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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政文摘(47) 2009-06-24

火烧 2009-06-24 00:00:00 时代观察 1025
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号造假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六人伪造材料成功获房,程序漏洞百出,监管形同虚设,反映官员腐败与社会公平缺失问题。

网络时政文摘(47) 2009-06-24

  官府主导造假 社会怎有公平 一路绿灯 黑幕重重
  年轻市长受质疑 皆因吏治太腐败 投桃报李抢官分赃
  替谁说话立场问题
  问官哪得“牛”如许,皆因吏治待清明

  太阳报:官府主导造假 社会怎有公平

  内地的经济适用房(类似香港居屋)成为贪官们的盘中餐,日前湖北武汉五千多名困难家庭市民参与一经济适用房公开摇号。结果摇中的一百二十四名市民中,有六人的购房资格证编号是连号,而且申请材料乃造假。
  事实上,这宗造假案相当典型。按照当局规定,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条件非常严格,申请者首先要提供收入证明、住房情况证明、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材料,由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审核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街道办须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个人情况报送区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就申请家庭的收入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最后由申请人向房产部门申请。
  也就是说,申报材料要经过街道办、公安、民政、房产等多个部门审核,还要进行公示曝光,最后能否成功,还要看能不能通过电脑摇号抽中。按理说,沿着这一整套程序下来,环环相扣、环环监督,作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那六名造假者,却能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绿灯,更通过电脑摇号,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媒体揭露,这六名申请者的材料均为虚假材料,所提供的收入、住房证明及出具单位均不存在。在进行资格证明申请时,这六人的户口并未转至审核地,所提供的户籍证明复印件均为伪造。由此可见,武汉经济适用房申请造假,不是涉及一、两个人或者一、两个部门,而是所有环节都失控,所有的监督都形同虚设,彼此已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条龙作业,黑幕重重。

  一路绿灯 黑幕重重

  最离奇的是,电脑摇号作为体现公平的最后环节,也被人为操纵。按照统计学的原理,在五千多个号码中要摇出六个连号,其概率相当于千万亿分之一,但这个千万亿分之一的罕见机会却被贪官们“制造”出来,因为电脑摇号软件也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他们想摇甚么号,电脑便会给甚么号。在贪官面前,根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切皆有可能。在这样的运作之下,社会公平变得“纯属偶然”,而不公平则是必然。
  经济适用房是一项公共政策,旨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但在官员眼中,这些经济适用房却是“唐僧肉”,时时刻刻想着要咬上一口。郑州的经济适用房用地变成豪宅与别墅,深圳的经济适用房形同豆腐渣,此起彼伏的腐败,让人怀疑经济适用房到底是保障穷人的权益,还是保障贪官的权益?
  武汉市的这宗造假案,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武汉当局却视若无睹。日前,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市监察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整个发布会只进行了五十五秒钟,而且还不许记者提问,成为有史以来最短的发布会,这证明武汉当局心中有鬼。看来要想查清事实真相,也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东方日报:年轻市长受质疑 皆因吏治太腐败

  一位二十九岁清华大学毕业生周森锋,近日以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长,一片艳羡声中更多的是质疑,很多网民怀疑周森锋有强大的背景与靠山:“五年升六级,速查其父是何官?”这些质疑声折射出民众对当前吏治的不信任。
  内地媒体报道周森锋当选的消息之后,各路记者云集宜城和周森锋的老家河南禹城,希望能打探到周森锋的“秘密”,而网友们更是对周森锋进行了残酷的人肉搜索,周森锋的学历、朋友、家人,甚至七大姑八大姨,都被网友曝光,目的就是想证明周森锋如此年轻便获此重任,背后肯定有后台。
  事实上,周森锋是一个穷苦人家孩子,父母均为农民。周森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湖北作为优才引进,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之后,才有今天。
  去年山东便出了一位更年轻的官员,不到二十八岁的张辉,大学毕业五年之后,被选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官员,被誉为史上最牛的公务员。
  民众对周森锋的质疑,其实是对当局吏治腐败的不满。最近几年,各地有很多年轻官员被火箭式的提拔,但都被网民发现其有高干背景或者强大的靠山。

  投桃报李抢官分赃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辽宁本溪提拔的三名团市委副书记,不仅学历存疑,参加工作不到三年更平步青云,官至副处级,令同龄人艳羡不已。后来有人揭发,这三名团市委副书记家庭非同一般,当中一人的母亲是市总工会主席,另两人的父亲分别是市纪委书记和市委统战部长。真相大白之后,顿时舆情汹涌。
  内地官员选拔缺少透明度,不仅跑官买官风行,而且至今留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官员子女在提拔时优先得到照顾,优先获得重要职位。为了掩人耳目,一些官员将子女送到另一名官员手下任职,另一方面又将其子女安排到自己手下任职,形成你提拔我儿子、我重用你女儿的局面,彼此心照不宣。
  老百姓将这种腐败视为“抢官式的分赃”,更有学者视这种腐败为中国特色的门阀制度。正是看到了太多的吏治腐败,所以,当有周森锋这样的平民子弟被超常规提拔时,老百姓心中跳出的第一个疑问便是“他父亲是谁”。老百姓的疑问,其实也是拷问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年轻不是罪过,实际上,古今中外,二、三十岁身膺重任的比比皆是。林彪二十岁出头已是军长,克林顿三十二岁当选阿肯色州州长,甘乃迪四十三岁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这些人都是经过重重考验,而且真正有本事才脱颖而出,并不是靠父荫、靠分赃上位。吏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吏治不稳,天下大乱,自古皆然。面对民众的质疑,当局切不可不当回事。

