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中部：文革风云（五）

恩怨总有了结时

　　同韩爱晶等人去山东的时候，因人多未回老家看看，但我一直记挂着李青君。听说家中也很乱，不知她现在如何，很久未收到她的信了。
　　一架天平，一头放了重重的砝码，这就是李青君；另一头悬空着，保持着静态的平衡。但愿悬空的一头再悬空一年，我就大学毕业了，一切将顺理成章。
　　然而天平很快就发生了倾斜，平衡被破坏了。
　　1967年冬天寒假回家的时候，李青君告诉我，单位里有些男人真坏。有人喜欢她，调戏她。我不以为然，我相信我的村姑。但是，我的心里总感到不踏实。春节以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返回了北京。
　　1968年春的一天，韩爱晶交给我一封信，是李青君的来信，信已开了口。韩笑着说，信送来就这样，我看过了。不等我发火，韩先下手为强：“好哇戴维堤，你干的好事！我要处分你，你同尹聚平什么关系？”
　　韩爱晶对尹聚平很敬重也很器重，否则就不会派尹聚平去中央代表团了。就在前不久，韩还让我和尹聚平等人陪他秘密去了一趟山西、山东。韩一直拿我和尹聚平开玩笑。在他眼里，仿佛我和尹已是恋人，尽管我俩皆否认，当时确实不存在恋爱关系，但韩不相信。今天，韩看了李青君给我的来信，方知我在老家早有女朋友，他很吃惊和不满。
　　“你老家已有女朋友，还同尹聚平好，这不是脚踏两只船，害人害己吗？将来两人打起来怎么办？”
　　于是我把同李青君的所有情况告诉了韩。关于尹聚平，我坚决否认是恋爱关系，从未谈过个人的事，同尹聚平是战友而不是朋友关系，并让韩千万不要告诉尹聚平关于李青君的事。
　　韩说：“你不要自欺欺人。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但据我看，你那个乡妹子尽管可敬可爱，但同你不一定合适。这么多年不在一起，事情是会发展变化的。尹聚平可是好样的，好多人都在追她，你知道吗？”
　　我不再理韩，迅速打开了李青君的信。
　　李在信里除了例行的问寒问暖外，还提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心里很乱。我突然觉得，在尹聚平和李青君之间，我似乎到了该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我立即把韩爱晶等几个主要头头请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讲了我和李青君的有关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我心太软。“想不到你戴维堤砍头都不怕的主儿，却这样儿女情长，这有什么难的？快刀斩乱麻，吹了算了。”
　　韩爱晶却说：“你们不了解戴维堤。你们只知道他是保卫部长，是个粗人。其实他粗中有细，是个很内秀、很重感情的人。冰冻三尺，非1日之寒，1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恋爱了五年了。我看，这件事还要戴维堤自己拿主意。”
　　我痛苦之极，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几年以来，虽然我和李青君天各一方，相见时短别时长，但我始终想着她，恋着她，只等毕业后结婚，从未有过一丝杂念和动摇。尽管文革以来同尹聚平接触较多，对她很感激，不可能有什么反感。但由于家庭方面的差距和对李青君的情义，我已经果断而理智地割断了那缕飘渺的情丝。五年多来，我自认为对得起李青君，但是，随着时光的流失，不知不觉的变化事实上已经发生。面对文革以来始终支持我并跟着挨了整的尹聚平，若把她从心里彻底一脚踢开，似乎也并非易事。如今，面对两个都很优秀的姑娘，我左右为难，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好。
　　有时我自己也怀疑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解刨自己是非常痛苦的，但事到如今，我必须勇敢地拿起这把锋利的手术刀。进京以后，尤其是文革以来，我仿佛进入了天堂，开阔了眼界，大世界、大场面见得多了，周围充满了太多的阳光、鲜花和诱惑。沂蒙山下的苦孩子早已变成了“天之骄子”，我似乎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单纯朴实的农村小伙子了。我最终没有战胜那太多的诱惑，我最终还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俗子，我最终抛弃了自幼推崇的仁义道德，自己跳进了不仁不义的深渊。我痛苦地想了很多很多，终于，我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我给李青君去了一封信，说我很痛苦，我说我很快就要毕业了，很可能分配到西北导弹基地去，那里与世隔绝，政审很严格，不允许从社会上找女朋友，请她作好思想准备。
　　李青君很快就来了信，她没有怨恨，没有愤怒，甚至不想解释，只简单地埋怨了几句，表明不愿再拖累我。
　　我不明白，这时李为什么不亲自跑到北京来与我大吵一顿，消除误会。那样结局或许会发生变化。不久，她的一位亲友突然来京开会，到学校来看望我。我明白他的来意，以礼相待。寒喧了几句后，因体育馆有一个大会需要我去讲几句话，我让同学陪着他。不一会儿，我就回来了，可是，同学说，客人有急事回去了……
　　不久，李青君来了一信，把我痛骂了一顿。
　　就这样，我同李青君保持了五年多的恋情划上了句号。这是1968年春天，离我大学毕业还有半年多的时候。
　　古今中外，只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我和李青君之间最终却上演了悲剧，而悲剧的导演和演员正是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热恋很久的恋人甚至多年的夫妻分道扬镳者大有人在，但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尽管我有自己的苦衷。我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特殊得似乎可以原谅，但我不想原谅自己。无论怎样说，是我伤害了那纯情的、美丽的村姑。
　　我同李青君的缘分看来是到头了。我丢失了“宝玉”，我的灾难也很快降临了。
　　历史无情地翻过了痛苦的一页。多少年之后，从老同学们口里，我才知道，李青君同我分手或者说被我抛弃之后遭受了几乎灭顶之灾。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变心，在她万分痛苦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她本人也得了重病，危在旦夕，不知她是怎样大难不死，熬了过来。后来，她伤心之极，发誓不再嫁人，整天埋头工作。一直到308岁，她已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嫁给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成了当地第一夫人。
　　我在家乡背上了“陈世美”的“美”名，我成了“聂赫留道夫”式的伪君子，我无话可说，承担了一切责任。是我辜负了她，是我伤害了她，是我没有福气，把美玉当成了石头，悔之晚矣。
　　我终生受着良心的谴责，我至今走不出当年的阴影。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若当时李青君跑到北航来同我大吵大闹一场，取消误会，很可能结局不是这样。这点，我决不是自欺欺人，因为当时同尹聚平确实还没有正式建立恋爱关系。如果尹聚平当时知道了李青君的事，她是决不会走进我的生活中来的。
　　可能真正应验了那句名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以及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尹聚平受到了命运的无情惩罚。这种惩罚的残酷和时间之长足以同李青君所受的苦难“媲美”。
　　从1968年春节至今，转眼已过去了30多年，岁月的年轮已把我变得面目皆非。30多年来，我再也没脸见到那昔日的“村姑”。
　　1968年夏天，尹聚平把几封男同学的求爱信扔给了我。从此，我俩才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我把李青君的有关情况全部告诉尹聚平时，尹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说。她本是无辜的，但无形中背上了黑锅，她发誓一定要见一见可怜、可敬的李青君。
　　90年代初的某一天，受尽磨难九死一生的尹聚平借出差之机路过W市，她瞒着我和所有的亲友，独自敲开了李青君家的大门。世界上两个最好的、最伟大的、最高尚的女性（当然是对我来说）象久别重逢的姐妹一样见面了，没有丝毫的责备和埋怨，只有深深的理解和良好的祝福。
　　李青君金口玉言：“戴维堤是个好人，我不恨他。他是个孤儿，从小很苦，有你照顾他，我就放心了。让他戒烟戒酒，保重身体，好好工作，对得起党和死去的亲人。”
　　我感激涕零，我诚徨诚恐，我无地自容。我至今未戒除烟酒，写本书的时候，我抽进的香烟和流出的眼泪一样多。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当面向李青君谢罪，哪怕下跪也行。因为我确实有愧于她，哪怕我有千万条理由。
　　愿时间老人淡化人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逝者如斯夫！我借此书向李青君女士再次表示诚挚的歉意、感激和问候。祝她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并原谅我这个已被命运惩罚得遍体鳞伤的“大坏蛋”和“无耻小人”。
　　鸟之将死 ，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我写此书时心脏病已很严重，但估计暂时还死不了。我始终认为，时间可以淡化一切，任何恩怨总有了结的时候，如其带进坟墓，不如趁有生之年展示出来以警戒后人。
　　写完了李青君的故事，笔者感慨万千。公正的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中除了谴责自己并向李青君诚心地忏悔外，没有别的意思，更不可能再伤害任何人。
　　需要告慰读者的是，在2001年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母校安丘一中90周年校庆大会上，在征得了对方的同意后，我终于见到了分别38年的李青君和她那位德高望重的丈夫。李青君几乎认不出面目皆非的我了，而我却仿佛又见到了昔日的村姑。李大大方方地同我握了手，并询问了尹聚平和孩子们的有关情况。在老同学们欢聚的宴会上，我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端起酒杯，衷心地祝愿李青君夫妇生活幸福、愉快，身体健康、长寿。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书归正传。1968年初，伟大领袖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他老人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如果说前一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清理阶级队伍则不但对当权派，对普通干部、教职工和群众中的坏人和有问题的人也需要清理出来，免得他们兴风作浪，为国民党效劳。椐说这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全院上下基本“安定团结”，北航红旗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北航革委会在当时许多院校正进行武斗、连革委会也成立不了的情况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韩爱晶等人研究决定，成立了以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和王恆（原党委书记）为首的清队“七人领导小组”和“第七办公室”，领导全院的清队运动。之所以叫“七办”，是取前苏联当年的“契卡”的谐音，这是韩爱晶的文字游戏。
　　作为革委会委员和组织保卫部长，我被列入“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不管专案，只负责保卫工作和日常事务，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
　　需要指出的是，“七人领导小组”主要由几个三结合老干部们主持日常工作。
　　清队工作一开始，就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教务部有几个教师，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恨，当然谈话中免不了骂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之类的言论。后来，其中的一个教师反戈一击，“出卖”了他们，并写了揭发材料。教务部的头头们一看，大吃一惊，便把有关人员找来交代问题，结果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反动言论”。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伟大领袖不用说骂，连发句牢骚都是反革命。教务部的头头们把材料上报了革委会和“七人领导小组”。由于言论太反动，决定召开批斗大会。会后，决定把首要分子送交公安机关。革委会把材料上报了北京卫戍区。过了几天，卫戍区把人抓走了。这个大会起了杀鸡吓猴的作用，许多人会后都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北航“清队”工作继续进行，但很快便有人陆续自杀了。有些人仅仅在基层单位被群众勒令交代问题，一未关押，二未批斗，便突然跳楼、上吊了。
　　死了人归我处理后事。我对自杀现象很有意见，便向主要头头反映，应想办法制止自杀现象。
　　不料主要头头和个别老干部说：“你年轻，未见过世面，哪有运动不死人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不少人自杀，这是正常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那死了人你们来收尸！我见了死尸就头晕。”我没好气地说。
　　我认为死人总不是好事情，于是，我自作主张以保卫部的名义发了通令，希望有问题的人主动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千万不要自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好办了，将来平反也晚了。运动后期才做结论，你现在着什么急？如果谁再随便自杀，将以破坏运动论处……”
　　“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你开什么玩笑？”井岗山和一些老干部把我批评了一顿。
　　批评归批评，自杀事件仍有发生。我和一些人急了，不停地提意见。清队领导小组便决定把有问题的人隔离审查，204小时派人看管，防止自杀。于是革委会在八号楼设立了“牛棚”，把许多专案对象关了起来。
　　北航清队期间在八号楼设“牛棚”一事，很不得人心，是剥夺人权的法西斯行为，但是，自设了“牛棚”后，再没有人自杀了。这也叫歪打正着吧！看来“牛棚”不全是坏东西。文革中，各单位不管是整老干部，还是清队整群众，还是抓“5。16”时整红卫兵造反派，没有不关“牛棚”的，决不只北航一家。据我所知，文革中全国最大的“牛棚”是“秦城监狱”和北京卫戍区的西郊“监管所”，关的全是大人物。
