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下部：杞人忧天（二）

　　话说“四人帮”们被抓起来后，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他们祸国殃民，注定没有好下场，历史老人的帐本上会永远记着他们。
　　关于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在长春郊区出生，十岁时丧父，1951年4月参军，不久随部队到了朝鲜战场，先当警卫员，后当通信员。1956年，21岁的他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上海国棉17厂，先当工人，后当了保卫科科员。以上集工、农、兵经历于一身的响当当的身份成了王洪文的政治资本。
　　文革中，王洪文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带头造反，当了上海“工总司”的头头。后来，王洪文被毛泽东看中，坐火箭到了中央，1969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28天，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华国锋等人突然袭击抓了起来。在监狱中，昔日耀武扬威的“造反司令”很快变成了“赖皮狗”，极为老实，认罪态度特好。他可能幻想着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他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0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90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308条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在法庭上当场表示服从判决，并发表了自白：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罪。……衷心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机会看来是不会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王洪文的好态度换来的是照样是无期徒刑。从此，王洪文开始了遥遥无期的监狱生活。
　　戏剧性的是，判刑后的一段时间，王洪文同“林彪死党”成员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人关押在一起。原来政治上的死对头，如今成了“难兄难弟”。猩猩惜猩猩，王洪文对吴法宪说：“对不起，吴司令员，我们曾经整过你们的黑材料。”吴法宪哈哈大笑，说：“过去的事情，别提它了。”其实，吴法宪心里可能说：“王副主席，要不是你们早把我们抓了起来，那有华国锋、邓小平他们的今天？”……
　　老百姓说，“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年轻，身体最棒，但骨头最软。
　　1992年8月4日，新华社向全国各大媒体发布了一则重要电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508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58岁身强力壮的王洪文因“患肝病”死在了监狱里，谢天谢地，这是最好的结局。这个罪大恶极的所谓“中共中央副主席”，不能让他活着出来，否则他会继续调皮捣蛋，兴风作浪，甚至会充当盗墓贼，去挖华国锋等人的祖坟。

　　关于张春桥
　　张春桥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人物。他靠耍笔杆子发迹，应当算个理论家，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据说当时毛泽东对张春桥非常欣赏和信任。
　　张春桥最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这很正常，因为他算个政治家，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他心里有数。不象王洪文，小痞子一个，在法庭上吓得屁滚尿流，什么话都说，什么罪都认。张春桥原来一心想当总理，没有如愿，心理很不平衡。如今面对现实，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干脆在法庭上睡大觉吧！
　　张春桥最后病死在狱中。关于病因和死亡时间，因为官方莫名其妙地“保密”，无考。有人说是1994年，有人说是2003年，不管怎样，张春桥已经死了……
　　有人说张春桥法庭上不讲话的行为是流氓耍无赖。
　　有人说：“张春桥象个政治家，是条汉子。”