  替谁说话立场问题

  不久前郑州一个副局长责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事件曝光后,此人近日被停职接受调查。
  这句话最大的毛病,是把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了。自称“执政为民”的共产党,突然变成老百姓的对立面,替党说话,就不能替老百姓说话,反之亦然。这句话泄漏了天机,暴露了今日内地党群关系的实质,党变成百姓头上的太上皇,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互相背离。
  这句话的另一个玄机是,记者都是政府养的,政府接受党的领导,但供养党和政府的,却是全国老百姓,那么记者究竟应该为谁服务,替谁说话呢?这又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替谁说话是立场问题,站在谁的立场就替谁说话。这个小党官自认是站在党的立场,要替党说话,而记者如果不替党说话,显然就站在反党的立场了。不管这个记者是不是党员,在党官心目中,所有记者都必须替党说话,而不是替百姓说话,在他看来,党当然要比百姓大。
  这个狗屁党官在维护的,是不是真正的党的利益呢?郑州“经济适用房”土地上建起了豪华别墅和楼中楼,土地被偷龙转凤了,党官和奸商中饱私囊,此人害怕记者采访揭露其中的贪腐性质,抬出党这面大旗,胁迫记者在报道中为“党”遮羞──他简直就当自己是“党”的化身了。
  小党官还是被停职了,即使忠心耿耿要“替党说话”,党还是不领情,这实在有点荒谬。问题的本质是,他不能代表党,他干的也不是党要他干的事,以党的名义干坏事,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反党。(东方日报 黎民观)

  问官哪得“牛”如许,皆因吏治待清明  

  大公报记者马浩亮/在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后,很多人都在想到底还会有多少“最牛局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7日因报道河南郑州一片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违规建设别墅,前往采访逯军,不料触怒了逯军,他振振有词地质问记者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该新闻播出后,逯军很快被网民封为“最牛规划局长”。   
  事情还没完。当记者就逯军之事采访郑州市委组织部时,该部一位官员慢条斯理地回答“逯军此言属个人言行,只是代表个人,组织部也管不了。”  
  然而,逯军和该位组织官员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还有一大批“同僚”。  

  牛官遍布五湖四海  

  局长这个职务处于执政团队的中间层次,上承一地“诸侯”,下接基层百姓,局长官声如何,行政水平高低,反映了中国吏治水平的高低,对执政团队的民心民望有指标意义。从去年开始,最牛房产局长──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最牛人事局长──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曹正直,最牛科技局长──陕西乾县科技局长王显亮,最牛海事局长──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家祥,最牛宣传部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长强建周,最牛县长──陕西绥德县县长崔勇,最牛县委书记──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一一出炉。语录之雷人,出场之频繁,让人目不暇给。  
  有人戏称,这批官员可以直接组成一个领导班子,书记、县长、组织、宣传、人事、工商样样齐备。暇时搓搓麻将,还可以和一把“最牛”清一色,岂不快哉?  
  我们不得不正视基层吏治触目惊心的现状,最牛局长们虽然只有十个八个,与庞大的上千万官员队伍相比,比例不能说高,但广泛分布在华东的江苏、华南的广东、西南的四川、西北的陕西、东北的辽宁,再加上此次中原的河南郑州,真正做到“五湖四海”。  
  对于最牛局长们,公众的第一印象是:好大的官威!一些局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科级干部,但态度之嚣张跋扈,令人瞠目结舌。语言暴力的背后,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做派,是权力的异化、傲慢和狂妄。同时也反映了在干部培训考试、公款吃喝招待等方面的制度漏洞和监督乏力。古人云“郡县治则天下安”,但如果郡县充斥著这样一批昏官酷吏,那么无论是发生群体性事件和矿难,还是非法征地拆迁和腐败,都是不难理解了。  

  改善吏治刻不容缓  

  最牛局长们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现代的传播方式和媒体生态普遍缺乏了解,特别是大大低估了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和监督模式。周久耕被“双规”,曹正直被撤职,张志国被调离,逯军已被停职调查,纪委、组织部、检察院之前没做的事情,鼠标、键盘和网线做到了。无怪乎,当记者就最牛县长一事采访时,陕西绥德宣传部长说,“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话依然很糙很蠢,但起码总算是有所畏惧了,不那么牛了。   
  现在看来,局长们的贡献起码有二。一是为大多数官员做了反面教材,就像周局长被“双规”后,南京官员们再也不敢公开抽高档烟了。二是给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个出气孔,令民众把积郁的情绪不断地发泄出来,客观上起到了降温平民怨的作用,局长们为稳定社会大局所作的“贡献”不应忘记。  
  在今年,中央开始将各县的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国土资源局长等基层官员集中到北京,直接由中央出面培训。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的活动也开始展开。改善基层吏治,的确已是刻不容缓。  

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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