　　如今回忆起来，北航当时有两起自杀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开会，有人报告校办工厂厂长家门口流出了许多血，可能出事了。我急忙带人赶到了现场，只见一间平房门紧闭，从里面流出了不少血。我后退两步，用肩膀撞开了房门，踏着厚厚的血迹进了屋。一个东西把我拌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个人头。再一看地上，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躺在血泊中。
　　死者是加工厂厂长和他的老伴。 老伴的头已被割了下来。男尸的头差不多也割得快掉了，仅有一块皮连着身子。男尸的右手里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
　　屋里有一张双人床板，床板的一头捆上了一口袋粮食，一根绳子拖在地上。所有的窗子全关着，门是我撞开的，排除了他杀可能。
　　公安局的同志赶到后，对现场的床板解释不清，作不了结论。
　　有关人员告诉我，死者历史上可能有些问题。运动开始后，有群众揭发让他交待问题，没有人打他和批斗他，就出事了。我分析此人可能怕问题暴露后日子不好过，便想自杀，又不忍心扔下多年相依为命的老伴。老伴也愿与他一块死，但男方不忍心先杀死老伴，便想了个同时死的办法。半夜里二人把双人床板一头绑上了一口袋粮食立了起来，以便倒下时增加重量。二人量好了床板倒地的距离和位置，便双双躺到了水泥地上，然后一拉绳子，让倒下的床板边正好砸在脑袋上……据邻居们反映，半夜里确实听到一声巨响。
　　但是由于重量不够，床板倒地时没有立即将二人脑袋砸碎，仅砸晕了过去。男方醒来后，见事已如此，便横了心，爬起来找到菜刀，先把老伴的头割了下来，又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公安局的同志认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也是唯一的可能性，直夸我不简单，不愧为保卫部长。他们以此作了结论，同意将尸体火化了。公安局的同志说，从自杀和杀人情节、手段看来，死者不是一般老百姓，肯定受过一定训练。但就算受过特务训练，也没有必要这样想不开自杀。
　　据后来了解，死者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的有关组织，档案里有记载。群众让他交待问题就交待吧，为什么要死呢？他完全不应该自杀并搭上了老伴一条命。他把问题交待清楚后，大不了今后不当官了，也不至于被群众打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畏罪自杀。现在看来这老两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同国民党沾边的人挨整是必然的。文革中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皆被整得死去活来，同国民党沾边的人就更倒霉了。
　　另一件自杀事件，更加悲惨和目不忍睹，那就是五口人集体自杀事件。
　　校医院有一位女医生，不知她和当教师的丈夫因什么问题也不想活了。据一些老干部讲，凡搞运动，自杀是难免的，而且象传染病一样，一个人自杀了，另一些人象受了传染一样，也纷纷自杀，不知怎么回事。
　　女医生夫妇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位身体健康的母亲，两个可爱的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一家人住在北航家属楼单元房里。
　　我闻讯赶到现场时，破门而入，立即被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顶了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捂着鼻子，又冲进了屋内，迅速打开了所有的窗子，有人找了几个风扇向外吹风，我立即查看现场。
　　室内摆设整齐，干净利落。双人床上，女医生夫妇并肩躺着，穿着新衣服，男方嘴角吐出一堆泡沫。尸体早已冰凉。桌子上两大瓶“敌敌畏”，已所剩无己。
　　另一间屋里床上，一位穿戴整齐的老太太，盖着被子，死态安然。在另外的床上，分别躺着两个穿新衣的孩子，皆已死亡。
　　一家五口全死了。公安局的人赶到后，认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查清死因。女医生夫妇看来是喝的“敌敌畏”，但老太太和孩子怎么死的？难道他们也愿意自杀吗？
　　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展开了核查。现场楼房单元门窗完好，门是我撞开的，外人作案被排除。这时在楼道垃圾堆里找到了打针的针管和巨毒x x灵药瓶。据校医院有人证实，女医生从医院私自拿回家两瓶巨毒x x灵。
　　公安局的同志发现了老太太和两个孩子胳膊上有针眼。经初步断定，女医生夫妇决定自杀后，不愿留下母亲和儿子受罪，便骗他们打什么防疫针之类，老太太和儿子当然不怀疑。巨毒药注射后，趁老人孩子昏迷时，夫妇俩给他们穿上了新衣服，放到床上，眼看着他们安静地死去，然后，夫妇俩穿戴整齐，同时喝下大量“敌敌畏”，并排躺在床上，也双双死去。这就是结论。
　　“太悲惨了，这个母亲太残忍了！”公安局的同志不住地说，“我们见过许多自杀案，但象这个案子实属罕见。女医生的狠心和手段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一般人干不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把五具尸体抬下了楼，让人送往了东郊火葬场。“敌敌畏”呛得我一天未吃饭，只想呕吐。
　　我至今不明白女医生夫妇为什么全家人自杀？因为什么问题导致如此惨剧？估计可能也是历史问题吧！据事后教务部和校医院的人说，清队以来，没有人对女医生夫妇实行任何批斗和逼供。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的同志又通知我说，市局军管会领导对这起自杀事件很重视，决定派法医去火葬场验尸，要我派人陪同。
　　我带了几个保卫部的学生（其中包括两个胆大的女同学），开车到公安局接了法医，赶到了东郊火葬场。
　　停尸房里摆着数十具尸体，估计全是自杀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未来得及火化。下午送来的一家五口人的尸体找到后，法医让我们一具具抬到门口灯光底下，准备解剖。盛夏季节，现场苍蝇蚊子满处飞。
　　身为保卫部长，我当然不能胆子太小。当时年轻，对什么都好奇，解剖尸体这种事更是没见过，随我来的保卫部学生同我一样，都有好奇心，想开开眼界。我们抬起尸体来，咬着牙，歪着头，憋着气，闭着眼，那样子惹得法医大笑。
　　法医30多岁，穿着短裤短褂，口罩也不戴，对着尸体下了手。
　　每具尸体的程序一样，开胸，破腹，取胃液、血液、胆汁、肌肉等分别装进一个个小瓶子里，贴上标签。我和同学们为法医打下手，递瓶子。
　　每具尸体的胸部划上一刀，打开胸腔。法医用两手插进胸腔，扳得胸肋骨“咔咔”响，夜深人静，令人毛骨悚然。法医一边干一边同我们聊天：“医生嘛，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就如同一头猪一样，没什么可怕的，当然当着死者亲属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让亲属看见。”
　　法医每处理完一具尸体，都把刀口缝好。我问为什么，法医说，人道主义嘛！
　　处理完五具尸体后，天快亮了，整整干了一个晚上。
　　后来公安局通知说，女医生夫妇胃里有大量的“敌敌畏”，老太太和两个男孩的血液里有大量巨毒药，五人皆中毒死亡。女医生夫妇先用注射毒药的手法杀死了老人和孩子，然后双双喝“敌敌畏”自杀，据此做了结论。
　　这起五口人自杀死亡事件轰动了全院，也是全院“清队”以来自杀事件的高峰。此后，革委会和清队领导小组在我和许多人的强烈要求建议下，迅速设立了“牛棚”，把有问题的人关了起来。关人不对，但从此杜绝了自杀事件的发生。设“牛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空见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北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关押了不少人，据我所知，自杀事件六起，死亡十一人（有一起二人，有一起五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清队七人领导小组成员，虽然我不承担主要责任，但我无论如何是有责任的。我应当向北航文革清队中致死的人员表示衷心地哀悼，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后来北航的新当权者在清查“5。16”运动中和清算韩爱晶等人的问题时，对每一个自杀事件皆查得清清楚楚，并对被审查和受迫害的人全部平了反，这是正确的。但北航抓“5。16”时关“牛棚”和迫害的人也不少，只不过自杀的人少点而已。
　　后来的当权者也把我们关进了“牛棚”，我辈中也有人想不开自杀了。文革以来，中国人都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马灯”，除了极个别真正的逍遥派外，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今天是整人者，明天就成了被整者；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革。
　　对于文革中的受害者和自杀者，大难不死的笔者在向他们深表同情和哀悼的同时，感慨万千，特别是对于一些枪林弹雨过来的革命老干部因挨整而自杀万分悲痛和惋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要自杀。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和灾难。作为社会人，谁不干事？既然干过某些事，就要准备被别人查，就要挨整，甚至坐牢、杀头。如果明知自己是无罪的，受冤枉的，那更不应该自杀，必须坚持活下去，等待光明的到来。我的经验是，干过的事就老实承认，没干过的事死不承认，宁可被打死，也决不自杀。哪怕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杀头，今天晚上也要“潇洒走一回”。说不定明天上午“圣旨”一道，“刀下留人，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一切皆烟消云散，雨过天晴。还是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能活了，想给你平反也晚了。
康生整人目击记

　　文革中，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北航红旗对他有看法，但又不敢反他，只能对他敬而远之。
　　作为中共中央的“克格勃”头子和文革顾问，康生整人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整人不需要证据，经常偏听偏信，信口开河，一句话就致人于死地。这点，笔者本人深有体会。北航老院长武光同志被他说成是大叛徒、国民党特务，受关押迫害十年多。原山东省老省长、文革前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赵健民同志被康生迫害一事令人发指。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临清，1932年临清师范毕业，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6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中坚贞不屈，差点被军阀韩复渠杀害。国共合作后赵健民被释放出狱，任鲁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英勇杀敌，被誉为“赵子龙”。解放战争时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任2野5兵团17军军长兼政委，进军大西南。1953年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吕正操），1955年任山东省委第三书记、省长。1958年因“右倾”被贬到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1962年平反后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
　　1968年1月月21日晚，我们北航红旗一些人奉命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首长接见云南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文革中，由于北航红旗的特殊地位，中央文革办事组经常通知北航红旗派人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外省市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代表会议，目的是让我们稳定会场秩序，保卫主席台安全。
　　在这天晚上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参加会议的“山东老乡”赵健民发难。
　　“赵健民来了没有？”康生明明看到赵健民坐在下面。
　　“康老，我在这里。”赵健民站了起来。
　　“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摇头否认。这时主席台上的谢富治说：“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现在云南形势很乱，我们正要向中央汇报呢！现在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这样下去……”
　　不等赵健民说完，康生打断了他的话“你放毒！你欺骗了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是1936年9月被捕的。”赵健民说。
　　“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没有自首过。”
　　“你还在欺骗我们，你是叛徒！”
　　“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康老，请问，说我是叛徒有什么依据？”
　　“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革命40多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叛徒。”
　　“康老，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凭敏感？哪有这个标准？”
　　康生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赵健民，你疯狂得很！你这个叛徒混到我们党里来了。你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
　　赵健民一听，如五雷轰顶，立即申辩道：“说我是叛徒，还有什么搞乱边疆的行动计划，绝没有这回事，这不是事实。搞乱边疆的确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来历史会证明的。我保留意见，请求中央审查。”
　　康生拍着桌子说：“不用你请求，一定要审查。我接触过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象你这样疯狂的还是不多的。你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保留意见可以，但你必须立即写出要求审查的字据来。”
　　赵健民接过有人递过来的纸笔，写下了下列字据：
　　我在被捕期间，用生命保卫了党的利益，特向党保证自己没有问题，
　　请中央审查。 赵健民1968年1月21夜
