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批评不能翻案

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批评不能翻案

冯虞章　

    摘 要：上世纪 80年代初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的蔓延，使得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现在有人要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直接目的是否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和教育，并从哲学基础上打开突破口，否定唯物史观，进而为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打开闸门。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对历史的科学总结，警惕、防止用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以及其他错误思潮误导对新中国历史的总结。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争论，主要以哲学理论语言的形式出现，这就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到1983年12月以前，这方面的文章至少已有七八百篇之多。
    虽然从一开始就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提出批评，但仍然不能够阻止它的蔓延，以至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其主要标志，就是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重要讲话，以及胡乔木根据中央全会精神于1984年1月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对于这场思想争论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现象。但这两年来，《炎黄春秋》等媒体接连发表文章，指责党中央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和对错误思潮的批评是所谓一场“新的寒流”；把这场思想争论的性质，曲解为是什么王若水代表的“真理”，同胡乔木代表的“权力”的“抗争”。声称当时对错误思潮的批评“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有违于时代潮流，有逆于历史前进的方向”，等等。这就涉及根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
    既然论者要谈什么“历史前进的方向”，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是怎样同这种方向对立的，现在有些人又为什么要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
    一、“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航程。正确总结建国三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历史的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时，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主潮，同各种社会思潮互相激荡。有少数人乘党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之机，歪曲历史本质，散布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就是在这时开始涌现的。
    能否正确总结“文革”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直接关系到中国今后历史的走向。如果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深入进行拨乱反正和统一党内外的思想，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选择新的政策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绝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否则，就谈不上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会导致否定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历史，就会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前进发展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酿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正因为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关系如此重大，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认真地、慎重地来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3月，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同年6月，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历史作出初步的基本的估价。不久，党中央又把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目的是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决议”起草历时20个月，其间邓小平有十多次谈话，陈云有七次谈话。“决议”草案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并在党内四千人范围内进行了讨论，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决议》文本。这个《决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文革”作出了正确的总结，肯定了建国后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无法达到的巨大成就，分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这个《决议》的诞生，标志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随后，1982年9月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其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大潮已在我国蓬勃兴起。邓小平在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多次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有政治保证，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这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也就是后来概括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方向。显然，有些人并不认同党对历史的总结，并不认同党中央指明的前进方向，而要从别的方向去寻找答案。以王若水为代表的一些论者，就从西方思想界混淆以至颠倒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的哲学流派中，引入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观点，作为总结历史、观察现实和进行论争的理论武器。
    这种思潮的出现就国内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在经历了“文革”的严重曲折以至受到严重伤害之后，人们都会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总结历史、看待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用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观点来总结历史、观察现实，离开了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这种思潮的蔓延泛滥，必然会同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相对立。这一点并不取决于某些论者个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这种思潮自身的逻辑和主导的理论观点所贯彻的导向。
    二、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把人们导向何方
    （1）关于宣传什么样的世界观、历史观
    在历史上，抽象地讲人，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观察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即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青年马克思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曾经历了从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离开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他“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突破了人道主义世界观的樊篱，才制定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但在一段时期中，抽象地讲人和人道主义成为一种时尚。相当多的文章不是从一定的历史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而是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和人的社会性，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来说明历史和社会。如有的说“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需要”，“在阶级社会里，个性受着阶级关系的制约，个人隶属于阶级，这是人性的不自由”，“而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复归’”。有些文章则着重宣传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说成是超乎所有阶级对立之上的。“以类相传的人类的遗产”，甚至说，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人道主义本质”，等等。
    与此同时，有的文章提出了“人—非人—人”的历史公式，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这种观点否认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把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它认为似乎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固有的、完美的、真正的人性或人的本质，私有制社会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上出现，并不是社会的物质实践的结果，而是由于人性、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从原来的“人”异化为“非人”；同样，人类社会中私有制的最终消灭，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首先是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果，而是由于人性、人的本质得到了“复归”。所谓“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人的本质发展的必然要求”，“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复归”。这样，就把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实践活动和革命活动，统统消融到抽象的人性的“异化”与“复归”中去了。显然，这种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或“人性和非人性的斗争”的历史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把以前人类社会的全部文明史看成是“非人”的历史而加以否定和抹煞，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
