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中部：文革风云（四）

大连烟台遇险记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后，因考虑到我们不是正规军人，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怕出事，暂没有发子弹，说将来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子弹。没有子弹等于烧火棍，就没有威慑力量。于是，常委们决定让我先设法搞一些子弹，一是用于民兵打靶训练，二是头头们可以先过过瘾，但绝对不准出事。
　　我带了几个人，又去了大连。当时大连两派武斗，陆军、海军各支一派，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很多，连迫击炮和鱼雷都有。我通过驻军（我支持过的部队）和群众组织老朋友，要了一些子弹（不需要枪支），派人运回了北航。（注：乘船先到天津，刘建华派车去天津接回。）所谓北航革委会派人外出搞子弹一事，就是这么简单。至于后来北航的“历史学家”们在校史中说的北航红旗“先后两次派人到天津、大连等地冲击部队、抢劫武器。”不知谁干的，反正本人没干。
　　北航革委会和我本人因中央发了枪没发子弹而带人去大连找朋友要了一些子弹，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错误，我不愿意对自己无限上纲。这件事若放在30多年后的今天，当然是违法行为，但此一时彼一时，在当时司空见惯，小事一段。当时全国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有大量武器弹药，甚至有坦克、大炮、鱼雷等。这些武器不可能都是群众组织抢来的，经历过文革的“地球人都明白”。
　　后来北航某些人整我时用的标准语言是，“去大连抢劫解放军的军火运到北京，直接威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用笔杆子杀人谁都会，关键看有没有良心。当时某些“书呆子们”坐在北航享清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时外地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多得很，若关系好，一要就给，根本用不着抢；况且解放军的军火如何抢，由于北航的老师们没教过我，本人至今不会。至于威胁伟大领袖安全，可能有一点，但问题不大，因为领袖信任我们。领袖既然同意发给我们枪，大概就不会怕我们有子弹，况且我们始终“犯罪未遂”。恕我直言，当时这些枪支子弹如果不是掌握在北航我戴某人手里，而是发给了其它学校（除北航外的任何一个学校），或者就交给北航某些一贯正确的“书呆子”们，能不能不出一点事，我不敢保证和恭维。
　　书归正传。从大连返回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我们住的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是文革中批准搞“四大”的单位。由于我们是拥护和支持大连警备区的，文工团领导又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很安全。那天晚上，大连两派武斗，我们住的楼不知被什么组织包围了。
　　楼下枪声响成一片，我怀疑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文工团的领导也很担心，大院都被包围了，出不去。
　　前哨文工团是现役单位，但都是些书生、美女之类。我怕连累他们，决定带人坚决走。
　　文工团王团长说不行，这样出去很危险，一看你们就是外地学生。他建议我们换上军装走，说罢让人拿来了几套军装。
　　“他们暂时不敢对现役军人动手，你们大摇大摆地出大门，问题不大。出了门往左是警备区，往右走，直到码头，乘船离开就行了。”王团长说。
　　我们立即上楼换军装。这时我和同学小陈往窗外观望，突然挨了一枪。我和小陈急忙趴下，一看，子弹从玻璃窗穿过来，把对面墙打了一个洞，好玄呀！
　　我们换好了军装。忙乱中，我穿了一身战士军服，其他几个同学是军官服，四个口袋的。就是这个失误，后来出了大事。
　　我领着几个同学，告别了文工团领导和朋友们，向大门外走去。
　　门外站了许多端着枪的人，几个同学很害怕。我小声说：“注意军纪！挺起胸来！”便出了大门。
　　数十个端着枪的人盯着我们象“夹道欢送”一样，稍不小心露出破绽，就会被抓甚至打死。谢天谢地，幸亏这身军装，没人敢动手，但一直跟着我们。
　　我头脑一转，没有向右拐，而是向左警备区司令部方向走去。
　　离司令部不远的时候，跟踪的家伙们才撤回去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对大家喊：“快跑，跟我跑！”
　　谁知女同学小蔡一下子喊起来了：“坏了，我腿抽筋了”。我和一个男同学上去架起她，向码头跑去。
　　总算跑到了码头。“承包”（夺权）了“民主号”客轮的大连群众组织战友们把我们领进了特等仓。
　　“唉呀我的妈呀！”大家一个个象死猪一样倒在了沙发上，地板上。
　　“民主号”除我们几个人外别无他人，成了我们的“专船”，立即启航，向烟台驶去。
　　我来到甲板上，面对浩瀚的大海，高兴地大声唱起了京剧《空城计》。
　　到达烟台港后，我们谢别了“民主号”的战友们，立即赶到了火车站。我让同学们把救命的军装换了下来，以后好还人家前哨文工团。我自己的一身战士军装，仍旧穿着，到北京再说吧！
　　到了山东了，等于到了家了，我知道当地驻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心里松了一口气。我去售票窗口买票 ，人家向我要“军人通行证”，我说忘了带，结果不卖给我，只好由别的同学买好了票。
　　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开，我到车站广场上转了起来。我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东张西望，动作随便，根本就没想到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这时两个值勤的战士向我走了过来，严肃地说“跟我们走！”
　　“干什么？”我大声地问。
　　“我们首长叫你去一下！”战士回答。
　　不知什么事，去就去。这时我才想起自己穿着军装。
　　当时火车站军管了，战士把我领进了火车站军管会办公室。
　　一个军官让我站好。坏了，我忘了给他敬礼了（没有习惯）。这时我突然发现，两个持枪的战士站在了门口，我心里想，不好，今天可能要出事。
　　“哪个部队的？”军官问。
　　“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的。”
　　“叫什么名字？”
　　我报了真姓大名。
　　“干什么的？”
　　“拉板胡的。”
　　“身上有武器吗？”
　　“我穿着单衣，一看就知。”
　　“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蒙就蒙到底吧！便说：“团长叫王金龙，政委叫李世民。”团长名是假的，政委名也不是真的。
　　这时火车快开了，我提出要上火车。军官说：“你暂时不能走，你没有军人通行证，行动可疑，我们要查一下，查清了再放你走。”
　　事后才知，其他几个同学见我被扣住了，赶紧上了火车走了。他们知道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他们走了就对了。
　　军官出去了，交待战士看好我。我心里恼火，但不敢发火，好汉不吃眼前亏。
　　等了半天，听见楼下汽车响，我向窗外的火车站广场一看，只见一卡车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跳下了车，立即把大楼包围了起来，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冲上楼，包围了办公室。坏了，事情闹大了。
　　那个军官领着年龄大一些的一个军官闯了进来，二话没说，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并立即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
　　“解放军凭什么打人？”我捂着腮帮子大声地喊。
　　“我们不打好人。老实交待，谁派你来的，一共几个人？”老一点的军官问。
　　“我们打电话查问了，大连前哨文工团没有你这个人。”第一个军官说。
　　他妈的前哨文工团这些书生，干好事不干到底，真不够朋友。他们一定认为我出了大事了，一口否认倒也不算什么大错，免得受牵连。
　　“毛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的人多了，你们要干什么？”我说。
　　“我告诉你，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不管你们从台湾来，从南朝鲜来，一个也跑不了，有来无回。”老军官说。
　　“什么？你们把我当成特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老子是“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武装部队司令，不信你打电话问问。“我不得不说实话了。
　　对方一惊，问我有什么证件，我说没带。
　　这时我突然想起，“北航红旗”的学生张长元是烟台人，文革中在烟台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持驻军，被烟台革委会选进领导班子。烟台市革委会上报了山东省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给北京市革委会和北航革委会来函借调此人，是我经办的。我批示“保留学籍，同意借调。”
　　“你们市革委有个张长元吗？你们问他好了。”我没好气地说。
　　“好好好，你等一会。”军官们走了，一会儿，一个战士给我送了一杯水来。半小时后，车站广场开来一辆小轿车，我一看，果然是张长元来了。
　　张长元一进门就喊：“老戴，老戴！”又对军官们说“你们怎么搞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把我的领导抓起来了。”
　　两位军官赶紧上前同我握手，一个劲地道歉。我笑着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说晚了。”这时，只见岗哨和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全撤走了。
　　张长元笑着说：“真玄呀！他们把你当成登陆特务了，看守所都准备好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给军官们留下了姓名，电话，欢迎他们到北京找我玩，并把“北航红旗”的纪念章和几枚精致的主席象章送给了他们，他们十分感谢。
　　我谢绝了军管会和张长元的挽留，他们送我上了烟台到北京的列车。
　　到北航后，大家正为我着急，我把故事讲给大家一听，大家都乐坏了。
　　后来，工、军宣队进院后，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戴维堤大连搞军火，冒充解放军，差点被打死，这话一点不假，我诚恳接受批评。
　　我带领人马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搞回了一些子弹，后来又陆续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里收缴了一批子弹、枪支、手榴弹等。这些弹药都是真家伙，弄不好要出人命。我自知事关重大，于是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我挑选了几个绝对可靠的学生管起来，并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连韩爱晶也不准领一发子弹。我们认为，北航革委会是一级政权，中央授于我们武器，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出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北京卫戍区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以革委会名义下了通令，谁若胆敢私自动用武器、弹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和组织保卫部按“军法”处治。
　　有了子弹，保卫部组织了两次赴西山打靶，许多学生过了枪瘾。
　　有一次，北师大一伙人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的人拦在了门口，双方在门口打了起来。我让“红武连”紧急出动，开枪把对方的车轮打瘪了，把北师大的人赶跑了。
　　北航是国防院校，教学区有解放军站岗。对导弹等保密仓库和尖端实验室，我增派了学生岗哨，保证万无一失。北航西边几根高压线是保证天安门用电的，每逢重大活动和节日，我就亲自带“红武连”的学生们在电线杆下昼夜轮流站岗。在北航保卫部和“红武连”的保卫下，北航文革中连一块玻璃也未打破，这是连反对北航红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有人说北航文革中是重灾户，我又同意又不同意。文革中，北航革委会是北航红旗一派掌权，没有对立派组织，这是历史事实。但正是由于北航红旗一派掌权，北航文革中的“灾难”远比其他高校少，这也是历史事实。当时，北京的高校几乎都分两派，许多学校都在武斗。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老院长魏思文，清华、北大等许多大学天天武斗，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连大楼都炸毁了。外地更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伤无数。假如文革中北航不是“红旗”一派掌权，而是两派整天武斗，炸毁大楼，断水断电，枪声不断，不敢出门，甚至天天死人，象清华、北大那样，某些人可能就高兴了。假如那样，北航红旗后来日子反而要好过得多，某些反对北航红旗的朋友们很可能也会尝尝当“5。16”分子和“三种人”的味道。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最大一次行动就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
　　武汉“7.20”事件之后，北京市整天示威游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北航红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红旗直接有人在“7.20”事件中挨了打，红旗战士们气不打一处来。
　　革委会常委们决定北航红旗持枪武装游行，由我负责领队，要求绝对不能出事。我建议是否向北京卫戍区打个招呼，韩爱晶等人说，打了招呼反而麻烦，决定不打招呼。
　　我严格地挑选了持枪人员，检查了每一枝枪，不准有一发子弹。韩爱晶说，带枪为了吓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脑袋。我问是否向卫戍区打个照呼，韩说算了，打了照呼反而麻烦。
　　那天，我带领荷枪无弹的数千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战士，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很快到达了新街口北口。
　　新街口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线，进了新街口，就是进了内城了。北京卫戍区的值勤战士和公安干警如临大敌，组成了人墙，阻止游行队伍进城。
　　大队人马被挡住，我很着急，请值勤战士马上放行。战士们不敢作主，要打电话请示上级。一会儿，战士让我去岗哨接电话。
　　因工作原因，我常同卫戍区打交道，我的名字卫戍区许多有关人员都知道。
　　电话里的人我不熟悉，可能是值班首长，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戴维堤。”
　　对方哈哈大笑，说：“你们武装游行，谁批准的？”
　　“毛主席批准的。”我随便回答。
　　“我们没接到通知，不能放行。你知道，这是首都，任何人不准带枪进城。”
　　“你们当兵的为什么能带枪？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快请示傅崇碧司令员和黄作珍政委，耽误了大事你负责。”我口气很硬，有恃无恐。
　　“你等一下。”我等了一会儿。
　　“你们枪里有子弹吗？”口气有缓。
　　“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支支亲自检查的，一粒子弹也没有。枪是你们发的，一粒子弹也没给，等于烧火棍，你们怕什么？”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出事，否则谁也担当不起。你不能说是我们同意的，你们自己冲吧，我命令值勤战士撤开。”
　　乖乖！很好！够朋友，给面子。我放下电话，赶到队伍前面，大喊：“同志们，冲呀！”这时执勤的战士们全让开了。
　　队伍长驱南下，赶到西单，又遇上了麻烦。只见一排排警察组成多道人墙，足有上千人，不准队伍前进。
　　没有功夫扯皮了。我用高音喇叭大喊：“警察同志们闪开，保卫毛主席的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胆敢阻拦谁就是反革命！同志们，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数千名持枪的红旗战士高喊着口号，正步向天安门方向挺进，后面跟着几十万大军的游行队伍，警察们被冲了个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军很快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呼喊了一顿口号，许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那天天气又闷又热，但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斗志高昂，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开小差。
　　游行结束返回学校后，我让学生们清点了武器，擦得铮亮，入了枪库，没出任何问题。
　　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锻炼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学生们。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若打起仗来，一定不怕死。我和韩爱晶等头头们都非常满意。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之后，北航红旗又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
北航“八.二四”事件始未

