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下部：杞人忧天（一）

朋友啊！朋友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无私地帮助别人，不求任何回报，这是山东人（当然不是全部）的脾气。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困难，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你可以离开我。”崔健的这首摇滚歌曲，我百听不厌。
　　抓“5。16”运动结束后，许多老同学有的失去了联系，有的开始同我联系，分配到外地来京出差的一些老同学常到厂里来看望我。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很晚了，我和尹聚平正要睡觉，听见有人敲房东的院门，我出去开门一看，来人给了我一拳，啊！是朱军。他又黑又瘦，象个鬼似的，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朱军在北航是我组织保卫部的工作人员，应当算我的办公室主任。我不在时，把许多权力都交给他，全院的财务报销他代我签字，我的手枪交他保管。他个子不高，精明能干，是我的“死党”和干将。我和韩爱晶赴山西、山东以及我去厦门抓周国怀，都是带他去的。他毕业后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北航红旗一名能干的女将）一起分到了贵州航空部某基地。
　　抓“5。16”运动中，军管会多次让我交代、揭发朱军的问题，我是他的领导，不可能揭发他的问题，况且他也没有什么问题。从军管会的口气看来，朱军单位也把他隔离审查了。
　　不知北航的掌权者什么时候把“北航红旗”定成了“反革命组织”，就象解放初期清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分子一样，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们在抓“5。16”运动中全部受到审查、关押，几乎无人幸免。有的人，包括个别头头因受不住逼供，贪生怕死，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地写了许多所谓揭发别人的材料。但朱军是好样的，椐我所知，他没有胡说八道，也没有出卖我，揭发我。
　　我和尹聚平赶紧把朱军请到屋里。老同学死里逃生又重逢不容易，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的军管会坏得很。他和爱人皆被关在地下室里一年多，受尽了折磨。贵州潮湿，二人放出来时，两腿皆走不动路了，是抬到医院去的，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过来。
　　“都是因为你。”朱军拼命地抽着烟，笑着说，“军管会一天到晚逼我交代你和韩爱晶的问题，说我是‘5。16’分子，全是他妈的北航转去的材料。还骗我说你也写了材料，揭发我是‘5。16’分子，是你发展的。我一听就是假的。”
　　朱军告诉我，他们单位一个大学生，抓“5。16”时被逼疯了，半夜里用菜刀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砍死，自己从四层楼跳下去了
　　呜呼！这就是文革中的抓“5。16”运动。某些人总认为自己文革中受了迫害，把一切气撒在造反派身上，整起造反派来毫不手软。可是造反派也是人，他们中间也有没干过坏事的好人。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究竟谁是谁非，只有苍天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我问朱军。
　　“谢天谢地，林彪叛逃后，我们军管会主任是林彪死党，被抓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解放了。我们成了受林彪死党迫害的英雄，一下子就翻身了。你们呢？”
　　“咳！别提他了。林彪事件都不让我们知道。北京邪门儿，‘九.一三’事件后又关了我们近一年才放出来，至今不得翻身。”
　　“贵州那边‘5。16’都否了。抓‘5。16’是林彪搞的，天天喊林彪语录，一个不漏，一个不漏。林彪一完蛋，全翻案了。”
　　“可你不知道，北京这边抓‘5。16’可是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江青他们搞的。周总理对抓‘5。16’也有指示，‘5。16’主要是反总理的。”
　　“反总理的那个‘5。16’就几个人，早在1967年就处理了，事过两年之后又想起来抓‘5。16’，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中央文革是贼喊捉贼，拿造反派的脑袋堵老帅们的嘴。看着吧！中央早晚又要出事。”朱军不愧我的部下，“英雄所见略同”。
　　接着，朱军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我看，真正的‘5。16’后台就是毛主席。‘5。16’者，造反派也！造反派的总后台和最高统帅就是毛主席。”
　　“这话有道理，可不能乱说。”……
　　老同学一气聊到天亮，和衣而卧。
　　从此以后，我和朱军经常保持联系。
　　恢复高考以后，朱军夫妇为了摆脱贵州三线山沟里的日子，发奋图强，双双考回了北航研究生培训班，二人带着孩子上学，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但是，由于不算正式研究生，北航未发硕士证书。按规定，必须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朱军原单位也要求他们回去，并许了朱军科技处长的愿，这是他自己说的。
　　朱军夫妇一心想留在北京，我义不容辞地尽力帮忙。我托了许多人，想了许多办法，朱军自己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朱军一家四口的户口进了北京。
　　当时办一个北京户口比登天还难，朱军一家四口户口进京，连派出所的人也惊呆了，他们怀疑朱军是高干子弟或有通天的关系。
　　户口进了京就好办了。我借了厂里朋友一间房子，安置朱军一家住下。我把朱军当成手足兄弟，该办的事自然不在话下。
　　关键的问题是要为朱军夫妇找一个好单位。这事比较好办，因为他们俩有学历，业务很好。
　　当时电子部正在筹建一个很大的计算机公司。筹备组领导中有我的熟人和朋友。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把朱军夫妇的情况吹了一通：研究生毕业，精通外语，懂计算机，得过部级和空军多次嘉奖……总之，绝对是难得的人才。
　　第二天朱军夫妇便到该公司上了班，成了正式员工，连一个字的证明材料也没有，也没用面试、考试，只凭我一封信。档案是后来转过去的。
　　实事求是地说，朱军夫妇之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条件和优势，我不过尽了点义务而已。否则，换了两个笨蛋，人家也不会要。
　　后来，朱夫人被派往法国培训，但离出国还有一个月时，突然得了肝炎，指标很高。若不能很快降下指标，出国只好换人。
　　我托了电子部医院要好的医生朋友，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了朱夫人的病，没有耽误出国。
　　朱夫人在法国培训一年多，被法国某大公司聘请为该公司驻北京总部高级雇员兼翻译。据说该公司总裁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在钓鱼台接见招待，就是朱夫人担任的翻译。
　　朱军本人也被提为处长，一帆风顺，并很快分到了一套房子。
　　看到亲如手足的老同学今非昔比，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因在厂里一直受审查，当老百姓。我的地位、权力等于零，我的能力和关系已经发挥到极限。朱军夫妇基本上不需要我再帮什么忙了，但我们两家常来往，关系很好。
　　后来朱军认识了胡耀邦的二公子胡君，并带胡君到我家来玩，为胡君上研究生的事找我帮忙，我尽上了最大的力量，详情后述。
　　1984年，为了摆脱我在738厂的住房困难等困境，我毅然下海，受聘到海淀区玉渊潭乡任工业公司顾问和中玉实业公司副经理。
　　中玉实业公司是我介绍玉渊潭乡和朱军单位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联合成立的。玉渊潭乡出厂房、职工住房和地皮，中计公司出资金和技术人员，派人出任总经理，朱军担任技术副经理，我代表玉渊潭乡出任经营副经理。
　　当时，中玉实业公司同“四通公司”和“联想公司”成立时间差不多，但资金、技术等条件比“四通”、“联想”好多了，如果好好干的话，后来比上“四通”、“联想”，也差不多。
　　当时我已经是下了海即将被厂里开除的人，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而朱军他们是公派的，铁饭碗。
　　我这人本事不大，唯一的长处是爱交朋友。我负责经营，但离不开朋友和技术，渐渐地，朱军单位派来的许多技术人员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受到了公司员工的赞扬和拥戴。我万没想到，总经理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更没想到，朱军竟站到了他一边。
　　“我们的人都让老戴拉过去了，我们被架空了。”朱军竟然对一把手这样说。
　　我不知道朱军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化。历史上，共患难的朋友很多，共享受的朋友不多，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朱军应当理解我。他曾为我受了那么大的牵连，在关键时刻死保过我。
　　之后，我和朱军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误会也越来越大，很难再合作下去。
　　不久，玉渊潭的“老农民”议论纷纷，说中玉公司把“三种人”聘请来了。这还了得！别把玉渊潭的水搅浑了。
　　不久，中玉公司在朱军和总经理的“运作“下，终于解体了。他们没损失一根毫毛，而我，面临着讨饭的命运。
　　我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向玉渊潭的老农民解释我的一切，说了人家也不信任。如果连老农民也容不得我，那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将无我立锥之地。尽管招聘我的玉渊潭乡有关领导竭力挽留我，但他不是一把手，他保不了我。人活一口气，738厂是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尽管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尽管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趁着738还没有把我开除，我又回到了738厂。
　　后来朱军一直飞黄腾达。几年之后，总公司派他到深圳担任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北京总公司的领导。可是，二人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和分歧。朱军本事很大，他联合了许多董事向董事长发难。不久，《深圳日报》登出了头号新闻：某某公司总经理炒了董事长。
　　朱军后来曾向我多次解释，并请我到他公司去“打工”，我谢绝了，从此再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去了香港发财去了。我祝他发大财，祝他一家幸福。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观点相左，一家人夫妻、父子之间吵架的很多，但回到家中仍是一家人。可我和朱军之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我的心里一直在流血。
　　多年以来，我一直反省自己，检点自己的诸多失误，包括和朱军的关系。
　　值得欣慰的是，可能由于深厚的友谊基础一直在起作用，也可能是上帝从中安排，十年之后，我和朱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久别重逢。此时的朱军，据说已经是“亿万富翁”，整年全世界飞来飞去。而已是退休职工、自食其力的我只有目瞪口呆地祝愿他继续发财。不久，朱军又变得“无影无踪”了，我真心地祝愿他好自为之，平安无事。