    当时思想争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王若水等坚持宣传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的命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界限的命题。这里我们不来更多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如果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来谈“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出发点曾作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道：“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晚年在《评阿•互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明确声明：我的分析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
    当年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今天为之辩解的一些论者一再声明，这个命题中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实作为一种思潮，并不会因为有了这种声明，其立足点就不是抽象的人了，似乎就离开了抽象的人道主义，成了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东西了。因为这里包含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既然要说明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就必须说明人在其中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而不能从“人”出发。舍弃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状况来谈人，并由此来谈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需要等等，就只能是抽象人道主义的命题。而且，马克思谈到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时候，明确指出：“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置这些非常重要的和十分明确的思想于不顾，把马、恩所说他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抽象为所谓“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显然是抹杀了事物本质的非科学的抽象，这不能不说是由“对抽象的人的崇拜”的唯心史观所使然。
    (2)关于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和用什么思想来指导改革
    如何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是思想政治领域一个关系重大、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在步入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些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历史，这样那样地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和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比较突出。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入剖析和严肃批评。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潮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这一时期泛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同上述错误思潮交织在一起。两者既有所区别，后者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又成为前者的哲学武器。譬如，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的舆论，同时也离开个人同历史发展、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突出地宣传抽象的“人的价值”，宣扬“人的价值就在于人自身”，“这完全是发自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有些舆论则从这种抽象的“人的价值”观念出发，把社会主义事业同个人价值对立起来，热衷于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谓“人的价值的异化”，甚至不加分析地用马克思揭露旧社会的话来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蔑视人”，这等于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扼杀”人的价值的。如果这样，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怎么能作为崇高的理想信念，值得为之奋斗呢？这种倾向，在当时的一些文艺作品中也不少见。有些作品，依据抽象的人的价值观念确定错误的思想主题，然后编造一些情节和细节来图解主题，以揭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有的文艺刊物上的文章，还提出要把“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的严肃思考”作为“文学创作的重大主题”。
    在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和用什么思想来指导改革的问题上，突出的倾向是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异化”一词是马克思早年在创立他的学说的过程中，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而使用的一个概念。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思想，用以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并曾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来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但这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分析，马克思在对他的经济分析和实际结论作哲学论证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摆脱思辨哲学的方法。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识到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是不能揭露事物本质的，他已经超越了这种理论和方法，而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他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说明历史；他也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而是用剩余价值学说来科学地说明它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评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之类的“哲学胡说”，使它们变为“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偶尔保留有“异化”概念，但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许多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舆论，把“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生全面异化，认为只有异化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弊端的唯一科学的说明。有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的认为，我们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就是为了克服异化。有的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的存在，就意味着政治方面的异化，就必然要站立于社会之上，向它的公民发号施令。一些人一面把异化规定为主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同自己相敌对的东西的异已化现象，一面又把异化解释为矛盾、对立统一、对立面的转化，认为异化无所不在，把各种社会问题都概括为异化。这显然混淆了矛盾的不同性质，逻辑上是混乱的。按照这种“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观点，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异化、即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反过来敌视和支配主体的异已力量。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同剥削阶级旧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必然不断产生异己力量的观点，必然导致严重曲解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只会引导人民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那种认为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要发生权力异化，政治异化，只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会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破坏性的后果。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发展不可能是平坦的。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不少错误和曲折，在纠正了历史上的严重错误以后也仍然会存在不少的缺点和弊病。对于工作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现象，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并坚持通过改革和各方面的工作来加以克服和解决。但必须十分明确，我们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和方面，扫除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障碍，建立有利于克服弊端、消极现象和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以适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要求。这种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同马克思曾用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异化现象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两者的根源不同，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根本途径也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时也会发展为对抗性的，对此决不可以掉以轻心。但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现象，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属于一般所说改革的范围。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发生“异化”并用“异化”论来解释改革的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同党指导改革的理论相对立的。
    这里需要承认，有些论者谈论“异化”和克服“异化”是出于消除现存的弊端和消极现象的善意，我们也不一概反对谈论异化概念，只是反对把“异化”当作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把“异化”当作理论和方法，当作规律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严重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不可能同那种借谈论“异化”把社会上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的倾向划清界限。不可能同那种从“异化”论出发直接要求取消一切权力，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的倾向划清界限。
    （3）关于对人民和青年的影响