　　1967年8月204日，北航发生了打死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的严重事件。李明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吴仙虎是工农子弟。
　　文革以来，在对待工作组和其它大是大非问题上，北航的大部分高干子弟同工农子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反工作组的人们得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并于8月20日成立了以工农子弟和中下级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分的“北航红旗”。以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土崩瓦解，高干子弟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他们百无聊赖，有的外出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有的谈情说爱，但有的人开始秘密串联，搜集中央内部斗争的消息和情报，把活动转入了地下。随着父辈们受冲击越来越厉害，他们对文革开始怀疑和反感，由开始的“保工作组派”变成了“保爹保妈”派。他们对北航红旗和全国造反派--尤其是蒯大富等人十分仇恨，进而对中央文革直至毛泽东也产生了怨恨情绪。
　　从1966年8月初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老干部开始挨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的被整，使得一些高干子弟感到“唇亡齿寒、如丧考妣”。北航的高干子弟们同社会上的老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一道，开始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指责江青等人，最后发展到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你毛泽东可以炮打刘少奇，我们为什么不能“炮轰”一下你毛泽东？”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导弹系）学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等5个高干子弟联名写出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在为刘少奇等老干部喊冤叫屈的同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大字报一出，立即轰动了全院。
　　当时我们刚翻身，北航红旗刚成立4天。作为红卫兵造反派，我们对李明清的大字报坚决反对，但又不得不从心理佩服李明清等人的胆量。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关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了学校。（注：事实上是毛泽东和江青让谢富治放的。）从此，李明清等高干子弟们当起了逍遥派，但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始终耿耿于怀。
　　吴仙虎是北航九系学生，当时对他毫无所知。据说他也是老造反，但思想极左，目空一切，因此可能没有参加北航红旗，更不是头头。
　　多年之后，笔者才从沈如槐（清华大学414一把手）先生的书中得知吴仙虎的有关情况。原来他文革初期就“跑单帮”，在西南地区串联时曾经和沈如槐等人认识并一起成立了“清华北航南下串联小分队”， 吴仙虎自任负责人。据沈如槐书中说，吴仙虎曾带领他们大闹西南局，抓住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不放，逼着李井泉对他儿子李明清的《炮轰……》大字报表态，企图逼迫李井泉承认自己是李明清大字报的后台。最后李井泉写了一份表态性的文字，其中说：
　　李明清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写这张大字报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谈过。后来我看到了同学们抄来的这张大字报，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极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赞成和支持同学们对这张大字报进行彻底地批判。
　　李井泉1966年11月4日
　　关于这件事，在北航都少有人知。
　　吴仙虎回学校后，不知什么时候思想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1967年夏，他在北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谈谈孙悟空》，“影射攻击”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和北航红旗。大字报一鸣惊人，吴仙虎出了名，立即受到了红旗战士们的批判和围攻。
　　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串联时，因介入开封化肥厂的两派武斗，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了。（注：不久，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
　　刘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艰苦朴素，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思想比较激进，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刘天章同我很熟，本来，他是约我和他一块去河南串联的。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他便一个人去了开封，结果血染黄沙，命丧古城。
　　噩耗传来，北航立即炸了锅，北航红旗的战士们气炸了肺。
　　当时，北航红旗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全国响当当、硬梆梆无人敢惹。我想打死刘天章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北航红旗的。当时，中央刚武装了北航红旗，发了数千支枪。假如打死刘天章的人和单位在北京，那后果不堪设想。
　　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上，主要头头们对天鸣枪为刘天章送行。
　　奇怪的是，做为刘天章的好友和保卫部长，我既不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也没有上主席台。
　　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红旗中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如果说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也算事实。
　　8月204日，恰逢“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发地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当时人很多，现场很乱，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批斗过程中，发生了武斗，有些在北航串联的外地学生也参与了打人。后来人群一轰而散，被批斗者都自己回了宿舍，当时并没有死人。惟有吴仙虎被一批学生拉到十二楼前继续审问拷打。
　　历史的事实是，这天晚上，恰逢北航革委会在主楼召开全体会议，所有头头们不知道东操场发生的事情。散会后，已经很晚了，头头们往宿舍走。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听说十二楼前批斗反革命，绕道走开了。我住十三楼，和几个革委会委员路过十二楼时，见许多学生们正在打吴仙虎。我当时并不知道批斗会的全过程情况，吴仙虎本人我也不认识。我从来反对动手打人，文革中我从未打过一个人，包括小偷流氓。于是我对打人的学生（大部分是“红旗”的老造反们）喊道：“算了，算了，别打了，快回去睡觉吧！”一些学生把我推开，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管不了，快回去吧！”于是我便和几个头头回宿舍睡觉去了。对这件事，我虽然简单地制止了一下（我是唯一出面制止的头头），但没有最后尽到责任，这是我的严重失误，多年来我一直十分内疚。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坚决制止，一是打人的学生都是老造反，有些还是基层的头头，听不进劝。他们正在火头上，我一个革委会委员是管不了他们的；二是我个人认为群众专政嘛！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时打几下也可以。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思想，但我当时绝对没有说过这种意思的任何话，也根本想不到后来会打死人。天快亮时，有人叫我起来，说吴仙虎被送到了保卫部。我去一看，吴仙虎被打得很重，打人者全跑光了。我立即让人把吴送了校医院，吴因伤势太重，死了。
　　我正破口大骂打人的学生们时，又有人来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我和革委会委员李某某跑到李明清宿舍，见李明清躺在床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有心脏病，可能是被打后导致了心肌梗塞所致。李明清之死，吓了我一跳，北航谁都知道他是李井泉的儿子，这下子问题就麻烦了。
　　我立即报告了常委们。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被批斗和挨打的几个高干子女，文革之初我和他们一块造反，彼此有些了解，后来因观点分歧，分了手，但我对他们并无成见，我理解他们老子被打倒的心情，所以当他们炮打中央文革被公安部抓去关了一段又放回学校后，我并没有难为过他们。这点，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替我说过公道话。他们说北航头头中戴维堤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们可能都被打死或整死了。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都成了高级干部，他们当时确实是死里逃生。
　　学校出了人命，主要头头们皆很吃惊，韩爱晶说：“这件事同革委会没有关系，谁干的谁负责！我们没有让他们开批斗会，更没有让他们打人，谁打死人谁负责！”韩让我把此事上报了市公安局和卫戍区。
　　处理完后事后，北京卫戍区奉江青指示，限令北航204小时内交出凶手。
　　文革中被害死、打死的人成千上万，无人问津，屈死的冤魂不知有多少。江青之所以对北航大发脾气，主要还是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儿子。中央文革整了大批老干部，包括李井泉，已经不得人心，如今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当然是给中央文革找了麻烦，让“老家伙”们抓住了把柄，所以江青十分恼火，下令抓凶手。韩爱晶立即召开革委会，研究抓凶手的事。
　　实事求是地说，韩爱晶在抓凶手问题上，是持坚决态度的，其目的可能和江青一样，为了洗却自己和北航革委会的责任。所谓韩爱晶抵制抓凶手的说法是不对的，但一谈到谁是凶手问题上，革委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经对目击者和参与者调查，一时很难判断谁是主要凶手。批斗会确实是群众自发的，导火线是红旗战士刘天章在河南被保守派打死了，许多红旗战士有报仇心理。批斗会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参与打人的学生也有上百人，有些外地学生打得也很厉害，很难说是谁打死的。革委会头头们谁也不敢判定谁是主要凶手并送卫戍区，但卫戍区限令半夜十二点交人，怎么办？
　　韩爱晶等人主张，把参与打人者全部送卫戍区，让卫戍区和公安局去处理，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这样大约要送一百多人，这不成了示威了吗？许多人反对韩爱晶的意见。
　　我建议，既然马上定不了凶手，可以先派代表去卫戍区解释一下，缓几天时间，等查出凶手，立即送去，若今晚不去人，过不了关。
　　众人同意我的意见，许多委员自愿当谈判代表。我是保卫部长，负责同卫戍区和公安局的日常联系，自然算一个。革委会委员匡正芳和徐佛书愿意去。为了解情况方便，吴仙虎的同班同学张平也被选中。
　　我们四人正要动身，突然革委会女常委杨瑞云说：“戴维堤最好不要当正式代表。这件事事关重大，需要性格脾气好的人去办，戴急性子，别把事情办砸了。”
　　众人同意杨的意见，我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不算正式代表，但负责送他们去卫戍区谈判。
　　我调了车赶到卫戍区时，正好半夜十二点。
　　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和另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我郑重说明了北航革委会的决定，今天实在查不出凶手，但我们有诚意，为了尊重卫戍区，我们特派了三位革委会代表，同你们谈判，希望宽限几天时间。
　　哈斯笑着说：“可以，你让代表们留下，你回去吧！”
　　我说：“你们谈吧，我等着！”
　　一会儿卫戍区来了辆小轿车，让代表们上车，匡正芳、徐佛书和张平随哈斯上了车，立即开走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不好，上当了，哈斯把我给涮了。我急得在卫戍区门口大喊：“姓哈的，我们来的是谈判代表，不是凶手，你要听清楚了！”
　　我立即乘车返回了北航，向韩爱晶等人报告了情况。韩爱晶一听，笑着说：“你们走后，我们就议论，你干不成大事，非捅漏子不可。我们早就想到，去的人一时回不来，所以未让你去。算了，这事我来处理吧！”
　　我不领情。人是我送去的，许多人都会骂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放？我要返回卫戍区要人，若不行，我也不回来了，陪着他们坐牢。韩让我别蛮干。
　　第二天，我又去卫戍区找哈斯，同他大吵了一顿。哈斯一点也不发火，他笑着说：“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也替我想想，江青同志和司令部首长们命令我抓凶手，不这样你们什么时候交出凶手？你快回去抓出真正的凶手送来，我们就放人。”
　　结果，匡正芳、徐佛书、张平三人被关进了宫德林看守所（这里曾关过溥仪），受到了极不友好的待遇，徐佛书因解释被打得鼻青脸肿。7天之后，韩爱晶请谢富治写了一张条子“若果真不是凶手，可以放人。”我拿着条子去要人，卫戍区只放了匡正芳、徐佛书。张平因在监狱里承认打过吴仙虎一个嘴巴，被当作凶手和人质仍关着不放。
　　张平的老父亲从东北老家跑到北航来要儿子，天天坐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又哭又闹，搞得我没法工作，后来还是找谢富治写了条子才放了出来。张平被关了7个月零7天。
　　那位北京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后来也犯了错误，被关了起来，不知真情如何。
　　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继续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历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
　　以上就是北航“八.二四”事件的全过程。
　　李明清、吴仙虎二位同学是好同志，他们不该死。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愿他们的冤魂安息。
张体学上了天安门

　　“7.20”事件之后，北航红旗象全国造反派一样，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煽动指使下，干了一些对彭德怀、徐向前、徐海东、陈再道等老帅、老将们不尊重、不礼貌的勾当，这是事实。（注：有些事情仅仅是个别头头和个别人干的，但最后都加到了北航红旗头上。）但北航红旗死保聂荣臻、肖华和杨、余、傅，以及认为应该保的人，这也是事实。韩爱晶说，中央让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不能唱反调。中央一旦解放了谁，我们立即保，对他们的子女立即照顾。对有些已被当时群众组织打倒的人，只要我们调查清楚没有大问题，就大胆地保，不要让别人认为我们“打倒一切”，我们不可能“打倒一切”。
　　北航红旗要保起某个干部来，那也是不含糊的，甚至一保就把他保上天安门城楼。
　　196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在组织部办公室的沙发上正要睡觉，忽听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我开门一看，是作战部的一些人抓了人来了。只见几个头上蒙着麻袋的人被推进了韩爱晶等人的办公室兼宿舍。我一打听，被抓的人是张体学（湖北省委书记）和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等人。之所以抓张体学，是想通过他了解有关武汉事件和湖北省委的有关情况，至于穆欣，可能是抓错了人，很快就放走了。
　　文革中，北航红旗陆续把一些老干部“抓”到北航来过，但大部分是被“保护”的。这些行动，全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打电话指示的。
　　由于这种事不归我管，我便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韩爱晶的办公室。 韩的办公室没有锁，里面仅有一张桌子和一张上下床。我一进门，吃了一惊，只见韩爱晶在上床，张体学在下床，两个人的手用一根线绳连接着，正在呼呼大睡。后来才知，韩同张体学聊了一晚上，刚刚睡下。韩爱晶怕张体学逃跑或跳楼自杀，用一根线绳拴住张体学一只手，另一头拴在自己手上，但为了照顾张体学，他让张睡下铺，自己睡上铺。这种小孩儿戏如不是我亲眼所见，是绝对不信的。后来我们取笑韩爱晶，你也不怕张体学勒死你。韩爱晶笑着说：“君子之交，不打不相识，意思到了就行了。”
　　张体学是韩爱晶下令从武汉在京群众组织处抢来的。对张体学本人，北航红旗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上面”让北航抓他，就把他抢来了。韩爱晶干了许多错事，坏事，但也干过好事。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胡说八道。
　　张体学当时已被湖北许多人打成“黑帮”，整天挨批斗。他是红小鬼，老红军出身，没什么大辫子可抓。他向韩爱晶详细介绍了自己从小参加革命的过程和经历，也谈了湖北省委和武汉一些情况。他反复向韩爱晶说明，自己从未被捕过，决不是叛徒，希望革命小将相信他。
　　韩爱晶相信了张体学的话，对张体学十分同情。他让学生们好好照顾张体学 。文革中，没有一个造反派是真正打倒一切的，也没有一个保守派是一切都保的。有打有保，有保有打。所以后来中央有人说，造反派、保守派都是文革派，都不是好东西，还是消遥派好，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执行起来，就不一样了。
　　韩爱晶把张体学的事告诉了我们，记得他说：“看来张体学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干部应该保，我们不能把毛主席手下的老干部都打倒了，那样不就把毛主席架空、孤立起来了吗？”这话出自韩爱晶的口，确实不简单，可能有人不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吧。
　　韩爱晶给张体学出主意，让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一个检查，态度越诚恳越好，把工作中的错误上纲上线，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然后恨恨地骂自己一顿。另外，一定要表示如何如何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表示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张体学唯命是从，很快写好了信，韩爱晶帮他修改了一下，让张体学签了字。
　　不知韩爱晶把张体学的信交给了谁。反正不几天，周总理就派人把张体学接走了。国庆节那天，被湖北某些人打倒的“黑帮”张体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纪登奎当了副总理