　　关于江青
　　江青被捕后，“态度极其恶劣和嚣张”。从1979年至1981年，江青的案子由陈云接管。1980年夏，彭真负责对江青审判前的讯问和审问。江青大骂彭真是叛徒，是邓小平的走狗。巧合的是，关押江青的地方正是文革中彭真坐过的牢房。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话一点不假。
　　1980年11月26日，设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的特别法庭正式开庭。法庭对江青的第一项指控是“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随后，法官问一个证人：“谁指使你去长沙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该证人哭丧着脸回答：“江青下的指示。”接着，该证人老老实实地详细地交代了有关情况。这个证人，就是原上海滩的造反司令、被捕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江青当场对这个当年的“帮友”嗤之以鼻，她自我辩护说：“作为中央领导成员，我们向中央主席反映汇报问题，何罪之有？如果这就是诬陷，难道华国锋等人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问题不是诬陷？”
　　江青在特别法庭上的态度十分嚣张和恶劣，笑话和闹剧也很多。例如，当证人揭发她的罪行时，她经常高喊“我要发言！”气得法官们不停地喝道：“住口，江青！”当证人揭发她派人抄刘少奇等人的家时，江青终于打断了庭长江华的话，反问道：“抄他们的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破四旧是中共中央1966年8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她还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地喊出一句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当公诉人说她30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咆哮着跳起来问：“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法官没有理她。
　　在第六次开庭时，江青突然发难：“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在得到江华的认可后，她问道：“法庭是不是刑场？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防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起哄，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倒我的身上，天哪！我好象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相当年延安被国民党包围时，坚持战斗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人，那时侯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据说当时江青的话音一落，法官们气得说不出话来。
　　江青在狱中得了喉癌，开始她拒绝治疗，怕被治成失音说不出话。1984年后被允许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三零一医院看病，并由监禁改为软禁。1989年2月底，可能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江青又回到了监狱。她在监狱里可以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据说她刚开始曾经在监狱里做过布娃娃，并且做得很漂亮。只是后来她在布娃娃上绣上自己的名字，导致这些布娃娃不能出售，成了“废品”。她曾多次要求在毛泽东忌日时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望毛泽东，这当然不可能被批准。
　　1989年11月，中央批准江青恢复软禁生活，这时江青竟要求放她出去回中南海毛主席故居或钓鱼台17号楼的老房子度晚年。这些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据说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这时候，她可能已经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江青住进了北京朝阳区酒仙桥东南方一片树林里的一栋二层小楼，并派护士一同居住。这里原是北京武警部队的房子，笔者当年在附近钓鱼时，常见武警战士们出出进进，戒备森严。
　　江青在关押期间一直想写回忆录，并动手写了一些，后来不知为什么全撕毁了。日益严重的病情，使她的回忆录未能问世。
　　江青被关押期间，她唯一的亲人女儿李纳、女婿王景清（曾任怒江军分区参谋长）曾经多次探监。如今，已经六15岁、身体多病、有退休金的李纳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普通人的生活--有报道说前几年李纳在大街上排队买冬储大白菜，那完全过时的穿戴活象街道里的大妈。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被送进了位于骑河楼附近的公安医院。住院单上江青自己填的名字是“李润青”，她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毛泽东（字润之）的怀念。她的枕边放着毛泽东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泽东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病痛不厉害的时候，她都要背诵毛泽东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的《选集》。这时，她开始忍着病痛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她甚至因回忆录的名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或《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向护士们征求过意见。
　　1991年5月10日，在医院里的江青突然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酒仙桥的住地去。鉴于她的病情，官方没有批准她的要求。5月12日，李纳夫妇来到医院，但江青因为生李纳的气，拒绝见他们。
　　1991年5月14日凌晨1点20分，护士们离开了江青的房间。将近两点的时候，虚弱、绝望的江青从卧室挣扎着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室上方的铁架上。她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自己身体下面，吃力地仰起头，伸进了绳套里，然后踢开了身下的被子等物……
　　就这样，一个集演员、政治家、毛泽东夫人于一身的被人骂为“白骨精”的女人，在她77岁的时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当天下午，女儿李纳赶到医院，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李纳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李纳和江青、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在场。事后，有关方面把江青的骨灰盒交给了李纳，李纳捧回了自己家中。
　　1991年6月4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新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事实上，如上所述，江青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保外就医。直到1988年，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
　　据笔者所闻，关于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后来成为李纳和有关方面的一个难题，原因不言自明。因此，江青的骨灰盒一直长时间放在李纳家中。（注：为了江青的骨灰存放问题，淳朴的诸城老乡曾经“异想天开”，见本书上文。）
　　另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大女儿李敏家中一直摆放着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灵堂，来访者无不感到崇敬、悲痛和压抑。
　　笔者感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平民百姓，其夫妇归天之后，其尸体无不合葬在一起。而毛泽东和江青这对夫妇，其死后一个升天堂，一个下地狱。这，就是历史。
　　江青，这个出生于山东诸城、在青岛投身革命、混迹于上海滩、发迹于“宝塔山”的女流，文革中曾经做过“女皇”梦，但没能如愿，如此而已。江青是一个女强人，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叛逆者，社会原因和自身基因使她心胸狭隘，尖酸刻薄，好胜逞强。孔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几乎说的就是她。她的一生，充满了爱与恨的传奇色彩。她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紧相连。有人认为她一生劣迹斑斑，罪该万死，（注：例如有人说江青在上海时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并给蒋介石祝过寿；有人竟然说是她害死了毛泽东。）但也有人认为她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出类拔萃”之处。用文革中周恩来的话说，“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而江青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也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最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有的历史工作者认为，江青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在短时期内很难做出历史定论的人物。中共中央对她的“盖棺定论”需要由最后的历史实践检验。
　　关于姚文元
　　姚文元是唯一一个没有死在监狱中的“四人帮”成员。1996年10月，刑满20年已经65岁的姚文元出了监狱，被安排回了上海，先后在川沙、青蒲隐居。据悉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他3000元的生活费（相当于司局级干部离休金），还允许他合法继承了他父亲姚蓬子价值不不菲的房产。他平时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偶尔也练习书画、写生。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两个愿望，一是能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二是希望能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查，并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化数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 ，从1956年一直写到1976年被捕为止，共40多万字。消息传出后，据说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希望得到该书版权，香港等地也有几家出版社开出了高价。后来，国内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决定以500万买断版权。
　　姚文元的回忆录完稿后交中央有关部门审查，但一直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据说江泽民总书记看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的养老费变成了4000元，有关方面还派了一名警卫兼秘书“照顾”他。由此可见当局对姚文元的人性化政策。有人猜测姚文元可能因为文革中罪行不大，只是耍耍笔杆子，没有直接整过人，认罪态度较好；也有人认为是占了上海老乡的便宜。
　　可能是鉴于李志绥回忆录的教训，2002年，有关部门对姚文元的回忆录审查后就出版问题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布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的2003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就本人亲身经历、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请求被批准，有关方面还给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其中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并爆出了若干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这是他的回忆录简本。以下摘录部分内容，和读者先睹为快。
　　关于林彪外逃事件。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开始不相信。他叫总理再了解进一步的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经四个多小时，总理报告说警卫部队还找不到林彪，毛泽东仍半信半疑。他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对在场的人们（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20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气愤地指着周恩来和江青说：“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发脾气，摔东西，骂人，并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惟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纳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他才平静下来。
　　关于周恩来追悼会问题，姚文元写道，周恩来逝世后，关于追悼会问题，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主席出席追悼会；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处理）；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的意见，批上一个“好”字。最后毛泽东因为“行动困难”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关于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十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天安门事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邓小平的处理问题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是否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时，叶剑英站了起来，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的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曰：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曰：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曰：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姚文元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报送主席。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了李先念、张春桥、江青，并把江青名字用方框圈了起来。事后，主席召见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姚文元），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东兴）还是张（春桥）提的？谁提谁是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青），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问题，姚文元爆出内幕说，中央政治局都拿不出主意，请示主席，主席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方敌人的一伙，为什么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都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又说：“判黄、吴、李、邱死刑，也不过分。”后来毛泽东又征求多名老帅的意见，老帅们对林彪都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40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把他们“养起来”，甚至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关于地球人都知道的作为毛泽东遗嘱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姚文元披露：根本就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姚文元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些资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编汇出来的。因为当时中央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的形象和权威出发，从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还披露，从林彪事件发生后直到去世，毛泽东始终对自己的身后事忧虑重重。他常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提及他身后中央班子的名单：党中央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泽东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对于以上姚文元回忆录披露出来的诸多中央内幕情况，笔者不想妄加评论，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姚文元的说法和江青有出入。江青在特别法庭上说毛泽东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而姚文元否认这个条子的存在。据张玉凤说：“主席很长时间不能动笔了，不可能有那个条子。”笔者分析认为，这个毛泽东亲笔写的条子可能不存在，但毛泽东可能对华国锋说过类似的话。华国锋和江青等人为了争夺中央的领导权，围绕这个所谓的主席遗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时的结果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方成了“英明领袖”，一方成了阶下囚；最后的结果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渔公得利也！
　　关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其父毛泽民解放前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1957年11月，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跪在毛泽东面前，眼含泪花，一边磕头，一边说：“主席，我就把远新托付给您啦！”毛泽东收留了自己的侄子。之后，朱丹华改嫁给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从此，毛远新就跟着伯伯毛泽东和江青生活。江青对毛泽东的其他子女并不热情，但却非常喜欢毛远新。毛远新从小同李讷一块长大，管江青叫妈妈。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人之常情的家务事，
　　对这件事，在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新书《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作者汪文风写道：“毛远新……这个革命的后代，却不认自己的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应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父亲牺牲了，母亲改嫁前把他送给伯父毛泽东夫妇收养，就算他称呼毛泽东和江青爸爸、妈妈，有什么罪？难道这就算“投机”？至于毛远新“不认自己老革命的（亲生）母亲和继父，毛泽东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不知道作者有什么证据？据笔者通过朱丹华的亲友了解的情况，这纯粹胡说八道！打倒“四人帮”快30年了，作者竟说出这种小学生水平的话，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大作”问世，令人“拍案惊奇”。
　　作者汪文风先生何许人也？是年轻幼稚的学子吗？不，汪先生大有来头！他1929年生与湖北宜昌（大概今年有75岁高龄了吧？），1952年入党，原是北京二外汉语教研室主任，行政17级干部，“四五”事件中参与编印“天安门革命诗抄”，是“童怀周”小组成员。因为此功劳，汪先生“突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不但汪本人不知道，连学校党委也不知情。”（注：不知道怎么“选”的！）后来汪先生又被任命为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注：看来汪先生运气真佳。笔者自认为“四五”事件中和文革中保周总理的功劳不比汪先生小，可是不但没捞到个“一官半职”，反而惹了一身“臊”，看来人与人就是不一样。）
　　汪老先生在自己的书里还说，“戚本禹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高潮。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天安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总理，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这段话非常熟悉。从1967年底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先后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书里都是这样说的，想不到30多年以后出书还是这样说。看来“真理”是需要不断重复的。关锋和戚本禹如何组织和支持“5。16兵团”反周总理，笔者不晓得，但据王力说，他被打倒之前，忙得很，根本没有时间去“组织5。16兵团反总理”。他在被审查和关押的近15年中，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中纪委专案组）问过他“5。16”的事。作为中纪委的委员，王力的有关情况汪先生怎么会不知道呢？汪先生有什么证据直到如今还说王力“组织和支持‘5。16兵团’反总理”呢？究竟是王力胡说八道，拒不认罪，还是汪先生有真凭实据呢？作为中纪委的委员，说出的话是有分量的，甚至会使“人头落地”的，所以也是必须受法律监督的。如果信口开河，那是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至于那几个以“516兵团”的名义反总理的混蛋学生们受到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和“斥责”，汪先生说的是事实。但是，当年我们以实际行动誓死保卫周总理，痛击这些反总理的混蛋们时，不知道汪先生在干什么？
　　书归正传。毛远新1961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他是个注重业务学习，不太关心政治的人。1965年放假回北京时，毛泽东同他有几次谈话。这些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在高校中广为流传，成为对大学生们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当时，毛泽东就批评毛远新不关心政治，是中间派。文革中，毛泽东重复了他的观点，说他们家也分派，李敏是“右派”，毛远新是“中间派”，李纳是“左派”。
　　文革开始时，毛远新未毕业，留校参加文革。开始他是“保守派”观点，后来可能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影响，他开始造反。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很快成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并写了一篇“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国，“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也因他而出了名。 毕业后，为了工作方便，毛远新改名“李实”（这是毛泽东给他起的名字），分配到空军部队工作，后来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北地区的实权人物。这期间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树立了所谓“白卷英雄”张铁生这个典型。另一件事是伙同当时辽宁党政军负责人把一个好人判处了死刑，这个人就是对文革和毛泽东“恶毒攻击”并“破口大骂”的张志新。这两件事后来成为毛远新的主要罪状
　　后来，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按照公布的材料看来，主要是在对待邓小平的态度等问题上，毛远新听从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旨意”，没说邓小平好话。至于不说邓小平的好话是什么罪，笔者不晓得。笔者只知道自己说过邓小平许多好话，例如，“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为民造福的；邓小平是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可惜没有立功。
　　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同时被抓，后来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是上海人，出身平民，比毛远新小12岁。 毛远新被捕后，已经怀孕的妻子也被审查，并差点被迫离婚、打胎。1977年1月，其多灾多难的女儿李莉出生。李莉天生丽质，酷似其母，但因母亲怀她时用药太多，导致双耳失聪，成了聋哑儿。1982年，妻子全秀凤带着五岁的女儿第一次探监。毛远新多么想抱一抱未见过面的女儿，女儿却恐惧地躲到妈妈身后，不认这个陌生人为爸爸，毛远新当时肝肠欲断。多年来，妻子全秀凤为了治疗女儿的病，东奔西走，求亲告友，到处举债。
　　1989年，毛远新被“保外就医”，走出监狱。他先被送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妻子女儿从上海来西安和他团聚。1993年毛远新刑满，有关方面修德行善，把他一家调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继续使用“李实”这个名字，其真实身份只有研究所两位主要领导知道。他到研究所报到后，所长虚虚实实地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军工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
　　毛远新隐名埋姓，埋头忘我地工作，很快成为所里的技术管理业务骨干。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出众，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由于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他在研究所闹了许多笑话。许多人不明白，一个在空军和公安厅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竟然不是共产党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他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龄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为国家干事。”问他是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入党，他苦笑着说：“也许是吧。”由于他不能当官，有位不明底细的副所长想提他为总工办主任，他只好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合再挑更重的担子。”由于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年基层普选的日子，所长便事先安排他“出差”几天，顺便去检查治疗在监狱留下的腿病。
　　多年来，毛远新以崇高的父爱关心着女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疏通同女儿的关系。他一下班，便帮助女儿学习。为了使聋哑女儿将来生活自立，他引导女儿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女儿素描、水粉、透视学，后来又引导女儿学习电脑。现在正帮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成人大本考试。
　　崇高的父爱，如今早已经融化了女儿心头的寒霜，父女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对年老的父亲处处关心、照顾，妻子全秀凤也已经从悲伤、痛苦中解脱出来，一家人过着普通、清贫、安定的日子。
　　2001年2月，60岁的毛远新正式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退休养老金人民币1080元，并享受烈属待遇。在上海，这点钱维持四口之家（妻子、女儿、岳父）的生活，可想而知，但比毛远新小时候在新疆国民党监狱和17年共产党监狱里的日子强多了。
　　写到这里，笔者坦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加上历史老人恶作剧，毛远新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在毛泽东面前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在他掌权期间，肯定也错误地整过别人。但无论如何，对其判刑17年的处理似乎有点过分。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还要看主人。毛泽东的侄子不说，作为我党著名烈士毛泽民的儿子，只要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武装暴乱，没有搞反革命政变，无论如何，应当网开一面，手下留情。至于说过邓小平的坏话，可以写个检查，向邓小平赔个礼道个歉，也就完了。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绝对人人平等的法律。
“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权”。
　　（注：关于文革中张志新被杀害之前先被割断喉管一事，近年来许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这回事。笔者无法考证，只好按照别人的调子“鹦鹉学舌”吧。）
　　想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三军造反派们批斗“彭罗陆杨”。已经被逼跳楼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装在一只筐里，军队造反派们把他摔来摔去，差点折腾死。不知这些迫害罗瑞卿的“解放军造反派们”怎么处理了？
　　关于“五大学生领袖”被判刑后的有关情况和近况，可说充满了故事和传奇，笔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独家新闻，介绍如下，供读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参考。

