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是21世纪经济学革命的主导——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决不会简单地重复。19世纪下半叶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欧美经济学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局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世纪之交的经济理论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化。冷战时期两种极化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冷战结束后这两大经济学体系都相继陷入了危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危机自不待言，但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危机肯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按照我的观察，“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回光返照，而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则标志着其统治地位的终结。21世纪初的经济学又将重现19世纪下半叶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这两个时代肯定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例如，19世纪下半叶的许多流派大都是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才出现的，而目前所谓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早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地位的终结之前就已诞生。除了我曾列入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调节学派外，西方异端经济学还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历史经济学、后现代经济学、后殖民经济学和人类经济学，等等。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这些流派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但经济学多元主义为这些学派的合法地位提供了根据：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各流派都是理解经济现象可能的手段，任一种流派都不应声称对经济问题拥有最终的和全面的答案。
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汉弥尔顿指出的，人类在某种领域中探索的进展常常与其它领域中的进展是互补的，而且，如果某种领域中的突破是划时代的，那么它就会对许多其它领域中人类的思维习惯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说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经典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作为科学的一种新范式，演化和多样性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中诞生的。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达尔文的不确定性思想，20世纪下半叶的复杂科学本质上也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和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主义则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与目前仍被牛顿主义所支配的主流经济学相反，新的世界观则构成了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

回顾历史，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
 
足于对新古典研究纲领进行修修补补，教条主义盛行，哈佛大学经济学学生请愿活动的失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似乎无法触动美国经济学的教育体制。然而，如果不冲破旧思想的藩篱，新思想就很难扎根。其次，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统一的研究纲领仍未完成。1996年，萨维奥蒂写道，现代演化经济学完全是生物学思想，加上非平衡热力学和系统理论、企业与组织理论，以及信息处理和有限理性理论的一个综合体。虽然萨维奥蒂的概括并不全面，而且现在也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但演化经济学不发达的状况仍未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许多人肯定会说，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只是纠集了一群乌合之众，演化经济学虽然新颖，但前途未卜，最好别追随这种所谓的新范式。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这种认为，那么，我敢说，我们就有可能错过中国经济学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机会。
经济思想史的观察告诉我，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萌芽可以在主流经济学锁定非常严重的国度被发现，但它的成长和壮大很可能就要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如果某个国家的经济将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学也会成为大家竟相模仿的对象。最近几年，我一直存在着一种直觉上的判断，这就是演化经济学将有可能在中国获得更快的发展，并有可能在21世纪下半叶领导经济学的国际潮流。我的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与林毅夫和汪丁丁两位先生的观察相同，但观点不同。林毅夫认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先后产生于当时的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1世纪30年代很有可能超过美国，特别是中国快速和剧烈的制度变迁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问题很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汪丁丁则把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归结为“大范围制度变迁”，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我赞同他们的这些观察和看法，但我不同意他们对新古典主流的绥靖态度，因为如果要处理“大范围制度变迁”，我们不仅必须打破新古典假定不变的所有前提条件，而且也需要一种更新颖的方法，而这正是演化经济学一直在尝试的工作。总而言之，追随西方主流在中国不可能产生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之上，如果没有重大理论创造，中国的经济学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人们竟相模仿的对象。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生物学中的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原理。进化生物学认为，同一物种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突变的突现和选择，但这种竞争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补性（超静态）突变的新物种的形成。换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每一物种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它与其他物种的共演的时候，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演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间断”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这也就是说，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地区，这就是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的条件。这不仅解释了历史学派不可能在古典经济学家群星灿烂的英国繁荣起来，也解释了新古典主流不可能产生于历史学派曾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更说明了演化经济学的大发展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这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如果只从边际革命算起，新古典经济学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而演化经济学如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才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并且其发展受到了主流经济学思维很大的影响。因此，演化经济学不仅非常弱小，而且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但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我们不仅要敢于接过这种异端的工作，而且还要勇于批评它。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妄自菲薄，因为中国经济学的草创需要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神。否则，领导未来的经济学新潮流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编写一本相对成熟的基础原理教科书。经济学本科教育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发展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演化经济学没有进入本科课程，而且缺乏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其次，展示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例如，如何理解“北京共识”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如何系统地总结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如何回答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首要挑战。第三，稳步拓展新范式，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引入演化经济学的新思维。例如，目前国内外产业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前沿是新制度学派，而演化经济学在这个领域的大量成果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导致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发生重大变化。第四，探索相对完善的研究纲领。研究纲领的核心是世界观，但要对实际的经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就必须把世界观转变成能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正面启示法。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创造者不仅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也要在科学哲学上有所创造。无疑，这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的。笔者曾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传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正如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创建者的工作经由马歇尔之手加以整理、精练和综合，使其以较完备的形态而出现一样，这项工作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目前的演化经济学视野仍是有较大局限性的，例如，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则重视不足。因此，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在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更广泛的异端传统进行较全面的综合。笔者认为，自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经济学研究就分裂成了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 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这些流派大都采用的是历史的和演化的方法。因此，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传统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演化经济学译丛。自2000年以来，笔者就希望把演化经济学的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曾多次联系出版社，但直到现在，承蒙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这个夙愿才得以实现。这个译丛所收录的著作主要是西方演化经济学含义上的。但是，为了使读者对演化经济学兴起更广泛的智力背景有所了解，我们在本译丛中还选录了有关经济学危机和新方向的两种著作。而且，创新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最成熟的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在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研究上较充分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本译丛收录了这方面的最新著作。此外，在著作的选择上，考虑到我国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需要，本译丛还特别注意到了演化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所有的著作都是从2001年以来新出版的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以期较全面地反映西方演化经济学及其相关方面的最新发展。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当我们在世纪之初瞻望演化经济学的未来之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科学的母体，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新创造的产物。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吾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他们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贾根良主编：《演化经济学译丛》，2004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
1．[英国] 爱德华?富布鲁克编： 《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2004年11月版。
2．[瑞士] 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2004年12月版。
3．[意大利] 克里斯泰阿诺?安东内利著：《创新经济学、新技术与结构变迁》，2005年5月版（预计）。
4．[英国] 霍奇逊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2005年8月新编中文版（预计）。
5．[美国] 诺沙德?福布斯、 戴维?怀尔德：《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与创新》，2005年8月版（预计）。
6．[澳大利亚] 约翰?福斯特、[英国] J. 斯坦利?梅特卡夫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2005年9月版（预计）。
7．[英国] 托尼?劳森著：《重新定向经济学》，2005年12月版（预计）。
8．[瑞典] 埃里克 S. 赖纳特编：《全球化、经济发展与不平等》，2006年2月版（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