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和谐社会”的较劲和斗争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

这是我给你们写的第23封信了，第1封信写于2003年9月，以后每隔一个月写一封，我打算一直写下去，直到你们做出反应为止，我写信的宗旨是：申请担纲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任。

在已经写的那些信里，我很少谈个人的事，除非跟我要写的主题密切相关。事实上，我过得很艰难，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我的时间很局促，也可以说很宝贵，说不准哪天就告别了教育，甚至告别了人世。我死不足惜，我见的死亡太多了。只是我的一腔热血和满腹的教育主张就此消失，心有不甘，毕竟，国家非常需要人才，教育又处在怨声载道和风雨飘渺的困难时期，我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为扶正中国教育走上顺利的发展之路，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这封信，我要继续谈点政治问题，我要是光谈教育问题，那就太乏味了，在没有中央回应的情况下，谈的太具体就有点不合适。

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最近会走向公平与和谐不抱太大的希望。这是由我最近的观察所得到的印象。

自从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起，分歧就逐渐公开了。一批吃意识形态饭的人，写出了很多的文章，发在报纸和网络上，表面上是赞成“和谐社会”的主张，甚至还装模作样地研究一番，但仔细一看就不对了。例如，他们写到，“小康社会内在地包含了和谐社会，因此，和谐社会不是个新提法。”接着又写到，“小康社会是当前目标，和谐社会是长远目标。”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要从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要量力而行，不要吊高胃口。”等等，言下之意，和谐社会的建设不用急。另外，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先进性教育”和权衡之后，各部委和各省领导开始表态，原则上都表示要建设各自的“和谐××”，但有些人的口径与前面那些吃意识形态饭的人的口径出奇地一致。这会给我们老百姓什么印象呢？我们老百姓坚定地相信胡主席和温总理是真心还世道一个公平的，可有的人就阳奉阴违，百般借口，就是不干啊。社会矛盾已经很严重了，重提“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意味深长了，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决不是象一些文人考究“和谐”字眼所表示的那样轻松惬意和飘飘欲仙。在这个无论是共产党的利益还是老百姓的利益都面临重大挑战的时期，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装得如此麻木，阴阳怪气地跟胡主席和温总理唱反调，虽然内情不很清楚，但高层政治的这种分裂状态让我们老百姓心里冷啊！

对中国政治的走向，我会继续观察。下面谈谈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事。

坦率地讲，中央对教育了解得并不真切，就跟对其他问题的了解不真切一样。此话怎讲？先不说你们两位如何需要亲自考察才能知道一点真实情况，我就以今年“两会”期间罗干同志的反应为例，一位代表告诉罗干同志：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很严重。罗干同志很吃惊：还有这样的事？其实，这样的事早就把群众害苦了，许多人看不起病而饱受折磨甚至死亡，媒体上的报道早就连篇累牍，而中央领导同志竟然全然不知，因为你们看病根本不用操心啊：不用操钱的心，不用操医院的心，也不用操医生态度不好和医术不好的心，而群众可不是这样啊。地位不同，感觉就差远了。你们可能说，中央的信息渠道多了去了，怎么不知道？是啊，是够多的，可是为什么还要亲自到基层考察呢？为什么在“非典”时期把一个乡村医生叫到京城来了解情况呢？说明那些信息渠道本身就有问题，一个是不真实，一个是故意掺水。教育上的情况也是这样。你们可能定期看到教育部送上的材料，也可以打个电话叫他们来汇报，但他们能让你们了解多少真实情况呢？要知道，教育部现在管的太多太细了，因此，教育上出现的问题都跟他们有关，如果他们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你们，那不就等于说自己无能吗？你们不要以为教育部很忙，其实是瞎忙，忙得没有效率。比如那个高校教学评估，就是在走过场，逼着下面造假，劳民伤财，评估一过，问题照旧，其中有个效应是非常要命的：一些靠造假得到“优秀”的学校，对上对下都有了抵挡批评的资本：你们看，教育部都说我们是优秀了，其他学校还到我们这里来取经呢，怎么不好了啊？你说不好就不好啊？所以，不评估还好，一评估反而使问题掩盖了起来。现在，教育部也只有评估这一招了。这说明，目前的教育制度在监督教学管理、改进教学水平、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已经山穷水尽了，是需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了。