　　关于王大宾
　　笔者同王大宾不熟，文革中几次与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1年抓“5。16”运动时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不知为什么，王大宾的刑期是从1974年算起，抓“5。16”时的几年隔离审查没有折算刑期，这点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单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王大宾的婚姻充满了悲喜剧。1973年，王大宾在审查期间患了严重胃病，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准王大宾调往深圳，加上多种原因，两人只好忍痛割爱，协议离婚。后两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两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儿，两家常有往来。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使王大宾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经人介绍，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比王大宾小八岁的共产党员刘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宾的面前。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首先向刘素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查的有关材料。刘素芬经过慎重地考虑，决定与王大宾交友。她认为，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重在表现”。1988年，二人终于喜结良缘。当时穷困潦倒的王大宾为结婚准备的全部家当是两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才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教授（王大宾的老师）地举荐下，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领导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了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现在已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
　　历史证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关于谭厚兰
　　作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与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却因“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为什么如此“优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为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吗？还是谭厚兰托人走了后门买通了法院？
　　非也！原来，在宣判的时候，谭厚兰“请假”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天堂”报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护士的亲戚从病房里推出一具尸体往太平间里送，死者床头上的牌子上写着：谭厚兰，子宫癌……
　　原来，谭厚兰从1970年隔离审查，后被捕关押，患了子宫癌，住进了公安医院，死在了附近的妇产医院。监护她的警察们得到了解脱。
　　对死去的人没法再判刑，这就是谭厚兰“占便宜”的原因。实话实说就完了，还来点文字游戏，仿佛谭厚兰占什么便宜似的。什么罪行轻微，态度较好，免于起诉，全是骗小孩的。
　　谭厚兰这个可恨、可悲、可怜的“女强人”，文革中带头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后来又带人去山东砸过“孔家店”，在北师大对反对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如此而已。她死时40多岁了，始终未来得及结婚。
　　不过，谭厚兰也曾风光过。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担任副团长，出了一阵风头，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关于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1934年小学毕业，升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聂的亲友中有数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思想激进，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达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儿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往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开始时，45岁的聂元梓因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名扬全国、全世界，从此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聂元梓在毛泽东1968年“7.28”大召见两个月后，即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八三四一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期间，聂曾两次逃跑外出上访告状，但无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学校。聂被隔离关押后，其子女也被株连，儿子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多月。1968年冬天，聂被押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五7干校”监督劳动，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断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残疾。
　　粉碎“四人帮”后，迟群、谢静宜作为“四人帮”的死党也被抓了起来，而聂元梓仍被北大新领导人关押达十年之久。迟群后来死在了监狱里，而谢静宜由于是个“小丫头”，被从宽处理，没有判刑。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聂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幻想着毛泽东能救她。可是，有关人士正式告诉聂元梓，对她（包括其他几个学生领袖）的监禁和审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批准和同意的。这当头一棒，把聂元梓等人的幻梦打碎了。
　　戏剧性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笑话。有一次北大批斗迟群、谢静宜时，把曾被迟群、谢静宜关押了十年的死对头聂元梓和蒯大富拉来一起陪斗。这事看来滑稽，其实完全正确。事实上，“五大学生领袖”和迟群、谢静宜都是毛泽东文革中不同时期树立的典型和的信任的干将，用江青的话说，都是毛泽东使用的看家“狗”，虽然因为“品种”不同，有时会“狗咬狗”，但都听主人的话，都按照主人的旨意行事。然而“狗”们哪里想到，随着主人的爱好和脾气的变化，他们的身份和命运也已改变--从“文革宠物”变成了“丧家之犬”。本来，“打狗”要看主人的面子，手下留情，但对已经没有主人的“丧家犬”来说，“屠夫”和“食客”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狗肉火锅”是很香的，往火锅里加上各种“调料”更好吃。
　　在批斗会上，毛泽东留下的几条“狗”们被一根根绳子栓住脖子，由警察们“牵”着，不准喊叫，一叫就勒紧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又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在会上，宣布开除聂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由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法办。（注：这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同时被宣布逮捕。）批斗会给聂元梓罗列了诸多罪状。聂元梓承认文革中有错误，但对有关指控皆不承认。批斗会后，聂被关到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一关又是五年，既不提审，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注：同时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聂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计算应当到1991年1月12日，而聂本人计算应当到1986年4月29日。差别在于被迟群、谢静宜隔离审查期间有的时间不算。在这一点上，“老佛爷”可谓斤斤计较，不太大方。多关几年就多关几年，在监狱里还省饭钱呢！
　　可是，出乎聂元梓预料的是，她在延庆监狱刚刚被关了一年半多一点，1984年12月21日，监狱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医，并说她已经被假释，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来了。原来，已经63岁的“老佛爷”聂元梓在监狱里百病交加，腰椎旧伤复发，心脏病严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反正她也被关了十几年了，千万别让她死在监狱里，那样太麻烦，还要给她处理尸体。”这大概就是把聂元梓从监狱里扫地出门的原因吧？
　　聂元梓对提前释放感激涕零，但她担心自己出狱后的吃、住、看病问题。狱方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她去找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
　　聂元梓出狱后，一边治病，一边找有关当局。北京市劳改局说，让她找北大。北大说，你已经开除公职，不是北大的人了，我们不管！
　　由于受她的牵连，儿子的处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住房狭小，住不下，聂元梓不愿再连累儿子，到姐姐聂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轰出了门。于是，64岁百病缠身的聂元梓开始在北京市到处流浪，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期间，她不停地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皆无人过问。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习仲勋的夫人之后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习仲勋批了一个条子，由街道居委会发了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很快就停发了，原因不详。
　　为了生存，聂元梓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在凄凉的晚年挣扎着、屈辱地话着。她说，“我是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热爱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乱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我文革中无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组织原则执行的，按照党章和法律我是无罪的。我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够平反的那一天。”
　　看来，老革命出身的聂元梓十分顽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太可能成为叛徒。
　　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聂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老太太开始下海经商。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好在她认识的人和认识她的人多，人家见她可怜，叫她帮着办点事，打打电话，写写信，问问那里有彩电，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钢材。苍天不绝人，这样，竟然帮别人办成了几桩买卖，从中得到了一点服务费，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久，有人给她提供了西苑饭店的公司办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业务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竟然赚了一些钱。不久，她自己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买了两辆汽车，一辆丰田，一辆吉普，又托人买房子，一下子就先给了人家五万元定金，连个收条也没有。
　　然而好景不长，上帝又一次捉弄了这个“智商不高”的老太太。她的汽车很快被人偷走，她买房的钱被人骗去，后来骗她钱的人也死了，死无对证了。
　　在她小小发财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插曲。许多不三不四的人都来揩她的油，把她当成了“土八路”、“雷锋老太太”。有人借她的钱不还，有人骗她的钱，有人赖着不走，专门吃她、喝她。这样没有多久，她的买卖越来越难做，原来赚的钱也陆续赔进去了。最后，聂元梓又成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不过吃饭的钱恐怕还是有的。
　　目前（本书定稿时的2004年初），已经83岁高龄的聂元梓仍然顽强地活着，身体还算健康。近几年，为了生计，她一面继续做点买卖，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自己的问题，她承认“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无罪。”她说，她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写的大字报；她做的许多事情有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或通过女儿李纳）指示的，有些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们当时都合法地代表党中央和上级，我聂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线错误。对于因为这些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是我的责任的我诚恳赔礼道歉，不是我的责任的谁干的谁负责。判我十7年刑是不对的，我是无罪的，历史最后会还我的清白。”
　　笔者认为，聂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旋涡，情况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但许多事情表明，“文革”把聂元梓这样一个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推上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后来又把许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统统推倒她身上，判处17年重刑，同样是历史的无奈。可怜的是，如今已经83岁的“老佛爷”仍然水平“不高”，对许多事情想不开，看不透，至今不懂政治，不懂得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塘格木传奇

