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司机老赵出生在北京，是地道的北京人。改革前俩口子都是北京造纸厂的工人，俩口子一个儿子，日子过得挺滋润。后来改革，厂子卖给私人去盖房子挣钱了。厂里给了他们俩口子各5-7千块钱，让俩口子自由地到市场上寻找“幸福”。　　

    老赵在厂里工作时，年年是厂里的先进，因为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肯干能干能吃苦。　　

    “幸福”下岗后，老赵干起了开车的营生，先后在中央机关和央企给领导开过车。厂里改革完了下岗，后来机关和央企也改革，老赵文化不高又没关系，所以就不断被“改革”，最后沦落到我这里，与我同甘共苦的“幸福”工作着。　　

    据我所知，老赵一家的一居室房子还是公房，因为当年房改时，没钱没能买得起。老赵的太太现已退休，一家除了他的工资，还有太太和儿子到处打打短工，一月能有近5000元的收入。生活很拮据，但他却怨言不多，能买得起米、揭得开锅也挺知足的。　　

    但我知道，老赵家的生活比改革前来讲，相对而言还是下降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每找一份工作就遇到一次改革，而每改一次生活质量就下降一点。　　

    我在想，老赵的状况究竟是他的能力问题呢还是国家的政策问题呢？一个先进工作者家庭的小日子，就这样苦下来了。　　

    也许，老赵家的日子是个案，但愿老赵家的日子仅仅是个案。我不是政府，我用不着自己骗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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