　　类似的事情，本人也干过一次。
　　1967年春夏，北航红旗把河南省一批受冲击的老干部接到北航，保护了起来，其中有刘建勋、纪登奎等人。
　　刘建勋文革前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北航住了几天后就被中央接走了。他先当了几天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很快又调回河南任省革委会主任。
　　纪登奎解放后曾任许昌地委书记，文革前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他和尹聚平的父亲蒋中岳（时任劳动厅长）较熟，二人于六二年反右倾时被打成河南省的右倾分子和反党小集团成员，罪名是同情支持彭德怀，为民请命，反对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浮夸风。蒋中岳还被撤了劳动厅长的职，发配到新乡当了厂长，差点被开除党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河南省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活活饿死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死人的现象。而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一面对中央封锁消息，一面继续大搞浮夸风。纪登奎等人冒着风险，如实向中央报告了河南的严重灾害情况。毛泽东看后，拍案惊奇，对纪登奎印象很好，并在报告上批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此后，毛泽东一直称纪登奎为“老朋友”，并多次接见纪登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
　　文革开始后，纪登奎等人被河南群众组织关了起来，几乎天天被批斗，“坐喷气式飞机”。但他能“正确对待”，每次被批斗后都“哈哈一笑”。后来毛泽东路过河南时接见了他，并夸奖他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毛泽东离开河南后，仍有一些群众组织揪斗他。1967年夏，他和一批受过冲击靠边站的干部来到了北京，被北航红旗保护了起来。
　　韩爱晶等人让我找几个学生，负责河南这些干部的吃饭、安全问题。为了怕河南群众组织来抢人，我把这些干部安排在有解放军站岗的主楼里，每天派学生打饭给他们吃。学生食堂的伙食很一般，早上全是粗粮，纪登奎他们心情不好，难以下咽，只是拼命地抽烟。
　　我见纪登奎整天拼命抽烟，心情不好，就劝他说：“老纪，毛主席不是很喜欢你吗？你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封信，作个检查，我们给你送上去。”
　　纪登奎一听很高兴，立即开始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
　　正巧，那天中国科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给韩爱晶送来了一张请柬，韩有事让我去参加。
　　中科院成立革委会，周总理一定会出席。我立即跑到纪登奎住的房间说：“老纪，我要去开会，很可能见到总理，你写信来不及了，赶快简单地写个条子，我替你交给总理。”纪念登奎赶紧写了一张条子：主席，总理：我是纪登奎，我现在北航革命小将手里，我万分希望能见到主席和总理，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主席、总理说。
　　条子就这么简单，纪登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调车赶到中科院会场时，已经迟到了。我凭请柬进场后，见主席台上已经坐满了人，我坐到了主席台最后一排。不一会儿，掌声响起，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等人来了，坐在了主席台第一排中央。我正想如何去见总理，真是无巧不成书，周总理的秘书正好坐在了我旁边，我把纪登奎的信交给了他，秘书记下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的“大红旗”来到了北航，秘书找到我，说是总理让他来接纪登奎。我立即跑到主楼大声地喊：“老纪，老纪，总理派车接你来了，快点走！”纪登奎当时激动得要命，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和同学们把纪登奎送上了总理的汽车。
　　很快，纪登奎就解放了，先当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
　　我后来从未去麻烦过纪登奎，包括挨整受冤枉的时候。倒是我一个分到北京空军的老同学（给纪登奎打过饭，买过烟）后来因工作调动的事找过他。他当时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很痛快地给办了。
　　纪登奎后来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写调动八大军区司令的命令时，闹过小小的笑话，只写了任命书，未免去原职务。毛主席去世后，他可能犯了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小平同志上台后，他和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人被赶下了台，其中的内情，小老百姓就说不清楚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当时保纪登奎等人是无罪的。
“红航一号”诞生记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合法地掌管了北航的一切权力。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领导全院师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行所谓的“斗、批、改”。
　　1967年夏季，中央军委和空军通过国防科委向北航下达了为空军研制高空、高速靶机的光荣任务。北航革委会把该项目命名为“红航一号”，由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仇北秦挂帅，成立了由革委常委屠海鹰、李乐和刁震川、王敬明（刁、王都是三结合老干部，原北航副院长）、唐邑（二系主任、航空专家）、革委会委员李明启、何凌书、张奎宾等人参加的“红航一号”指挥部领导小组，组织精干的科研力量进行设计、研制并在北航附属工厂总装车间生产。
　　作为国防科技院校，北航文革前经常承担大大小小的航空、航天军事科研项目。早在1958年，北航师生就自己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北京一号”并飞越了喜马拉雅山。实事求是地说，比起火箭、导弹、人造卫星等许多重大项目来，“红航一号”算不上重大工程项目。但是，当时是在文革中，全国武斗成风，许多单位的科研、生产几乎瘫痪。不管是北京，还是全国，绝对找不出第二家像北航这样安定团结、秩序井然的大学来，更不要说承担军事科研项目了。
　　当时的事实是，一些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和群众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相关专业的教授、教师立即成了宝贝。许多人积极报名参加该项军事科研任务，以此作为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忠心的好机会。因为一旦被批准参加“红航一号”的研制工作，就说明自己政治上已经没有问题，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回到正题。作为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我参与了“红航一号”主要“参战”人员的政治审查。我例行公事地查阅了每个人的档案，没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一律放行。
　　我负责“红航一号”研制的安全保卫工作。为了保证“红航一号”的研制成功，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防止泄密和阶级敌人的破坏--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向北京卫戍区请示报告，为北航附属工厂增加了一个解放军岗哨。我又派“红武连”的学生们在工厂周围加强巡逻，保证万无一失。
　　但不久，就出了大事。
　　当“红航一号”正处于紧张的试验阶段时，上级有关单位通知我们，“红航一号”总装车间的现场照片和“中共研制新式武器”的报道出现在了香港的报纸上。国防科委的领导非常恼火，责令北航革委会严查此事。
　　我一听此事，惊呆了。韩爱晶等常委们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作为组织保卫部长，“参战”人员是我参与审查的，现场是我负责保卫的，出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我罪责难逃。
　　我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调查。据有人反映，一位参与研制的二系教师曾经带照相机进入总装车间，并说他家楼顶上有天线一样的东西。我立即对该教师进行了询问和审查，并搜查了他的家、楼顶和办公室，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也矢口否认自己决没有也不可能泄密。有人主张把所有可疑人员一律审查和逼供，我和头头们制止了。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此事成了无头案，最后不了了之。尽管没有造成其他重大损失，但这是我的严重失职和无能。事后，我自己向革委会和国防科委写了检查，请求处分，最后也不了了之。
　　事到如今，对天发誓，在这件泄密事件中，我们始终没有对该教师进行逼供，更没有打他一下，尽管当时打他几下事出有因。就这样，作为北航红旗的保卫部长，我保持了文革中从未打人的“吉尼斯”记录。
　　“红航一号”在北航革委会的领导下，继续研制、生产，经历了失败，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向空军提交了高水平的新式靶机，受到了中央、国防科委和空军的表扬。这是参与研制、生产的广大教师和员工的功劳，北航革委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我本人是有过之人。
　　需要指出的是，北航研制“红航一号”，是在全国乱成一团、大部分高校两大派对立严重甚至武斗成风的形势下进行的。当时北大、清华等学校正在造炸药，造手雷弹，造装甲车等，准备炸大楼，炸高压线杆，炸人等。在这样的形势下，北航革委会能够领导组织北航师生员工为部队研制出新式武器--尽管不是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一点，笔者不得不交待清楚，因为后来在某些人的眼里，北航革委会是“坏人篡党夺权”，北航红旗简直就是“反革命组织”，北航红旗的头头和积极分子全是坏蛋。某些“胜利者”在写北航历史的时候，站在派性的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尽歪曲、夸大、污蔑之能事，并口口声声说北航文革中是“重灾区”，北航红旗没干一件好事，这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难以服人。
　　历史不可能永远被强权者所涂鸦。北航红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武光问题真相

　　北航红旗对老院长武光的保与批，需要让历史说话。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和经过。北航一些同志武断地说北航红旗迫害武光，有失公允。
　　北航许多人应该知道我是第一个保武光的。本书前面已有诗为证，对武光没有感情写不出那首诗。北航红旗一开始也是保武光的，没有人反武光。武光后来在新疆被打倒后，被人“揪”到了北京。开始住在北大，我和头头们派人去把武光接来，藏在北航保护了起来。
　　听韩爱晶说，康生说武光是好同志，我们党象武光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应当好好保护。我们本来保武光，听了康生的话，很高兴，对武光照顾得很好。由于北航红旗的保护，新疆方面不敢抢人，武光同志免受了许多苦难，这是历史的事实。
　　后来，还是这个康生，在飞机场送外宾时对韩爱晶说：“武光是大叛徒、大特务，你们怎么还保他？”韩回来一说，我们都气坏了，大骂康生出尔反尔，不是东西。由于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北航红旗一直对他有看法，只不过不敢公开反他而已。
　　我们对康生的话半信半疑，阳奉阴违，决定继续保武光，走一步算一步。
　　不久，卫戍区来人找韩爱晶要武光。韩爱晶说不了解情况，让找我。我一口咬定武光不在北航，早就被新疆的人抢走了。当时北航上上下下的人都保武光，不愿武光被卫戍区拉走。卫戍区来了两次人，都被我顶回去了。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说不定康生又出尔反尔，说记错了，武光不是叛徒、特务，这不就行了吗？
　　卫戍区的同志从北航某些人口中知道武光就在北航，便上报了谢富治，不知北航是谁告的密？于是谢富治给韩爱晶打电话阴阳怪气地说：“我派人去要武光你们不给，你们北航红旗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要我这个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亲自出面才给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武光交给了北京卫戍区。我知道北京卫戍区对“黑帮”的“监护和监管”是怎么回事，贺龙、彭德怀不就是被监护死的吗？
　　后来，迫于康生的淫威，为了洗却保“大叛徒、大特务”武光的罪名，北航主要头头们在没有召开革委会全体会议研究讨论的情况下，在院内提出了“打倒武、周、程、王、张”的错误口号，并把武光拉回学校批斗了多次。尽管“北航红旗”对武光恨不起来，批判纯粹是例行公事，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对武光和其他北航老干部的迫害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1968年春天那次在体育馆批斗武光，我得到消息后，又一次出面保护武光。本来“斗、批、改”方面的事情（如专案组和批斗会之类）不归我管，但出于良心和不放心，我怕武光在会上吃苦头，便利用职权跑到会场对有关人员说：“不准武斗，否则后果自负。”并跑上台去对武光小声说：“例行公事，你不要怕，没人敢打你”。
　　以上情况，绝对是历史的事实，说表功也可以，因为那是客观存在。
　　武光同志后来被关押审查了整十年，受了不少苦难，1978年返回北京，平反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大副主任，现已离休。前几年他写的文革回忆录《不是梦》，详细叙述了他在文革十年中遭受的迫害，内容十分客观和感人。近年每逢北航校友会时，武光老院长都出来与北航校友们合影留念。如今，他年事已高，笔者衷心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砸“八.一”大会