　　（笔者注：关于蒯大富、韩爱晶二人被判刑后的具体详细情况，笔者断断续续地听二人介绍过，但不详细。笔者写本书期间，尽管多次同二人见面、聚会和联系。但关于在塘格木劳改农场的详细情况二人不愿意多讲，并不愿意写他们的所谓“隐私”。笔者认为，蒯、韩二人是文革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结局和命运也算文革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多年以来，有关批判和丑化二人的不实之辞遍地皆是，所以笔者也想凑凑热闹，于是写下了下面的章节。因缺乏详实的资料，其中有些情节只好想象和发挥——也可以叫编造，读者就当小说看吧！至于是否伤害、诬陷了当事人，读者自有公论。）
　　话说蒯大富、韩爱晶二人从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的1970年起计算刑期，到被判刑时尚有数年需继续服刑。二人先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押解离京。作为全国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险分子，这两个年轻的“宝贝儿”不能留在北京周围地区，必须把他们打发得越远越好。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节火车车厢，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们和几个重刑犯赴中国第一劳改农场--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
　　经过了数天漫长的“旅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被押送到了目的地。
　　塘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省共和县境内。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特适合于做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可以通县城，守住了这条道，任凭犯人跑吧，几天几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不知谁选中了这个好地方。
　　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向劳改农场办理了交接犯人手续，饱尝了西北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鲜美的手扒羊肉，酒饱饭足之后离开了塘格木，把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留在了这里。
　　塘格木劳改农场很大，约有数千名犯人在这里服刑。犯人们大都是刑期较长的刑事犯和年龄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国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干什么的都有：杀人的，强奸的，图财害命的，抢劫、盗窃的，贪污巨款的……没有一个善主儿，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许多是死刑犯和死缓犯、无期犯。许多人可能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一直到死。
　　有些刑满释放的犯人因无家可归或不愿离开，便在这里留了下来成了农场的职工。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繁衍生息。许多劳改犯们的后代互相交配，保持着正宗的劣质基因。有的刑满释放留下来当了职工的人把远在老家四川、青海、宁夏、甚至内地的子女亲友（当然是贫困地区山沟里的）叫来，用他们的汗水来浇灌这片冷漠荒凉的处女地，换取维持生命的蛋白质之类。这里犯人们流传的“座右铭”是：荒原野岭藏野鬼，无处黄土不埋人……
　　笔者后来到西宁出差的时候，到塘格木实地考察了一番。以游山玩水者的眼光，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驾着“巡洋舰”越野吉普，在荒原上奔驰了好几个小时。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一直延伸到天边的雪山下，真正是“天高云断，望断南飞雁。”这里空气清新，风景如画；一群群牦牛、羊群悠然自得地啃着青草，互相追逐嘻戏着；藏族打扮的牧民，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如实告诉他，这是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的劳改过的地方。
　　这里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风沙，更没有沙尘暴；这里没有汽车尾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这里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绿色食品，真正的一个世外桃园。
　　我真羡慕这田园诗般的仙境，甚至产生了当初为什么不替韩爱晶来劳改的念头。这里有我喜爱的一切，只缺一样东西--自由。
　　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来到农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农场。许多干警、职工、家属及劳改犯们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这里天高皇帝远，人们没风过大世面和“大人物”。如今来了赫赫有名的“蒯司令”和“韩政委”，那绝对是新闻人物。许多劳改犯认为韩爱晶是女的，可能已嫁给了蒯大富，如今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农场上下，一片轰动，人们奔走相告，那气氛不亚于尼克松访华。
　　蒯大富他们临时住的地方，天天门庭若市，连农场的孩子们也象过节一样热闹。
　　韩爱晶警告蒯大富，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不要乱说话，以免节外生枝。
　　作为劳改农场一方，实事求是地说，对蒯大富他们的到来也十分欢迎。劳改农场只管犯人劳动改造，基本“不问政治”，特别是文革中那通天的、说不清的政治。天高皇帝远，文化落后，消息闭塞，人们比较愚昧。那些劳改犯们，不是杀人放火的，就是强奸抢劫的，全是人渣，管着他们别跑了就行。而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是“反革命政治犯”，有文化，有名气，又是因文革造反判的刑，每人都有传奇的故事，他们同普通刑事劳改犯们不一样。农场里缺文化人，也搞第三产业，蒯大富、韩爱晶他们绝对是用得着的受欢迎的人物。因此，农场的领导们对蒯大富和韩爱晶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十分客气，不过问他们的“历史”问题。
　　到农场后的第一项劳动就是盖干打垒住房--当地人叫地窨子。
　　青海高原冬天很冷，犯人们大都住在平房里。文革之后，犯人增多，监房不够用，农场便组织犯人自力更生解决住房问题，盖一批“简易住宅”--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当地人在地上挖一个一米多深的方坑，地上再用草和泥巴垒一人多高，顶上用木条树枝之类做樑，再压上一层草和泥巴，就成了冬暖夏凉的地窨子。
　　蒯大富身强力壮，他是农民的儿子，这点活难不住他。他干得很卖力气。
　　韩爱晶体弱有病，力气不大，但他仍然赤着脚挽着裤腿，割草，和泥、挖土，吃力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许多崇拜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小劳改犯们主动帮忙。说来可笑，他们甘心情愿地拍蒯、韩二人的马屁，为二人送报打饭，端茶倒水，服务得很周到。
　　很快，一排新的干打垒地窨子就盖好了。不几天，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人分了一间“安乐窝”。
　　农场分给每人十几只羊，一头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赶回农场围拦里。
　　尽管跑出去必死无疑，但农场仍然有铁丝网和哨兵看守，只不过没人敢往外跑而已。
　　从此，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天早上拿着鞭子，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们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诗为证：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举牧羊鞭。
　　世上风云多变幻，
　　荣辱弹指一挥间。

　　就这样，蒯大富、韩爱晶当了一段牧羊人。后来，农场子弟小学缺少教师，蒯、韩二人便当了代课老师，不再放羊。
　　据韩爱晶后来说，塘格木劳改农场的日子，使他终生难忘，受益匪浅。在这片广阔的处女地上，他用劳动的汗水，浇灌着脚下的土地，也洗涤着自己的灵魂，从而也明白了许多人生的真谛。在社会的最底层，在人渣成堆的地方，他除了看到了愚昧、丑恶、贫穷、落后之外，也发现了许多闪光的灵魂亮点。那些成年累月与他们在一起的管教人员事实上比他们强不了哪儿去，低微的工资养活不了家口，许多人的妻子都在农场当临时工。他们许多人没有出过青海，更不用说北京了，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哈哈的，心里十分平衡。
　　形形色色的犯人们也成了他的人生老师，教他明白了正义与邪恶、残忍和善良。犯人们中也有人性的良知，甚至有闪光的亮点。有的犯人在暴风雪中为抢救羊群，有的为营救管教人员而受伤了。
　　韩爱晶曾说过，历史上，没坐过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他无怨无悔。人间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启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热的头脑，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望着那些农场的孩子们（大多是劳改就业人员的后代），韩心里百感交集。孩子们可爱又可怜的样子，令他心里感慨万千。这些孩子的大部分，可能永远走不出这片大草原。他们将象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在这片茫茫的荒原上以牛羊为伴，为生存而挣扎，在贫穷、愚昧中繁衍生息，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
　　这里最多的是贫穷、落后和愚昧，最缺少的是文化，以及那个可以让鬼推磨的资金。
　　韩爱晶对蒯大富说，国家应当对西部地区增加投资、开发、扶贫，甚至移民。
　　但是，此时的韩爱晶，纯粹是杞人忧天。“你认为你是谁？”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改造吧！
　　作为天之骄子的名牌大学生，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幸运儿，作为红卫兵的领袖人物，韩爱晶、蒯大富们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喊着革命造反的口号，举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在北京折腾了二年多，经常出入人大会堂和钓鱼台，那种日子多风光啊！革命原来是这样容易，但是正象把他们抓在手上当猴耍的毛泽东说的，他们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了解战士，不了解社会，更不了解社会的最低层。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正象攀着大树爬到宝塔顶上的猴子，一旦大树和宝塔被风刮倒了，猴子们只能摔得头破血流。
　　头破血流但尚有一口气的韩爱晶、蒯大富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夹起尾巴，才能做人。
　　韩爱晶开始把自己的心血和文化知识倾注在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孩子们身上。他教他们识字、学文化，给孩子们讲他们能听懂的道理和喜欢的故事。当然“造反起家人头落地”之类的故事是不能讲的，不能误人子弟，做人要有良心。
　　孩子们很喜欢这个瘦个子老师。他们哪里知道，教他们的这个老师是个“反面教员”，同他们的老子们一样，不是个好东西，同广播里天天骂的那个“四人帮”是一家子。
　　孩子们，孩子们的家长们，劳改犯们对“韩老师”十分喜欢和感谢。
　　让劳改犯当老师，在内地可能是“天方夜谭”，但中国太大，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很正常。正象让“巨贪”坐在人大会堂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农场的领导们、干警们对韩爱晶的表现也给了充分地肯定和称赞。
　　韩爱晶经过了痛定思痛的反思，决心一辈子当真正的小小老百姓，再也不介入那肮脏的政治旋涡。他甚至想，干脆在塘格木干一辈子，了此残生。这是1984年，韩快40岁了，离刑满还有一年。
　　蒯大富不以为然，他嘲笑韩爱晶目光短浅。他认为不应悲观失望，将来来日方长，不搞政治可以搞科技，搞经济，照样干一番大事业。“天生我才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必要老死在这个地方。将来赚了钱，给这里投上几个亿，改变这里的面貌，竖个纪念碑，不就行了吗？”这次轮到“蒯司令”教育“韩政委”了。
　　韩爱晶仍然很悲观：“我们出去后就40多岁了，什么技术也没有，戴着大反革命的帽子，能干什么？中国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我看没什么大的奔头了。”
　　“谁说没有奔头？只要我们不介入政治，中央总得给我们出路。我就不信出去以后没人要。我离开青铜峡的时候，许多人都等我回去。山高皇帝远，他们才不怕什么大反革命呢！他们真诚的欢迎我老蒯回去。我那个厂很大，全国第一大铝厂，人才缺得厉害，我是学化工的，回去后大有用武之地。凭我们的脑袋，学点什么还不容易？”蒯大富胸有成竹，不失“蒯司令”的风采。
　　“我真的是有点悲观了。主席‘7.28’召见时说的一些话我现在才明白过来，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四人帮’出卖了我们，把我们害成这样，我对政治是寒了心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出路了，我说的是政治出路。没有政治出路，其它还有什么用？钱对我们没有用，钱再多也没人说你好，况且也不可能那么容易赚钱。没有政治出路，还不如在这里了此一生。你看那些看破红尘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不都告老还乡，隐居山林，或削发为僧，皈依佛门，了此一生吗？”韩越说越悲观。
　　文革中，韩爱晶常给蒯大富出谋划策，蒯大富也爱听韩爱晶的话，以至毛泽东说韩爱晶是蒯大富的政委，会出主意，是韩信的后代。有些人便借题发挥，说韩信是野心家，毛泽东实际上说韩爱晶是野心家。其实，毛泽东就喜欢有大志有“野心”的年轻人。中国人把野心家当成千刀万剐的怪物，而在外国，所有的大人物都是“野心家”。没有点野心的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并且被人瞧不起。
　　但据笔者认为，韩爱晶实在不够格当野心家。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办事比较踏实，私欲不高。他生活上甚至象个老农民，很容易满足。文革中他曾对我说过，毕业后最好去当兵，为部队的科技发展贡献一生。韩爱晶和我们都知道，到部队去当兵是很难混到将军、元帅的。
　　蒯大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韩的想法，他甚至怀疑韩爱晶又在卖关子，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
　　蒯、韩二人来塘格木之后，随着刑满的临近，许多人早就盯上了他们。在这人渣成堆的地方，他们绝对是“白马王子”。大学生，年龄也不很大，又是“名人”，至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人看的很重，有人看的不重。其实，“反革命”是中国的特产，在国外，是没有“反革命”这个词的。先进国家没有“反革命”、“政治犯”这些词，人家叫不同政见者，不丢人。
　　盯上蒯、韩二人的有劳改犯家属，有就业职工，也有农场管教人员。他们开始热情地为二人拉线搭桥，提亲说媒。有介绍自己的小姨子的，有介绍自己的女儿的，有介绍自己的。有汉族的，有维族的，还有远在四川、拉萨的川妹子、藏妹子。
　　韩爱晶、蒯大富被逗得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
　　蒯大富几句话，就把热心者浇了一头凉水：
　　“我找老婆有三个标准，第一要二15岁以下，第二要研究生以上，第三要绝对漂亮。三者缺一不可，拜托诸位帮忙吧！”
　　“好你个蒯大富！这不明明是欺负人吗？再关他十年，看他还这么狂不！”众人扭头而去。
　　韩爱晶唱白脸，耍滑头，“象我这样的，谁看得上？打一辈子光棍挺好。”
　　谁知说者无意，听者有人。其结果是，韩爱晶为这句话付出了非常值得的代价。
　　转眼到了1985年，韩爱晶刑满了，但没有“释放”。他接受了农场组织上的安排，决定留在农场就业，当小学教师。不久，在农场有关人员的帮助和介绍下，韩爱晶和一位年轻的川妹子喜结良缘，
　　写到这里，为了让读者轻松一下，先插入两个真实的笑话。
咬鼻子与割耳朵的故事