　　什么是朋友？观点、利益一致的人就是朋友；把你当成朋友的人就是朋友；不出卖朋友的人就是朋友。要允许朋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不允许背叛，这是我的观点。
　　共患难的人最后不一定是朋友，但是，消除了误会或矛盾会成为更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广交朋友的人，实事求是地说，我有很多朋友。有些平常来往很多，与我有许多共同兴趣和爱好，平时吃喝不分，叫“酒肉朋友”也可以。这些人大都是淳朴的工人和同事，他们都很朴实可爱。我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但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一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不太关心政治；有些朋友平时很少来往，但一旦有事绝对帮忙；有些是纯政治上的朋友，气味相投，在一起只谈政治，但很少一起吃吃喝喝；厂里的一些老干部，抓“5.16”时曾整过我，但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节假日我常去看望他们；厂里原来的“保守派”头头，文革中对立得很厉害，后来哈哈一笑，皆成了朋友，有些人互相帮过大忙。从形形色色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了同情、理解、批评、鼓励甚至赞扬，这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怀念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文革之前是团中央书记。文革中，听说他受到不小的迫害。北航红旗与团中央隔行如隔山，既未反过胡耀邦，也未保过胡耀邦。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人民作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胡耀邦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戴，不是因他的权势，而是他的人格。他既是远见卓识，顾全大局、襟怀坦白的革命家，又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人民办实事的人民公仆。他去世后，人们那样悼念、怀念他，说明他为人民办了好事，真正地活在人民的心里。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工作期间，冲破一切阻力，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为许多受文革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作为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胡耀邦同志具有远见的卓识和宽广的胸怀。尽管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完全否定，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大度、宽阔胸怀，采取了网开一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张宽宏大量，吸取教训，既往不咎。他的主张和作法令我辈感激涕零。
　　笔者曾见过胡耀邦同志给彭真同志的一封信，那是一份夭折的中央文件。在信中，胡耀邦同志建议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小将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他认为，那些错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承担。“老家伙”们都站错了队，娃娃们有什么错？他们年轻无知，上当受骗，而受蒙蔽是无罪的。我们老同志们不要揪住他们不放，特别是受过打击迫害的老同志们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气量大一些，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高度上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没完没了。再这样整下去，何日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痕何时才能抚平？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创造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十分不利的……
　　胡耀邦同志说得多么好呀？我看了这封信后，感动得掉下了热泪。这真是伟大的革命家的胸怀。可惜，由于多种原因，胡耀邦同志这封信没有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和正式中央文件。
　　打倒四人帮之后，恢复了高考。原北航红旗的头头、二把手井岗山和清华的一个学生头头孙云以第一、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哈工大研究生。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委拿不定主意，请示了中央。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纪委副书记。中纪委某办主任闫草是我岳父的老战友，一天，闫叔打电话叫尹聚平和我去他家有事。
　　“井岗山你们很熟吧？”闫叔问我们。
　　“很熟，他是二把手。”我说。
　　“他打死过老干部和李井泉的儿子吗？”
　　“没有，绝对没有。北航没打死过老干部，但整了一些人。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校长魏思文。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是别人打死的，与井岗山没有关系。”我如实的向闫叔汇报。
　　“听说你们把彭德怀打伤了，井岗山打了没有？”
　　“没有，是别人打的，井岗山当时不在学校。”
　　“没有就好，井岗山这个人总的说怎么样？”
　　面对闫叔叔，我这时把他当成中纪委的首长，我得到了向中纪委诉苦的机会。
　　“井岗山为人不错，他父亲是抗联的老战士，去世了。他为人很正派，心直口快，但思想同我们一样，受极左思潮影响严重。北航的问题，他是二把手，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他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武汉事件’，他和尹聚平去了。为这事，中央把我们整的好苦，我们都被关押审查了好几年。”我如实说话，不敢乱说。
　　“武汉事件，那是中央的事，与你们无关。王力、谢富治也是奉命行事。中央早有规定，不准再查武汉事件的事了。”
　　“闫叔叔，我们很委曲，我总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我们有偏见，抓‘5。16’时整得我们好苦，现在又把我们当成‘ 四人帮 ’的人，我们感到十分委屈。”
　　“也难怪，领导同志也是人。你们造反时把老干部们整得很苦，人家也气，拿你们出出气，也可理解嘛！中央有数，中央只整少数人，很少几个。象上海徐景贤、陈阿大、北京蒯大富那样的。你们不是‘ 四人帮 ’的人，够不上，你们是吸取教训的问题。中央并没有把你们都当成坏人，年轻人嘛！”闫叔叔说着，拿出一份文件，“这不，今天叫你们来，是让你们看看耀邦同志的批示。你们要相信中央。井岗山考上研究生，是好事嘛！人才难得嘛！不过人家哈工大吓得不敢收，全国有名的大造反派头子嘛！报告了黑龙江省委，省委常委五比四，也定不下来，便请示了中央。耀邦同志批了，派我带记者去黑龙江落实处理。今天，找你们了解一下有关情况。”
　　于是，我们看到了胡耀邦同志对井岗山二人上研究生问题的批示：
　　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胡耀邦
　　我们万分激动。
　　闫叔叔留我们吃了饭，又聊了许多事情，告辞之后，我立即把好消息告诉了井岗山。
　　后来，井岗山所在工厂的工人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上了哈工大的研究生班。
　　（注：井岗山和孙云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后，风云突变，中国大地又开始大抓“三种人”，原来决定接收他们的北京某些单位迫于压力不敢再接收他们。靠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如今井岗山是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孙云是北京中关村某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
　　胡耀邦同志文革中受到团中央某些造反派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按理他应该最恨造反派，但他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一切从国家的大局着想，令人感动。
　　民间流传着胡耀邦同志的一些笑话和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和赞赏。
　　胡耀邦从牛棚里出来后发配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以前做为高级干部，他肯定没有自己拿着火车票上过火车。那天，给他送行的家人拿着火车票上火车进站时，被冲散了，胡耀邦一个人随着人群挤上了火车，家人找不到他了，只好向车站说明了情况。
　　在火车上查票时，胡耀邦没有车票。由于他穿着十分普通，象个老农民，乘务员和乘警不认识他，便把他当成逃票的盲流对待，审问了他半天。要他补票，他又没带钱，眼看着要吃大亏。他只好说自己是胡耀邦，可人家见他这样子，不相信，幸亏车站的电话打了过来，才给他解了围。
　　又一次从河南干校返回北京过春节时，干校每个人发了几十斤黄豆。那时黄豆可是好东西。由于没有口袋，许多人便脱下裤子，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架在脖子上上火车。年轻力壮的人没什么，胡耀邦年龄大，个子矮，体弱，脖子上架着几十斤黄豆，上车十分吃力。幸亏乘务人员认出了他就是胡耀邦，扶着他上了火车。从此，胡耀邦用裤子装黄豆架在脖子上乘火车的事便传了开来，许多人当成笑话，不相信。
　　胡耀邦同志“解放”后，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他对子女管教很严，不准子女搞特殊化，不准利用他的关系走后门，完全同老百姓一样生活。
　　他的小儿子胡君在南京某军事院校当助教，娶了一位普通女工做妻子。此事在南京传为美谈。
　　胡君想调进北京，按说易如反掌。可胡耀邦不同意，说若实在想进北京，靠自己的本事正常提拔、调动。
　　胡君只好想法考取北京高校的研究生，这样毕业后可以留在北京工作。
　　大约1978年的一天，我的大学同学朱军带着一个穿着朴素的小伙子到738厂找我玩。老朱只说小伙子姓胡，是他的朋友，特来拜访我。
　　我把朱军和胡君请到家中，买了一只烧鸡，炒了几个菜，招待他们。
　　酒席间，老朱说胡君是他的好朋友，在南京某军事指挥学院工作。他想考北航的研究生，希望我帮个忙，因为我在北航认识的人多。
　　我一边敬酒，一边询问胡君的有关情况。胡君很朴实，个头不高，人很精明，当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有些结结巴巴，似有难言之隐。
　　老朱笑着说：“他想调回北京，只有考研究生一条路。他老子官很大，很有权，但不帮忙。”
　　“你父亲为什么不帮你说说话呢？”我奇怪地问。
　　“别提我那个老子啦，他太马列，他才不肯帮我呢！他反对我进北京。”胡君生气地说。
