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夸大“北京共识”

切莫夸大“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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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去年5月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

　　在这篇长文中，雷默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作了一些总结，认为中国的经验在于渐进式的创新和实验。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的广泛兴趣。中国的一些媒体不仅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而且随意发挥，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很久以来在西方政界流传的“华盛顿共识”。更有人把“北京共识”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soft power)。

“北京共识”有强烈政治味　　

　　不过，理性地说，中国方面切不可夸大“北京共识”，甚至也不能接过来使用这个概念。如同“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也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

　　为什么这篇文章能够引出中国方面这般重视？文章的确较为客观，比较正面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但很难说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实际上，在雷默之前，很多学者早就指出了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特点。创新和实践也的确一直是邓小平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所提倡的。真正吸引人的或许就是意识形态味道十足的文章标题：《北京共识》。

　　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第一个层面，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但“北京共识”则不同了，它更进一步，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

　　本栏曾在去年4月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西方和美国历来所推行的民主自由模式并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欠发展或者不发展的问题，而中国强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经验很值得他们借鉴。文章也提到，一些美国人意识到，崛起中的中国模式会对民主自由模式构成“威胁”。

　　模式只是对一个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例如，在亚洲经济发展史上先有“日本模式”，再有“四小龙模式”，近来又产生了“中国模式”，以后还会有其他模式的出现。在政治上也一样，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发展模式。就拿民主政治来说，很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所有民主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没有任何两个民主国家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强行推销成功变失败　　

　　在政治上，很少有人会否认民主政治在美国、英国、法国或者日本是成功的。但一旦把自身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所谓的“共识”，要别的国家学，或者不惜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向其他国家推销这种“共识”时，就具有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拼命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并把此作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项头等议程，但这些民主试验往往是失败的。和西方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少支持民主政治运作的各种文化制度因素。

　　在经济上也是一样。没有人会否认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但一旦把这些成功的经验上升成为“华盛顿共识”，并致力于使用各种方式强迫他国接受，就是帝国主义的开端了。

　　和推行民主政治一样，不管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强行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就是接受“华盛顿共识”的那些国家深受其害。

　　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方面，中国是有历史教训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和敌视。

　　改革开放后，中国化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开始重新赢得这些国家的信任。如果现在中国又要不切实际地强调所谓的“北京共识”，又会导致不良后果。

　　别人提“北京共识”是别人的事情。如果中国经验好，别人也就自觉地来学。如果很多国家都来学中国的经验，那就是中国软力量的开始。反之，如果中国来推行“北京共识”，那不仅不是软力量，反而会是霸道的开始。

　　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所以也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领导层现在所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并非把现有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而是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使得这个模式是可持续的。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制度，也全面加入了国际体系。但是因为有政治改革的缺失，如何消化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体系所带来的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问题，仍然是个未知数。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中国模式就会有问题，更不用说是“北京共识”了。

·作者是在本地任职的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