　　康生看了一眼赵健民的字据，突然喊道：“现在决定，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时，会场里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赵健民！”只见谢富治向身后招了一下手，两个解放军立即走到赵健民面前，架起他的双臂拖了出去。赵健民不停地大喊：“康老，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从此，赵健民在秦城监狱里关押审查了八年多，九死一生才熬到了“四人帮”垮台。
　　关于康生是一个“迫害狂”一事，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王力时，同王力展开了讨论。王力认为，康生晚年的确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民愤很大，他拥护中央对康生的处理决定。他甚至怀疑康生晚年患有某些精神疾病，但是，他反对某些人和文章对康生的问题夸大其词，无限上纲，全盘否定，说什么康生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这样说法不对。康生入党后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早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一道为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果断处理顾顺章叛变一事，一口气杀了顾顺章全家十一口，尽管残酷了点，但可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关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出现了扩大化，错整了一些人。（注：共产党搞运动什么时候没有搞扩大化？）对此，康生负有很大责任，但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是有责任的，似乎不能全部推倒康生一个人身上。
　　王力说，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也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主席和江青结合是主席自己的主意，要说介绍人的话，应当是总理而不是康生，康生仅负责审查，没有欺骗主席。事实上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江青历史上是叛徒嘛！当然，康生是欢迎主席和江青结合的，老乡嘛！主席当时那么高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可以理解的。康生的错误和罪行主要是文革中迫害、陷害干部群众。如果从历史上全盘否定康生，我们党的历史就没法写，你共产党内原来是那么黑暗和肮脏！笔者说为什么康生临死之前突然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怎么解释？王力说，这个问题真正是历史之谜了。当时“四人帮”刚被抓了起来，我想这件事对康生刺激是很大的。当时他本来已经病入膏肓，垂死之际，一丘之貉，唇亡齿寒，惺惺惜惺惺，自觉在劫难逃，什么反常的想法和幻觉都可能产生。划清界限也好，戴罪立功也好，落井投石也好，胡言乱语也好，都有可能。事实上，江青等人罪行罄竹难书，叛徒不叛徒无所谓了，所以康生的话中央和群众谁也没有理他，把他请出八宝山就行了。
　　笔者感言，康生一生专管审查人、整人，时间长了，就患了职业病，总认为坏人越多越好。到了老年，变本加厉，成了“刽子手”和“迫害狂”，草荐人命，滥杀无辜，最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惜现实生活中，象康生之流的人物大有人在，他们继续制造冤假错案，指鹿为马，草菅人命，残害百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笔者坚信，这种人的下场恐怕最后比康生好不了那里去！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1968年夏季，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的北大、清华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其它高校也不同程度的发生武斗。大量的教学设备、教学楼被破坏，学校里构筑了工事，不断发生武斗伤人死人事件和传来爆炸声。蒯大富的“井岗山兵团”和“4.14”兵团誓不两立，大打出手，连化工楼都炸了。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群众组织手里都有部队变相发放的或抢来的枪枝、弹药、手榴弹等，许多武器被外出串联的学生带回了北京。清华大学两派都有一些破烂武器，但不多，比起北航来，当然差远了。北航当时正清理阶级队伍，用不着武器，基本上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航主楼二楼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里沙发上已睡觉，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蒯大富，只见他象监狱里逃出的犯人，头发胡子很长，披一件又破又脏的大衣。
　　“司令驾到，有失远迎。怎么如此狼狈？”我把他让进了屋。
　　“咳！别提了，差点让‘老四’打死！”蒯进屋后出了一口长气。我立即给他倒了一杯水。
　　“半夜鸡叫，定无好事，蒯司令有何公干？”我说。
　　“老弟救救我。”蒯大富一本正经，双手作揖，吓了我一跳。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只要别武斗就行。有什么困难，说吧！”我十分慷慨。
　　“人，钱都不需要，只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枪！”蒯大富知道，中央发了北航数千枝枪。
　　我心里顿时一沉。
　　“要什么都可以，只有这枪不能给，我说了不算。”我也学着耍滑头。
　　“谁说了算？”
　　“上面当然是周总理、卫戍区，学校里当然是韩老六了。”韩爱晶外号叫韩老六，那是电影《暴风骤雨》里的一个人物。
　　“那我找老六去。不过说好，只要老六同意给，你就得给我。”蒯很聪明。
　　蒯走了，他知道韩爱晶在体院留学生楼疗养。韩最近身体不好，吐血，周总理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
　　蒯一走，我立即要通了韩爱晶的电话。
　　“蒯大富来要枪，怎么办？”我问。
　　“不给！”韩回答很坚决。
　　“他赖着不走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这事我不管。”韩把皮球踢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蒯大富又来了，面露喜色。
　　“我找到老六了，他同意给。不要多了，几十支就行。”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是太上皇，说一不二，但这里是北航。北航红旗是一个战斗集体，韩爱晶比较民主，不象蒯大富那样独裁。
　　“韩爱晶同意了也不行。老蒯，你听我说，这枪绝对不能动。这不是木头棍，枪一响要死人的，你要考虑后果。”我正式劝他。
　　“‘4.14’有枪，把我的人都打死了。我的几支破家伙，不管用，吃了大亏。你给我枪，出了事是我的，与你无关，你放心好了。你们几千支枪，给几支怕什么，用完了还给你，神不知，鬼不晓。”蒯果然缠了起来，但我始终不松口。
　　当时，蒯也24岁，同我一样大。我不能吹牛比他强，但在借枪这件事上，我确实理智得很，比他聪明。
　　蒯大富嬉皮笑脸，完全没有了蒯司令的风采，他开始在我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胡乱翻动起来。出于面子，我不理他，任他乱翻。他忽然走到保险柜面前，拍了拍，说：“这里面肯定有枪，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里面确实有五支“五四”手枪，幸亏门锁着。
　　“里面全是小偷流氓材料，没有枪。再说钥匙在秘书手里，我打不开。”我笑着说。
　　蒯一无所获，走过来一下子拉开了我办公桌的抽屉。我锁上已经来不及了。抽屉里恰好有几十发刚从学生手里收缴上来的各式子弹，真见鬼了！
　　“啊！子弹也行，我拿走了。”蒯一把抓起了包子弹的报纸，塞进了破大衣口袋里。
　　我没有再坚持夺回来，心想，反正是些杂牌子弹，没什么用，拿去就拿去吧，否则他缠着没完。
　　蒯终于很不满意地走了，临走说我不够朋友。
　　以上就是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搞枪枝子弹的全部经过，绝对没有丝毫水分。
　　事后，韩爱晶和常委们夸我干得漂亮。
　　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此事后来闹得很大，差点要了我的命。
　　原来，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被“4.14”的人盯上了。“4.14”的人寻机绑架了蒯大富的司机--一个50多岁姓王的共产党员。
　　“4.14”利用“手段”，追问蒯大富去北航干什么，这位老司机耐不住皮肉之苦，最后说是去北航搞枪。
　　“4.14”又惊又喜，问拉了多少枪，司机说一支也没搞到。又一顿皮肉之苦后，“4.14”把一份写好的材料送到司机面前，逼迫司机在上面签了字画了押。
　　材料大致内容是：某月某日晚上，我拉蒯大富去北航，从保卫部长那里要了两车枪支弹药，拉回了清华……这件事立即在清华园里炸开了锅。
　　第二天，这份材料就到了康生手里。（注：这是康生是“地派”后台的铁证。）
　　据说康生大怒：“蒯大富和北航这个保卫部长该当枪毙！”
　　韩爱晶得到消息，吓坏了，反复追问我那天究竟给蒯大富枪了没有？我如实以告，并大骂康生这个老混蛋老乡。韩爱晶知道我的为人，从来不说假话，敢做敢当。他心里有了数。
　　后来，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大召见时，中央首长批评清华武斗开枪打死了人，康生接着插话说：“蒯大富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当着毛主席的面，坚决否认此事，被陈伯达、谢富治、江青等人指责为“不老实，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看来，大人物要治小人物的罪真容易，只要信口雌黄就行了。康生老贼不论整老干部还是整群众，历来如此。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一说成十，而且不允许你有争辩和解释的权力。
　　由于在毛泽东“7.28”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的解释没人听的进去，北航借给清华两汽车枪一事似乎成了事实。韩、蒯二人有口难辩。由于清华学生们在武斗中和7月27日工人、解放军进驻那天用自己的破枪和手榴弹打死了十几个人，韩爱晶和我也背上了天大的罪名和黑锅，直到北京卫戍区因此收缴北航的枪支时，经过查验一支未少，蒯大富又实事求是地做了证明，才还了我们的清白，但为时已晚了。
　　事过多年之后，回想起蒯大富借枪一事，头上仍然直冒冷汗。当时如果一念之差、一步棋走错，借给蒯大富一批枪支弹药，凭蒯大富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很可能回去以后蛮干，那样清华大学很可能将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枪口下，蒯大富和本人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谢谢上帝保佑我，阿门！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所谓“北航黑会”问题，是惊动了中央和伟大领袖的大事件。悲哀的是，由于“是人不是神”的大人物的偏听偏信和主观臆断，这件被扭曲和夸大了的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央刺激很大，后来竟成了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重大错误和“失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北航黑会”的背景如下。
　　1968年夏季，北航革委会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尽管“清队”后来看也是错的，但当时北航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可说上下安定团结，没有两派斗争，更没有武斗。当时的北航红旗上有中央的支持，下有广大红旗战士的拥护，牢牢地掌握着北航的大权，日子过得很舒服。在全国各地，北航红旗作为“响当当、硬棒棒”的革命造反派，影响很大，受到全国造反派的赞扬和羡慕，可谓“功成名就”。难怪当时全国的造反派感叹道：“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但是，在1968年夏季，全国的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文革以来，在毛泽东的“三支两军”、“要支持左派”甚至“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许多军区按照自己的理解，大都支持了以党员、干部和老工人为主的所谓“保守派”，对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赞扬、支持的造反派实行压制和打击。而许多文革以来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自认为大方向没有错的造反派们不甘心受压制和打击，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严重事件，大规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许多省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没有根除，自认为受压制的一派继续造“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反，导致武斗不止，天下继续大乱。
　　在北京，以清华、北大为首的武斗也继续升级，天、地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这种形势当然十分恼火。中央连续发布了制止武斗的通告，但收效甚微，武斗就是停不下来。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受到了严重地挑战。而作为毛泽东本人，他当时怎么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全国两派武斗不止？为什么那么多群众和军队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不理解甚至反对？群众组织的派性为什么那么严重？难道仅仅是因为群众组织里混进了个别坏人吗？当时，他老人家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全国之所以天下大乱，“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也！正是他老人家自己说过，“党内、军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而不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有了这些最高指示，全国能不乱吗？哪个群众组织愿意当反革命？哪个愿意当保守派、右派甚至做国民党呢？这样派性能不严重吗？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毛泽东究竟是伟大英明领袖，在“车到山前疑无路”时，他老人家往往灵机一动，顿时扭转乾坤，结果当然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去年（1967年）夏季，武汉发生“7.20”事件，军人“造反”，军心不稳。他审时度势，很快把中央文革的三个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了替罪羊，暂时平息了军界的不满。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军队高兴了，造反派又不干了，全国继续大乱。面对今年夏季的局势，他老人家只好“故伎重演”，很快又使出了杀手锏：敲山镇虎，杀鸡儆猴！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为后话。