　　“你老子也太不近人情了。现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调进北京算什么，这点小事他也不帮忙？要是我老子，我一定造他的反。”我半开玩笑地说。
　　“咳！实话告诉你吧，他老子就是胡耀邦。”朱军道破了天机。
　　我一听，吃惊不小。一看小伙子，对，没错！长得特象胡耀邦，我连忙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多多原谅，我不该骂你父亲。你父亲可是个好人。”
　　“没关系，请戴大哥帮帮忙吧。”胡君一脸憨厚。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别的马屁不拍，这个马屁我拍定了。”二两酒下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
　　我们一边聊，一边高兴地喝起酒来。
　　第二天，我就跑到了北航，找了有关的领导，谈了胡君的情况，并请北航照顾和保密。北航领导同意，但要例行一下程序，参加考试。
　　这事眼看着就办成了，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不知北航谁把这事捅了出去，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胡耀邦很生气，坚决不同意，并把儿子和有关人责骂了一顿。
　　后来，胡君在南京努力工作。胡耀邦同志去世前，才靠正当手续调来了北京。
　　由于多种原因，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胡君。

　　胡耀帮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拨乱反正，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后来在学潮问题上，犯了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
　　1987年1月10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胡耀邦的辞职报告，但保留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决定推选赵紫阳同志为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两年过去了。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听着大家的发言，突然一阵头晕目眩，两眼发黑。他呻吟了一声，头一歪， 倒在了沙发里。主持会议的赵紫阳立即停止了会议，秦基伟把胡耀邦扶在沙发里，江泽民掏出了救心盒……
　　1989年4月15日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然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你是伟大的战士，你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汉。你不是神，你也有缺点和失误，但你是大写的人。你是搏击长空的雄鹰，你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你能返回万里长空。以上几句话，算是吾辈们对您的永远地怀念吧！
话说赵紫阳

　　提起赵紫阳，这里来一段“话说”。
　　胡耀邦同志被迫辞职后，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后来却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也不得不辞职下了台。中央内部的事情，老百姓说不清楚，但在他被打倒之前，同胡耀邦一样，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两匹骏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不争的事实。邓小平换马，是马不听话，不换不行。“反正人老了也无所谓了”，不拉车的老马更轻松，更舒服。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1919年生，父亲是一位地主乡绅。赵原名赵修业。赵紫阳是后来参加革命后他自己起的名字。赵的先祖也是来自山西老槐树地区的。十三岁时，赵修业经共产党员徐仲三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是1932年6月，赵当时是桑村完小的学生。小小年纪的赵修业这就算参加了革命。跟着进步教师们散发传单，跑腿送信等。几个月后，共产党人发动的磁县暴动惨遭镇压，共产党人被捕或转移他乡和地下，赵修业没有事干了，又回到父亲身边，继续上学，同组织失去了联系。1933年，赵修业考入了开封的省立初中。1936年夏天，17岁的赵修业考入了武昌高中。1937年“7.7”事变后，一心抗日救国的他毅然辍学，并改名赵紫阳，回到家乡，开始寻找党组织。
　　1937年10月，当时的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王从吾（后任中纪委副书记）派濮阳中心县委书记蒋中岳到濮阳、滑县边界一带恢复共产党组织。
　　蒋中岳1929年经王从吾同志介绍入党。他知道滑县有个赵修业，并认识他的父亲。当时蒋中岳是地下党员，身份不公开。后来，王从吾、蒋中岳等人因组织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7.7”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8年2月，蒋中岳到了滑县，找到了已改名的赵紫阳，问他还愿不愿出来干？赵紫阳说愿意干。于是蒋中岳和李光录（后任北京铁路局总工会主席）便介绍赵紫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让赵紫阳办了正式入党手续，并确认了他1932年参加革命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赵紫阳1932年参加革命（共青团），1938年才入党的原因。
　　赵紫阳有文化，进步很快，不久便到山西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了几个月，1938年9月赵紫阳就当了中共滑县县委书记，1940年春天便任冀鲁豫三地委书记了。不久，赵紫阳又升为桐柏地区党委书记。解放后，赵紫阳当了广东省委副书记。蒋中岳解放后任河南省工会主席，劳动厅长。赵紫阳到郑州时，必来看蒋中岳，蒋中岳到广州时，也必去找赵紫阳。
　　文革初，广州不断有人来找蒋中岳调查赵紫阳，说赵紫阳是叛徒。蒋中岳破口大骂：“你们滚！我们都是叛徒，共产党都是叛徒，就你们是好人！”把外调人员轰走了。
　　1968年，蒋中岳成了笔者的岳父。有一次我问他，赵紫阳被捕过没有？岳父说，赵紫阳当时还是个孩子，家里是大地主，我入狱后他就回家了，又没有被抓起来过，怎么能是叛徒呢？38年以后，一直在冀鲁豫一块工作，更没有问题了。岳父说他入狱后，倒是有人叛变了。岳父在狱里组织越狱，任地下党支部书记。“7.7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是中央和周恩来营救他们出狱的。解放后，岳父一直在河南工作。岳父常以老资格自居，脾气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后来又说彭德怀的好话，被打成“右倾”分子，差点开除党籍，发配到新乡一个厂子当书记，文革前才又当了劳动厅副厅长。文革以后，岳父也被审查，同赵紫阳、万里等老战友皆没有联系了。直到1973年得了肺癌，来京治病，住不上医院，才给万里同志写了封信求援。万里当时刚解放，立即派人把岳父安排住进肿瘤医院。1974年岳父去世时，在四川的赵紫阳派省委的干部来河南吊唁，赵工作太忙没有来。
　　赵紫阳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整得很厉害，他恨造反派，恨“三种人”是很正常的。后来他当了总理、总书记，最后却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下场同“三种人”差不多，并始终不得“解放”，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人物。
　　赵紫阳同志越来越“老了”，满头银发，但身体和精神很好。前几年还有人“陪同”到全国转转。他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逍遥派”和“寓公”。作为寓公，赵紫阳平时只能在家中散散步，炼炼身体 ，种花养狗，然后就是看书。他喜欢看小说，历史书，经济专著，尤其是国内外的文革书籍等。
　　前几年，赵紫阳在接见来访者时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不管自己的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把原因推到别人身上，主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可以减少思想上的压力和不平衡感。我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共产党人，我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失误往别人身上推卸，尽管也可能别人要负一些历史的责任。例如我没有能力扭转历史的乾坤，这能是别人的责任吗？这就是自己的水平不行嘛！不行就是不行，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伟大的历史功勋之一，就是帮助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当时华国锋当权，“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是很难的，要经过许多斗争。我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从来不是单纯地进行经济改革，而是把改革的每一步都同政治上的较量结合起来，而在军事上也就是他的安全方面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这是他的优势，没人能比。这点，不仅历史上的改革家无法比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无法比拟，苏联的军权不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当时的华国锋更不在话下了。
　　1989年5月16日，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指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年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说这话时，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感到应当把我们党内的这一重要情况公开讲出来，这是事实，讲出来没有什么坏处。香港记者浑水摸鱼，歪曲我的本意，说我对邓小平不满、发起“倒邓拥赵”风波。小平同志也对我不满，加上对学潮看法有分歧，导致了我的辞职。我是认识到无法更好地和他配合的时候，主动要求退位的。既然我对当时小平同志的举措不理解，那么执行起来肯定不得力，与其落一个阳奉阴违的罪名，不如把话当面说清。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品德。我这个人是最反对两面派作风的，这是我在邓小平同志面前特意说明了的。邓小平对我说：“也好，你看着办吧，我们都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可以让实践来检验。”
