是扩散还是厂商再选择）与个体——实体间的过渡成为关键性因素，演化就是从一个旧的实体转化到一个新的实体。它包括两个过程：涌现过程，即新实体的群体数量增加；消失过程，即旧实体的群体数量减少。这种在过程中探寻动力和事物变化的研究，无疑更有利于解释真实经济现象。
        复兴的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的区别是多方面的。在方法论上，它主张个体群思考，强调个体差异性和群体选择的作用，而不是新古典的原子式同质个人；在研究对象上，它关注时间不可逆世界中的经济进程，而不是新古典的强调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它对经济行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环境”，如制度、习俗、政治格局尤为重视，而不是像新古典那样在静态的假想世界中进行纯粹研究。演化经济学尤其重视学习、认知的过程及其对偏好、行为选择的随机扰动作用。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经济事件不可能以目的论的方式展开；在各种高度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扰动下，经济演进过程是非均衡状态，演进过程无法实现最优解，而恰好是这些随机因素扰动决定了系统中不同个体会在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方面出现差别，从而为经济演化奠定了“变异”的基础。
        尽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以波普尔的“简单的、新的和强有力的”[12] 标准评价，演化经济学仍处于一种“繁荣的非主流”境地。总体看，演化经济学当前的发展面临着突出的三大困难：
        第一，缺乏价格理论。演化经济学不同意主流经济学视价格为市场结果的观点，而是认为价格决定本身是一种习俗和惯例，它体现了权力，并具有连续性，能使市场这种有组织的制度化交易得以持续下去。“一定时期内保持特定水平的价格获得一定的约束力和权威性，社会也会使自己的方式和习惯适应这种价格，因此正是价格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生活框架中使人们的行为保持了相互的协调一致。”[13] 产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权力主体的变化对价格形成的影响被演化经济学置于价格分析的突出地位，这种处理思路使演化经济学很难形成一个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的普适性价格理论。因为一旦视价格为一种习俗，演化分析就首先指向价格赖以形成的制度，分析哪些信息和惯例对价格形成有影响，这决定了演化价格理论只能是特定的，情境化的，每一种理论都与市场结构、商品类型和公司组织形式以及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征有关系，它更接近于定价的过程理论，而非可以描述数量变动趋势的价格理论。这种强调定价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因素却很难描述变动趋势的做法几乎成为所有制度——历史——社会结构分析的共有缺陷，这种匮乏早年曾经直接导致了旧制度经济学的衰亡，而今天，演化经济学也面临着这种威胁。霍奇逊不得不承认，这一匮乏使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理论时，只能是“可以理解但却是几乎无效地声称新古典是不现实的”。[14]
        第二，分析框架的不统一。长期以来，达尔文主义一直是演化分析的基本框架。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阵营对进化论的使用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霍奇逊和肯德森等人一直都积极倡导普遍达尔文主义，虽然他们承认在性质上，经济与自然这两个系统具有不同的含义，但以一个理论的概括力剔除掉细微的差异之后，所有的经济演化过程无一例外地具有同一的基础性流程，那就是变异、选择和扩散。而以魏特和福斯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强烈反对在演化经济学中使用生物学隐喻，魏特则认为，不断地参照生物学的发展去调整演化经济学的结构、观点和内容将给演化经济学穿上不适当的“紧身衣”，应该放弃。他尖锐地指出：“把生物学的思想移植到经济学中来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关于经济现象如何演化的重要思想是独立地产生于达尔文主义启示之外的。”[15] 福斯特和魏特都主张用自组织理论替代达尔文主义, 在他们看来,“自组织理论为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描述”。[16]
        是继续沿用达尔文主义还是用自组织理论取而代之? 这是演化经济学必须面临的问题。福斯特和魏特等反对者之所以强调要疏离达尔文主义，一方面是担心出现牛顿力学束缚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组织理论能提供更接近“科学”形式的路径；但霍奇逊和肯德森等人之所以在承认自然和经济的区别之后仍坚持使用达尔文主义，不仅仅是坚信演化哲学的普适性，更为重要的是，自组织理论有可能使形式化和模型化再度泛滥在演化经济学中，而这一点则正是他们长期以来反对的。对于一个系统的理论而言，仅确定“新奇”这一核心还远不足以支撑起整个体系，对基本分析框架的分歧只会导致演化经济学呈现一种无序的、众说纷纭的状态。
        第三，层级融合困难。 演化分析反对简单还原主义，认为个体和群体、微观和宏观之间不能简单加总或还原；在多层级的经济系统中，每一层级的个体群都构成下一层级的环境，其本身又受到上一层级个体群的影响，只有清晰地揭示它们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相互作用，才能正确地认识演化动力和演化方向。演化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分法无法为演化分析提供支持，演化中的层级问题必须通过宏微观回馈环来反映，只有这一概念才能包容演化实体（微观＝个人行为和知识）与总经济过程（宏观＝经济整体）之间存在的随机关系。