　　7月中旬，广东省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等人来到了北京，联络了全国各地一些造反派头头，想在北京召开一个“全国形势分析会”，并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等首都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喊冤叫屈、反映情况。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造反派们的“人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当时，韩爱晶因身体不好，在北京体育学院（其头头刘长信是天派的）留学生楼边治病边休养，此事北航只有我和几个主要头头知道。1968年韩爱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体院，不抓具体工作，只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学校里的清队工作由二把手井岗山和王恒主持，“看家护院”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
　　得知外地造反派头头想见他并想在北航开会，韩爱晶不太愿意，怕受牵连，但碍于造反派的面子，又不好拒绝，便勉强同意了，并交给一个女同学段孔莹负责操办和接待。韩以有病为不能参加会议，让其他常委酌情处理，并把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可能是蒯大富树大招风，比较好说话，也可能是一些外地造反派头头想参观一下清华大学，考察一下清华大学的武斗现场，会议首先决定在清华召开。
　　7月16日，由武传斌等人召集的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来自西安、广西、内蒙、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十九个单位）首先来到清华大学，穿过武斗封锁区，来到了蒯大富的“据点”。会议开了一天，主要是各地代表诉苦，反映当地造反派如何受压制、打击，有些发言措辞激烈，可能有点出格。蒯大富等人只听，没有发言。最后，大家以清华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为理由，建议第二天到北航继续开会。
　　第二天，外地头头们来到了没有武斗、“歌舞升平”的北航。据参加过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会场在主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里。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红旗（没有打北航革委会的牌子）“全国动态组”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到会人员约有八、90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8。31”、锦州“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8。18”、贵州“4。11”、桂林“老多”、广西“4。22”、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等全国2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还有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和鲍长康、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中间赶来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全国动态组”的一些学生约2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地质学院王大宾派人参加了筹备会，正式开会时没有来人。笔者因那天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广东“旗派”造反派头头武传斌主持。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先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他说：“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身边来，我们北航红旗非常欢迎。我们有义务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对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很了解，我们主要是来听听情况的，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据当事者回忆和记录，侯玉山就讲了这几句话。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外地的十几个造反派头头发了言，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况。许多人的发言观点极左，矛头指向了当地驻军和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国的文革形势描述得漆黑一团；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主席）怨声载道，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推完磨杀驴子，把造反派当替罪羊。有人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有人甚至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还有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的外地造反派头头主张揭开国防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甚至“反动”（在当时看来，现在看来应当不算违法），吓得许多人溜出了会场。蒯大富看事不好，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岗山也溜了。会场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和“全国动态组”的几个学生。由于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会议照常进行。最后，外地参会人员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头头发言，并反复鼓掌欢迎。其实蒯大富早已经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这时，侯玉山坐着没动，北航红旗“钢铁纵队”负责人柴孟贤、“红一连”代表许志新、“全国动态组”的祝春生（普通学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发了言。
　　祝春生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口才极佳。他在发言中先说了几句对外地造反派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之类的套话，然后便慷慨激昂地大声教训和训斥起外地造反派头头来。他说，你们这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不读书不看报，你们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你们应当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帅，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
　　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
　　（笔者注：就是因为这个所谓“黑会”和会上的发言，祝春生后来受到了数年的审查、关押和无数次的批斗，被打成“5。16”分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15 日，祝春生老同学因突发心脏病在老家无锡去世，享年62岁。本文算作对他的怀念。）
　　韩爱晶在体育学院听了有关人员关于该会内容的汇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知道捅了大娄子。这事要传到中央耳朵里，肯定会说成是“反革命黑会”，是想夺取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什么北航红旗天下第一、第二，这还了得？赶快写检查！谁知检查还没有送上，中央的批评就传下来了。
　　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只不过“特务”们不认识祝春生，把他说成了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
　　所谓的北航黑会立即惊动了中央，在不久的毛泽东“728”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重大决策。在此后不久的“7.28”大召见中，他老人家已经“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4.14”兵团成立后，为了“把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为了迫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改弦更张”（4.14头头周泉缨语），“4.14”的头头们在“4.14思潮必胜”理论的鼓舞下，在“炮打陈伯达”的同时，同“井冈山兵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到了1968年4月，两派展开了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7月底，号称清华园“百日大武斗”。在连续几个月的武斗中，双方死伤惨重，好端端的清华园变成了战场，满目疮痍。百日大武斗的结果导致两派十一人死亡，30多人致残，三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团派”（井冈山兵团）头头们连续开会，决定对“四派”（4.14兵团）发动全面攻势，并一举攻占了“四派”占领的科学馆。面对“四派”的顽强抵抗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团派”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请求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拆除“四派”的据点科学馆；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物；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直接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而从人数和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四派”也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实行军管，以打破“团派”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
　　1968年7月26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密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60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7月27日，由601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7.三”布告等文件精神。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迟群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长，谢静宜是该部队的机要秘书。（注：迟群、谢静宜从此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人帮”倒台后，迟群被判刑十八年，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并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未判刑。）
　　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蠢材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的头头们。于是，蒯大富下令，坚决保卫清华园，不准外面的工人们进来。“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于是，“4.14”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据多年后笔者问蒯大富，当时为什么同工宣队对着干？那么多工人来，肯定是有背景的，你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蒯大富说，当时利令智昏，认为是北京市某些人搞的鬼，没有想到是伟大领袖下的命令。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50比一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当日十一点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才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奇怪的是，直到这时，市革委会仍然不明确宣布，工宣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笔者至今不明白，即使为了保密不提伟大领袖，但把工人宣传队要进驻清华大学的事提前一天通知蒯大富有什么不可？可能因为那样工人死伤要少得多甚至没有伤亡，蒯大富的罪过要小得多，将来杀“替罪羊”时“羊”会喊冤叫屈吧？没有别得解释。