　　赵紫阳说，小平同志比起来毛泽东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采取的办法是统统不用或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讲平衡，讲五湖四海，讲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邓小平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不允许给不同意见者留有更多的时间来重新认识问题的机会，只能请他们下台自己慢慢考虑去吧。我看清了这一步以后，只好主动要求退位。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关于改革开放，否定文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问题上，我与小平同志没有分歧，无非是一个愿更快一些，一个主张平稳一点，没有根本分歧。对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学潮，本来，学生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非常可贵。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也非常重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学生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学生们停止绝食，采取我们的意见，就可以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有些人钻了空子，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情推向了极端。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过打击迫害，但我没有对毛泽东有过半点的怨言。尽管我对他老人家的一些做法有我自己的看法，那时自己总是想追赶上主席的思维。现在我就是在认真地回顾往事，反思自己。未来的历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预测到的，一个政治家的前途和命运也不是完全决定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一个人只要做到了问心无愧，就可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自身的安静。我现在从心里祝愿我们党今后能够把相互间的同志关系搞得更好，更正常，从制度上废除和消灭一切腐败堕落现象存在的土壤。也许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全党努力是一定能办得到的。作为一个下台的老共产党人之一，这也是我真正的心愿。”
　　赵紫阳的这个心愿是真诚的，我们由衷地希望这一天的到来。祝他和许多退下来的老同志们心安理得，过个幸福的晚年。
　　（笔者注：本书初稿写于2000年以前，当时赵紫阳还健在。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因患呼吸道和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85岁。官方新华社和所有媒体以不到60个字简单报道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所有的网站不准任何评论，不知为什么？对于我岳父的老战友的去世，我代表全家表示衷心地哀悼！对于赵紫阳的功过是非，笔者无资格也不愿意评论，因为历史老人是最公正的法官。据“与时俱进”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说，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作为1980年代的领导人，赵紫阳与当代中国高层之间已经没有很深的渊源，他当年的政治改革设想也大多成为现实，因此无论从人脉关系还是政治理念上讲，赵紫阳对当今中国政治的影响力都已经相当有限。）
万里重返沂蒙山的故事

　　万里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我岳父在冀鲁豫时的老战友，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了打击迫害。
　　多年之后，我在故乡诸城见到了一位在沂蒙山区某县当领导的朋友。他向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只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两点，一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能忘了老百姓，二是中国需要尽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否则老百姓是不答应的。
　　沂蒙山区某县有一位烈属老大娘，她丈夫早年牺牲了，她孤寡一人度晚年。
　　1985年11月，她丈夫的老战友、文革中受迫害后重新出来工作的万里副总理来沂蒙山区视察，点名要看望这位老战友的遗孀。1938年冬天，万里曾在这里战斗过，当时许多战友牺牲在这里。当地领导措手不及，只好硬着头皮陪同前往。
　　老大娘住在半山坡上用石头垒的一间破草房里，汽车开不上去。万里同志步行爬了上去，陪同的父母官们已汗流浃背。老大娘见到万里，一开始不敢认。万里握着老人的手说：“老嫂子，我是东平县的万里呀！”老大娘欣喜若狂，老泪纵横。万里问老人有什么困难，老大娘说：“没困难，没困难，有吃有住，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太好了，比旧社会好多了。”万里问老人吃什么？老大娘把万里等人领到里间，只见地上一群耗子一轰而散。老大娘指着地上一小堆发霉的地瓜干说：“这些满够我吃的了。”万里的鼻子开始发酸，又问吃什么菜？老大娘高兴的领万里等人来到院子里指着一口破咸菜缸说：“有咸菜，我咬不动了，煮烂了吃，又香又甜，可好吃了。”万里上前一看，缸里白花花一片全是蛆，问：“这还能吃吗？”老大娘说：“不要紧，不要紧，蛆喂鸡，咸菜我吃。”万里的眼泪下来了，陪同的父母官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老大娘从炕席底下捧出一把带土的花生，一边请众人吃，一边说：“真对不起，没什么好招待你们。”万里让秘书把花生包了起来。他拉着老大娘的手哽咽着说：“老嫂子，我万里对不起你！共产党对不起你！我一定把这包花生带回中南海。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赔礼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眼泪都下来了。我不知道这包沂蒙山老大娘的花生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这包花生应当放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我不知道毛老人家在天之灵和共产党的清官、贪官们看了后作何感想？
　　解放多少年了，许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这种水平，实在让人无话可说。万里同志在视察贫困地区时气愤地说：“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我就不信！他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社会主义还讨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旧社会的县官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对得起老区人民。”
　　万里同志身为共产党的高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忘本。他始终牢记着共产党的宗旨，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负重，顶着逆流，大抓包产到户，发展农村经济，大抓铁路运输，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旧社会的某些小官还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什么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做不到呢？这就叫腐败。老百姓说，文革中把许多好干部和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打成“走资派”，批斗、挂牌子、坐飞机，甚至迫害致死，绝对是错了。但如今，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反而认为再也不会有人造他们的反，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因此变本加厉地搞腐败。他们上欺中央，下压群众，有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老百姓气愤地说，现在如果把共产党的干部（当然是下边的干部）排起队来统统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绝对有漏网的。这些“反动透顶”的言论和震撼人心的农村黑幕，在最近公开出版的、已经震惊了国内外的新书《中国农民调查》里有大量的披露。但愿我们的各级干部看了后不要“跳高”，以免激发心脏病。
羊“告御状”的故事

　　本书不是小说，字字都是历史的血泪铸成。下面的故事类似天方夜谭，但确实在我中华民族神州大地上发生过，不管它是悲剧还是喜剧。由于当时事关重大，有关人员多年来严格保密，守口如瓶，以至于知道的人很少，就连国内外某些消息灵通人士也不曾晓得。笔者当时有幸路过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奇闻，后来又从朋友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也自觉保密了多年，从未对任何人谈起。如今时过境迁，旧貌换了新颜，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已经没有什么重大价值，所以写出来让读者当笑话听听。用相声元老马三立先生的话说，“逗您玩玩，千万别当回事儿！”
　　话说公元1998年的一个冬夜，笔者去西单朋友家欢聚，深夜之后才骑自行车回家。路过府右街时--读者注意，中南海西大门就在府右街，遇到几个农民赶着一群羊向北走去。北京人爱吃涮羊肉，早些年冬天晚上常有人赶着羊群往饭馆里送活羊，不足为奇。（注：白天因影响交通，不允许。）羊群挡住了我的路，我便下了自行车跟在后面。我无意中数了一下羊群，一共24只，个个皆体大膘肥。突然，我发现每只羊的脖子下面都挂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感到奇怪，正想向赶羊人询问，只见羊群已经到了中南海西大门口。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只见几个赶羊人迅速分散开来，弯腰伸出双臂，把羊群往中南海里又轰、又赶、又推。
　　大事不好，要出事！我迅速跳上了自行车，向前猛骑了一百多米后停了下来。我想，如此好戏，何不看个究竟？我又不认识赶羊人，怕什么？于是，我又返了回来，停在中南海大门对面不远的地方，点上一支烟，看起了热闹。
　　中南海门口值勤的武警战士们对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但训练有素的他们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时有几只羊已经跑进了中南海里。顿时，哨声大作，只见中南海里迅速跑出了一队战士，把羊赶了出来。一些战士控制住了羊群，一些战士立即把赶羊人抓了起来。这时，许多战士--中间当然有当官的--发现了羊脖子下面的大信封。
　　“我们是来给中央首长送礼的，不要抓我们呀！”肇事者的哭喊声和羊叫声响彻夜空。
　　不一会儿，开来几辆警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把“肇事者”和“肇事羊”拉走了。我们几个围观的过路者也被警察轰走了。
　　中南海大门口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路上，我总在想着这件蹊跷事，好奇心促使我一定要搞个明白。