　　1967年春、夏，在反击“二月逆流”和“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中，北京出现了一股反总理的逆流。以大学里的几个思想极左的学生组成的“516”兵团，给周恩来贴了许多大字报。社会上一些人建议废除“八一”建军节，立秋收起义（9月9日）为建军节，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人领导的。
　　对此，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八一”在前，“秋收”在后。是“八一”首先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会议组织者邀请了有关中央首长出席，周总理来了，江青等人不知为什么没有到会。
　　北航红旗派了六百人参加会议。韩爱晶说，今天这个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什么人都有，成份比较复杂，要求我把人马安排在主席台下面，保卫好主席台。
　　大会发言一开始，我就听出苗头不对。
　　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不断有人高呼“砸烂‘八.一’！‘秋收起义’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时我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总理非常激动和气愤。谁都知道，“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人领导的，这次大会明显的是对着周总理来的。我心里顿时为周总理捏了一把汗。
　　果然，几个发言者调子皆大同小异，主张立“秋收起义”为建军节，废除“八.一”建军节。这时会场上乱起来，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要抢话筒。大会组织者不知是谁，一个劲地要大家安静，但会场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文革中，凡有中央首长参加的大会，从来没有这么乱过。我立即通知北航红旗的学生们把住两个出入口，防止意外。
　　实事求是地讲，北航红旗也好，韩爱晶也好，都是保总理的。韩爱晶常说：“周总理是全国的大管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是支持我北航红旗的。没有周总理，全国就乱了套了。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对周总理。”这是历史的事实。至于我个人，始终对周总理非常钦佩，又加上总理亲自为我平了反，即使从个人利益上说，我也绝对是死保总理的。
　　我们同意参加这个大会，是为了纪念秋收起义，但没想到有人要砸“八.一”。我们事先不知发言者和组织者的目的和宗旨，否则，北航红旗不会参加这个大会。我心里直埋怨韩爱晶。
　　这时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上，看到会场很乱，他们也害了怕。我看到韩爱晶走到周总理面前，不停地同总理讲着什么。大概是向总理解释什么还是劝总理离开会场。据后来韩爱晶说，他是请示总理要不要拒绝参加这个会议，立即离开会场，总理没有同意。
　　这时，大会组织者请总理讲话。
　　总理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开始讲话。会场静了下来，韩爱晶和蒯大富紧紧地站在总理身后护着总理。
　　据我所知，凡是参加这种大会，总理的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都不可能站在主席台上，一般也没有必要。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走下金水桥，乘敞蓬汽车从红卫兵人群中穿过，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今天我为总理捏了一把汗。今天大会不是我们组织的。我仅带了六百个人来，万一出现情况，有人捣乱，上万人一乱起来，不好控制。我也真想让总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总理的声音有些嘶哑和颤抖。
　　“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事先我不知道，我是紧急赶来的。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非常好的，我坚决支持这个会议。坚决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
　　这时会场里突然有人喊：“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毛主席！”会场顿时又乱了起来，一些人的狂叫声压倒了总理的声音，他们不让总理讲下去。
　　我大吃一惊。文革以来，我可说什么场面都见过，唯独没碰上过这种场面。这不是公开反总理吗？这还了得！这算他妈的什么造反派？大会组织者和叫喊的人是些什么人？若这个会在北航召开，我定会让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把他们全抓起来，可这里是工人体育馆，不是我们的天下。
　　我立即让北航红旗六百名学生全体起立，组成了人墙，把主席台包围了起来，为了镇住一小撮人，我叫人把北航红旗的大旗举了起来，并带头高呼“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北航红旗坚决拥护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我一喊，北航学生和会场上的群众也跟着我喊起来，一下子把一小撮人的气焰压了下去。当时，我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我身上带着枪，如果有人胆敢上去揪斗周总理，我一定敢开枪打死他，别的，我顾不得了。在保总理问题上，我决不含糊！
　　周总理继续讲话，出乎我意料，总理下面的讲话令我大失所望。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不知史学家们怎么看待这些话。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由于我没法看到总理讲话的原始录音（可能没有录音），仅凭记忆，上述总理的讲话可能略有出入，但几句关键的话确凿无误，撕开了衬衣绝对是历史的事实。我和许多人被惊呆了，会场上群情激奋。“誓死保卫周总理！”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人愤怒地谴责一小撮人反对总理、破坏大会的行为。主持大会的人见没法再开下去，便草草收场。顿时，人群拥向了主席台。
　　说时迟，那时快，我带着北航红旗的学生们冲上了主席台，把周总理紧紧地保护了起来，并护送着总理退场。
　　那天负责警卫的卫戍区的战士们已手足无措，他们可能未遇到过这种场面。面对体育馆内外人山人海的群众，他们近不了身，干着急使不上劲。我几百名北航红旗学生护卫着周总理，成千上万名群众围着我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移动。我没有受过警卫业务训练，也不会武术，但我知道，这种场面什么也用不上，只靠我20多岁小伙子的身躯和一颗红心护卫着周总理。我面对着总理，向后倒退着，指挥学生们开出一条走道。我对着一个当兵的大喊：“快把总理的车调过来！”我当时急于要把总理护送上汽车，让总理尽快脱险。
　　现在不记得当时在场的卫戍区负责人是谁了，是傅崇碧，李仲奇，还是其他首长？我估计他们当时也吓坏了，恕我不恭。
　　关键的问题是人群中有反总理的坏人。
　　周总理的“大红旗”慢慢地从人群中开了过来。我正要护送总理上车，不料总理不肯上车。他向人群不停地挥着手，点头微笑 ，不停地同人们握手。伟大的周恩来，他此时的心情我明白，他不愿这样灰溜溜地走掉，他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相信群众，他不相信有人会害他，但作为我们，作为总理临时的保卫人员，我却不能不高度警惕，以防万一。这时，我看见远处卫戍区部队的战士们一队一队地开了过来，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这时，周总理大声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怕嘛！毛主席说要相信人民群众嘛！我周恩来问心无愧，我不应该害怕群众嘛！现在天快黑了，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他朝陪同的卫戍区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搞一点吃的来，我和大家就在这里吃一点晚饭怎么样？”大家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周总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外围是官兵们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不一会儿部队送来了大木桶盛着的稀饭、馒头之类，总理要了一小碗稀饭，我也要了一碗，陪总理喝了起来。
　　就这样，公元1967年9月9日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门外的马路上，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们一起喝稀饭，并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我和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我敢说，古今中外历史上，除了越王勾践身陷敌手后为了东山再起而卧薪尝胆外，周恩来此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难怪周总理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降半旗致哀，他的人格征服了全世界。
　　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红旗犯了许多错误，我也不是白璧无瑕，这点，我从不否认。但是，起码在对待周总理，保卫周总理方面，我们问心无愧，无可指责。
　　文革中，北航（不光北航红旗）没有一个人反总理。文革中红卫兵的形象，不单是军装皮带加皮鞭的形象。历史就是历史，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点，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当事人，都应尊重历史，而不应胡说八道。
北航“国际红卫军”事件

　　1967年夏，北航红旗内部有几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国际红卫军”的秘密组织，公开的宗旨和口号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推向全世界，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实际上是反林彪的。主要人物叫白晓宏、曹伟康，二人皆是干部子弟，平时关心政治，博览群书，思想比较激进和活跃。他们认为，文革以来林彪的表现和言论十分出格和反常，令人怀疑。林彪对毛主席的评价不是实事求是地赞扬，而是别有用心地吹捧，令人肉麻。许多话是明显错误的，违背了事实和辩证法。林彪的心术不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捣鬼；林彪军权在握，靠吹捧毛主席成了接班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林彪当了中国一把手，许多人要人头落地，全国非大乱不可；林彪才是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看错了人，树林彪当接班人是极大的失策，早晚要吃大亏；在中国，绝对不能让掌握枪杆子的人当一把手……白、曹二人秘密地向许多人特别是北航红旗的头头们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还认为，北航红旗已经成了“保皇派”，成了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怀里的“阿斗”，不再继续革命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应当继续造反，造林彪的反，把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揪出来示众。那样，北航红旗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才会受到全国、全世界的赞扬和佩服……
　　据我所知，北航红旗有好几个头头对白、曹二人的观点表示了默认，起码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和制止。其中革委会副主任田东竟然赞同和支持白、曹二人的观点，并秘密介入了他们的行动。例如，为了验证林彪某一天是否上过天安门，田东曾带领白、曹二人专程拜访了当时国务院秘书长周某某。
　　由于我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和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白、曹二人也偷偷地向我散布过他们的观点，但因我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他们那样先进的程度，对林彪的认识还同芸芸众生一样，所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并劝他们不要胡思乱想、怀疑一切，不要到处散布这些观点，以免惹是生非。由于白、曹二人是北航红旗的“老造反”，同我很熟，出于派性，我不可能出卖他们。
　　当时的中国，“公安六条”有明文规定，反林彪绝对是反革命，要抓起来坐牢甚至杀头的。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白晓宏、曹伟康二人反林彪和北航红旗头头态度暧昧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有人开始发难，让头头们交待清楚。如此发展下去，北航红旗将有灭顶之灾。韩爱晶等头头们看事不好，立即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统一口径，并立即把白、曹二人的情况上报了北京卫戍区。很快，卫戍区就来人把白、曹二人抓走了。
　　作为保卫部长，这事本来归我管，可能因为事情太严重，太突然，韩爱晶和主要头头们没有让我处理，我也乐得做好人，一身轻松，两袖清风。
　　1968年春，白晓宏和曹伟康在卫戍区被关了半年之后放回了学校，按照上面指示，回来劳动改造。我安排他们在学院绿化队劳动了一段时间。按常规，二人应开除学籍或留校查看。同样是出于派性，我丝毫没有为难他们。后来我毕业了，白、曹二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估计在后来的抓“5。16”运动中，二人日子不会好过。1971年林彪摔死之后，二人肯定已彻底平反。
　　关于北航革委会副主任田东，后来在革委会作了检查，受了批判，最后不了了之。值得说明的是，我当时奉常委们之命，曾负责整理过田东的交待材料，并上报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做了一件对不起田东的事，尽管是奉命的。
　　田东毕业后抓“5。16”时被整得很厉害，直到林彪摔死后才平了反。我借此书再一次向田东老同学和战友表示诚恳地道歉。
北航周国怀“叛逃”事件

　　1967年底的一个晚上，北航南操场演电影。几个男女学生抓到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扭送到保卫部。我一看，是四系的主任周国怀。
　　周是航空材料系主任，中国的航空材料专家，他了解国家的大量航空机密。周当时40多岁，风流潇洒，不知怎的，看电影时不老实，被女学生们当场捉住了。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扶不起来的“天子”。据我回忆，他好象还是北航红旗的成员。
　　周一见到我，羞得立即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我为他难为情，说：“唉呀老周，你怎么搞的？”
　　我让周回去写检查，并通知四系革委会，让他们批评一下就算了，不要再声张了。
　　我认为我的处理没有错误。
　　谁知过了几天，周国怀的爱人，政治教研室的吴老师哭哭啼啼地来到我办公室，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亲爱的妻，我对不起你，我到天涯海角去了，不要找我……”
　　这显然像一份遗书，我看后，半信半疑。据我所知，四系确实没有怎么难为周国怀。但这种事，传得很快，堂堂的系主任耍流氓，确实不好见人。我估计周国怀可能出去躲一段时间，等事情被人淡忘了，就回来了。周同爱人关系很好，但没有孩子。我安慰了吴老师一番，让她不要着急，等几天周国怀就回来了，有消息随时报告。
　　我当时年轻，没有经验，因不是政治问题，此事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加上工作太忙，我没把这事放在心里。
　　几天之后，北航革委会突然接到了厦门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电话，说有一个叫周国怀的北航教师，在鼓浪屿海滩洗澡失踪，岸上留下衣物、手表及工作证等物品，请速来人处理。
　　我大吃一惊，立即调阅了周国怀的档案，一看，把我吓坏了。
　　周国怀生于台湾，厦门集美中学毕业，在学校时是游泳冠军……
　　大事不好。我立即报告了常委，常委们决定让我亲自带人立即到厦门寻找周国怀，并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革委会写了紧急报告，上报了国防科委、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情报部等单位，希望提供敌情通报，尤其是台湾方面的有关反应和信息。
　　我马上挑了两名得力助手，带了有关证明、证件、枪支等，乘火车直奔厦门。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乘飞机，后来才知，乘飞机也晚了。
　　两天之后赶到厦门，顾不得休息立即赶到了厦门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把周国怀的衣物和工作证等交给我们，经验证，确系周国怀的东西。
　　公安局军管会的同志介绍，那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鼓浪屿山顶上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发现海滩上有一个人脱了衣服下了海 。他认为是游泳者，因当时气温还能游泳。不料此人一直往深海里游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对面就是敌占岛 大旦、二旦、三旦，水性好的人完全可以游过去，不过我方岸上有巡逻哨，海里也有我巡逻艇来回巡逻。
　　我们去了现场，拍了有关照片。果然，站在海滩上，能看见对面的敌占岛 ，据说阴天又无雾时，肉眼能看见敌占岛上的蒋军跑步。
　　看来周国怀很可能是叛逃了，只是不知道是否叛逃成功，若叛逃成功，我方损失就大了。
　　我们想去水警区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但是，正赶上厦门两派武斗，枪声不断，为免意外，我们放弃了找部队的打算，去集美找周国怀的姐姐了解情况。
　　出事才几天，当地群众组织己行动起来，周国怀姐姐家门口贴了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内容都是周国怀投敌叛逃内容，并勒令周的姐姐和亲属老实交待问题。周国怀的姐姐向我们哭诉说，周前几天回来一次，说是学校派他到厦门出差，顺便来看看她，没有任何迹象要走绝路。谁料前几天，突然来了一些人，说我弟弟逃到台湾去了，让我交待问题，家也被抄了……
　　由于事关重大，暂不能定论，在台湾方面没有准确消息的情况下，暂不宜定为叛逃。为了保护周国怀姐姐家的安全，我认为应当按政策办事。于是，我给周国怀姐姐留下了一份盖有北航革委会和北航红旗公章的证明：

　　鉴于我院教师周国怀下落不明，我们正在调查之中。在问题未定论之前，
　　不宜以叛逃台湾论处，其家属不应以反革命家属论处。希望当地革命群众
　　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自负。

　　北航革委会组织保卫部长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 戴维堤1967年11月8日

　　由于厦门两大派武斗，到处枪声不断，我们的调查已经无法进行。于是，我们乘船绕道樟州，乘火车返回了北京。
　　过了几天，收到了周国怀姐姐的来信，对我表示感谢，说我留下的东西真管用，当地群众组织看了后，便不再找她的麻烦了。
　　后来，北航又二次派人赴厦门调查。从有关方面得悉，周国怀下海后的第二天，我方人员用望远镜发现敌占岛上蒋军从海里打捞上一具“尸体”，另外，台湾方面对此事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根据以上情况判断，周国怀可能已淹死，但这不是唯一的结论。我代表革委会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国防科委等上级单位，上级方面认为我们的处理和分析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当时只能做到这一步。
　　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事后诸葛亮，我有许多失误。一是应当把周国怀关进牛棚，这样总比跑了好；二是应当马上查看他的档案，若知他是台湾出生，且会游泳，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北航；三是应当乘飞机去厦门；四是应当想尽一些办法同驻军联系上，乘巡逻艇去敌占岛附近转一圈，实地考查一下，顺便开开眼界。
　　其实周国怀给他老婆的遗书里写的“天涯海角”可能就是指的台湾，只不过当时我太笨，没有看出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按现在的法律，我认为周国怀只能定为“失踪”，而不能定为“叛逃台湾”，因为证据不足。
朱东的故事