　　7月27日中午十二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和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伟大领袖的“佛掌”轻轻一挥而已。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菏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三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7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十、十一、十二号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五四一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历史的事实是，在7月27日下午导致多名工宣队员死伤的大武斗中，蒯大富一直在市委告状、开会，对学校里发生的情况并不了解。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疲惫不堪的他见大势已去，灰溜溜地逃出请华园，跑到北航，一头扎进我的办公室驻地“红旗院”里蒙头大睡起来。
毛泽东“七、二八”大召见（1）

　　1968年7月27日深夜，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韩爱晶不知道蒯大富在北航，自己叫车去了人民大会堂。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皆准时到达，只有蒯大富没有到场。半夜已过，毛泽东没有等他，开始了伟大的召见。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直到28日凌晨。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7.28”大召见。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当时还没有呼机、手机之类的先进通信工具，于是，发生了文革中罕见的奇闻，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我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他们。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我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关于“7.28”大召见的谈话内容，中央办公厅录了音，有一个正式版本。韩爱晶的速记本是我整理的，同谭厚兰的版本校对后送交了中央一份。这次大召见没有公开传达全部内容，许多细节鲜为人知。这次会见内容对研究中国文革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吸取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是笔者当年整理的“7.28”大召见的有关内容。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稿
　　（限于篇幅，删去了部分次要内容）
　　时间：1968年7月28日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参加接见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 青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 群 汪东兴 温玉成 吴 德 黄作珍（笔者注：参加接见的主要是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张春桥在上海，未参加。）
　　被召见人：聂元梓 蒯大富 谭厚兰 韩爱晶 王大宾（蒯大富迟到）
　　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大厅，主席站了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
　　主 席：都是年轻人！
　　江 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报。
　　主 席：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说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来？
　　谢富治：恐怕不愿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主席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主 席：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又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结果去了三万人，你们看怎么办？大学武斗怎么解决？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元梓）听说工人游行路过你们学校，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岗山？
　　聂元梓：我们摆了开水。
　　主　席：那不知道。北大抓黑手，说黑手是卫戍区，是谢富治。“黑手”是我！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主　席：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市）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深得工人、农民的欢迎。大专院校509个，打得凶的，大概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提提意见。社会现象，我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大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井） ，一个叫新北大（公社），就象联共（布）。（众笑）第三个办法，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文化革命搞了两年多了，斗、批、改。（你们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你们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兴，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多数学生也不高兴。你们学校本派讲你们坏话的也有，就是拥护你的人也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我就不相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要说坏话的。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不搞“黑帮”。新北大搞了十几个，我想还不止那么点“黑帮”。因为搞了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在武斗上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是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打起来，有时三百人，有时一百50人。哪有黄永胜多。蒯大富那里，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撤掉。什么热武器，核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你叫“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扎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说在学校十多年了。你走了，谁代替你？我怕你走不开。你们五个大将，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你们要是回去一讲，北大“井冈山”，清华“4.14”，（师大）“造反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不怕人打倒。
　　“4.14”思潮必胜。这个文章我不同意，说什么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应该放了。人家有意见，就让他再写，不然，不是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我说你老佛爷，你北大要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吗？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如果不行，按辩证法，就一分为二，就各住一个城市，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南一北，根本不见面，那就打不起来了。各人清理内部，然后统一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使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你们都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有个凶手戳了你一下。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
　　你以后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人家讲你姐姐不好，哥哥不好，（说）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姐姐不好是姐姐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不一定妹妹都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连累妹妹呢？
　　（有人进来说找不到蒯大富。）
　　江 青：是蒯大富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找他，请蒯大富开会，他不理，广播了几次他就是不来。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要紧。
　　主 席：蒯大富这个人是好的，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很多出来活动的都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9月203日与保皇派“斗批改”干了一下。后来伯达派人来救援我们，以后就没有打过。
　　主 席：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有打过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吧？你很会出主意，是个谋士。
　　康 生：听说这次武斗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这件事（清华武斗）与我没有关系。我批评蒯大富，他回去以后，别人就左右他了。我们学校是一派，很团结。
　　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不见得吧？（众人批评韩。）
　　主 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太坏，人家挺难受。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多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对立派），也没解决得了，把你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不要走。你这个“女皇”。今天四个人就有两个女的。你要给人家粮食，让人家自由，出入无限。“兵团”（北师大）是“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是搞反夺权的，别的学校也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江 青：那是韩爱晶去颠复人家。
　　韩爱晶：我参加了。我错了。
　　主 席：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轻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
　　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3月24日、3月27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象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双方都用土炮，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四川那才算打。高射炮对天放。
　　江 青：败家子，炮弹对准自己人。
　　主 席：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不过一二百人，你的兵跑到哪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是不行的。林彪同志兵多，借给你几万兵，可把“井冈山”统统消灭嘛！这个问题不要在这里答复，回去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 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主 席：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那就分开。搬家可是个问题，还得争地盘。我看中南海，人大会堂都很大，以前也接见过四、五万红卫兵，可以办个学校嘛。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青来。你们不是要“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我只记得杨克明。他是个年青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也参加了。第一张大字报他出了不少力。你们这张大字报也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文化革命原来打算停课半年，还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如果不行，要多少时间给多少时间。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它7年，八年。斗、批、走也是个办法。不就是象谭厚兰那样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不招行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我讲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的高中比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却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你讲哲学？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 青：她是“老佛爷”。