　　俗话说，朋友多了好办事。无巧不成书，笔者的的一位警察朋友恰恰是处理此事的有关官员。后来从他口里，我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也！
　　话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很富，富得“朱门酒肉臭”；有的地方、有的人很穷，穷得“路有冻死骨”。S省S县是共产党的革命老根据地。由于多种原因，当地农民生活一直很苦。而名目繁多的“提留摊派”、“苛捐杂税”更令农民苦不堪言。某些乡、村干部不懂“三个代表”为何物，贪污受贿，腐败透顶，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如狼似虎，甚至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S县有一个赵家庄子村，地处山区，老百姓生活很困难，家家靠养几只羊当“银行”。该村出了个“能人”，外号“赵霸天”，他靠请客送礼拉关系，买通上级官员，当上了乡党委书记。此人“兔子专吃窝边草”，一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劣迹斑斑。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年大年初一，“赵霸天”正在家中同县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人喝酒，村里一个因骂过他被他开除了“村籍”的青年来苦苦哀求他批准开个外出打工的介绍信。赵霸天一边喝酒，一边说：“你没有村籍了，不归我管了，你爱找谁就找谁去吧！”青年无论怎么哀求，赵霸天就是不管。青年气得哭着走了，走到院子里时骂了一句。
　　这时，喝酒的公安人员拍起了“马屁”：“赵书记，大过年的让这小子扫了兴，我们教训教训他。” “赵霸天”说：“你们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该青年便被传到了乡派出所里。公安人员二话没说，仅仅三棒子--一棒子打断了腿，一棒子打断了胳膊，一棒子敲开了脑壳。该青年活活被打死了。
　　打死人后，县公安局例行公事地把打人凶手抓去关了几天就放了。“赵霸天”破了一点财，为凶手们消了灾。一切很快就风平浪静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是，民心不可侮。“赵霸天”等人的累累恶行激起了民愤，正直善良的乡亲们忍无可忍了。他们联合起来，不断到县里、市里甚至省里去告状，但皆无济于事。不但告不倒“赵霸天”，反而受到了严重地打击、报复和迫害。最后一次到省里上访，被县公安局的人抓了回来，几个带头的村民竟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村民们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日子怎么过？
　　一位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的时候，这种反抗总有一天要发生。
　　“我就不信没有地方讲理去！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官都像我们这里一样！我就不信党中央不管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到北京告‘御状’去！”村子里一位年轻气盛的小学教师说。
　　“对，到北京告‘御状’去！你们看咱们的中央领导人多好！江总书记到处访贫问苦，关心咱老百姓。朱总理张口闭口挂念着咱们农民。坏就坏在下面这些贪官污吏身上，他们害怕中央知道我们农民的情况。只要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村子里的人们齐声附和。
　　“可是，到北京告状，我们人生地不熟，怎么告法？弄不好把我们当成坏人抓起来怎么办？再说，到北京要化很多钱，我们哪儿有钱？”有人担心。
　　“我有个好办法，可以不花钱把上告信直接送进中南海里去。”小学教师说，“贪官污吏能花钱买得鬼推磨，‘赵霸天’买通了上面当官的，才敢这样欺负我们。我看咱们也给中央首长送礼，没有钱可以送别的。快过年了，咱们给中央首长送点礼物去，就往中南海里送，顺便把上告信捎带上。自古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你们看怎么样？”
　　“这个办法好，可我们送什么礼物呢？咱村穷成这样，家家除了几只山羊，还有什么？”村民们犯了愁。
　　“就送山羊！”小学教师早有打算，“听说北京人爱吃涮羊肉，中央首长也是人，一定也爱吃。咱这里的羊没有污染，叫做绿色食品，中央首长肯定喜欢。我建议各家条件稍好一点的每家出一只羊。我算了一下，有204只就够了，因为中央首长从政治局委员到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一共204人，每人送一只就行了，多了我们也送不起。咱们凑点钱租辆破卡车，把羊拉到北京，晚上行动。每只羊脖子上挂一封信，每个信封上分别写上‘江总书记收’、‘李委员长收’、‘朱总理收’、‘姜春云副委员长收’、“吴官正政治局委员收’等等。反正每人一只羊，一封信。只要晚上把羊赶到中南海门口轰进去就行了。那地方我到北京时去过，认识路。站岗的要问，我们就实话实说，给中央首长送礼来了。咱们又不干坏事，怕什么？”
　　朴实、可爱、可笑、可怜的村民们说干就干。大家一致推举小学教师为全权代表。如果到北京出了事被抓起来，全村出面营救并负责照顾其老婆孩子的生活。小学教师很快写好了上告信，找人抄写了204份；又用破水泥带子糊了204个大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写上一位中央首长的名字；又挑选了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陪同，把各家凑上来的二15只羊装上了破卡车。就这样，二15只羊带着乡亲们的希望，向着真理的圣地--北京出发了。一路颠簸，到了北京大红门附近，找地方停了下来。
　　细心的乡亲们之所以多拉了一只羊，是怕路上万一颠死一只好做“预备队员”用。否则不够204只，中央首长们分配不公，那是很丢面子的。谢天谢地，幸亏多拉了一只，在路上果然颠死了一只，差点误了大事。
　　写到这里，笔者写不下去了，眼睛不争气，开始模糊起来，喉咙也有些发干。啊！我可敬、可爱、可悲、可怜的农民兄弟、父老乡亲们！我对不起你们！我恨自己没法当你们的“父母官”，也没法当你们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说，你们受苦了!是你们整年脸朝黄土背朝天埋头苦干，养活了城里人，也养活了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们。他们不但不感激你们，反而变着法子欺侮你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我向你们三鞠躬。
　　就这样，被逼得走头无路的农民兄弟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北京中南海大门口上演了一场“羊告御状”的故事。
　　值得读者欣慰的是，这次“羊告御状”的严重事件不仅感动了笔者，也感动了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有关官员。结果是，“肇事者”不仅没有抓起来关进监狱，反而受到了友好地对待，当然批评教育是免不了的。上告信最后到达了中央领导人手里，听说某中央领导“拍案惊奇”，大骂当地官员“无法无天”！最后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估计不错。“肇事羊”的命运就对不起了，在北京“就地正法”后“拍卖”，其所得一分不少地交给了“肇事者”们。
　　事实证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起码是党中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贪官污吏再多，再嚣张，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只要事情闹到了党中央那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古今中外，蒙冤受屈的老百姓最后总有申冤说理的时候、办法和地方。正所谓：狗急了可以跳墙，羊急了可以告状。没有狗和羊还有鸡、鸭、兔子、猪、马、牛，甚至甲鱼、蛇、蝎子等等，营养价值皆不错。反正农民兄弟养的“宠物”很多，没有钱没有关系。
　　不过，奉劝农民兄弟们最好还是不要跑到北京来告“御状”了，更不要为难羊、狗、鸡、鸭、牛、马之流，那是你们活命的命根子。况且，中央首长们个个廉洁奉公，也不缺肉吃，不会收你们的任何礼物的，千万不要再干劳民伤财的傻事了。再说，中南海大门口那个地方，庄严神圣得很，也干净得很，不是“宠物”们闹着玩的地方，弄不好真的要坐大牢的。
月是故乡明——诸城的故事

　　常言道；水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伟大而美丽的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
　　近40年来，北京给了我很多很多，有欢乐和荣耀，也有沉重和伤痛。北京是我“走麦城”的地方。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年轻人进城创业、发财，老年人下乡养老、等死，是大势所趋。沂蒙山下，潍河岸边，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我一直梦牵魂绕的地方，也将是我生命归航的港湾。正所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也！
　　说起故乡，笔者就象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或者吸了白面的瘾君子，一下子来了精神。
　　其实，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大夫村在渠河北岸，按现在民政部的行政区划应属安丘市（县级市）。以前，安丘市知名度不高，西部沂蒙山区很穷。如今，一百多万人口的安丘市同诸城市一样，经济发展很快。安丘和诸城都是我的故乡，因为从地理上，家乡位于安丘、诸城、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历史上一会儿归属高密，一会儿归属诸城，解放后才划归了安丘县。历史上的安丘、高密都曾归诸城（当时叫密州）管辖过。宋密州太守苏东坡在《超然台记》中说，为了修超然台，“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由于诸城知名度高，知道的人多，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诸城人，这决不是攀龙附凤。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父亲、叔父生前战斗在诸城，牺牲在诸城。诸城大地上有我父辈们洒下的鲜血。
　　近几年来，因工作关系，我常住山东诸城，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有关情况不说了如指掌，也算略知一二。
　　诸城城关出了个康生、江青。康生本姓张，出生地大台庄原属诸城现划归胶南市。康生从小在诸城城关姥姥家长大。江青家住诸城东关。在诸城时，一个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是穷人家的女儿，年龄也相差很大，谁也不认识谁。有些国内外的无聊文人胡说两个人早在诸城老家时就认识并勾结在一起，如何如何，这决不可能。康生很早就离开老家，投身革命，后来一直是共产党的“克格勃”头子。江青到青岛后由俞启威介绍入党并与其同居。俞启威被捕后，其姐姐俞姗介绍江青去了济南，后到了上海。这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青和康生有什么勾结。后来，江青去了延安，也不是康生介绍的。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合，是毛泽东自己愿意。如果说有“媒人”的话，应当是周恩来，而不是康生。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白骨精”江青和“迫害狂”康生，他们的“勾结”和干坏事主要是文革中的事情，不能说他们“本来就是坏人，投机革命，混进共产党内”搞破坏。否则，真正的共产党历史就没法写。
