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国企应真正为全民所有

国企应真正为全民所有——访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

王平　

    近年来，与灰暗的世界格局相比，中国无疑是少有的一个亮点。经济的平稳发展以及申奥成功、入世等一系列历史性突破，展现出一个可以期待的前景。

    但同时，近年来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推出所导致的反复表明，中国改革已然进入攻坚阶段，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来说，“中国改革正在过大关”；用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的感觉是“未来的几年，中国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崔之元于1987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2004年9月，他回到了国内，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回来，更多的是为了体验那种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感”。

                             改革的思路需要“改革”

    记者：目前，我们在改革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的路上去。作为一名始终关心中国改革进程、又有比较丰富的国外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因而能够在保持一定距离的视角观察国内的发展情况，您认为中国在改革中出现的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崔：社会公正问题可谓我们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新一届政府做了不少亲民的实事，但关键是要有一些切实的、建设性的办法。现在国内的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平，比如科学发展观等等。很明显的是，主张公平的声音比前几年响亮得多了，不像前几年那样，主张公平就好像有点反改革的意味。

    但是现在单纯地主张公平是不够的，我认为，在讨论各种改革的可能性、建设性的方案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开阔的思路。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改革的建设性思路，还不是非常开阔，还是受到一些教条的禁锢。这些教条，包括以前正统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思想，这很容易转化为另一种西方式的教条，这两种教条殊途同归，即他们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这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颇为接近，也就是一般公众的思维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比如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中国的煤矿业在世界上死亡率最高？其原因是：煤矿不是私人的。并认为产权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煤矿的生产安全问题。这有点过于极端了，因为煤矿的安全纯粹是一个管制问题，产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世界各国，生产安全是靠政府的规章制度来保障的。——况且，从网上的数据来看，那些私有的厂矿出事率反而高。

    再比如，因为政府腐败有人就力倡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就可以解决政府腐败的问题。实际上，政府的腐败应该考虑如何约束监督官员以解决腐败的问题，而不是开出私有化的药方。但是也不是说一定拒绝小型国企的民营化——我们应该在思维和逻辑上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而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正是诸如这样的比较极端的主张或逻辑，禁锢了人们的改革思路。

                            并不都是所有制惹的祸

    记者：那么您认为产权改革以及制度改革还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吗？

    崔：我认为，郎咸平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反改革，他只是反管理层收购那样的改革。他所主张的大政府并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行政于预，而是说政府要维护民众的权益，政府要加强管制。民工或矿工的一些基本权益要由政府来制定，否则工会等不能发挥有力的作用。这场争论还有一个由于语境差异而带来的误解。

    以往的教条容易使人的思维简单化，很多人善意地主张非此即被。实际上，很多现实中的事情并不总是能够简单地按意识形态划分的，比如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本不是所谓资本主义的要求，而是俾斯麦的发明和主张。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非常容易迷失自己。现在有一个词很滑稽，叫“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个词很容易使人的思路封闭。当然，有些国际惯例也是好的，是可以学习和为我所用的，但是，如果把这个词作为一种指导性的思想，就会使我们的思想狭隘。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国在财政政策的讨论中，也要“与国际惯例接轨”：按国际惯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有一个警戒线，欧盟的警戒线是3%，所以我们的一个权威报告中说：中国是安全的，因为我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还没到3%。他们根本不去深究欧盟为什么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警戒线定为3%。

    实际上，欧盟是用他们财政理论的黄金准则，并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出来的。如果我们用黄金准则计算我国的历史数据的话，其实我国的警戒线应该是4.5%。所以说，如果真正按照国际惯例的话，我们也应该按 4.5%。

    在一般人的眼里，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而实际上，资本主义远没有那么简单。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逻辑，有人看到现在国有企业存在这么多问题，无怪乎现在流行的思路是：先行认定国有股一定是有问题的，是不好的。