　　主 席：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 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主 席：学文学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到工厂去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搞文学的写不了小说。上海的胡万春（注：工人作家）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总 理：进了大学就僵化了。
　　主 席：马克思受过高等教育。列宁读了一年哲学。恩格斯只读了一年书，中学还没有读完。他当过会计，管理工厂，接触了工人。自然科学他是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林 彪：有一点学问都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战场上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主 席：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我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我只是写战争问题时才马马虎虎看了一些《孙子兵法》，只看了一遍，等于没看。
　　韩爱晶：主席，文革结束后让我当兵去吧！
　　主 席：当一年半够了，半年兵，一年农民，当二年工人，那是大学校，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工厂、农村都是真正的大学校。林彪同志是“打仗中学”的，只上过中学，算个知识分子吧！黄永胜你上了几年学？（黄答：一年半）你是什么成份？（答：下中农）温玉成你上了几年学？（温答：三年）你是什么成份？（答：贫农）你们都是土包子。上这么点学，但这不妨碍你们当参谋长。
　　主 席：世界上的事没人反对也不好，反对就让他反对吧。那作《孙子兵法》的
　　人也有缺点错误。世界上没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主 席：斗批走，斗批散也是个办法，谭厚兰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学文学的要写文章，写小说，写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要论述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法律还是不学的好。我说砸烂公检法，但是天派反对谢富治，又不反了，不了了之。说砸烂公检法，就先砸烂谢富治。其实是谢富治首先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北京市公安局二万人，弄出九百个地富反坏。公安部有三千人，只留下80人，剩下的都办学习班。要砸烂公检法这很好，但是你们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是中央负责同志。
　　鞍钢没有公检法，靠群众审讯，就是没有大印，由群众专政。他们消息灵通，多年没有破的案，他们都破了。审讯由群众来审讯，又不打人，根据的头一条就是侦察，落实材料，这样是对的。但是，越打越烦，就搞逼供信，于是就抓人。我说一不要杀，二判刑不要太长，二至三年就行了。（问黄永胜）军队现在有无禁闭？（黄答：无禁闭。）逃兵还抓吗？（温玉成答：不抓了）
　　主 席：斗批走，为什么要走？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人家想走，抓他干啥？他受不了，要走就算了。军队太苦，他受不了。逃兵也不抓，也不禁闭，逃兵反而少了。你看解放军犯错误不搞禁闭，你们是学校，不是还到处抓人，打死打伤，抓俘虏，搞逼、供、信，还坐喷气式飞机。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还是老粗黄永胜、温玉成文明，他们不抓俘虏，不搞禁闭。坐喷气式飞机也不是我发明的。我只不过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戴高帽子游街，但也没有写坐喷气式飞机啊！我又没让戴高帽子，我不是罪魁祸首。
　　蒯大富的作风很不好。工人进去宣传“7．三”布告，你们开枪打死了四、五个人。针织总厂就伤了四、50个。不过我看损失还是很小很小的。
　　总 理：林副主席早就讲文化大革命损失很小很小，收获最大最大。
　　主 席：人家去要欢迎，不能专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进学校是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你们也专你们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大富。现在还搞什么串连会，在和平里，在清华，在北航开会，有广西“四.二二”，大同造反派，广东“旗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八三一”，在串连，听说在北航还开了国防系统的什么会，不要搞这一套。
　　韩爱晶：我不知道。
　　文 元：你们侯玉山不是作了报告吗？
　　林 彪：我们还没开“九大”，你们就说我们开了。我们没开会，你们说我们开了；你们开了还说没开。
　　总　理：北航开什么国防单位会议，开了没有？'
　　韩爱晶：一吓没敢开。
　　总　理：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主 席：不要搞这一套。
　　总 理：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
　　主 席：还说我们开了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还说中央斗争很激烈，学校、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找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聂元梓，我们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就是要使你们有准备。我从来不搞什么录音，这次搞了录音，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们就放录音，这样一搞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先是黄作珍讲话，后是谢富治讲话都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管一下。后来事情多，北京就由谢富治管。过去你们开会，我和林彪都没去，我们官僚嘛！这次怕你们开除党籍，又抓黑手，又是镇压红卫兵。
　　林 彪：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街上没有北大、清华大字报，他们武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主 席：这一条我认为你们脱离群众，他们不愿意打内战，你们脱离工农兵。
　　林 彪：你们脱离工农兵！
　　主 席：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北京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国民党，就是土匪，就要打围剿。如果是学生也要讲清楚，再不听就要抓起来，这还是轻的，重的就要包围、歼灭。
　　（笔者注：文革中，毛泽东说了许多正面、反面甚至自相矛盾的话。断章取义地用毛泽东的话整人，中国许多人都学会了，造反派如此，整造反派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讲的武斗问题，而当时韩爱晶的北航和王大宾的地院是根本没有武斗的，谭厚兰的北师大也基本没有武斗，最后却都成了蒯大富、聂元梓的殉葬者。这就是历史。）
　　林 彪：现在有些是真正的造反派，有些是国民党、土匪，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主 席：国民党还不是这样？他烧了就走了。
　　林 彪：长征时我们路过广西，与白崇禧打仗，白崇禧就是那样干的，他先冒充共产党放火。现在旧计重用，是不是白崇禧留下的人干的。
　　主 席：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多多帮助他，劝劝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蒯大富现在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 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吧！
　　主 席：要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就把老虎打死。你们把广西“四．二二”的人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总 理：广西“老多”也住在北航。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你怎么能召开？
　　康 生：他们想控制全国的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开的，可以调查嘛！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在体院，学校来电话，要我接待两个省革委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人家说我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我说北京是是非之地，一开会就是黑会。
　　北京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只谈情况，不谈办法。后来我就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听见不妙，地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我们二把手井岗山也吓跑了，大家纷纷向我反映情况，还未来得及写报告, 中央的批评就下来了。
　　(康 生、姚文元等人继续批评韩爱晶。)
　　主 席：你们批评韩爱晶太多了，他才203岁嘛！
　　江 青：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质、北大都作了些工作，立了些功劳，那时候你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对的。我们那时也有委托，而现在藏他们是不对的，他们中间许多是反解放军、反革委会的。谭厚兰，你那个革委会是谁给你稳住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
　　韩爱晶：我们错了。
　　谢富治：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她立刻就去给你们稳住了。
　　江 青：谭厚兰你三伏天怎能那么样？他们几十个人那也是群众啊！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个月不见太阳，亏你作得出来，我们听了都难过。就是反革命，也是青年人，要教育嘛！开始是蒯大富，韩爱晶不对，去颠复人家。
　　主 席：那是无政府主义，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
　　林 彪：没政府的极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说，世界上无政府和有政府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消灭，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 青：你那个兵团（指谭厚兰的对立派师大造反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对他们是没有好感的，你们把兵团的人放了！无产阶级要讲人道主义。你“老佛爷”也是这样。
　　聂元梓汇报北大“井冈山”有个反革命集团要“油炸”江青。
　　主 席：油炸，这是在小房里说说，他哪里要油炸？
　　江 青：牛辉林是有问题，也可以教育。聂元梓我还有没有一点发言权？我一直躲着你们，我难过。你们现在是群众斗群众，坏人就藏起来，那方面有人。“4.14”也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总理、伯达、康老的，但他们还是群众组织，蒯大富要打掉他。
　　主 席：“4.14”几千人打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打不掉，有坏人要自己去揪。
　　江 青：我住的地方，你们也知道，要绞死就绞死。你们开始一同共患难，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能治国治天下？主席向来就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你们不很好向主席学习。
　　主 席：民院有个伊林，攻击林总；北外有个“六.一六”刘令凯就是反对总理的，总理说把他放了。有人说总理宽大无边，我说总理这样做我是同意的。“联动”开始就不应该捉，但当时我点了头的。
　　谢富治：这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没关系，这是我捉的。
　　主 席：你不要掩盖我的错误，我是点了头的。
　　谢富治：我把人捉多了，这是我的错误。
　　主 席：放也是我叫放的嘛！放出来以后，有的在天安门，有的还要上八宝山去，骑自行车闹一两个月也就没有意思。这里面有人搞流氓活动，抢钱，搞女人。
　　聂元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井冈山”有一千多人下山。
　　主 席：不要搞牛辉林他们。你那个下山的我看靠不住，人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还是要他们回去，不要勉强，不要侮辱人格，要出入自由，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都犯过错误，你们初犯错误，也不怪你们。
　　今天你们两个天派，两个地派我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现在50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有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为什么炮灰那么少？你们应该想一想。