　　朱东，本名朱进选，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朱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64年高考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大学期间，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决心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1966年“文革”爆发后，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朱东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投入了运动，参加了“北航红旗”红卫兵组织，成为一名积极分子。朱东博览群书，尤其是马列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多，知识面丰富。他口才很好，讲话旁征博引，极富煽动性。不久，他厌倦了学校和社会上的派性斗争，回到了原籍老家，深入到工厂、农村，发动工人、农民和老干部成立了数十万人的群众组织“河南工农共产主义运动团”（简称“河南共运团”）。
　　作为贫农的儿子和共产党人的后代，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朱东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极其崇拜；他对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发动农民起来闹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十分钦佩。他认为，建国以后，中国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革命必须给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带来好处和实惠。上层意识形态的革命如果不能最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革命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他经常在大会上宣讲，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解决工人、农民温饱问题，不能饿着肚子闹革命，那是扯淡；中国大部分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统统打倒；他慷慨激昂地宣告，县级以下没有走资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永远没有顶峰。他甚至在大会上点名“攻击”林彪是别有用心。他曾经讲，“热爱毛主席要凭行动，光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符合辩证法，人能活一万岁吗？”
　　朱东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变成了河南“共运团”的行动纲领，受到了当地几个县数十万干部、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有人很快添油加醋地把河南“共运团”和朱东的事反映到了中央。
　　首先是林彪“发难”，然后是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批示：河南“共运团”是极其危险的反革命组织，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办。
　　1968年1月2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安部军管会派人急赴河南，把正在大会上讲演的朱东逮捕并用专机押回北京，关进了专门关押政治要犯和大人物的秦城监狱。
　　作为朱东的同学和好友，作为“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我们不相信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但我们当时没法保护他，因为他是“钦定”的“要犯”。
　　开始给朱东罗列的主要罪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密谋组织几万老干部和几十万工人、农民起来暴动。”专案组如临大敌，对朱东展开了严厉地逼供信并追查他的后台。
　　朱东在秦城监狱中一直关押了八年，受到了非人道地折磨。笔者访问他时想请他讲讲当时所受的苦难，但他哈哈大笑：“八年了，别提它了！”随后，他严肃地说：“自1968年1月2日至1975年12月30日我整整被关押八年之久，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确实是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热血青年，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巨大地打击，几乎要把人的精神撕得粉碎。但是，毛主席说，既来之，则安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当无所畏惧。八年的牢狱之苦，可想而知，但牢门可以锁住人的肉体，却锁不住人的精神。在漫长的不知尽头的关押期间，自己得以大量地阅读和精读马列经典著作、毛选四卷、哲学、历史及社会科学著作。这对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及坚定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受益匪浅。我在监狱中构思了几部长篇理论著作的雏形。1975年12月30日，我被‘教育释放’回校，到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公安部发文给我彻底平了反，后经我的专业老师朱开轩（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亲自过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我安排了工作。这些年，我一方面努力作好本职工作，一方面抓紧读书和研究，使自己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面逐渐进入‘自由王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只可惜，在航空航天专业方面，我只好忍痛割爱了。”
　　朱东从1976年到1983年用八年时间撰写并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巨著《社会共同论》（含《社会形态论》、《社会进步论》、《社会文化论》三卷）的初稿。1984年10月，应邀在中国科协组织的中央管理知识讲师团进行了讲演，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1985年在中国科协和社科院组织的有关会议上提供论文和讲演《关于劳动保护安全科学的提纲》、《关于地区发展战略思想的几个问题》，1985年12月在文化部和《光明日报》联合召开的文化发展战略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战略的设想》的书面发言；1989年8月25日在《中国科学报》发表了论文《谈科学家的政治素质》，对当时科学界存在的许多敏感问题提出了尖锐、中肯地批评和分析；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现象》一书，收录了他的论文《中国古代政治科学现象的文化分析》；1995年6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论文《科学与中西文化问题》；之后，朱东不断有重要论文在国内、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国内八位理论专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人，朱东是其中之一）编写的一套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系列丛书（每人写一本）正式出版，朱东写的《‘三文’文化论》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好评。朱东现已被冠为著名人文学家、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学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最近，他的又一哲学力作、一百多万字的《社会形态论》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东至今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失误，作为研究学者，他直言而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尖锐的批评，实话实说，从不随波逐流。他对理论学术界某些人全盘否定马列主义、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深恶痛绝，称这些人是“蚍蜉撼树”的小丑。
　　朱东说：“我相信科学，忠于科学，并要献身于科学。我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教育，又具备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再加上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进入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阵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回顾自己30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整个学术研究的跋涉过程，我完全可以满怀豪情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作为朱东的老同学和好友，笔者感慨之至。历史证明，当年的“红旗战士”、“大反革命分子”朱东是条汉子。他没有给“北航红旗”丢脸，也没有给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如今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丢脸。
韩爱晶带枪进人大会堂

　　韩爱晶这个人，实事求是地说，本质上不坏，正象我本质上很好一样。文革前，他政治上要求进步，是入党积极分子。他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不爱张扬，甚至不修边幅。特别是当了“北航红旗”一把手后，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带病参加劳动；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他的办公室就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一部电话机；他平常很少用学校的公车，他在小事上很注意影响，他专干大事。
　　韩爱晶有时候很深沉，象个小老头儿；有时活蹦乱跳，象个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报剧，他演美国总肯尼迪，演得活龙活现，丑态百出，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爱好射击，是北航射击队的队长。
　　北航红旗的主要头头们大都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和文体爱好者。文革前，井岗山是院田径队的，田 东是院排球队的，侯玉山和屠海鹰是院文工团军乐队的，我是长跑队和民乐队的。
　　据我了解，文革中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大都不是“安分守己”分子，不是等闲之辈。尽管有些造反派头头文革前是“落后”分子、“官迷”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但大部分是热爱党和国家、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他们爱好广泛，博览群书，知识面较广，不是书呆子，不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的“老实人”。有的造反派头头甚至是难得的人才精英。
　　作为20来岁的青年，韩爱晶爱开玩笑，有时甚至恶作剧。有一次，他在我保卫部的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坐在床上发呆。我嫌他身上有土，让他把床单抖一抖。那是条黄色条纹的床单，韩站起来抓起床单抖了几下，突然披在了身上大喊：“快看，象不象皇帝？”逗得大家直乐。此事后来传了出去，有人说韩爱晶是野心家，想“黄袍加身”当皇帝，挨整时成了一大罪状。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我文革前演约翰逊时，为什么不说我想当美国总统？美国人人想当总统，中国人人想当皇帝，难道都是野心家？中国人就是虚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文革开始时，几个头脑简单、素质较差的学生依仗自己是“老造反”，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造反大队”，干了一些打砸抢的坏事，名声很坏。后来诬陷我是批斗彭德怀总指挥的刘向东，就是原造反大队队长。北航革委会成立后，韩爱晶让我解散了“红旗造反大队”，改组了保卫部。
　　北航主楼一个大教室里，堆满了抄家物资。这是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抄家的“战果”，里面全是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光“金砖”就有好几箱子。革委会成立后，保卫部接管了这些抄家物资。我因忙于大事，没有严格管理。刚开始时，学生们在屋里拿“金砖”摔着玩游戏，摔得地上成了黄色。韩爱晶发现后骂了我一顿。我不服气，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了，将来送校办工厂当材料用吧！”后来，我才让保卫部三个学生配三把锁，每人拿一个锁的钥匙，三个人同时才能进屋。当时实在是一心搞革命，视一切金钱如粪土。如果当时有私心想贪污的话，太容易了，后来早成了百万富翁了，查也也查不出来。有一次，我带人检查时，发现了几个罐头，可能早过期了，便让学生拿到了我的办公室。因晚上头头们常开会到很晚，饿了没东西吃。韩爱晶等人发现后，批评了我一顿，让我立即送到校医院给病号吃。这就是韩爱晶。
　　当然，作为20岁出头的韩爱晶，由于外因和内因的双重作用，文革中确实干过不少错事和坏事——有的甚至是很大的坏事。北航红旗文革中的许多错误，如批斗老干部、打彭德怀、揪军内一小撮、清队致死人命等，韩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打过彭德怀一事将成为他终生的遗恨。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有许多事情是受中央文革甚至周恩来、毛泽东指示干的。文革中、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很喜欢韩爱晶。对于韩爱晶犯的错误，毛泽东曾说，“你们不要再批评韩爱晶了，他才23岁嘛！”
　　韩爱晶有一枝小手枪，是湖北造反派头头托人送给他的。韩很喜欢，让我教会他用后，整天带在身上。我怕他出事，建议他不要带枪。我说：“在北京市，谁敢找你的麻烦？连小偷流氓也敬你三分。谁惹了你，北航红旗还不把他踏平了？你万一丢了枪就不好了。”韩不听。
　　韩爱晶进城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很少用公家的汽车。也是该当出事，1967年秋季的一天，他正在城里办事，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便骑自行车赶到了人大会堂东门外，匆忙存了自行车，便大摇大摆地进了人民大会堂，把身上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抢一事忘得一干二净。
　　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地方？韩爱晶刚到门口，忽然警铃大作。警卫知道来人是谁，很客气地说：“韩爱晶同志，请你把武器交出来！进门是不准带武器的。”
　　韩恍然大悟，立即把枪交给了警卫人员，然后大摇大摆地进了大会堂会议厅。
　　不一会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来了，开始开会。这时，韩爱晶发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谢富治咬耳朵。随后，谢富治、傅崇碧站起来，把韩爱晶叫到一间屋里，问他是不是带枪进来了，韩爱晶老实承认了。
　　“小韩呀，你真是骄傲自大！你闯了大祸了！”谢富治严肃地说，“你怎么敢带枪进来呢？大会堂这个地方，连我这个公安部长也不敢随便带枪进来的。你怎么这么大胆！你问问傅司令员，他敢带枪进来吗？”
　　“不敢！不敢！杀头之罪！杀头之罪！”傅崇碧唏嘘不已。
　　（注：几个月之后，傅崇碧带人去钓鱼台办事。因没有事先请示，后被林彪、江青诬为“私闯钓鱼台，并用装有手枪的公文包打了江青”，因此下了大狱，差点丢了老命。）
　　“这事换任何一个人，非抓起来不可！你们这些小将呀，真拿你们没办法！今天不准你参加会了，回去写检查！这事若让总理和江青同志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呢？”
　　韩爱晶灰溜溜地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当时，谢富治、江青等人对韩爱晶很宠，周总理对韩爱晶也很喜欢，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韩爱晶看过病。但这次，韩闯的祸实在太大，把总理和江青也气得够呛。江青后来见到韩爱晶时，破口大骂：“韩爱晶，你给我滚！你好大胆！你敢带枪进来，听说枪里还顶着火，你想杀我们吗？！”
　　后来，韩爱晶为此事在北京市革委会上作了检查，又给江青一连写了两次检查都没通过，有一次还是我代写的。
　　随着文革中惊天动地的大事连接不断，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这件“小事”很快就被大人物们淡忘了，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句话，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用这句话形容202岁的韩爱晶带枪进大会堂一事，恰倒好处。
山西山东之行(1)