    这种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

    其实，一切的西方准则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比如美国宪法1913年通过第16条修正案，它说“所得税是不违背私有财产原则的。”这就意味着在1913年之前，所得税是被认为是违背私有财产原则的，也就是说所得税是侵犯私有财产的。那么，在1913年之前，美国政府是依靠什么运转的呢？答案是：美国政府是靠关税和政府持有企业的股份（类似我们现在的国有股）维持政府的支出的。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持有股份并不是由于哪一种意识形态，在税收制度很弱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种税收的作用，比如19世纪的美国。直到现在，美国土地的1／3还是国有的。

                          还原“国有资产”的“国有性”

    记者：那边对现在的国有企业及其改革有什么建设性的看法？

    崔：现在，我国国有企业负担重的问题，与原来改革中的一个偶然因素有关。这其实是一个失误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搞的所谓的“拨改贷”，在逻辑上发生了问题，也就等于放弃了国有企业，因为没有资本金的投入，国家变成了债权人而不是所有者了，于是就造成了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债务沉重。国有资产必须有资本金，而不是贷款，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产了。这实际上和现在的管理层收购以及所谓的零收购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净资产已经减去了原来的债务，国有企业民营化后却有很多办法逃掉债务。

    所以，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关键要把各种隐含的利益搞清楚，要使各种信息公开和透明，而并不是要想不顾一切代价地、像俄罗斯的“浮士德交易”那样地去把国有企业民营化。

    其次，现有的国有企业负债这么沉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许多是历史形成的原因，比如“拨改贷”以及现在的税收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还缺少一种重要的改革，就是现行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而不是消费型增值税。

    最近，中央振兴东北的政策中有一条是非常正确的，这一条应该在全国范围实行的，也就是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改革，使得东北的经济增强一些活力。

    所以，部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不单纯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不是像秦晖所主张的“公平地分蛋糕”的问题，而是在分的过程中，应该有职工参与购买。这一点倒是可以借鉴一下美国的做法。

    美国在1974年之后就有相应的立法，该立法不是鼓励MBO（企业的运营者来买企业），而是鼓励职工购买，并给予贷款上的优惠，而如果经营者购买的话，就没有这些优惠。因为政府认为，企业的经营者购买与裁减员工必然如影随形，而失业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按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其税收应该由全体国民享有其收益。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全民”比“国有”更好。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是对的。国有资产不分掉的部分就是“大”，按现在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人人都有份，但事实却是人人都没有享有国有资产的利益。应该让每一个国民享有国有资产的分红。这方面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已经有了相应的经验：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就是该州的全体公民所有，每到年底，每一个阿拉斯加州的居民都会收到州政府寄给他们的分红支票。石油公司和全州居民的利益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分红的多少要通过议会的讨论，如果为了发展企业，经过议会讨论同意，也可以在某一年不分红。

    所以，我们应该在逻辑上搞清楚：所谓的“公有”并不是和每个人没有关系的，而是人人都有社会分红的收益上的公有。这要比单纯主张公平地平分企业资产更科学和有可持续性。比如俄罗斯虽然可以在分的起初做到公平，但是这种一次性的公平之后马上会被贫富差距的拉大完全冲刷掉。

    再进一步，社会分红应该和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制度联系起来，这种所谓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是英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来的“自由社会主义”观点。他是在看到西方社会的一些福利病后经过研究提出来的，但遗憾的是，这种观点一直没有在我们国内引起重视。

    现在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弊病，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行政干预、婆婆太多等等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国有资产的预算，所以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不会上缴，因为他们没有国有资产的预算。所以，这些国有资产根本没有发挥“全民所有”的作用。

    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把国有企业改成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的”和“全民的”。当然，有一部分可以民营化，变为民营企业。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创业型”——我之所以反对MBO，就是因为这些接手企业的企业主是上级任命的，他们在经营和创业方面的能力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而留下来的国有大企业应该尽快进行国有资产预算，当然具体操作性的方法可以研究。

   （摘自2005年第2期《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