　　谢富治：主席非常爱护你们红卫兵小将，中央文革江青同志非常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我要负责任，我对你们帮助不够。
　　主 席：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北京市办大专院校头头学习班，不让串连，也没向中央汇报。不让串连不对，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江 青：串联起来统一观点，抓出坏人。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门就嚎啕大哭，主席站起来上前握手，蒯大富拉住主席双手继续大哭。江青同志先笑，后流泪。蒯边哭边告状说清华告急，说“黑手”操纵工人镇压学生，是大阴谋。众人让蒯大富坐下。）
　　主 席：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不知道中央这次开会算不算数？我只好伸出“黑手”。把我送到卫戍区去吧，我是“黑手”。
　　（蒯大富目瞪口呆。）
　　谢富治：伸出来的是红手。
　　文 元：伸出来的是红手，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主 席：一要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四是打就是大打。工人都撤出来，要打就大打，上交的武器还给你们，跟四川一样，几万人，大炮对天放，架无线电。我才不怕打呢，我一听打仗就高兴。那个布告要广泛宣传，广西的要宣传，陕西的也要广泛宣传，再不听，就包围歼灭，是反革命嘛！
　　总 理：你五个人要好好想一想，广西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出一个月了还要打，交通都不通了。你们五个人不是关心国家大事吗？为什么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配合中央？
　　主 席：他们忙呀！
　　总 理：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江 青：你们别再分什么天派、地派。
　　主 席：不要再分派了，希望你们不要再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分什么两派？不过困难还是有的。
　　总 理：要跟主席走。
　　姚文元：要跟主席走。
　　王大宾：主席，教改搞不起来，搞不上去。
　　主 席：我们也搞不上去，不怪你们，我们都搞不出来，何况你们呢？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有的人很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想走，走就走，也就算了。
　　总 理：这是旧制度的影响。
　　主 席：历史上看到一些人，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是学法律的，搞政治经济学，哲学搞不下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同版？因为他身体不好。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有三派，以马克思为一派，第二有普鲁东，另外还有布良基、鲁尔，还有个巴枯宁。第一国际为什么搞不下去？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江 青：我真心疼你们，你们有怨气，说我们不要大学生了。有的听话，有的不
　　听，有的当面讲一套，背后又不听，你们后面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主 席：不听无产阶级的就干涉，就镇压。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几十人也行。）
　　主 席：你聂元梓是有选择性的，你是合你的口味才要，你是专要603军，给你308军行不行？以后从603军中调些人到“公社”，从308军中调些人到（北大）“井冈山”，你要欢迎308军，308军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次会，郑维山做了检讨。谭厚兰你这个女将放了一把火，把那些将军吓坏了，到处找司令，郑维山去保定解决问题了嘛！没有出来接见。谭厚兰，郑维山也来找你的麻烦吗？
　　谭厚兰：没有。
　　陈伯达：韩爱晶你的头脑膨胀得厉害，韩爱晶、蒯大富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主　席：20几岁嘛！不能轻视年轻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不认真学习、讨论，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意见第一，会走向危险道路的。
　　主 席：我官僚么！一次也没见你们。要不是抓“黑手”，我还不接见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毛主席，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总理，那是危险的。
　　主　席：是相当危险。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总　理：主席早就讲过，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侯了。
　　林　彪：蒯大富，中央对你们的态度，都是经过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卫戍区转达的，你们不相信中央。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最重要、最明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再置苦罔闻，要犯极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学校实现了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你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现大联合的方针，你们这些学校没有看到全国需要，没有看到全国运动的每个时期需要作什么。你们斗走资派，斗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那是好事情。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
　　主 席：全国工农兵，百分之六15都是好人，北京509个大学，武斗厉害的也只有五、六个。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只不过五百人。蒯大富，你应该欢迎工人。
　　康　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北航给了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政委。这事要严肃查处。（笔者注：康生老贼的信口雌黄，差点要了笔者的命。）
　　韩爱晶：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的枪都在，卫戍区检查了。
　　主 席：蒯大富上了老虎背，不好下，蒯大富你下来嘛，照样当官做老百姓。
　　陈伯达、康生：韩爱晶你无自我批评，长久如此。蒯大富当了司令，你是政委。
　　谢富治：韩爱晶就是没有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们的枪收回来？
　　江 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多次，你就一直没有很好表示个态度。
　　主 席：不要说他了，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 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主 席：年轻人听不进批评，他们有些象我年轻的时侯。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时也主观、武断得厉害。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请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支持蒯大富的，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要受他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给我派了解放军，什么事情就清楚了，免得我有口说不清。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 青：我有错误，把他宠坏了，谢富治比我还宠他。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主 席：不要光批评。杨成武搞了个中心，国防科委搞了个中心，全国几千几万个中心，就是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蒯大富，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打下去又无群众，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这边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思想，我不能接受。他文章的主要口号是无产阶级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但也要争取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的一些人。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那一年？工人进去要欢迎，你们反而对工人开枪。工人是徒手，你们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在师大我倾向谭厚兰，在北大倾向聂元梓，在清华不是倾向你吗？在五个学校中还是倾向你们五个。蒯大富，难道你还不知道，几万工人没有中央命令，他们敢进你们清华？你们被动。“4.14”欢迎，他们交了枪，但“4.14”思潮必胜不对。在北大“井冈山”坏人多，聂元梓你那派好人多些。
　　聂元梓：他们说我反王、关、戚是反中央，在学习班开串连会是打倒谢富治。
　　主　席：反王、关、戚是对的，学习班串连一下也可意，我也禁止不了，但搞谢富治不对。八点多钟了，五个钟头了，我回去睡觉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人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江　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主　席：现在“4.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台了，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　青：不要搞的我们爱莫能助。
　　主　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就到韩爱晶那里睡。韩爱晶好好招待，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开个会。
　　总　理：韩爱晶，你能帮他（蒯大富）想点办法。
　　主　席：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都不听，市
　　陈伯达：你们不欢迎就是对抗工革委会也不算数，中央只有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你们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战士，脱离群众，脱离学生大多数，以及你们领导的一部分人。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你们领导下的人也有不少讲你们坏话的嘛。人。
　　主　席：后给你们打招呼，是我们的错误，黄作珍，谢富治去作了工作。“四.一四”抬尸游行，还有搞武斗的。“4.14”没有与工人冲突，但你们很蠢，被动。
　　江　青：你们还不了解“4.14”，他们中有的人还说蒯大富“左”了，沈如槐“右”了。清华联合没有蒯大富不行。
　　主　席；蒯大富，你们“井冈山”两个，“4.14”一个，二比一搞大联合，你能不能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当不了。
　　江　青：现在还在武斗，制止了武斗再说。
　　主　席：第一实行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文化革命两年多了，热衷于打内战。第四，要打就大打。文科还是要办的，过去办得不对。文科、理科也要办。师范学院不办，谁来教高中？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抗战时，一战就几年，打得鸡飞狗跳墙，不但大学没办，中学、小学也没办，但是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时间太长，大学方法不对头，不要考试，考试干甚么？马恩列斯谁来考？谁来考林彪？谁来考我？谁来考哲学，政治经济学？开展辩论，好的就留下，坏的就丢掉。杜林活了808岁。
　　韩爱晶：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您老人家百年之后，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将来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怎么办？
　　（笔者注：这就是文革中韩爱晶有名的“天问”。）
　　主 席：出现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 彪：有毛泽东思想。
　　主 席：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一些，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掉，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把中国人民全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
　　总　理：我的弟弟周永爱和王、关、戚搞在一起，我把他送到卫戍区去了。
　　主　席：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　彪：鲁迅的弟弟是一个大汉奸嘛！