　　1967年底的一天，韩爱晶同我商量要出去看看。
　　“你挑几个人，陪我到外边去转一转。我总呆在北京，一天到晚开会，外面发生的事了解很少，这怎么行？”韩说前几天他向谢副总理请假，谢说：“可以出去看看，搞搞调查研究，了解一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不过绝对不要介入当地的派性斗争。现在全国各省大都成立了革委会，形势总的很好，不要再像对待谭厚兰那样，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否则，我谢富治可保不了你，回来后向中央报告一下，快去快回。”韩让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学校里这么大个摊子不能出事。韩又说：“你物色三、五个人，陪我一块去，路上热闹。”
　　我一听，十分高兴。我除了去过大连，哪儿也没去过，我也很想出去看看。
　　韩让我陪他，一是他想去山东看看，山东是我老家，较熟；二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我是保卫部长嘛！正如毛泽东出巡，公安部长罗瑞卿不离其左右一样。罗被打倒后，改由代总长杨成武“护驾”。人物身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我从红武连挑几个人，带着武器，保证出不了事。”我说。
　　“要尹聚平也一块去，她是女的，心细，有些事比较好办。”韩说。
　　“她就别去了。”我反对说，“有人议论我俩的事，她去了，不更不好说了吗？”
　　“这有什么？又不是去游山玩水谈恋爱，这是革命，出去被打死了，回来还是烈士呢？”韩开玩笑说。
　　“那我再找一个女同学同尹聚平作个伴。你除了山东还想到哪儿去？”
　　“山西最近很乱，陈永贵和谢振华闹矛盾。陈永贵是我的朋友，在天安门上见过多次面，我想去看看他，劝劝他。他一个大老粗，泥脚子，不容易。毛主席很喜欢他。其实陈永贵懂什么？但他是八亿农民的代表。听说他同谢振华闹得很厉害。”韩的信息并不闭塞。谢振华是69军军长，是山西省支左部队头头，听说同陈永贵不合，但听说67年8月山西平遥县城大武斗时 ，陈永贵被对立派包围在平遥县一中生死不保，谢振华曾奉周总理之令救了陈永贵的命，不知后来二人为什么又闹翻了。
　　“还去哪儿？”我问。
　　“到你老家山东看看。”韩说：“山东王效禹不知道怎么搞的？革委会早成立了，为什么山东来北京闹事的人这么多，这需要调查了解一下。”
　　“你说对了，王效禹在山东确实不得人心。我回老家时，听家中人说顺口溜：‘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禹和造反派的。王效禹重用的人都是些焊铁壶、炸油条、卖花生的，能成什么气候？”我不以为然。
　　“你怎么净替保守派说话！”韩十分不悦，“革命不分出身，造反不分贵贱，穷人才造反呢！共产党一开始造反时不也被骂成‘土匪’吗？姜子牙还卖过豆腐，刘备还卖过草鞋呢？”
　　“我不是说贵贱，真有本事可以。这年头鱼龙混杂，造反的什么人都有。用人不当，反受其累，甚至受其害。我看王效禹够呛，没有好结果。”我之所以对王效禹不满，完全是受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影响。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有好有坏，有人对整个共产党不满，有人想捞个官当，有人搞打、砸、抢，都打着造反的旗号。我在大连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就是这样想的，我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
　　韩爱晶说：“别争论了，下去看看再说，你赶紧准备一下，尽快动身。”
　　于是，我挑了保卫部的学生朱军和女同学段孔莹，加上尹聚平，共五个人。为了不暴露韩爱晶的身份，我给他办了一个叫“韩大军”的学生证，我和朱军带了手枪、卫戍区发的持枪证和有关的东西，陪韩爱晶乘火车出发了。
　　第一站到了山西阳泉，韩爱晶要看看煤矿，便到了阳泉矿务局。当地的群众组织头头接待了我们，陪我们参观了一下，又找一些工人谈了谈。当时煤矿继续生产，没有停工，也没有武斗。韩爱晶没暴露身份，我们只说是“北航红旗”的人员，当地造反派已经诚徨诚恐了。我们提出去大寨看看，头头们便用面包车送我们来到了大寨虎头山下。
　　大寨座落在虎头山下一条山沟里。进山的入口处设了一个岗亭，有一老警察在值班。陪同我们的头头说，此人原是昔阳县公安局长，现在专门给陈永贵看门。老警察拦住了我们，不让进。
　　我上前向他说明，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慕名来拜访陈永贵，请放我们进去。谁知好话说了半天，老警察就是不放行，一会儿说陈永贵不在大寨，一会儿说陈永贵很忙，不见客，来看陈永贵的人太多了。看来，陈永贵的架子还真不小。当时他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还未当副总理。
　　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看来还挺麻烦。
　　“冲进去！”朱军说。我忙制止了他。韩爱晶犹豫了一下，走到了老警察面前。
　　“老同志，我叫韩爱晶，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我同陈永贵同志是好朋友，我来看看他，你通报一下好吗？”韩活象一个小学生。
　　“什么？你就是韩爱晶？你怎么不早说？”老警察一惊，马上说：“好好好，我马上同陈永贵同志联系一下。”
　　老警察进了岗亭打电话，我们会心地笑了。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一听是韩爱晶，欣喜若狂，立即握住韩爱晶的手向长向短。
　　老警察打完电话，出来点头哈腰地笑着说：“陈永贵同志请你们去。”
　　我们告别了老警察。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认识陈永贵家，把我们带到了一排整齐的窑洞前。
　　陈永贵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我们让进了窑洞。里面挺宽畅也很干净，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包饺子。
　　“这是我老伴。”陈永贵介绍说。后来才听说，陈永贵的老妻去世了，这个女人是后娶的。
　　陈永贵还是那付标准形象，头上缠着白毛巾，瘦瘦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仿佛虎头山上的山沟沟。
　　在这间举世闻名、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韩爱晶和陈永贵聊了起来。
　　陈永贵询问了北京和中央的一些情况，又向韩爱晶介绍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发了许多牢骚，并大骂谢振华，说谢振华支持一帮人整他，要砍倒大寨这面红旗。韩爱晶劝陈永贵姿态高一点，同谢振华握手言欢，团结起来，山西的事就好办了。陈永贵一听就火了：“什么？我同他握手言欢？他和张日清要把我打成汉奸，说我给鬼子干过事，到中央告我的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要致我于死地。我与他不共戴天，没法联合。”陈永贵的话吓了我一跳。
　　“谢振华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韩爱晶那壶不开提那壶。
　　“那是周总理命令他救的，他不救也得救。他一边救我，一边喊打倒我。”陈永贵的话把我们都逗乐了。
　　韩爱晶建议陈永贵去趟北京，找江青同志谈谈，给主席写封信，把有些事向主席说清楚，主席会保他的。他捡陈永贵爱听的话大声地说道：“陈永贵同志，你放心吧，你这面红旗谁也砍不倒，除非你自己倒下。毛主席需要你，你是八亿农民的代表，谢振华不懂政治，他不该整你。”
　　陈永贵十分高兴，要留我们吃饺子。
　　“我这里从来不摆宴席，条件不好，谁来了都是吃饺子。”陈永贵笑着说。
　　人太多，我们不好意思留下吃饭，便起身告辞。陈永贵送我们到了山下，我们请他回去了，然后登上了虎头山。
　　在夕阳照耀下，山上的梯田一层一层的，十分壮观。山顶有一个很大的储水池，是接雨水用的，大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
　　韩爱晶建议在虎头山上留个影纪念。朱军、尹聚平、段孔莹和韩爱晶站在虎头山顶上，韩爱晶披着一件军大衣，伸出右臂，指着前方笑着说：“看，象不象毛主席？”众人扑嗤一声笑了，我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
　　“就你那瘦猴样，还象毛主席？象刁德一还差不多。怪不得人家说你是野心家、阴谋家。”段孔莹等人说。
　　韩爱晶正在兴头上，不以为然：“野心家怎么啦？古今中外搞政治的人，哪个不是野心家？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不想当皇帝的不是好百姓，就看你一心为公还是一心为私。你问问陈永贵，他想不想当皇帝？中国人就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口是心非！”
　　返回阳泉的路上，陪同我们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讲了陈永贵的一些情况。有人揭发陈永贵当过维持会长，给鬼子干过事，当过汉奸。对立派抓住这一点要治陈永贵于死地，但陈永贵说干维持会长是上级同意的，有当时八路军首长的证明。当时为了应付鬼子，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出面同鬼子周旋。陈永贵当年胆大心细，能说会道，人缘也好，是合适的人选。这件事解放后组织上有结论，没有任何问题。
　　原来如此。但这事挺玄乎，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事也就是陈永贵，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告别了阳泉的朋友们，我们乘火车去了太原。
　　太原古城，到处乱哄哄的，高音喇叭吵得人透不过气来。大街上，一队队的群众队伍正在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人们边行进边呼口号。只见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偌大的镜框，里面是毛主席象。我们感觉很新鲜，在路边驻足观看。一会儿，又见一支队伍过来了，队伍里有许多老头老太太，也有小孩。随着一声吆喝，突然人们手舞足蹈起来，那动作又象扭秧歌，又象现代的迪斯科，十分滑稽可笑，我们看呆了。韩爱晶问：“这是干什么？”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这叫忠字舞，东北大连都跳这个。”韩说：“难看死了，毛主席看了一定会生气的。”我拉了他一下，“小声点，别让人听见，把我们当坏人抓起来。”
　　太原大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有保陈永贵、刘格平的，有保张日清、谢振华的，各说各的理。我们在大街上胡乱转，观看风土人情。不知为什么，觉得老有两个年轻的军人远远地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里，这二人就跟到哪里。我因身上有枪，也未在意。路边的小吃很多，我们肚子也饿了，便进了一家较干净的刀削面馆，找座位坐了下来。
　　我爱吃刀削面。北京西单附近的一家山西刀削面馆，我去吃过，味道不错。今天这可是正宗的山西刀削面。一口滚开的大锅前，一个胖厨师站在锅前足有两米远，头顶一块湿布，上面放着一块脸盆大的面团。两只手各拿一把刀，左右开弓，唰唰地在头顶上削着面团。只见那些大小长短差不多的面条子准确地落进两米外的大锅里。厨师一边削着面，一边谈笑风生。我看呆了，连声叫好。我们叫了几碗面和小菜，我又要了一杯杏花村老酒。
　　韩爱晶等人不喝酒，等着刀削面。我喝着酒，朱军要了一大碗山西老陈醋，陪我喝起来。
　　作为山东人，我以前对山西印象很好。据传说山东、山西原来是一家，后来杨二郎赶山，把太行山赶到了中间，把山东、山西分开了。我对山西的启蒙印象是美丽的，纯朴的，悲壮的。从杨家将的故事，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及郭兰英的“白毛女”、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郭兰英那“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的美妙歌声，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女老少，使我从小成了郭兰英的追星族。不料到山西后，看见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枯树野草，满目荒凉。城市里破旧脏乱，一片狼藉，与我心中的美好印象相距甚远。我借着酒兴，大发起感慨来。
　　“谁说山西好风光？骗人！山西这地方比我们山东差远了，我们山东有泰山，有大海，人杰地灵。”我的话惹得周围许多人看我。
　　韩爱晶笑着说：“你错了，山西是块宝地，是中国的煤都。这里也人杰地灵，许多中国人的祖宗都是山西的。关羽、杨家将、寇准、柳宗元、闫锡山、徐向前、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特会作买卖，开钱庄，不过山西人特精，扣门，会算计。山西人特懒，一年不洗澡。”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祖宗就是山西的，忙说“谁说山西人懒？山里农民一年不洗澡倒是真的，我老家的农民也是。北方太冷，缺水，不象你们江苏，渔米之乡。”
　　韩瞅了两个女同学一眼，狡黠地说：“山西姑娘长得漂亮，山西历史上出美人，也出妓女。”
　　两位女同学骂韩胡说八道。我接着说：“这倒不错。你们知道‘苏三起解’吧？那苏三就是山西有名的妓女，她是洪洞县的。那苏三绝对是美女，不过命太苦，十六岁就卖给了妓院，老鸨给她起了个艺名‘玉堂春’。那玉堂春第一天就被公子哥儿王金龙看中并包了下来。后来王金龙花光了银子，被鸨儿赶了出来，苏三也被卖给了财主王延林。那王延林的大老婆吃醋，想毒死苏三，结果毒死了王延林。大老婆嫁祸于苏三，苏三被判了死刑，押往太原会审。那解差老儿崇公道有一句名言，不知你们知不知道？”我上中学时，就看过京剧全本“玉堂春”，对剧情和唱腔倒背如流。韩爱晶等人对京剧不爱好。我继续说：“那几句念白是‘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我看山西的情况就难说，刘格平和陈永贵是一派，张日清和谢振华是一派，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一下子引到了现实。
　　“是呀！两派的斗争你死我活，势均力敌。中央支持刘格平、陈永贵他们，张日清的省军区和谢振华的609军不干，局势很难预料。”韩爱晶说。
　　“谢振华肯定要倒霉，光一顶砍大寨红旗的帽子就够他呛的。”朱军似乎有先见之明。
　　“苏三有一名言，叫做‘洪洞县里无好人’。要是现在，苏三非被洪洞县的人打死不可。其实，苏三当时骂的是贪官污吏。我看洪洞县是沾了苏三的光，才出了名。现在我怎么觉得全国变成洪洞县了，你骂我是坏人，我骂你是坏人。这样坏人是不是太多了，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我说。
　　韩爱晶正要说什么，这时，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带着猪肉汤香味端了上来。我们停止了议论，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也可能太饿了的缘故，只觉得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从太原到济南的火车。有两个似见未见过的解放军同志也跟着我们上了车，坐在我们附近，始终一言不发。记得这天正好是1968年元旦，车上人不多，服务员把水饺送到了每个乘客面前。
　　车上有几个赶回家过年的上山下乡“知青”，我们同他们聊了起来。“知青”们把我们当成了知音，向我们诉了许多苦，说他们如何如何困难。当地可耕地少，到处是荒山秃岭，老百姓生活很苦，有的连饭都吃不饱，有些老百姓并不欢迎他们。当地许多乡、村干部多吃多占，甚至欺压百姓。段孔莹、尹聚平等人受了感染，竟然跟着“知青”们反对起“上山下乡”来。列车上什么人都有，公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政策表示不满，是很危险的。我看事不好，只好劝这些“知青”们克服困难，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并用我自己小时候在农村受的苦来“开导”他们，劝他们“不怕苦中苦，当好革命接班人”。韩爱晶在一旁听着直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纯粹说了一堆“屁话”。
　　火车往东越过太行山，穿过了河北省，到达了山东德州。旁边的两个解放军同志下车走了。火车改往南行，向山东省会济南开去。
　　山西之行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未到晋东南、五台山等好地方，所以对山西留下了贫穷落后的印象。这是我唯一一次去山西，从此再也没有去过。
　　数小时后，火车过了黄河大桥，开进了济南车站。
　　“济南府，景致全，四面荷花三面柳，千棵芦苇万朵莲。北门里头北极庙，南门外头千佛山，大明湖里轻舟泛，最有名数趵突泉……”小时候的歌谣至今能背上几句。由于放假时皆路过济南，所以我对济南较熟，韩爱晶等人是第一次来济南。
　　文革高潮中的济南，同山西太原差不多，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乱哄哄的。道路狭窄，高楼不多，汽车也少，不很繁华。
　　第二天，韩爱晶他们去千佛山玩去了。我去了有名的“齐鲁大学”，见到了我小时候的老同学赵忠池。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部队调干生，共产党员。他文革初是当然的铁杆保皇派，曾跟老校长等人一块挨斗。他因坚持“保皇”，顽固不化，被造反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学生们视为“小黑帮”，学校最大的学生走资派。他也拉了一派学生成立了“敢死敢埋战斗队”，同“主义兵”的“敢死队”对着干。“主义兵”扬言要整死他，他到北京串联时跑到北航找我躲了一阵。我劝他不要同造反派对立，他不听，一直是坚定的保守派头头。我今天来找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山东的文革情况，并同赵忠池探讨一下某些重大问题。
　　赵忠池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愿意同我聊聊。
　　赵忠池先问了一些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介绍了山东的一些情况。他坦率地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很不理解，很不赞成，尤其对王效禹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不敢恭维。他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支持王效禹。
　　“你是有名的北航红旗头头，你们常见中央首长，你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采用这种搞法？”赵忠池不是草民，他是山大学生会主席，他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要听听我的高见。
　　我说：“你出身好，当过兵，是共产党员，是学生会主席，水平比我高。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当然是搞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农兵掌握政权，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怎么，这点我们没有分歧吧？”赵忠池说。
　　“不，有分歧。不过不是你我的分歧，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你看过《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吧！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你看了吧？他认为资本家剥削有功，主张中国要补资本主义阶段的课，认为中国应当先搞资本主义，等经济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在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中国行不通。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共产党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多的革命先烈牺牲了。他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苏联战后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先搞起来而且能成功的，而赫鲁晓夫却认为应当先搞资本主义。他要改变苏联的所有制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同赫鲁晓夫是一致的。而复辟了资本主义，一切都要变，共产党的地位也不可能保住，从执政党变成非法党或在野党，工农兵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重新伦为资本家的奴隶了。我认为毛主席对这一点已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掀起全国全民的防修反修浪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形式。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就应当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整下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我坦白而诚恳地说。
　　“我也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赵忠池说，“但整刘少奇，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呢？毛主席这么大的权威，开个中央会议免了刘少奇的职不就行了吗？何必这样大动干戈？现在全国大乱，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共产党的组织也都瘫痪了，国民经济也乱了套，毛主席这种作法我们很不理解。我们认为老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些人有缺点错误是可以改的，他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他们没有反毛主席。如今把他们全打倒了，有的斗死了，有的被逼自杀了，这不是不得人心吗？我们感到这种搞法是有问题的。”
　　“你讲的这些也对。不瞒你说，我也有同感，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北航红旗也不主张打倒一切，我们也保了许多老干部，有些喊打倒的也不一定真打倒。但任何一场大革命，总有主流支流问题，总要付出代价，总会有失误之处。光看支流，光看失误，以此否定革命，这是历来机会主义者的作法。列宁说，两个拳师对打，你能保证哪一拳应该打，哪一拳不该打吗？现在许多老干部已陆续解放了，我看最后打倒的干部没有几个。有些干部平时工作中有错误，有民愤，群众冲击一下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有些干部早已经蜕化变质，只顾自己享受，不管老百姓死活，这些人事实上就是走资派，群众造他们的反，我看没有错。毛主席说，当官就要有群众监督，没有群众监督，有些干部就会变质，就会贪污腐化，最后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建国以来，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但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思想准备，认为革命成功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不愿继续革命了，逐渐把老百姓忘了，这些人事实上就是民主派，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有的人脱化变质，欺压老百姓，打击迫害群众，群众没法监督他们，更不敢造他们的反，连提个意见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很不正常的。毛主席认为，这些年来，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的政权事实上是被坏人把持着，光靠整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毛主席下决心搞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是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革以来，毛主席给了人民群众‘四大’的权利，人民群众才敢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只有毛主席有这个魄力，敢于发动群众造反。天下大乱不可怕，大乱才能大治。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全国百分之九15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这就很说明问题。对当权派，当然要具体分析，这里面有走资派，也有犯错误的好人。我们北航红旗也不同意把老干部都打成走资派，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还是占大多数嘛！就是走资派，我看也应当一分为二，也不见得全打倒嘛！但你工作中有错误，群众提提意见，写大字报‘炮轰’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最近主席说，走资派中也有好人，‘走资派’是一种错误，改了就好，不一定都打倒。这说明主席不想打倒太多的人。真金不怕火炼，当官的受受冲击有好处，其实我看文化革命最后打不倒几个人。”
　　“最后不说，现在这种搞法就够戗！那么多枪林弹雨过来的老干部整天低头弯腰挂牌子批斗，戴高帽子游街，这哪里是提提意见？设身处地地想想，寒心不寒心？要是我，我才不干呢！谁打了我，斗了我，我将来不把他们致于死地才怪呢？我是当兵的出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当官应当有当官的气量。群众运动嘛！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你没有错误，又不是当权派，群众是不会斗你的。”
　　“我是学生会主席，他们把我打成最大的学生走资派，斗的我可苦了。”
　　“派性。你可能也整过别人。我看你还是正确对待为好，冤家宜解不宜结。您对中央文革怎么看？”
　　“中央文革里全是文人，他们有理论有能量，但对有些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我们不敢恭维。把全国那么多人打成保守派，把几乎所有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把全国搞得这么乱，中央文革是有责任的，尤其是江青同志。再进一步的话我就不好说了，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嘛！”
　　“我纠正你一个问题，文革一开始，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首先把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了反革命。不知你们学校如何，我们北航就是如此，我们造反是逼上梁山。我们按照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起来造反，可是你们总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你们不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对走资派就知道保，这是事实吧！一个巴掌拍不响，全国大乱不是我们造反派的责任。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是党中央领导文革的合法机构，它代表党中央，也代表毛主席。我说的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很难说，我认为有的能代表，有的不能代表，很难说。当初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的首长呢！”
　　“假如中央文革的言论和作法完全代表毛主席呢？”
　　“您这样认为吗？这事我不好说了，你不要引导我犯错误。”
　　“没有那个意思，今天没有外人，交流思想嘛！我很愿听听不同意见。你们是不是认为主席不该搞文化大革命？”
　　“可以搞，但不是这种搞法。要依靠各级党委，有组织地揭发批判坏人坏事。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搞法只能把全国搞乱。”
　　“你认为依靠各级党委领导能打倒刘少奇吗？有的党委要是被坏人把持着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的分歧了，相信不相信大多数干部、大多数党委是好的，还是全烂了？现在全国只听中央文革的，只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这不是架空了吗？一个宝塔，光顶上金碧辉煌，下面全烂了，还能长久立得住吗？还叫宝塔吗？您说对不对？”
　　“有道理，基础不能烂，不能垮，你说得有道理。你对‘5。16通知’怎么看？”