        在宏微观回馈环中，首先需要确定不同层级中具有共同“质”的要素，其次要对不同层级间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说明。演化经济学将同“质”要素确定为知识，个人、企业组织和产业被视为知识的不同载体，知识存量和结构的变化构成经济系统运动的原动力，实践性的生产知识和主体对经济环境中的机会和约束的理解，即相对主体而言的世界状态知识，这些要素协同演进，从而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经济的变迁。但如何揭示各层级中知识要素的相互作用则成为演化经济学家深感棘手的难题，“演化经济理论研究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他们试图解释经济体系中所应用的知识的内生转变”。[17] 因为分布在不同层级的知识在属性上存在着差异，认知、惯例和预期在不同层级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比如，在组织内部，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含义、表达形式及扩散方式就不一样。）而它们的演化又相互关联，这样，不同层级间知识要素的联系和过渡就成为一个尤其困难的问题，它既包括同一层级内的，又包括多层级间的，不仅有横向的、同时段的作用，还有纵向的、历时的作用，唯有将这些复杂的作用方式揭示出来，演化过程才能立体化、动态化和清晰化，而不是漫无边际和大而无当的。正如皮里坎指出的那样，多层次组织诚然是生物学和经济学相互连接的唯一框架，但由于人类个体比氨基酸分子复杂得多和更具异质性，因此与组织复杂性相近、数量相同而且同质的行为主体相比，高度的差异质量性使组织过程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是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只是研究单一层次组织的原因。（皮里坎，2004）
 
 
三、演化经济学的将来
        量子论的提出者普朗克曾说过，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18] 演化经济学倡导真实全面地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取向，无疑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还原真实的过程也是学科通融的过程，遇到种种困境在所难免。当前演化经济学遇到的种种困难，所折射的也是普朗克所说的这种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前，演化经济学在“整合”方面进行的主要努力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寻找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演化经济学家奉行的原则之一——“累积因果”注定了它将取得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广阔的分析领域，与此同时也决定了它需要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中的学科交融其倾向日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换倾向、利他行为等传统经济学的“软肋”问题上，来自脑科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为演化经济学开辟了新的分析进路。例如，在解释人类合作起源的问题上，演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和克斯迈德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存在一种惩罚性的道德感，或者激情，它造成的惩罚足够强烈，使免费搭车者难以获得比合作者更高的适存概率。经济学家赫伯斯·金迪斯等人则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必须获得可遗传的、利他的情感因素，这是合作形成和社会起源的关键。芝加哥大学的莱恩小组则提供了生物学证明，他们的研究表明，基因、环境、生物的行为心理结构，以及生物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共生演化的。[19]
        另一重要的启发则来自以色列科学家哈伊姆·奥菲克的研究。他证明，人类进化尤其是脑进化的持续动力来自交换活动，在持续的历史进程中，交换和脑进化扮演着互激式的角色，脑进化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扩大了人类交换范围，日趋复杂化的交换活动又反过来影响了脑的进化，并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出现和发展。奥非克强调，只有当分工结构和参与实体被适当地置于接受自然选择的状态中，分工才可以进化，而这种分工进化又会反过来刺激人脑的进化，这在史前期是完全成立的，在史后的7000多年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时间里，市场选择的力量越来越强，而自然选择的力量开始逐步减弱，但两者的指向却是一致性的，那就是人类知识和认知的进化，因为脱离了认知水平的发展，分工深化无从谈起。奥菲克关于脑进化的思路，为演化经济学提供的认知论意义在于：如果人脑是经由一个连续的过程进化而来的，那么作为脑进化之意识形式的认知水平，就是一个伴随人类进化过程而不断进化的产物。这其中的引申意义在于：我们怎样思考，我们就有怎样的未来，因为我们自己的演化受到我们自身创造物的影响。在人类掌握了调控和引导自身社会的知识能力之后，由人类改变的社会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类进化本身。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蔑视演化经济学的主要一点，就是认为它过于倾向于“人文”而没有“科学”，因此加里·贝克尔才不屑地评论道：“对于解释行为问题，这些看似诱人的新观点尤其没用。”[20] 因此，借鉴这些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并将其融合在演化经济学体系中，无疑对增强演化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有裨益。
        第二，寻找新的理论工具。尽管对新古典经济学存在诸多不满，但演化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形成过程中数学工具的贡献却看得很清楚。对于解决价格难题、层级融合这类问题，仅有新的理念是不够的，它必须要得到一种合适的工具。新工具必须能满足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纲领，并能拓展分析的领域，它依赖的基础不能像新古典那样脱离现实。演化经济学家曾试图用进化博弈论来完善自己的工具箱，但它仍不能完全符合“演化”之所需，虽然相对于纳什均衡, 进化稳定策略把均衡看作是调整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突然出现的东西, 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博弈过程动态化, 但它关注的焦点仍是均衡选择，且学习过程中仍需对理性给予足够的假设。