　　伯　达：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文　元：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主　席：什么不出？靠不住。还要搞几次文化大革命，还是会有波折的，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总　理：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他把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了，这就是件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主　席：不过这个问题韩爱晶问得好，问我我就答复。要不说你们幼稚嘛！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　青：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主　席：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我们这些人有几种死法：一种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三是坐火车、坐飞机摔死，我爱游泳也可能淹死，无非如此，寿终正寝。
　　文　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韩爱晶：我担心一次前进不能最后胜利，前途是曲折的，按辩证法斗争会有反复的。
　　主　席：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回去赶快把有关领导找来，集中起来（开个会）。你们今天睡个觉，明天再开会，今天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 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这时，毛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聂元梓等五人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韩爱晶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这时，一个女工作人员过来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去。一会儿，毛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你们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大家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毛主席被工作人员扶着走了。
　　（笔者注：请研究文革史的读者注意，起码在“7。28”大召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还是关心爱护和支持的，尤其是对蒯大富还是“死保”的。）
　　以上就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事过30多年之后，它已经成为历史的文物。当今的年轻人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那个动乱的年代是什么样子，也没法理解这次大召见的“伟大意义”，但“7.28”大召见对于研究文革历史、研讨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和文革中“左”的错误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召见时针对“五大学生领袖”特别是蒯大富和韩爱晶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把“五大学生领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注：据“4.14”头头沈如槐认为，是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头头（当然是迟群、谢静宜之流）最后说服毛泽东抛弃了“五大领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7.28”大召见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予示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客观上也为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这可能是伟大英明领袖始料未及的。当然，它也是红卫兵当“替罪羊”的开始。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是到了小将们犯错误的时侯了。
　　“728”大召见之后，以“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便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了学校，学生头头们开始受审查、批判。不久，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运动。正是经他和中央批准，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人被隔离审查、关押，被打成“5。16”分子和坏头头，成了“替罪羊”。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邓小平还没有“解放”，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抓“5。16”运动与邓小平毫无关系。直到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五大学生领袖”才被正式定罪判刑，由“替罪羊”正式变成了阶下囚。而大部分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们又从“516”分子变成了“三种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看来这话也很难成为真理了。实事求是地说，在等待红卫兵学生运动这一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
　　笔者不想为“五大学生领袖”开脱什么，更不敢为他们喊冤叫屈。他们自己种的苦果应当自己尝。但是，他们决不是天生的坏蛋，他们本来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后代，贫下中农的儿女，正宗的“根正苗红”。 文革中，他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本来想当旧世界的掘墓人，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成了“四人帮”的殉葬者--“五人帮”。文革中，他们的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膨胀、大暴露，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不懂政治，却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和悬崖峭壁，最后粉身碎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用北航被打死的吴仙虎同学的话说，他们当了几天“齐天大圣”，把天下搅得大乱，却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但是，笔者坦言，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犯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路线错误。正象两军交战一样，他们是听命于指挥官的“炮灰”， 是战士，最后是战俘，而不是战犯。所谓“反革命煽动罪”、“反革命诬陷罪”、“反革命伤人罪”，似乎于理不通。后来对他们的定罪判决，正象文革中对刘少奇等人的打击迫害一样，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中国特色”的发明，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与现代法律毫不沾边。文革中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和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人的人太多了，难道都算“反革命煽动、诬陷、伤害罪”？当年的许多“老红卫兵”打死、打伤了那么多“黑帮”和“黑五类”，后来没有一个人获罪，有的人现在仍然高高在上，这难道就是“中国特色”？（注：据说某副司令员和当兵的曾经把彭德怀真正地“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乖乖！比韩爱晶厉害！）
　　笔者认为，虽然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产物，早晚要完蛋，但红卫兵过早地以“替罪羊”身份退出历史舞台，导火线就是清华、北大的武斗和由此引起的毛泽东“7.28”大召见。清华、北大的大武斗，蒯大富、聂元梓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文革初期“走资派”的镇压群众和毛泽东的支持造反派，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不可能这样严重。没有中央文革之流的背后支持和挑动，就没有天、地派的斗争；没有天、地派的斗争，就不会有大武斗。那样，毛泽东要找“替罪羊”必须另找理由。历史上，杀“替罪羊”历来是当权者缓解政治危机的惯用手段，但象毛泽东这样“眉头不皱”者和邓小平那样“斩尽杀绝”者，古今中外罕见也！
　　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中，他首先用年轻幼稚的第一兵团--学生红卫兵（包括中学老红卫兵和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敢死队把天下搞得大乱，打垮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把“走资派”和“黑五类”打得遍地皆是，屁滚尿流。然后，毛泽东又启动了他的第二兵团--利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学校和一切大小“臭老九”占据的地盘，把开始不听话也没用了的第一兵团“就地歼灭”；最后，毛泽东使出了真正的“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军管，并发动了文革第二大战役-- “批清运动”，利用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把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学生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一般干部甚至解放军内部的造反派全部打垮，凭空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反革命分子”，演义出了不仅文革史上、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惨烈、最滑稽的战争画面。
　　由于清华、北大的武斗和蒯大富借枪事件，在陈伯达、康生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收缴北航的枪。不久，卫戍区通知我把枪支清理好，擦干净，要来人收缴。卫戍区来人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难过地流了泪。我们把擦得亮亮的枪支、子弹如数上交，与卫戍区的帐目完全相符，一支不少，不但不少，还多出一些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中收上来的，一并上交了卫戍区。
　　卫戍区的干部十分满意，一位王参谋一个劲地夸奖说：“北航真不简单！这么多枪支子弹，一支不少，一支不坏，一点没出事，真不容易！了不起，了不起！要是换个学校，就很难说了。”
　　中央收缴北航的枪，是一个信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缴了枪”的北航红旗和红卫兵们的末日不远了。
毕业分配

　　毛泽东“7.28”大召见之后，北航革委会敲锣打鼓把“工、军宣队”迎进了学校。头头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接受再教育，北航的权力逐步移交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不久，“工、军宣队”召开全院大会，由韩爱晶、二把手井岗山和我作检查，主要检查“派性”和工作中的错误。（注：文革中我始终是北航革委会一普通委员，但是某些人“器重”我，把我变成了所谓的“第三把手。）结果，韩、井二人的检查没有通过。由于我经过一段反思，态度较好，加上没干什么坏事，检查被通过。“工、军宣队”继续让我主持了一段日常工作。
　　我行使的最后一次权力是审核了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并签字批准生效。这样，几千名毕业生分到了全国各地。
　　我把自己分到了电子部738厂。由于已成为我女朋友的尹聚平父母还没有“解放”，只能进工厂。为避免以后两地分居，我最后一次放弃了参军和去研究所的机会，两个人都分到了738厂。
　　1968年12月30日，我们来到北京738厂报到，成了该厂的正式员工。
　　北京738厂又叫国营北京有线电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该厂由苏联专家帮助援建，是中国第一家生产电子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的工厂，产品主要供给部队，当时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
　　原北航3511班的同学们一部分来到了738厂，一部分去了部队农场锻炼，后来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其中的张玉台同学因表现好，能力强，被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副总理调去当秘书，后来提为国家科委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十六大上，张玉台同学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当然，很清楚，张玉台同学文革中不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分到738厂的几个同学按规定皆分到了生产车间劳动锻炼，我被分到了几乎全是女工的计算机插件板生产车间，整天穿着白大褂同女工们一块焊插件、测试插件。
　　尹聚平分到了磁芯板生产车间，穿磁芯板。这是一项比绣花还要细的活，特废眼睛。当时的计算机内存，全靠磁芯板记忆数据。固体电路和RAM内存条尚未问世。
　　738厂也早已成立了革委会，同北航差不多，主要由造反派头头和三结合老干部组成。这个厂的造反派头头们文革中也很能干，但比起北航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厂里住房十分紧张，许多工人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平房里，有的一家三代住在一间屋里，但就连这样的平房，我们也分不上。我和尹聚平只好像别人一样，在厂子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民房，算是安了个家。1970年初，我们有了第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