　　康生的父亲在诸城是有名的大地主，我的一些亲友们曾经给康生的父亲扛过活，可算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不过万幸的是，由于本人文革中不是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所以江青也好，康生也好，本人皆没有沾这两位老乡的“光”。1949年，康生从延安回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这期间，他派人斗争了自己的地主父亲，并把土地分给了当地农民。这件事家乡人都知道。
　　康生、江青从小离开诸城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更没有为家乡父老乡亲干过一件好事，这是事实。
　　后来的花絮是，文革中，诸城县的领导在北京见到康生时，康生问：“我小时候光着腚洗澡的那个沧湾还有没有？”诸城人闻讯后，赶紧把位于市中心已变成臭水坑的沧湾挖掘修整了一下，怕康生万一回来看见不高兴。康生倒台后，县里有人主张把沧湾填了，但大多数人反对，认为没有必要。现在，沧湾公园已修得十分漂亮，是诸城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江青自杀后，其骨灰无处存放。康生死后，骨灰盒从八宝山扔了出来。这时，纯朴的诸城老乡有人说，康生、江青无论怎么说总还是诸城人，既然死无葬身之地，何不让他们落叶归根？于是有人打报告给中央，建议把康生、江青骨灰运回诸城，按平民百姓待遇埋于凤凰岭上，每个墓前立个小碑，上书“反革命集团首犯之墓”。无论如何，二人刚干革命时，多少总干过一点好事吧？二人埋在诸城，生前未给诸城干一点好事，说不定死后能给诸城增加点旅游收入呢！诸城老乡就是这么朴实、天真得可爱。结果当然是被上面臭骂了一顿。
　　有一次我向王力谈起这件事时，王力感慨万千。他说：“我是被江青、康生打倒的。在秦城监狱，江青、康生要致我于死地，我恨死了他们。但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人已死了，不应再鞭尸了。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真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历史上真正死无葬身之他的人，恐怕就是江青、康生了。”
　　诸城出了江青、康生两个大坏蛋，丝毫无损于诸城人一根毫毛。历史上，诸城（包括周边地区）出的好人、名人太多了。下面仅拣最著名的人物介绍如下，以飧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诸城历史上第一名人应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之一舜帝，又名虞舜。据史学界考证，舜出生于诸城冯诸村，后在济南成就了大业，最后成了尧的接班人。不过，此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且不管他。
　　公冶长，春秋齐国琅琊东武（今诸城马庄，离笔者老家30多里地）人，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博通书礼，终生治学而不仕，是孔子的高徒佳婿，春秋702贤士之一。公冶长故里、书院和葬幕位于诸城、安丘交界处的锡山东南麓。
　　樊崇，西汉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领袖。他带领家乡饥寒交迫的农民造反，把眼眉全抹成红色，以示区别。赤眉军曾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攻占了汉都城长安，迫使汉帝刘玄投降。赤眉军曾经拥立了一个西汉宗室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传为千古笑谈。（注：文革中陈伯达曾自嘲自己是刘盆子。）赤眉军后兵败于刘秀之手，樊崇被杀。（注：看来自古造反没有好下场。）
　　伏无忌，东汉经学家，曾奉诏校订“五经”、“诸子百家”等书。著有《伏侯注》一书，纪录了上从黄帝下至汉质帝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宝贵的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丰，字少季，西汉琅琊（今诸城）葛坡人。汉元帝时为司吏校尉，后贬为庶人。其后代迁到了诸城西南方的阳都（今沂南县砖堡乡黄疃一带）。诸葛氏原姓葛，为区别于当地葛氏，改称“诸葛”。“诸葛”者，诸城葛氏也！诸葛丰的后代“多有显者，亮是也！”
　　诸葛亮，生与阳都，巍峨的沂蒙山水和浩瀚的黄海灵气造就了一代千古伟人。亮父母早亡，十四岁时其叔父诸葛玄携亮兄妹数人去了南阳一带，后遇刘皇叔“三顾茅庐”，成就了伟业。
　　张择端，宋密州（今诸城）人。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有名、最宝贵的一幅画，其作者就是诸城人张择端，他当时是宋徽宗的宫廷画师。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是济南人，但她是诸城人赵明诚的媳妇，赵明诚是明代宰相赵廷之之子，著名的金石专家。
　　诸城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真是不胜枚举。
　　话说诸城历史上有四大家族，“相州王”是其中之一。其他留有丁、臧、刘三家。
　　在我村南20多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子叫相州，相州村王姓最多。“相州王”十分有名，
　　可说名扬天下。王力夫人王平权就是相州村人。
　　王平权的父亲王翔千早年毕业于北京市师大学堂德文班，后在济南当中学国文教员。1920年，王翔千和同是诸城人的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是山东共产党的发起人。1921年初，张国焘到济南挑选中共一大代表，当时王翔千33岁，王尽美、邓恩铭还年轻，张国焘对王翔千说，让他们两个年轻人去吧！于是，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王翔千后来在济南办共产主义刊物《劳动调刊》和《晨钟报》，任主编。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长。
　　王翔千有六个儿女，都是中共老党员。王平权的大姐王辩，19 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辩在莫斯科学习时，有两个同班同学，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邓小平。1987年王辩去世时，邓小平同志送了一个大花圈。王平权的弟弟王愿坚文革前是《解放军报》总编辑。
　　相州村大革命时期在外面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十几人。
　　相州村还有位名人王统照，他是王翔千的堂弟。王统照是一位文坛巨匠，著作颇丰。他参加过“五四”运动，一生爱国爱人民，是共产党的好朋友。1950年，王统照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教厅副厅长，省文化局局长。
　　相州村还出过国民党方面的一些要员。
　　丁氏家族在历史上很有名。连许多诸城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诸城丁氏家族有位名人丁耀亢，是清顺治年间人氏。丁耀亢是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的续集《金瓶梅续》的作者。专家认为，《金瓶梅续》和《金瓶梅》的文学价值、文学水平和历史地位不相上下。《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据专家考证是出“兰陵美酒”的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氏--流氓才子贾三近。《金瓶梅》的原稿已经失传。据说最早的抄本就是在诸城丁耀亢家发现的。丁耀亢看后，拍案叫绝，提笔写了《金瓶梅续》一书。
　　最近，椐有关人士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就是丁耀亢的父亲。此说已经得到了史学界许多人的认可。
　　诸城臧氏家族的名人之一是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臧老高寿90多岁了，仍健在于世。许多人只知道他文革中胡诌过几首不伦不类的打油诗，其实，臧克家早年的诗文轰动一时。
　　诸城刘氏家族最有名，因为出了个“刘罗锅”，其实诸城人从来不叫“刘罗锅”，而称“刘大人”。刘墉老人家的才华、性格、脾气是诸城人的典型代表。
　　不言而喻，诸城四大家族为诸城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四大家族全是大地主，否则无钱上学，也就成不了名人。
　　诸城近代最伟大的名人应是共产党的祖宗之一王尽美，可惜他死得太早，27岁就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去世了，否则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知名度将更大。
　　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世界上最大的恐龙-- 鸭嘴龙化石出土地就在诸城。北京自然博物馆里的那个大家伙，就是从诸城拉来的。一进诸城市密州大道，有一幅巨型广告：中国巨龙，源于诸城；附近便是全国县级市最高最大的、带旋转餐厅的电视塔；城南建有庄重气魄的“王尽美同志记念馆”，坐北朝南，踞高临下，俯视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旁边即将重建著名的“ 超然台”，那是苏东坡醉酒望月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地方；前面是风景秀丽的三里庄水库；往南便是有名的苏东坡“密州出猎”之处--常山；再往南是齐长城和著名的马耳山、五莲山，“风景这边独好”。读者若有空，建议您到诸城看看，笔者尽地主之谊。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诸城又出了许多名人，其中首数陈光。
　　1991年，上级派35岁的潍坊团市委书记陈光来诸城市当市长，不久任市委书记。
　　陈光是潍坊西边寿光人，大专毕业生，学历虽不很高，但才华横溢，文笔、书法、口才出众。他年轻气盛，胆子特大，包括敢大碗喝洒，大笔花钱，大胆干事。
　　诸城市是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级市，以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境内没有铁路，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在前几任市委市府的领导下，靠天吃饭，靠粮食活命，没有什么大工业，但仍有一定经济基础，老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陈光上任后，一边狠抓农业，一边整顿工业。他拉关系、“走后门”、搞项目、引外资、扩马路、修公园、盖大楼、建市场。几年间，把个诸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标准的外环路修得让周围几个县都眼红，过往司机没有不夸的。
　　但是，当时许多老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干部职工也有微词，认为他太超前，胆子太大。
　　据说酒量大的人胆子大。陈光英雄海量，但从未醉过。
　　鉴于当时县办企业半死不活的状态，陈光想出一招--“卖”。于是，诸城的各企业一下子全卖给了私人，成立了股份制公司，这在全国出了名。
　　陈光一没请示中央，二没开会表决，就第一个吃起了螃蟹。有人大骂陈光是“陈卖光”，有人晚上砸了他的汽车，有人写信告他。
　　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也惊动了全世界。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来，全中国还没人敢把国企变成私有股份制，连北京的许多不大不小的人物都认为陈光犯下了滔天大错。