　　1968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保卫部办公室里，有人敲门，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学生走了进来。大口罩上面，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认女生我认识，是导弹系的一位高干千金，姓吴名女。
　　“什么事？大热天戴口罩干什么？”我问。
　　吴女摘下了口罩，只见她鼻子上贴着胶布，但仍未妨碍她美丽的脸蛋。她低下头，羞羞答答，欲言又止。
　　我见她这个样子，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便把办公室的人赶了出去。干保卫工作，常碰到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就是保卫部长吧？”
　　“对，我是戴维堤，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我的鼻子被人咬掉了一块。”
　　“什么？怎么回事？谁干的？”
　　“我们班同学张男。”女生说着哭了起来。
　　“为什么？”
　　吴女越哭越伤心，说不出话来。
　　下面的话看来实在不好说，我已猜出了点眉目。看来她是来告状的。
　　“你先回去吧，我调查一下。”我把她打发走后，拿起电话，叫导弹系的头头和张男一块过来。不一会，导弹系革委会主任老宋和张男来了。
　　“你就是张男？”我问。
　　“对。”张男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也是一位高干子弟。
　　“你把别人的鼻子咬了？”
　　“对！我把吴女的鼻子咬了。”张男好汉做事好汉当，象个高干子弟的样子，满不在乎。
　　我气得把桌子一拍，喊道：“你这是犯法你懂不懂？怎么回事？”
　　“她活该！我恨不得宰了她。”张男说。
　　“是不是谈恋爱闹矛盾了？无论如何，你不能咬人家的鼻子？你是怎么咬的？”我非常好奇。
　　于是，张男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
　　原来，二人都是高干子女，谈恋爱已一年多了。他们的老子被打倒后，就当了逍遥派，心灵空虚无聊，就谈起了恋爱。可是最近，女方对他越来越冷淡，最后提出分手。张男很爱吴女，不同意分手。但吴女去意已定，不再理张男 。张男听信了许多有关吴女的传言，气不打一处来，决定报复。一天晚上，他约吴女出来见最后一面，并还她的照片情书之类，吴女如约来了。张男流着泪，劝她回心转意，表示离了她就不活了。女方表示对不起他，劝他把她忘了吧。这时张男提出最后吻她一次，吴女同意了。于是张男借亲吻之机，用力一口，把女方的鼻翼咬下一块肉来，然后吐到地上，用脚踩烂，扬长而去。
　　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张男的系革委主任老宋也笑了，他说张男说的是实情。
　　我把张男训了一顿，让他写检查，并说要给他处分，然后让他回去了。
　　事后我考虑再三，没有处分张男，让他们系里批评教育算了。
　　当时没有整容手术。不知道吴女的鼻子后来怎么样了，总而然之要留点记号，真可惜了那张漂亮的脸蛋。
　　谁料事过多年之后，听说张男和吴女最后握手言欢并结了婚，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们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我这里只好祝愿他们白头偕老并为他们隐名埋姓，以免挨骂。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恋人、夫妻之间闹点矛盾，最好既不动手，也不“动口”。

　　另一个笑话是割耳朵的故事，这是我毕业以后的事了。
　　我们1968届毕业以后，学校里留下了69、70届学生还未毕业。当时文革已无事可干，学生们百无聊赖，思想空虚、无聊、痛苦，盼着早日毕业。一些学生回了家，一些人谈恋爱，一些人泡病号，干什么的都有。
　　有一位学生李某因慢性病住进了西郊一温泉疗养院，他本无什么大病，只不过借机来疗养一下。疗养院可以请假外出。
　　在疗养院里，李某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最后勾搭成奸。
　　女护士已结婚，丈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厂里经常派他出差。女护士常把李某领回家去幽会。
　　不料有一天，女护士和李某被她丈夫撞上了。女护士哭哭啼啼，花言巧语。忠厚老实的丈夫原谅了妻子，把李某骂了几句放走了。
　　女护士丈夫的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都骂他是窝囊废，活王八，并出谋划策。女护士的丈夫终于激活了雄性大丈夫的本能。他准备了一把刀子，回到家后，把女护士老鹰抓小鸡一般揪了过来，用刀子对着她。
　　“说，你和那臭大学生怎么回事，是谁先主动的？”丈夫说。
　　“是他先主动的，我全说，饶命饶命。”
　　“要想活的话，就听我的。”丈夫下了命令……
　　于是，女护士回疗养院后对李某更加温存。李某贪恋女护士美色，早已不能自拔。女护士说，明天晚上再去她家，那个该死的又出差了。
　　第二天，李某如约而至，刚进女护士家门，一把刀子就顶住了他。
　　一阵拳打脚踢，李某已鼻青脸肿，跪地求饶。他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只漏着两只大耳朵，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
　　女护士早已躲了起来。大丈夫怒气难消，越骂越气，越恨。他想捅死李某，又怕杀了人不好办。这时，他突然发现蹲在地上的李某的两只耳朵仿佛在向他示威。
　　说明迟，那时快，大丈夫手起刀落，一只耳朵掉了下来。
　　大丈夫把耳朵交给李某，骂了声：“滚！”然后自己到公安局投案去了……
　　这就是文革中北航学生被人家割了耳朵的故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奇不有。
人王如山