　　“5。16通知中主席的话很严厉，说得很严重。对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像主席说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也造他们的反，我们不是什么都保，但要用事实说话，不能扑风捉影。我认为主席言重了，太悲观了，这话不该说。”
　　“没关系。‘5。16通知’是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动员令。我们造反派就是根据‘5。16通知’的精神起来造反的。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话不是危言纵听，中国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点我不敢苟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资本主义阶段，谈何复辟？”
　　“没有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刘少奇他们想走走试试。这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条死胡同。”
　　“刘少奇他们也是老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我就不信他们会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本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上台，把国家财产和公有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让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少部分人手里，广大工人、农民重新伦为奴隶和长工，受压迫受剥削。你们所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看可能就是这样吧！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广大共产党员、工农兵是不答应的，那时会造他们的反的。”
　　“我看难说。你们这些党员同志历来听上面的，听领导的话。到时候下个中央文件，就把你们束缚住了。况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不可能那么傻，一夜之间让共产党员、工人、农民人头落地，宣布自己要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那样赤裸裸地搞，很可能要一步步地搞，甚至先让你得到一些好处，尝到一些甜头，最后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这些保皇派不象你们理解的水平那么低，当然有人很糊涂，永远不敢造反的也有。草民百姓，不闻政治，逆来顺受的还是占多数。但我们很多人是读书看报的，有头有脑的，真造起反来，我们不比你们差。我们的组织就叫‘敢死敢埋’战斗队，你敢死，我敢埋！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不怕死的不是秀才们，还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当过兵的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谈何容易？”
　　“那我要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呢？例如毛主席百年之后，有人可能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或社会主义的招牌搞资本主义，那时候怎么办？”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恐怕你我都说不太清楚，多年以来许多大人物也一直争论不休。但它的基本理论我们还是知道的。我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就是马克思说的物质是基础，物质第一。僵化、教条、极左的东西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民意的。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大旗我看将来不打也罢。社会和组成社会的元素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当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最后必然要导致政党和主义的消亡。将来的事情要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假设是不行的。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天然的合理性。这正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人要生孩子一样，没有办法阻止。历史不能假设，只能到时候再说。如果对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老百姓自然会拥护的，叫什么主义那是文字游戏，或者说无关紧要。否则，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你叫共产主义也是白搭。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穷，资本主义国家富，这是个现实问题。人家忙于建设，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我们忙于革命，忙于夺权，忙于武斗，这怎么行？我是学外语的，外国的事知道的多些。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同西方世界差距很大。当然基础不一样，但日本、西德是‘二战’战败国，基本上是重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看《资本论》时，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即资本积累阶段地分析和批判十分正确和尖锐，但受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和预言就很难说了。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其中它会不断完善的。它的经济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涨船高，你让它怎样灭亡？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只讲革命，不发展经济怎么行？难道贫穷落后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搞到天堂里去了，超过了美国，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我看这正是马列老祖宗和老百姓所希望的。你骂我是资本主义，那是你的事，历史和人民群众认可就行。”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很有道理。看来你对资本主义很有研究，也很欣赏。不过起码目前看来，我认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没有过时。不但不过时，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真理。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压榨工人血汗和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历来是骗人的鬼话，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因素，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功劳。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历史上的八国联军和现在的美国，没有一个不是靠掠夺和侵略别人发家的。英国佬和美国佬是靠战争，靠贩卖鸦片和黑奴发了大财，将来他们还会继续掠夺和侵略别人。‘为富不仁’，历来如此。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垂死阶段，会以十倍的疯狂横行霸道，与全世界人民为敌，这是他的本质决定的。千百年来，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力低下和生产资料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财富--包括土地、矿山一直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大多数人在贫穷和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所以马克思才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从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建立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受教育，人人政治上平等。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也不一定统一模式。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口太多，按照人均占有量来说，资源并不丰富。因此在中国，社会财富不允许少数人占领，必须由国家控制，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福利。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空话。共产党人为了这个目标，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要背叛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呢？你刚才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富，社会主义国家穷，这是事实，但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暂时的。你总不能让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和十八岁的小伙子去比试跳高吧！”
　　“但是，不发展生产，只搞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要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到时候谁战胜谁、谁吃掉谁就很难说了。”
　　“对！看来革命和经济必须同时抓，中央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又要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相信主席会掌握好这一点的。资本主义不符和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无数革命先驱和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要想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铲除党内孳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打倒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赶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我的看法还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很可能要在世界上长期共存，互相竞争，最后谁胜谁负的确还很难说。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你我能说清楚的。现在我们只能听主席的，中国的事只能靠毛泽东思想办事。我看主席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文革以来，我们的关键地方都没有停嘛！原子弹、氢弹照样爆炸，卫星照样上天，长江大桥照样建，大部分工厂没有停工嘛！不过主席首先要解决领导核心的权力问题，即国家将来的前途命运问题。我认为主席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对的，是要把全党全国人民锻炼一下，以便将来保证不出修正主义，不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根本，是大局。至于文化革命的负面，阴暗面，我看也有。有些失控，影响了正常秩序和生产，打倒的人太多了，许多人可能受了冤枉，甚至死了一些人，但这是暂时的，是支流。有些人专门夸大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把一说成十，把十说成百，说什么全国完蛋了，生产全瘫痪了，老干部全打倒了。这是走资派丢了手中的权后仇恨文革，以生产压革命的惯用手法。我们刚从山西过来，那里的工厂、矿山工人照样干，根本没有瘫痪，当然影响还是有一些的。越是造反派掌了权的单位，没有武斗，生产搞的越好。所以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任何一场大革命，没有一点损失是不可能的，代价是应当的，是正常的。生个孩子还要痛半天呢！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分歧，我看这很正常，不是一时能统一的，多少年后也会有分歧。历史的实践会检验一切，历史学家会有定论的。我们造反派既上了文革这条船，只能听毛主席的。现在全国许多地方两派大战，武斗成风，是有点乱。这点，我也很困惑。乱是谁引起的？这要让事实说话。造反派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什么错？你们保守派和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又打又抓，甚至开枪杀人，象青海军区和内蒙古军区那样，造反派不能等死吧！‘武汉事件’你也知道，陈再道把那么多工人、学生打成反革命，支持‘百万雄师’大打出手，造反派能不反抗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天下大乱难道光怨造反派吗？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多军区的老将军和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对毛主席不能说不忠，对资本主义不可能不恨，但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就是不理解呢？现在全国的形势的确很乱，国内怀疑和抵制文革的人--包括你们这些人，当然主要是军队的人，你们的力量很强大。我看‘文革’就象太平洋里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看不到大陆，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我有些悲观。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听伟大舵手的。”
　　“不对吧！这话从你们造反派嘴里说出来，我很吃惊。天下大乱不怨你们造反派怨谁？怨我们保守派？你们一造反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老干部都打倒，骂我们是保皇狗，我们才骂你们是反革命。至于有的军区抓人、打人甚至开枪杀人，那当然不对，但谁让你们造反派冲击军区呢？我当过兵，如果我在站岗，谁冲击我我就开枪打死他，不但无罪，还要立功。至于你说文革象是大海里的一条小船，这话很形象。你说的对，船在大海里航行，靠的是舵手。但你也不要忘了，大海能载舟，也能覆舟。任何舵手都要尊重天气的规律和大海的脾气，如果碰上十二级台风，再好的舵手也很难说。如果他在驾船的时候失误，那就非翻船不可！不过你们是不是太悲观了。我们‘保皇派’也紧跟毛主席，想念毛主席。我们不是文革航船下面的暗礁和逆流。其他组织和势力不好说，我们保守派群众组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倾覆文革这条船，但我认为主席这个伟大舵手不能失误。我不认为文革是太平洋里的一条小船或独木舟，我认为是一艘探险的巡洋舰，伟大领袖驾驶着它想去发现未知的新大陆。这个新大陆不知在哪里倒是真的，但巡洋舰是沉不了的，大不了在海里转几圈再返航，不会沉没的。”
　　“好，你讲得好，太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看来是一致的。我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在惊涛骇浪中锻炼锻炼，提高反修防修的意识，这对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大有好处。如果失败了，就算是交学费吧！”
　　“不过这个学费可能交的太大了，恐怕是倾家荡产交学费吧！”
　　“对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有分歧。站的位置和角度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了，毛主席总是站在山顶上看问题，高瞻远瞩，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伟大之处。”
　　“你这话我不敢恭维。毛主席高瞻远瞩，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毛主席也应当是最脚踏实地、最实事求是的。只有国际共运史上的乌托帮分子和中国革命初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才空穴来风，盲目蛮干，脱离实际，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
　　“你讲话很有水平！你的思想比你的话更有水平。”
　　“不敢不敢。你不是说交流思想吗？我今天许多话已经很玄乎了。用你们造反派的话说就是铁杆保皇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我不怕，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
　　“象你这样的保守派头头不多。有些人是浅薄地，愚昧地保守，这种人从监狱里提出个杀人犯任命为他的领导，他也立即保，决不敢提半点意见，而你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文革有看法，是有理论有思想的高水平的保守派。我们造反派就喜欢你这们种人，很愿交你们这种朋友。观点看法不一致不要紧，我们的出发点都是无私的，都是为党为国的，这就够了。请你讲讲山东的情况好吗？”
　　“我们山东出了个王效禹，山东的问题主要在他身上。但是我认为，只要上面的政策不变，没有王效禹，还会出个李效禹、张效禹。”
　　“王效禹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问题？”
　　“抛开造反本身不说，王效禹这个人的品质极坏。在青岛，他把一手提拔他起来的市委书记张敬涛差点整死。他到济南夺了省里大权后受到了中央的支持，号称“六个第一”：省革委会第一主任，济南部队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另外他还兼着青岛市的三个“第一”，成了山东的“太上皇”。可他带头反对济南部队的老干部，亲自指挥武斗，出门带一帮打手保镖，从不用军区的警卫。山东的老干部被他整得很惨，许多人迟迟不解放。王效禹在山东干的坏事太多了，无人不骂，他重用的造反派头头全不是好东西。你听说现在流传山东的顺口溜了吧？”
　　“我听说了。是不是那段‘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愚和造反派的？”（注：王效愚脸上不光滑，外号王大麻子。济南的造反派头头韩某某焊过铁壶，卖过油条。青岛的造反派头头杨某某贩卖过花生。）
　　“对！你还行，记得还挺准！”赵忠池说。
　　“你们这就不对了。你们这是站在走资派和地主、资本家立场上咒骂劳动人民。焊铁壶的、炸油条、卖花生的都是劳动人民。你们可以骂他们干了什么坏事，但不能侮辱劳动人民。”
　　“对！我们是有派性。”
　　“杨德志同王效禹关系怎样？”
　　“要不是中央支持王效禹，杨德志早把他抓起来了。”
　　“听说某某军支持王效禹。”
　　“那也是表面现象。军长、政委们迫于上面的压力，应付差事而已。从理论到实践，绝大部分当兵的对文革不理解，谈何支持？但林副主席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此而已。”
　　……
　　我同赵忠池聊了很久，议论了很多问题。因为事过多年，记忆不可能全部准确。经回忆整理加工，主要内容大致如此。
　　想不到当年谈话的许多内容，成了多年之后的“焦点访谈”。
　　告别了赵忠池，出了山大，我到千佛山下找到了韩爱晶他们，介绍了同赵忠池谈话的有关情况。大家又到大街上看了看大字报。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青岛。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尽管也处在文化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多了几分喧闹，但仍不失她的美丽与妩媚。那一幢幢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红楼，那海滨大道两旁郁郁葱葱的绿树，那浪花飞舞、令人心醉的碧海，那洁净透明、镶嵌着朵朵白云的蓝天是青岛特有的风景；那独具一格的栈桥象一条玉带伸向海中，托起了玲珑庄重的廻栏阁；那风景如画的汇泉湾象半轮明月，拥抱着大海；碧兰的海水在阳光下泛着银光，不停地拍打着金色的沙滩，仿佛顽皮的婴儿抚摸着母亲的胸膛；一群群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追逐、盘旋着，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那是为自由而歌唱……
　　第一次见到大海的韩爱晶等人高兴得不亦乐乎。朱军、尹聚平、段孔莹跑到刚退下潮水的海滩礁石上捡起了小螃蟹和贝壳。我和韩爱晶站在岸边护栏前，面对大海，遥望着远方的舰船逐渐消失在海平面下。
　　“对面是哪儿？”韩指着前方茫茫大海问道。
　　“正前方是南朝鲜，很近。山东人很多人家有亲友在那里，但还是去台湾的多，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去了台湾。”我告诉韩。
　　韩呆呆地望着大海，不说话，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半天，他突然说：“山东真是个好地方，有高山，有大海。不过将来很难说，弄好了是中国的第二个上海，弄不好就是战场，若打起仗来，这里就是前线。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进军海洋。我们的海军力量恐怕不行，只守不攻，不是好办法。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知怎么考虑的。”
　　“没有钱呀！你知道造艘航空母舰要多少钱？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少不了。”我说。
　　“不对！”韩爱晶又同我争论起来，“中国有钱，关键是指导思想不对，钱化得不是地方。相当年郑和下西洋，开着船队周游世界，多厉害！清朝的北洋水师也很厉害，可惜出了个卖国贼李鸿章，加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了颐和园，结果败在了倭寇手里，从此中国的海军再也没有翻过身，总是被动挨打。中国的海岸线这样长，不发展海军怎么行？只有控制了海洋，国家才能强大，闭关锁国，光靠几亩地过日子不是好办法。”
　　“你这不是埋怨毛主席和中央吗？你当主席好了，或者当海军司令。”我嘲笑起韩爱晶来。
　　“我当不了主席，也当不了海军司令，但将来中央主席和海军司令要从我们这一代人中产生。现在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是农民出身，把土地看得比海洋重要，这是事实。我的意见没有错，我会向毛主席和中央建议的，我相信主席和中央会考虑我的建议的。”韩爱晶一本正经地说。作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作为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喜欢的年轻人，韩爱晶的话不是吹牛。
　　提起海军，我忽然想起当海军的高中同学讲的一件事，便说：“我们防御力量也有漏洞，前不久蒋介石从公海派来一名特务，乘小汽艇进了我们的内海刺探情报，就是从前面进来的。那天雾很大，我们三艘巡逻艇包围了目标，我同学就在第一艘艇上摄影。谁知三艘巡逻艇互相争功，没有配合好，让敌人趁着大雾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蒋匪军为此大吹大擂，说中共海军不堪一击。后来三个艇长全撤了职，听说军委叶老帅都拍了桌子。”
　　“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应当尽快发展生产，精简陆军，发展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建立海上钢铁长城。要那么多陆军干什么？净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中国的军队文化水平太低，特别是陆军，几乎全是贫苦农民子弟。你发现没有，文革中支持保守派的几乎全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就差一些。将来打仗，首先是在海上和空中打，主要靠海军和空军，靠军舰、飞机、导弹和重武器。不能把敌人请到家里来打，那样损失太大。我们是学航空的，连这点都不懂还行？”韩爱晶脑袋常常忽南忽北，摸不着边际，让人捉摸不定。今天仿佛忧国忧民，又好象杞人忧天，鬼晓得他脑子里究竟想什么！
　　在海边玩了一阵，我们一行五人从栈桥走进了中山路。我指着前面一个大桥洞对众人说：“前面就叫大窑沟，再往前就是六号码头。我父亲当年就在这里拉过纤，干过苦力。要不是“九.一八”后回了老家，我就是正宗青岛人了。”望着父亲小时候流过血汗的地方，我的心里十分感慨。
　　看了看青岛的市容，我领着韩爱晶等人来到了姐姐家。姐姐在济南中专毕业后分到了青岛电台工作，早已成了家，姐夫在北海舰队工作。这天是星期天，姐姐、姐夫用海鲜热情地招待我们。
　　姐姐、姐夫也是铁杆“保皇派”，反王效禹观点的。姐夫慷慨激昂地向我们讲了青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讲了王效禹的许多情况，把青岛的造反派臭骂了一顿。他说青岛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曾经投机倒把，在栈桥边上倒卖过花生。我们一听都笑了。
　　姐夫知道我是造反派，但他认为学生造反派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不一样。他不知道对面坐的就是“五大领袖”韩爱晶。我把韩爱晶向姐姐、姐夫作了介绍。姐夫笑着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知你大驾光临。我骂王效禹的这些话，你千万别计较。我们是保皇派，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跟不上形势，请多指教。”
　　韩爱晶诚恳地说：“不，我们不支持王效禹，您讲的这些情况很好，我很受启发，有些情况我回去后要向中央首长汇报。”
　　回到旅馆后，韩爱晶同我们回顾了山西山东之行的情况，他对王效禹现象十分不解。他自言自语地说：“陈永贵反军，王效禹也反军。陈永贵好说，有毛主席撑腰，倒不了，但王效禹就难说。为什么造反派掌权就是不稳？难道真像‘4.14’说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吗？”韩爱晶陷入了沉思。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天天喊这个口号，可就是干起事来忘了。毛主席有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管枪杆子，周总理手里有一大批老干部。陈永贵、王效禹和我们都不懂这个道理，随便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区，得罪了军界和地方上许多老干部，那政权能稳吗？”
　　“戴维堤说得对，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以前我们批斗彭德怀，炮打徐向前，在外地支持造反派冲军区，真是大错而特错了，我真该死。看来，要想政权稳固，没有军队支持不行，没有有权威的老干部不行。回去以后，马上解放周天行。”
　　回到北京以后，韩爱晶让我写了一份“关于山西、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上交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报告是有倾向性的，对当地反军的造反派十分不利。这份报告后来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由于在大寨暴露了身份，我们在山西的所有活动、行踪都被山西军区派人跟踪并报告了北京军区和中央。怪不得在太原大街上和火车上似乎有人跟踪，亏我们没干什么出格的事。这是谢富治后来告诉韩爱晶的。
北航周天行问题