　　陈光坚信自己做得对，他让部下们沉住气，顶住。
　　很快，中央先派工作组来考查，随后朱镕基总理亲率大队人马来了。经过一番考察，认为陈光干得很好！陈光等人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陈光一步棋走对，步步棋跟上。不久，他又干了一件大事。
　　北京有个大国有企业--北京汽车摩托总厂（北汽摩），当时日子不太好过，便派人到各地寻找合作伙伴联合办厂，选了许多地方都未能成交，许多地方领导要价太高，想宰北京佬一把。
　　陈光听说后，派人把“北汽摩”的领导请到诸城，说：“就建在我们诸城吧！地皮、厂房、水电我们一分钱不要，白送，只要让我们的人打工就行。另外，卖车在我们这儿开发票，上地方税。”
　　“北汽摩”的人一听，简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北汽诸城车辆厂”很快投了产。“北汽福田”农用汽车一下子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并出口，供不应求。
　　“北汽福田”发了，诸城也水涨船高，受益匪浅。光是地方税一项，就乐坏了诸城人。
　　如今，“北汽福田”牌农用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已是全国的大哥大。大广告牌立于首都国门大道上，中央台的广告也不绝于耳。正是，“车到田边必有路，有路必有福田车。”
　　原“北汽摩”北京总部被诸城分厂吃掉了，“儿子吃了老子”。诸城人王金玉成了“北汽福田汽车集团公司”一把手。
　　如今，“北汽福田”已更名为“北京福田”。
　　陈光原来的骂名“陈卖光”早就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赞扬声。陈光作为全国百强县优秀县市委书记，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
　　陈光现已调到山东荷泽市（地级市）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但“常回家看看”。
　　诸城还有位知名人物值得一提，此人姓王，名金友，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现任诸城市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
　　王全友是农民的儿子。他是诸城一中的学生，在学校时就入了党。文革开始时，他高中毕业，没法考大学，便当了红卫兵头头。当时，王金友刚十7岁。
　　作为红卫兵头头，王金友带头造过反，破过“四旧”，也保护了许多老干部。他后来当了潍坊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类似于北京市的李冬民。
　　后来，由于人人皆知的原因，王全友又回老家当了农民。他对当农民毫不在乎，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麻！他在农村战天斗地，尊老爱幼，关心集体和他人，吃苦在前，助人为乐，不计个人得失。他用汗水和无私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赏和拥戴，许多有良心的老干部也给他说了许多公道话。不久，王金友当了村支书，后来县里又批准他当了乡党委书记和正科级局长。
　　后来，诸城外贸公司的一把手要退休，需要一个人接替。市里挑来挑去，没人愿去接这个烂摊子。于是，王金友平级调动，去了外贸公司，当了总经理，仍是正科级干部。
　　诸城外贸公司主要靠规模化养鸡、农副产品加工、进出口维持生计。王金友到任后不几年，便创造了“王金友”神话。在周围县市外贸纷纷不景气，越搞越糟，面临破产倒闭的形势下，王金友广开财路，引进资金，更新设备，扩大市场，上北京，下深圳，考查日本、韩国、东南亚、欧洲、北美市场。很快，诸城外贸公司便发展壮大起来，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
　　如今的诸城外贸集团公司，是以贸、工、农为一体化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拥有一万多名职工，每年几十个亿的产值，为国家和诸城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和外汇收入。诸城外贸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设有分公司。有几年，诸城外贸每年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出口的肉鸡和农副产品就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贸易量的三分之一。王金友通过进出口粮食贸易，有时一个合同就赚几千万元。多年以来，东北地区、河北、山东的大豆、玉米被诸城外贸“吃掉”不少。有时候，诸城外贸直接影响山东省的粮油价格。当然，王金友也有失误赔钱的时候。
　　诸城外贸出名了，王金友出名了。中央领导纷纷来视察。国家经贸委、新华社、中国农科院的人来来往往。全国农业大会的代表到诸城参观，全国外贸工作会议在诸城召开。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企业家和代表团前来参观，洽谈业务。市委书记陈光高兴地王金友保驾护航。
　　作为一个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来诸城视察过，连赵紫阳当总理时也到过诸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陈慕华、温家宝、吴仪等领导人来诸城视察必参观外贸公司。陈光、王金友陪同中央领导人参观、座谈的大照片挂满了会客室。中央领导同志对诸城市和王金友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朱镕基总理来诸城考察时，了解了王金友的有关情况后，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得好！孺子可教也！”
　　可喜、可贵的是，尽管诸城外贸财大气粗，尽管诸城外贸集团养活了全县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可王金友始终两袖清风，只靠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和政府的奖金过日子。
　　王金友现在兼任潍坊市外经委副主任--副县级干部。有人说：“王金友要是当个体户，早成了亿万富翁了。”还有人说：“王金友若不是出身不好（红卫兵头头），早当了大官了。”
　　诸城外贸集团公司的大门口，有江泽民总书记题写的大招牌。招我所知，江总书记给一个企业题写招牌，全国屈指可数。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资源和交通条件都不太好的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诸城却取得了令人触目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人”有关。改革开放，人才第一，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诸城人自古以来重视文化和教育。在历年的全国高考中，诸城市的升学率尤其是考入名牌大学的人数有多年都是全省名列前茅。诸城人吃苦耐劳又精明能干，很会做买卖。许多人为公、为私拉关系走后门的本事大的惊人。当年外地进京办事的小汽车，作为县级市，诸城恐怕在全国数前几名。当然，诸城人也有非君子。欠债不还者，贪污腐败者，搞垮了企业喂肥了个人者也大有人在。这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样，不足为奇。农民负担过重，下岗职工增多，公款吃喝，个别常在河边站的干部难免湿了鞋等这些国内通病这里也存在，不足为怪。
　　我为诸城的山山水水而倾倒，为诸城的人杰地灵而自豪，为父老乡亲们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陈光、王金友这样的人才而摇旗呐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大小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情况下，陈光、王金友等人两袖清风，为人正派，作风廉洁，这十分难得。但愿他们永远是个大写的“人”，不要费了我写书的功夫。
话说周恩来

　　“话说周恩来”本来是本书初稿的一章，但因为周恩来问题很复杂，笔者没有能力和水平写周恩来，故早已删去。但是最近，一个叫高文谦的人跳了出来，在海外出版了一本“晚年周恩来”的书，轰动了全世界。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诽谤和污蔑。笔者认为，应当对周恩来问题说几句话。
　　关于周恩来问题，目前已经是国内外某些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也是许多文革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人喜欢“造神”，毛泽东这个“神”已经被某些人请下了“神坛”变成了人，并在某些人心里变成了“鬼”--这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中国大陆某些遗老遗少们现在对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不信就看看北京大学的《燕南社区》和许多文革网站。在否定毛泽东的同时，周恩来又被一些国人推上了“神坛”，成了许多人崇拜的新“神”。
　　周恩来是不是“神”？当然不是，因为世界上本没有神，但是，人们--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造“神”，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笔者认为，评价周恩来，首先应当承认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才是缺点错误的问题。周恩来一生中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错误，尤其在文革中，但是这些失误和错误--就算不是“违心”的，与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比较起来，是值得人民理解和谅解的。况且，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也就是很多中国人把周恩来奉为“楷模”--也就是“神”的原因。
　　笔者在基本支持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即“违心论”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认为，文革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有时候是违心，有些事情是自觉和甘心情愿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不能都说成“违心”。否则，许多问题就不好解释。从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始终积极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几十年如1日忠贞不渝地维护着毛泽东的权威。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周恩来也是积极支持的，包括向毛泽东推荐林彪、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亲自组建并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等，这些问题都不能说是“违心”。但是，笔者认为，这根本不能算什么错误。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照样犯错误，干坏事，难道选他们的美国人民有罪吗？笔者和大部分国民一样，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对同一件错事，有的人就是好人犯错误，有的人就是坏人干坏事，事实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中国的文化决定的，没有什么奇怪。在中国，人们若喜欢一个人，有时会甘心情愿地、千方百计地化解、回避和原谅他的错误，甚至错的也是对的，正所谓“爱屋及乌”；有的人，人们宁愿把他们说的更坏，甚至夸大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即所谓“落井投石”。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怪圈，请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去吧！