　　1986年初的一天，我接到了在西宁工作的老同学王如山的电话，说韩爱晶的的妻子在青海共和县人民医院难产，经抢救，生下一个男孩，现母子平安，但欠医院一笔医疗费。王如山说他出一部分，让我在京火速筹一部分寄去。我立即寄去了一笔款，并写信向韩爱晶祝贺，祝贺“大反革命分子”有了接班人。
　　“王如山是北航红旗的大好人。”韩爱晶后来说。
　　文革初，王如山也是支持我的老造反，后来是北航红旗的普通一兵。他是内蒙人，上大学时就剃个光头，十分出名。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哥们义气很重。文革中，头头们派王如山去看管隔离审查的党委副书记周天行。开始时，他对周天行很凶，毫不客气。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开始同情周天行，处处给周天行提供方便，并找头头去闹，要求解放周天行。韩爱晶等头头们十分生气，要我处分王如山，我没有照办，因为我也是红旗内“6.19”观点的，主张解放周王行。王如山听说韩爱晶要处分他，对我发牢骚说：“他韩爱晶算什么东西，敢整我？我比他造反还早。周天行明明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不解放？”我劝王如山不要生气，并越过权限，批准和支持王如山和周天行专案组的学生给周听行夫妇送东西、见孩子等等，后来我又支持韩爱晶解放周天行，因故未成功。这些，周天行可能都不知道，甚至始终不认识我，他只认识王如山等人。后来周天行解放后，领导北航抓“516”，把我等整得好苦，此为后话。
　　文革中，王如山一直是北航红旗普通战士，同韩爱晶的关系一般，更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
　　毕业后，王如山回北航看望已解放的周天行。周天行夫妇停止了会议，盛情招待王如山。这正是，人在危难之时，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也！
　　王如山同我一样，以他的人品交了好多朋友。他毕业后分配到了遥远的青海西宁汽车厂。周天行夫妇要帮他调回北京，他没有同意，认为在西宁挺好。他是孝子，母亲在内蒙，他每年好几趟从西宁回内蒙看望母亲。每次路过北京，他都来找我玩。据我所知，他可能是北航唯一分配到青海工作的学生。
　　后来，王如山受李冬民案件牵联，进了监狱。华国锋、吴德下台后，他才释放并平了反。他一放出来就来看我，我俩在中山公园喝了一瓶二锅头，坐在椅子上睡了半天。
　　进过监狱挨过整的王如山对判了重刑的韩爱晶十分同情。
　　生活中常有这种人，重感情，讲义气，大道理讲不出太多，哥们义气第一，同情弱者，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计个人得失，历史上有许多这种人。梁山好汉李逵，少林寺出家的许世友上将，都是这路英雄。做为小人物，王如山也算一个。
　　王如山在西宁青海汽车厂混的不错。该厂生产“青海湖”牌汔车，按现在的看法，这个厂绝对大有前途，不知为什么后来也没成气候。王如山很聪明，靠技术，当了设备科长。他对机电设备十分内行，外号“王大拿”。厂里和西宁市许多重大机械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往往离了他玩不转。许多单位都请他去当现场顾问和指挥。有一次市里安装一种大型设备，许多人都没有把握，便把王如山请了去，很快解决了问题。从此，人家送了他一个“王大拿”的雅号。要不是受李冬民事件牵连，他早就当厂长了。
　　韩爱晶等人去了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的消息，是我告诉王如山的。王如山一听，就说要去探监，看望韩爱晶。
　　我劝王如山不要去看韩爱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王如山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青海天高皇帝远，韩爱晶在这里举目无亲，作为老同学，去看看他又怎么啦？大不了我这个设备科长不当了。探监自古有之，怕什么？”我听后十分感动。
　　王如山果然自己开着汽车（他厂里有的是汽车，可以试车）带着吃的东西，奔驰数百公里去塘格木劳改农场看望韩爱晶。
　　这就是王如山。
　　假如我在西宁工作去看望韩爱晶的话，因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既应该也无所谓，但做为北航红旗普通一兵的王如山此举不能不说是“义举”。
　　我联想到我被关押受审查的时候，许多应该来看我的人吓得躲得远远的，甚至有的人落井下石，令人寒心。这个世界上，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韩爱晶的川妹子夫人难产时，王如山又长途跋涉，跑前跑后，送钱送物，不光韩爱晶感动，我也为之动容。
今日韩爱晶

　　转眼到了1987年夏天，韩爱晶与川妹子的“爱情结晶”--宝贝儿子已经一岁了。这时，突然传来了“圣旨”，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乔石同志的批示，他和即将刑满的蒯大富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塘格木的朋友、难友们，携妻儿离开了他刻骨铭心的塘格木。
　　“再见了，美丽的塘格木，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韩爱晶擦去眼角的泪水，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送行的有王如山等人，一位帮助安置“后事”的警察同行。
　　笔者认为，韩爱晶应当感谢塘格木。塘格木给予他的东西太多、太多，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值得。做为“副产品”，塘格木送给了他一个川妹子，又慷慨地“搭配”上一个大儿子。要我是韩爱晶，我就是花上一个亿也要在塘格木建立一座纪念碑--如果有钱的话。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
　　在老同学们为其“洗尘”宴会上，我向韩爱晶敬了一杯酒，说：“感谢你老弟替我坐了十几年牢，我向你表示衷心地感谢并深表慰问。祝你因祸得福，拐了个川妹子，又得了个大儿子。”众人哈哈大笑，韩爱晶笑而无语。
　　“不过”，我接着说，“老兄有几句话忠告。第一，北京乃是非之地，你也好，蒯司令也好，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想着再进北京，北京不是我们这些人待的地方。今后来北京办事，干脆先向中纪委打招呼，来干什么，住在哪里，接触谁，甚至在哪里拉屎撒尿，都报告清楚，省得别人疑心疑鬼。第二，患难夫妻，1日夫妻百日恩，糟糠之妻不可弃，何况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不管你将来如何，若有三心二意，休怪我们不是朋友，我老戴将把你搞臭，遗臭万年。怎么样？”我的话引起了在座的一片笑声。当时还没有“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句准真理。韩当时处于百废待兴、穷困潦倒之际，他的首要问题是让老婆孩子别饿肚子。
　　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
　　我们陪同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韩便南下“走马上任”，去了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安排照顾得既不过分，又不欠缺，叫做恰到好处。
　　后来韩分到了一间房子，安了个家，川妹子后来当了临时工，岳母接来看孩子。
　　川妹子鲤鱼跳龙门。她告别了贫穷、愚昧、落后的故乡，变成了城里人。
　　韩爱晶被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一天，从电子部调到株州市任副市长的北航老同学乔钟涛（同韩爱晶一个系的）带领市里大小头头来厂里视察工作，“顺便”兴师动众地看望了韩爱晶。在场的有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各部、委、局、办头头，把韩爱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都想看看韩爱晶是啥样子。乔副市长文革中是保守派，没沾韩爱晶一点光，所以他也不怕受牵连。韩爱晶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乔副市长让厂领导好好照顾韩爱晶，有什么困难找他。我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老同学乔钟涛肃然起敬。
　　不久，韩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慕韩爱晶之名，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后来，几家控股大公司的老总们被韩爱晶的廉洁奉公精神所感动，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开始几年，韩把妻儿留在株州，一个人在深圳闯荡。虽然处于创业阶段，但身为总经理，加上深圳毕竟是半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各方面的诱惑很多。但他还行，没有变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近女色。他从未进过卡拉OK厅，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他始终两袖清风，从未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如今，他仍保持着穷学生时的“寒酸相”，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公司的关系户们知道他叫韩爱晶，没人敢说三道四，买卖照样成交。
　　后来，某些大股东们为韩爱晶的敬业精神和廉杰奉公所感动，又主动出资注册了一家独立法人的信息网络公司，交他管理。
　　韩爱晶老夫少妻。他对妻儿疼爱有加，一有机会便回株州看望。由于韩本人的户口仍不能进深圳，韩先将妻、儿的户口迁到了深圳。目前一家在深圳，虽然生活不很富裕，但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美满幸福，安定团结。社会上的许多谣传都是瞎扯淡。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部退休，目前给一家公司当顾问，抽空研究文革历史，写回忆录。儿子韩钢已经17岁了，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夫人相夫教子，管理“内政”，并抽空做一些买卖业务，以贴补家用。
　　看来，本人当初的警告或许起了作用，或许是多余的。
蒯大富与女硕士