    在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对人民和青年的影响时，对于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影响，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因为他们的状况如何，更加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未来。大学生是一部分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些人密切地注视着各种社会思潮并思考着它的价值，但由于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就可能把错误思潮中的某些理论观点，当作时髦的东西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个别人会由此走上错误的道路。
    1980年冬天，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环绕选举区人民代表和学生会主席开展了一场竞选活动。一些竞选者及其支持者通过大字报、小字报、竞选宣言，与选民见面会和串联会等形式，纷纷发表“政见”。其中观点虽不尽一致，但社会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倾向同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观点交织在一起的错误思潮在一些人的竞选宣言、答辩和大小字报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如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直接搬来“异化”的观点抨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用“异化”论来解释改革的倾向等等，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在某种意义上，对青年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消极影响是更为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的影响面相对较广，对人的思想的侵蚀也更加深入。由一个全国性刊物组织的、从1980年5月开始历时约十个月的人生观的讨论，由于导向的偏差，使得“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自我是绝对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等一类错误观点，在部分青年学生中一度相当流行。而抽象地谈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的思潮的泛起，正好为主张“人性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人的价值是终极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应当“把人自身当作人的最高价值”，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任何不切实际的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要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认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和倡导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是“扼杀”自我的。有些人进而由此贬斥、否定闪耀着共产主义人生观光辉的英雄模范的崇高人生，他们认为“自我是人的价值的基础，欧阳海、雷锋身上失去人不应该失去的东西。他们心目中没有自我，是不真实的。”显然，这种倾向会把青年学生在改革开放中增强起来的自我意识引入误区，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
    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类错误思潮对青年的侵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污染。邓小平严肃指出了这种精神污染的危害性，他说：“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他还从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的高度，特别强调重视错误思潮对青年的影响，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三、有些人为什么要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
    综上，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带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这种思潮的导向，显然是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对立的，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相悖的。
    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的直接目的，是否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和教育。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除了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以外，针对实际情况，着重讲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他肯定了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的几年中，理论和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成绩。又着重指出，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还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在剖析精神污染现象时，他明确指出，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事实上，邓小平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据《邓小平年谱》，从1983年7月到1984年3月，他直接谈论、分析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有8次之多。其中连同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5次是在胡乔木的文章之前。其间，为了深入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澄清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理论混乱，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胡乔木于 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从区分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两种不同含义入手，围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邓小平、陈云很快对报告稿做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邓小平1月11日的批示说：“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重申：“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这说明，邓小平十分重视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观点，这是邓小平理论中有关意识形态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
    不顾事实，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是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进而整个否定党领导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为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进一步打开闸门。
    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哲学基础。有些人或鼓吹所谓“回到早期马克思”，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思想体系；或把科学社会主义诬称为“暴力社会主义”加以攻击，把社会主义新中国妖魔化为“封建专制”社会加以反对；或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称作是要“破除”的“三大垄断”等等，其哲学基础都是人道主义和异化论。
    在一些年来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的舆论中，有人一面对当年受到批评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大加宣扬，一面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人道主义。但是，这又同要达到这个境界的手段，即其革命学说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尤其经济学说的消灭私有制和执行计划经济等大相矛盾。”并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有人还声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从人道主义世界观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根本否定和同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对抗。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就是企图从哲学基础上打开突破口，用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和泛滥打开方便之门。
    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翻案，同时是为了用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误导对建国以来历史的总结，试图改变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
    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突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的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它的发展不可能是平坦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是相反，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根本走向。这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辉煌成就的正面经验所证实，也为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被颠覆，历史发生严重曲折的反面经验所印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已面临着没有认真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本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此时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似乎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但很快表明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人道主义世界观来总结和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并进而用迎合西方敌对势力需要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致使党和国家的瓦解一发不可收拾。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作了深刻总结。他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决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对历史的科学总结，警惕、防止用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以及其他错误思潮误导对新中国历史的总结，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结论。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9期《高校理论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