　　文革中，“四人帮”一直说周恩来是“大儒”，这当然是别有用心。其实“大儒”并不坏，某些人想当“大儒”还没有资格呢！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身上自然留有旧社会的烙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能对他们没有影响，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只不过毛泽东的儒家思想少一些，而周恩来多一些。儒家的正统思想、忠君思想、中庸之道、调和、折中、忍让等性格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事实，没有必要回避。
　　关于正统思想和忠君思想，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如此，甚至今天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正统的“忠君”思想，并始终贯彻于他的言行中，这是正常的，正确的，无可指责的。美国人就没有“忠君”思想？那么多人整天围着总统团团转，总统放个屁也是香的，总统明明干错了事，许多人也不敢反对（反对党除外），唯总统命是从，这不是“忠君”是什么？至于调和、折中、忍让，这更是周恩来的美德。文革中，如果周恩来不调和、不折中、不忍让，而是同毛泽东对着干，要么无谓牺牲，要么天下更加大乱，千百万人头将落地。这点，“四。五”和“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是例子。总之，文革中的周恩来“违心”干的事也好，不是“违心”而是甘心情愿干的事也好，都是政治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作出的最佳抉择，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新近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主任、原周恩来传记小组组长、现已跑到美国定居的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了许多所谓“内幕情节”，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口诛笔伐，甚至破口大骂。高先生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后代，其父母都曾是共产党的高干。由于高文谦家庭成员文革中受过冲击，“六·四”事件中本人受过审查，虽然后来仍受到中共当局的重用，但他不“买帐”，跑到美国后，宣布同共产党“缘分已尽”，已经完全站到了反共立场上，成了第二个李志绥。
　　据有关资料介绍，高文谦在海外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宣称：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时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高先生还说，中国从百年屈辱走向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始于中华民国，得力于抗日战争，并作为战胜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毛在中共立国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是毛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对于高文谦的这些“高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赞同。按照高文谦的说法，毛泽东不如蒋介石，共产党夺国民党的权是“反革命造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发动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和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的悲哀”，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中国人民趴下去了。”作为不是小学生的高文谦的如此言论，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故意“强奸”历史，也“强奸”中国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可以不客气地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首先包括你高文谦和你的父母。
　　高文谦对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和纪念堂里的遗体，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毛主席纪念堂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有毛泽东亲自题写的碑文。纪念碑下面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精英的的英灵，其中包括高文谦母亲的祖先林则徐的英灵，不知道这座纪念碑高文谦是不是也要推倒、砸烂。对于高文谦这种数典忘祖的“精英败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以正告高文谦们的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邓小平早就说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我们将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这句话，抛地有声，字字万金，是不可能再“翻案”了。笔者代表可以代表的中国人正告高文谦们，只要共产党还在中国执政，谁敢狗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画像和尸体换个地方，中国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笔者坚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国民及其子孙将用一切手段--包括鲜血和生命与一小撮共产主义的叛徒们同归于尽，正所谓：“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写到这里，悲愤满腔的笔者发问：是谁，“培育”和“造就”了象高文谦一类数典忘祖的所谓“精英”？某些文革中吃过苦头的遗老遗少们与高文谦的思想和观点何其相似乃尔？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大人物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错误的同时，是不是走向了反面？某些人在全盘否定文革的同时，违背了邓小平的“旨意”，几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事实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否定了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对此，许多被笔者访问过的老干部痛苦流涕、义愤填膺。近些年来，某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了一批象高文谦之流的“掘墓人”，他们才是真正挖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人“祖坟”的家伙。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就是不一样。高文谦家庭和个人尽管受过文革迫害和审查，但事后他仍然是共产党中央的“宠物”，可说委以重任。而被后文革时代的共产党中央几乎致于死地的笔者之类同高先生比较起来，似乎更有理由同共产党“彻底绝缘”。但是，我们严肃声明，我们至今坚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仍然拥护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贪官污吏除外。）只有爱和怨，没有仇和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以母亲的“丑陋”和贫穷为借口投靠豪门，翻脸咬自己的母亲，那是数典忘祖，利令智昏，猪狗不如。用文革中的一句话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高文谦的书中充满了笑话和谎言，本书仅举其重要一例。高文谦认为，毛泽东恨不得周恩来早死。周恩来病重时，毛泽东有意阻挠周恩来的治疗，下了四点指示：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准开刀，不准手术。结果周恩来延误了治疗，去世了。这件骇人听闻的“内幕”足以说明毛泽东是“十恶不赦”的“暴君”。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高文谦是别有用心地“节省笔墨”，断章取义。据香港有关媒体采访报道，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证实，当年医疗组把总理病情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有亲笔批示（用铅笔写的），大意是：肿瘤的问题现在根本就没解决，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喜欢开刀，开一个就死一个，死了一个陈毅，死了一个谢富治，难道你们也要把总理开死吗？毛最后批示说：要加强护理，加强营养，不开刀，不手术。（注：这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不开刀周恩来可以多活几年。）张大夫认为：这并非主席有意刁难总理治疗，而是他的一种思维方法。主席几次自己有病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相信开刀。有人分析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正要依靠周而绝无可能“害死”周，并且此种招术也不符合毛的风格。请问高先生：关于毛对周治病的“指示”，你为何只会用“减法”？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只能解释为高先生低能弱智，只懂得“减法”！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确有许多失误和错误，但毛泽东绝不是“十恶不赦的暴君”，周恩来也决不是“贪生怕死”、“明哲保身”、“见死不救”、“助纣为恶”的“小人”。中国若没有毛泽东，决没有共产党的今天；文革中若没有周恩来，中国的“大厦”很可能倾覆。数典忘祖、见利忘义的高文谦们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