　　交待完韩爱晶的故事，再说蒯大富。
　　蒯大富的刑期比韩爱晶多二年。1987年10月31日，他服刑满17年后离开了塘格木劳改农场。据说，宁夏青铜峡铝厂的工人自发地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凯旋归来”。
　　蒯回厂后，夹起尾巴做了一段老实人，但树欲静风不止，人有了名气--不管是什么名气，很难安分守已。找他的人太多，上至厂领导，下至工人们。由于蒯大富在审判“四人帮”时揭发张春桥上过电视，他那付带着金边眼镜西服革履象个大教授的派头使人目睹过蒯司令的“风采”。
　　有人为蒯大富介绍了厂里一位漂亮的女工，但最后没有“成交”。蒯大富的择偶标准不变。不久，一位符合条件的硕士小姐找上门来，此人便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二15岁的云南小组罗晓波。她慕蒯大富之名，冲破了教授父母的阻拦，毅然奔赴大西北投进了蒯大富的怀抱，二人喜结良缘。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在给女儿起名时，蒯大富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薄一波骂他“一听名字就是反革命”的笑话，反其道而行之，给女儿起名蒯晓琼。蒯晓琼者，“快小穷”也！省得别人再骂，蒯大富心里想。
　　蒯大富不想在大西北扎根。他梦寐以求想回北京发展，但此路不通，于是他想“曲线救国”，先调回内地再说。
　　著名的山东蓬莱地区一私营企业家看中了蒯大富，花代价把他聘请到了蓬莱。这事也无可非议。青铜峡铝厂是大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肯定有许多机制上的原因不顺利。蒯大富眼高手不低，他不甘心永远当螺丝钉，他是蒯大富。人挪活，树挪死，不一定在一棵树上吊死。
　　蒯大富受聘担任了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总工程师，爱人罗晓波一同前往。公司为蒯大富提供了宽敞的住房和汽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蒯大富夫妇决心大干一场，以报知遇之恩。他北上北京、天津，南下广州、深圳，拉项目，筹资金，开市场，又回母校清华运作，大有重振“蒯司令”昔日雄风之劲头。
　　蒯大富有两个“野心”。一是想进北京发展，这大概受了中关村“四通公司”老总们的影响。“四通公司”赫赫有名，许多老总都曾是蒯大富的战友和部下。另一个“野心”是想出国考察一下，开开眼界，以便为自己公司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作准备，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他又提起了这个问题。
　　“算了吧，老蒯。”我给他泼冷水，“进京和出国两件事起码十年内你别考虑，不可能让你的野心得逞的。”蒯不以为然，他说：“国外好多大公司和社会团体都发函邀请我出国考察访问，甚至某些“研究机构”也看中了我。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难道还怕我跑了不成！我蒯大富还不至于那样无知。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大的，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希望为国效力。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里能撑船。按说我现在已经是回头的‘浪子’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牢也坐了，错也认了，罪也罚了，应当给我基本的生存和政治权利了。曹操的将领大部分是降将，照样帮曹操打江山，救曹操的命。我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这样怕我们。我不甘心，我要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出国看看。”
　　“你别瞎子点灯啦！你好好给我们山东老乡卖力气干活吧！中央就是怕我们，一些老人们就怕我们挖他老人家的‘坟’。这是明摆着的事，人家信不过你。一朝天子一朝臣，谁让你听毛泽东、周恩来的话玩命造反，结果上了林彪、四人帮的‘贼船’呢？要是救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王震等老人家的命，还用着费这个事了吗？”我实话实说。
　　蒯大富后来果然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出国，如我所言，不批。
　　机会似乎来了。前二年，北京市有关区的领导想开发第二个电子一条街--电讯一条街。从新街口到人民大学，这中间有邮电部，电影学院，北师大，国防科工委，铁道部水科院，北影，中保公司，航空航天大学，中软总公司，邮电大学，政法大学，金融大学，牡丹集团等大单位，开发电讯一条街不失为明智之举。有关区领导要物色一位合适的人物挂帅，有人推荐了蒯大富。有关领导认为，这是搞经济，不是搞政治，文化革命已过去20多年了，如今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于是决定请蒯大富出山。
　　山东人不干。“你蒯大富这是干什么？好不容易冒着风险把你聘来，又没有亏待你，你这山看着那山高，算怎么回事？”但是北京要蒯大富，胳膊拧不过大腿，忍痛割爱吧！但不能让你蒯大富白走，得赔我们的损失。北京有关方面同意赔偿损失。于是蒯大富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准备走马上任。有关方面已给他配备了住房和汽车。
　　那天又是老朋友们聚会，蒯大富那个高兴劲，甭提了。在座的朋友们也为他祝贺，宴席上一片欢声笑语。
　　我没有吭气，低着头喝酒。借着酒兴，我对蒯大富说：“老蒯，休怪我老戴扫你的兴，我看这事玄！洞房花烛夜要刺刀见红才算数，陈希同同意并签字了吗？”
　　“这事用不着陈希同管，又不是来北京当处长、局长，区一级同意就行了”。大伙异口同声。
　　“休怪我说扫兴话，你们是不生孩子不知痛。”我说，“你们到现在不懂政治，你们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我估计这件事成不了。如果没有“六.四”，或许有点希望。”
　　“老戴说的有道理。”有人同意我的分析。
　　果然，不幸又被我言中。不几天，北京土皇帝陈希同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大富先生，北京不欢迎你，请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历史老人又一次把蒯大富等人的“天灵盖”猛敲了一下。
　　据说某些老同志一听说蒯大富要来北京，马上找到了陈希同：“不能让蒯大富进京！否则我们就撞死在你陈希同的办公室里。”
　　蒯大富只好又灰溜溜地回了蓬莱。
　　笔者有感而发。孔子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干的。
今日蒯大富

　　书归正传。好马不吃回头草，山东人眼里揉不进沙子。蒯大富回蓬莱后，自知理亏，未等主人下逐客令，带领老婆孩子去常州过度了一段时间，然后直杀深圳。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多堵墙。蒯大富毕竟是蒯大富，他的朋友遍天下。有杂质的玉石仍然是玉石，不是茅坑里的石头。
　　很快，蒯大富就被一家外资公司聘为副总裁，后来又成立了自己为法人的公司。靠着他的名气和精明的运作，他的公司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今天的蒯大富，已经成了深圳的小“大款”，有住房，有汽车，有利润可观的公司，终于圆了“又快又大又富”的“梦”，历史老人阴差阳错地把他变成了真正的“快大富”。这正是：有心栽花花常落，无心插柳柳成阴。
　　笔者有感而发。赚点小钱，或者就算成了大款，不是我辈的理想和吉音。犹太人很有钱，但很痛苦，因为他们丧失了家园。我辈丧失的是母爱，而狠心的老母亲至今不让儿子们回家。
　　就在本书写到这里即将“封顶”的时候，蒯大富又来到了北京。他这次是来参加清华校庆活动的。他利用校庆和“五、一”节假日，拜访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所到之处，宾朋满作，一片欢声笑语。
　　在天安门附近豪华的皇家大酒店里，蒯大富宴请诸位老朋友。在座的有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公司总经理，也有我辈下岗职工。席间我端起酒杯：“恭喜老蒯发了大财，看来起个好名字就是管用。”
　　蒯大富哈哈大笑说：“发点小财，混碗饭吃，小康而已，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我的名字给我带来的全是灾难。现在我的一切都是我的女儿带来的，因为她叫蒯晓琼--快小穷。”
　　众人哈哈大笑。
　　席间，蒯大富频频敬酒。他仍不减当年的风采，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笑话连篇，幽默不断，记忆力出奇地好。
　　我翻看着蒯大富的影集，发现了一张蒯大富和韩爱晶在深圳街头邓小平巨幅画像前的合影，这真是一张十分有意义的照片。
　　“老蒯，我说你真应当感谢小平同志，要不是他老人家搞改革开放，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哪有你今天的好日子过？你应当在邓小平画像前磕三个响头。”我说。
　　“是啊！邓小平虽然把你关押了17年，但没整死你，给你留了一条生路，你真应当感谢老邓。要是毛泽东时代，你劳改释放后连工作也找不到，更不可能当‘大款’。你应当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你现在是给个部长也不换，多好！”有人说。
　　“毛泽东时代我早就当工程师了，不可能坐牢。”蒯大富笑着说，“现在不用说部长，连个小科长也比不上，我现在事实上许多政治权力仍然被剥夺，仍然不准入党，不准出国，更不准当官，甚至连户口也不让迁到深圳来。我只好当个体户。不过我挺满意，心里很平衡。感谢中央给了我一碗饭吃。小平同志没有要我的命，我已经感恩戴德了，被抓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现在，我是深圳的纳税先进个体户，我只能为国家做这点贡献。我的座右铭仍然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我不计较任何个人恩怨。”
　　“据我所知，深圳人不太关心政治，但特恨‘文革’。‘文革余孽’在深圳不太受欢迎。不知你和老六（韩爱晶）双双去了深圳反应如何？”我问。
　　“不对，深圳人很大度，很欢迎我。我和韩爱晶到深圳后，许多媒体记者整天找我。有的记者未经我们同意，把我们的照片登了半版报纸，象巨型广告一样，我们很生气。不了解情况的人，又认为我老蒯要出风头。这些记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蒯大富尚有自知之明。
　　“挨整之后，对文革中的事怎么看？”有人问。
　　“文革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帐，对许多人包括我来说也许是一场灾难。我始终认为文革中我响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号召起来造反没有错，错在我头脑发昏，一是世界观没改造好，二是上了当，受了骗，犯了许多错误，伤害了一些人。文革中我有滔天大错，但我也是受害者，我不是反革命，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中央把你判17年刑，比陈伯达、姚文元只少一年，你服气吗？”
　　“判得是有点长了点，政治需要嘛！不过没有什么，谁让我是蒯大富呢？”
　　“你的主要问题是不该反刘少奇、王光美？”
　　“工作组和王光美不整我，我能反王光美吗？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中央文革要我反刘少奇，我能不反吗？当时全中国有几个人不反刘少奇？我也是上当受骗者。那么多人整刘少奇，‘九大’开除党籍，一直到把他整死，难道都是我的责任？算了！不提这些了！”
　　“听说现在你同许多‘太子党’交了朋友？”
　　“有一些。他们都不错，有的人很有水平，不象外界传说的那样。象某某某、某某某都是很不错的。他们很大度，很开放，比他们的老子厉害。”
　　“‘六.四’时你在哪里？”有人问。
　　“不怕诸位见笑。‘六.四’时我在西北宁夏，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同罗晓波跳舞，连报纸都很少看。”
　　“高！看来没有白关你，老蒯真是改邪归正了。”众人大笑。
　　“你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什么，用户群是哪些？”我问。
　　“我主要做电子产品、声光设备、网络工程、医疗设备等等。客户全国各地都有，我讲信誉，他们也讲信誉，去年业务不错，今年更好。我是深圳市模范纳税人，税务部门对我十分客气。”蒯大富快人快语。
　　“后来又回过塘格木没有？你应该再回去看看，到那里投点资。”
　　“太忙了，哪有机会去？不过将来有可能去。中央开发西部是英明的决策。当年我和韩爱晶就认为中央应当在西部投资，这不仅是为了发展西部经济，也是政治的需要。如果西部老是贫穷落后，西藏、新疆就不安全。现在中央决心很大，但困难不小。至于个人投资，目前很难有短期回报，况且经济实力也不允许。”
　　蒯大富说罢，举起酒杯敬了大家一杯酒，说：“欢迎大家到深圳去看看。深圳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大了。”
迟来的爱