        当前，另一个新的工具——多元代理模型正在引起演化经济学家的注意，这一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数学工具有明显的区别。新古典的微观模型是“代数型的”，其典型就是阿罗和德布鲁的均衡模型，生产可能性集合被假设为闭的和凸的，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特性，然而在非常广义的不动点定理的帮助下，却证明出了均衡的存在。多元代理模型则与之不同，每一个代理人都具有非常具体的行为规则集合，给定任何情况，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行为就能够得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讲，多元代理模型是“数值型的”，任何代理人的行为都可以从相应的条件集合中进行数值化的计算。多元代理模型在以下三个方面能很好地满足“演化”分析的需要：第一，模型能够涵盖不同代理人的多元性，而无需脱离实际地用同质性假设去回避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模型中，每一个代理人可能有不同的特征，但在细节化分析中，比如要分析一个变量的增量变化会给均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却必须假定代理人都是同一类型的，如果不这样处理，就很难对这一模型发生的变化进行数学分析。而在多元代理模型中，这一过程是通过计算机进行数值化运算的，代理人的不同特征不会阻碍这一过程的运算，这就将差异性包容在模型中了；第二，在多元代理模型中，路径依赖能被很好地包容，代理人每一次行为的结果都反映在下一步过程之中，由市场匹配规则（market-matching rule）用来确定下一步的起始状态。这种“时期分析”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是很难完成的，这一处理使极大化或均衡不再成为必要，从而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获得了自由。这样，借助于多元代理模型，演化经济学的关键性命题——变异、选择和复制都能被包容。当然，多元代理模型也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在多样化处理时，对每一个代理人数据的输入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即频率和时间的处理的问题，这将关系到演化的展开过程。但总体而言，多元代理模型为超越均衡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演化经济学家期望，运用多元代理模型实验方法，可以得到纯理论推理所难以得到的许多种类的知识，多元代理模型可能成为经济学迈入新时代的启动器。[21]
        寻找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适当的工具将有助于解决演化经济学当前面临的诸多困难。比如，在框架问题上，自组织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的分歧将随着演化经济学家对生物学认识的加深而逐步消除。当前，生物学家对基因层次上的选择存在自组织过程这一点已逐步形成了共识，综合进化论所强调的共生演化也暗示了自组织过程与达尔文的变异、复制与选择是可以兼容的。在层级融合问题上，演化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定能为人类解释复杂的知识问题提供更多的依据。只要继续保持学科的开放性，困扰演化经济学家的知识层级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而价格理论中定价过程和价格数量变化也存在通过多元代理模型来获得双向突破的可能性。
        在演化视野下，演化经济学将时间纬度拓展到了极大，并开始关注人的类存在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交锋，借助于“惟有变是永恒的”这一理念，借助于开放式的学科态度，演化经济学能否在“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之间拓展出第三条道路，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杨虎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3）

[1]迈克尔·曾伯格：《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13页。
[2]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3.
[3]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4]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页。
[5]达尔文在M笔记中写道，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转引自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9页。
[6]Bowler，The non darwinian revolution：reinterpreting a historical myth，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56.
[7]G. M. Hodgson ( ed. ) , The Found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1890 -1973. VoL.1 Edward Elgar , 1998，P.143.
[8]Erik s Reinert，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e Inequality ，Edward Elgar，2004，P.226.
[9]这一体系的构成是：第一层级是习俗起源、微观层次的个人认知、学习过程与预期的形成，到第二层级的技术变迁、产业演化、劳动力市场的自组织，第三层级的总量关系与社会经济体系的制度分析，最后，通过制度的相关性与总量表现之间的关系分析扩展到长期历史的解释与推测。
P.347.
[13]马克R.图尔：《价格决定的制度主义理论》，载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14]G.M.霍奇逊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15]魏特：《演化经济学：一个阐释性评述》，载《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16]U. Witt ,  Self organisation and Economics——What Is New ?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7（8） ，P.489-507.
[17]E. S. Andersen ,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ost schumpeterian contributions , Pinter Publishers Ltd.,1994, P.13.
[18]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转引自黎鸣：《 试论唯物辩证法的拟化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1第3期。
[19]参见《科技日报》2006年8月17日。
[20]G.M.霍奇逊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21][日]盐泽由典：《21世纪的演化经济学：一个宣言》， 《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