　　听说韩爱晶要解放周天行，我十分高兴，因为我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内“6。19”观点的，而“6。19”是保周天行的。
　　1967年底，北航红旗内部出现了一个“6。19”观点派，有头头，也有群众。他们主张解放原党委副书记周天行，同韩爱晶、井岗山、王恒等主要头头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代表人物是革委会副主任仇北秦、常委田 东和一些革委会委员，号称北航红旗的“鸽派”。我个人尽管是北航红旗的“鹰”派人物，但听“刘天章连”（专案组）的人说，周天行没有查出什么叛徒、特务问题。因此我也倾向“6。19”观点，主张尽快解放周天行。当时围绕周天行问题，全院展开了大争论。北航红旗内“6。19”派对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严重不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势力，并得到了北航院内反对北航红旗的干部群众的支持，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由于“北航红旗”这块牌子太宝贵，大家都很珍惜，加上仇北秦、田东都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同韩爱晶、井岗山等人没有其它分歧和矛盾，对外观点一致，所以北航红旗内部的“6。19”派没有象清华“4.14”那样形成对立派组织，韩爱晶始终控制着北航局势。这里面，由于我个人文革初期的特除身份，同韩爱晶、井岗山和仇北秦、田东等头头们私交都很好，加上我基本上控制着北航的宣传、组织、专政大权，所以北航红旗始终铁板一快，没有分裂，这是历史的事实。
　　于是，我又将了韩爱晶一军：“你敢不敢把孔令华也请进革委会，当第一副主任？”
　　“我早有这个打算。若孔令华肯出山，我把革委会主任让给他。只怕孔令华不愿干，另外，江青那里恐怕通不过。”韩爱晶说的是实话，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韩没有食言，他很快召开了常委会，决定解放周天行。
　　周天行是北航党委第一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北航的实力派干部，政治部上上下下都是周天行的人。有人说周天行是北航邓小平式的人物，这话有道理。当时原党委一把手王恒已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但不知为什么，威信一直不高。周天行文革初被工作组打倒后一直未解放，这次看来韩爱晶是下决心要解放他了。
　　韩爱晶又让我调阅了周天行的档案，周的档案里没有问题。韩又找专管干部专案的“刘天章连”审阅了周天行的所有专案材料，排除了周天行的叛徒、特务问题。于是，韩爱晶让人把周天行从“牛棚”领到了我的办公室。因我的办公室有内外间，没人干扰。韩爱晶和周天行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在场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当时十分高兴，因为若周天行被解放，我也有一份功劳。
　　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周天行最后没有得到解放。
　　原因有二，一是常委中某些人（包括已解放的某些老干部）坚决不同意解放周天行。他们认为周天行是北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态度不好，暂不能解放。说起北航革委会中的某些老干部，真是令人不敢恭维，他们有人专给韩爱晶帮倒忙；二是周天行当时抵触情绪较大，拒不认错和检查，对文化革命怨气十足，对自己被打倒耿耿于怀，态度连邓小平都不如。据韩爱晶说，周天行不给他台阶，他骑虎难下，左右为难，最后决定暂缓解放周天行。这一缓，又是一年多，周天行又受了许多迫害。直到韩爱晶下台，工、军宣队掌权后很久，才解放了周天行。
　　韩爱晶们没有及时解放周天行，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周天行同志被解放以后，重用了一批对北航红旗恨之入骨的干部搞清查“5。16”运动。由于北航的学生们除少数高干子弟外绝大多数都是北航红旗的成员，大批学生们倒了霉。北航把许多真真假假的所谓“5。16”罪行材料向全国各地大量推销，致使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大批北航学生一个个被打成“5。16”分子和“三种人”。有的被关了很久，整得神经失常；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有的一辈子不得翻身，付出了终生的代价。包括我这个主张解放周天行的人也没有幸免，许多被审查多年证明没有任何问题的学生也被耽误了前程。作为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这样大规模地整自己的学生，古今中外，实属罕见，伤透了大批北航学子们的心。据我所知，在抓“5。16”运动中，北航是北京高校中整自己的学生最厉害的。如果说北航红旗对周天行等老干部的隔离审查是打击迫害，那周天行等人上台后对大批北航学生无中生有地栽赃陷害、关押审查也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本来，文革中北航红旗韩爱晶们是欠了周天行等老干部们债的，这样一搞，你打过我一拳，我就踢断你的腿。若从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说，究竟谁欠谁的帐？就很难说了。
　　笔者饶舌。事过多年之后的中共十六大时，北京许多主要大学都有毕业生（大部是文革中的老五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甚至常委之列，而赫赫有名的北航却名落孙山。唯有笔者的同班同学张玉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二炮司令员杨国良、辽宁省省长张国光等三人当了中央委员。（注：张国光后调湖北省省长。2004年被开除党籍并“双规”，后因受贿约50万元被判刑11年。）个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北航当年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将来有“出息”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