　　公元2000年底，就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本书初稿完成之时，突然传来了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笔者夫人尹聚平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笔者诚惶诚恐地向读者报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旧世纪结束之际，文革中因随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赴武汉，在“7.20”事件中死里逃生，后被打成“5。16”分子、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女干将，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尹聚平在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工作30年并当了奶奶之后、即将退休之前，终于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多次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别批准，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的“三种人”被批准入党，这可算是当今中国的大新闻。对于这姗姗到来的“迟来的爱”，我诚惶诚恐地代表全家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本来，在抓完“5。16”以后，我辈青年学生们并没有查出什么“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杀人放火”之类的“滔天大罪”。当年正风华正茂的我们多么想轻装前进，努力工作，报效祖国和人民。可是，某些老人们就是不放心，把我们当成了“四人帮”的人，当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的人，一定要给点颜色瞧瞧。这一“瞧”，从20多岁到死政治上始终不得翻身。幸亏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共产党革命烈士的鲜血，始终对共产党坚信不移，否则，不自杀也要得神经病，甚至当“恐怖分子”。如今，已经当了奶奶的尹聚平终于劳驾和惊动了中央最高当局，被“特赦”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受宠若惊之余，怎不令人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呢？
　　令人感动和欣慰的是，在积极支持尹聚平入党的人们中，有些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有的甚至是当年尹聚平的专案人员。
　　请某些读者不要见笑，作为共产党人革命烈士的后代，我们不能象你们某些人那样，把整个共产党看得一无是处，甚至恨不得共产党一夜之间垮台，这是你们的偏见。用文革中的一句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它的领袖人物，在某些历史时期--不管是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政党能不能正视和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这些错误。
　　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不觉又跑了题。本书由衷地说了共产党许多好话，决不是害怕文字狱，忠言逆耳的话本书遍地皆是。
　　最后想说明的是，夫人入党是夫人的事，共产党再好，本人进火葬场之前恐怕是加入不了了。作为至今戴着“三种人”帽子的家伙，本人有自知之明，别把共产党的圣水搅混了，那叫做“污染”。托共产党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先生们的福，做一个自食其力、粗茶淡饭的退休职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老百姓，做一个始终在中华母亲大地上吃喝拉撒睡、喝酒、钓鱼、下棋的爱国者，既能减肥，又能长寿，挺好！
 
最后的话

　　写完了以上的文字，笔者最后声明：
　　文革之初，蒯大富、韩爱晶也好，笔者之流也好，都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虽然出身不很高贵，但都是喝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其实，喝国民党的奶长大的也是一样，不能说天生就是坏蛋。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几乎人人发疯的年代里，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指挥下，我们奋起造反。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头脑发昏，忘乎所以，加上中央文革捣乱，实在真假难辩，因此充当了错误路线的打手，参与迫害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和老干部，犯下了滔天大错（注：笔者除外）。后来很快被“四人帮”之流当成替罪羊，一脚踢开，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中他们有错误，但他们也是受害者。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叫罪行也可）应当被十几年的重刑和审查所抵消。
　　笔者始终认为，对文革中的人和事，应当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不能简单地以牙还牙，以怨报怨。中央上层的斗争，不能搞扩大化，更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邓小平同志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早已“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上的许多恩恩怨怨理应“逝者如斯夫”！如今，“地、富、反、坏、右”早已经平反，中国已经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全国人人都是“活雷锋”，难道惟有蒯大富之流还是阶级敌人吗？如今，为了吸引外资，为了缓解就业问题，让更多下岗失业的中国人有碗饭吃，可以请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投资、建厂、做买卖，给中国人当老板，发工资；台湾省人，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甚至昔日的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战犯、还乡团头子都可以来中国大陆投资、发财，有的甚至被聘为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有的“资本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大批下岗失业者的“救世主”；昔日的“山姆大叔”、“皇军”、“国民党将领”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为什么小小的蒯大富们就不能将功补过，带罪立功？难道已近“花甲”之年的蒯大富们真的能半夜三更抗着铁锹去挖人家的祖坟吗？某些老同志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绳，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是否有些太紧张了呢？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呢？
　　据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国民党战犯十年就特赦了，右派分子由臭变香用了20多年，“地、富、反、坏”获得“解放”也20多年了。如今，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文革余孽”们已经死的死，老的老，还要他们“忏悔”到什么时候呢？中国人过去整人兴“灭九族”，如今学会了“马拉松”，让时间老人充当杀手。岂不知，时间老人有时也会不堪重负的。胡耀邦同志活着时曾经哀叹，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历史怨恨和横沟什么时候才能消失，什么时候才能抚平呢？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呢？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在进行任何革命或社会变革时，都应当团结和利用大多数，包括犯过错误的人。连封建帝王都知道上台后实行“大赦”以争取民心。任何时候，应当是坏人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和调整，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当权者，宽宏大量，抛弃前嫌，化敌为友，给政治出路和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为的树敌和树对立面的作法早应休矣！政治斗争，恩威兼并，该出手时才出手，该宽容时就宽容。所以，笔者认为，文革回潮，文革余孽复活之类的担心早已大可不必，那早已是杞人忧天。
　　有人竭力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本人举双手赞成。但是，除了文革中的受害者和混进造反派里的坏蛋外，似乎还应当把文革初期真正搞“打砸枪”、草荐人命而至今不认错反而飞黄腾达的老红卫兵“联动”分子们；文革初残酷打击、迫害广大青年学生、教师、干部的“工作组”和“工作队”们；抓“5，16”运动的刽子手们（决不是指一般奉命行事的普通干部群众）也刻在历史的耻辱拄和纪念碑上，以警示后人。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公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建，看来不是资金问题。有人说，这是给中央出难题，是不懂政治，惟恐天下不再乱，这话有些道理。某些人坐井观天，只看到自己小圈子里的世界，对文革中挨过的整、受过的苦至死不忘，整天钻牛角尖。有的人甚至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干部和大量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恨不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知咋回事，您说这文革博物馆怎么建？
　　任何人造的博物馆和纪念碑都不可能永恒，十二级地震一来全完蛋，只有人民群众心中的纪念碑和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才是永恒的历史纪念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仅说对了一半。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本来不需要检验，要想检验也可以，但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更不是一个、两个人或一部分人说了算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正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也！
　　岁月沧桑。文革中的造反派虽然没有一个进“官场”的，但都大浪淘沙、各奔东西。有的成了刑满释放人员，有的成了退休、下岗或失业者，有的当了爷爷奶奶，有的“与时俱进”，阴错阳差地成了“大款”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有的去了火葬场……笔者直言，现在真正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理解和拥护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政策的人群中，“文革余孽”们不在少数。他们是痛定思痛者的反思，而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叫好。现在真正给共产党抹黑、帮倒忙的，不是我辈造反派们，而恰恰是那些文革后提拔起来受到重用的贪官污吏和蜕化变质分子们，这些家伙们没有一个是造反派出身。令人头痛而“可爱”的“六.四精英”们（例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和《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也没有几个是“文革余孽”。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里能撑船。某些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既然能同当年的“帝、修、反”和国民党战犯、地主、资本家、还乡团头子们握手言欢，甚至拥抱接吻，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造反派们？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正视人权的今天，对有公民权的公民似乎不宜再张口就骂，举手就打，那有侵犯人权之嫌。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儿，都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做事三思而后行。

　　2000年 元旦初稿
　　2004年 8月终稿
 
后记

　　本书在长达数年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他们有的提供了有关历史素材，有的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笔者由衷地表示感谢。
　　本书有关章节借用和摘录了王力、叶永烈、师东兵、唐少杰等人著作和文章中的有关内容，有的摘录了不知名的网友的文章内容。另外，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学校的王海鹏、李继俊老师和学生们为本书初稿的文字编辑和录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参考资料
　　（1） 《中共党史》
　　（2） 《山东诸城市志》
　　（3） 《山东安丘市志》
　　（4） 《潍原战火》
　　（4） 《毛泽东选集》
　　（5） 《邓小平文选》
　　（6）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
　　（7）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8） 王力-- 《文革反思录》
　　（9） 叶永烈--《“四人帮”全传》、《王力访谈录》
　　（10） 师东兵--《中国文革史》、《汪东兴传》、《胡耀邦的最后十年》等
　　（11） 陈再道--《武汉“7.20”事件始末》
　　（12）叶永烈--《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
　　（1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大事记
　　（14）权延赤--《杨成武在1967》
　　（15）李志绥--《毛泽东私人保健医生回忆录》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17）香港--《邓小平的最后十年》
　　（18）张佐良--《周总理的最后十年》
　　（19）《江泽民传》--香港版
　　（20）《赵紫阳传》--香港版
　　（21）《中共太子党》--香港版
　　（22）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
　　（2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24）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25）《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26）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