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新三座大山”这个说法？这是群众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通称。这个概括是很形象的。现在，“新三座大山”已经形成了势力集团，基本上是悠然自得地汲取着群众的血汗。最近，教育部发文，要规范高校收费，把过去几年飞涨的学费给合法化了，并且继续默许学费上涨。“新三座大山”没有一个主动退让的，这跟中央的暧昧态度有关，因为中央的底线是“稳定价格”嘛。看来中央还没有清醒这些“山”的危害程度，连治标术也是那么温柔，让我们老百姓看了就觉得跟舞台上演戏一样，看似枪棒你来我往，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中央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可用的手段了？

我觉得，中央办事跟老百姓要求的速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你们犹豫一天，将可能使很多人遭殃。

关心每一个人，是为政者的基本义务，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举个例子：在“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者是企业的主力，支撑了当地的经济，他们的低报酬让各级官员们有了对外炫耀“优势”的资本，可是这些打工者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伤残者无数。要知道，每个伤残者背后还有一个家庭，他们本身还需要生活，所牵累的人数是非常大的。对于当地的企业主和官员来讲，这些人伤了残不是个问题，伤了残了还会有别的人来嘛，不会缺劳动力的，中国人多的是。这种思维不但地方官员有，就是那些学者和京城大员不也是这样吗？这正是导致中国问题多多的重要原因。按照这种思维，中国人多，有钱的中国人也多，所以学校高收费胆子就特别大：你没有钱，还有别人有钱哪，我不怕招不到学生。教育政策按照这种思维来设计，被忽视的人群就非常大了。同样，在产品生产上，有人首先考虑把资金投到为富人生产东西上，生产高档产品，能多赚钱啊。作为生产者个人可以这样考虑，但是，这样一来，被忽视的人群就非常大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大头娃娃”也就必然出现了。中国的特殊性还远远没有被全部认识，按照书本上已有的东西思考问题和制定政策，很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是使问题变得更糟。我特别提醒中央，那些统计数字的任何一个小数，都应该引起特别注意，例如事故率，伤残率，失学率，失业率，贫困率，犯罪率，等等。不要相信那些学者抄来的“国际标准”，同样的“率”造成的问题就可能严重几倍甚至几十倍，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在那里。所以，社会政策要更加注重平衡，要把基点放在关心每一个人上。

改革以来，中国走了一条“专家治国”的路线，“群众路线”丢掉了。“群众路线”不仅是个决策谦虚的问题，更是个政治路线问题，它包含着政治民主化的种子。无论从经验上还是智力上，专家都只能是社会的普通的一员，尤其是在社会政策方面，专家更没有特殊的权利，普通群众的利益，他们代表不了。我们一再地看到，专家们讲的那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参照的标准是“国际的”，专家喜欢的东西未必是老百姓需要的，他们的优势可能恰恰是老百姓的劣势。在目前老百姓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学者精英很是风光和吃香，社会政策的失衡也就是必然的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而不应该是由一些“半瓶子”式的专家拿13亿人的命运做试验。

在目前主流舆论高调“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一个普通百姓主张走中国自己的路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我也注意到了，胡主席在接见院士们所发表的讲话，通篇都是在要求“自主创新”，怕是感觉到“国际”对中国的压迫了吧？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外面的世界原来是那么残酷！一纸WTO协定，原来还不能让中国自由地输出产品。群众再回头一看，原来加入WTO的过程就只是那么几个人知晓，连人大都没有批准，一个涉及全体中国人命运的国际条约还不如《反分裂国家法》那样走一点民主程序。利益是那么地不确定，而如果按条约履行义务，则惹出的麻烦就多了，时间会证明这一点。有人觉得中国的市场大得不得了，动不动就拿“市场大”作为对外炫耀的筹码，似乎大到了可以任意送人的地步。殊不知，如果按温总理经常进行的“13亿乘/除法”进行计算，分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市场容量就很有限了。任意拿中国市场做交易，就是拿老百姓的利益不当回事。保护中国的市场，就是保护群众的利益，作为执政者，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看待这一点。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则我下面要说的就不至于引起你们的震怒。

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台湾两个在野党的主席来大陆访问。增加两岸交流，这是件好事。大陆媒体对这件事的热情比对中国加入WTO的热情高多了，把两个访问事件的意义无限拔高，似乎大陆与台湾马上就要统一了。连战前脚刚走，官方（具体说是国台办）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给予台湾“三项礼物”，最近又追加了放宽台湾人来大陆就业的条件。我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过头。毕竟，来访的是两个在野党，不是跟台湾当局打交道，从法理上讲，只有台湾当局才代表了台湾人民，跟在野党或个人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无效的，都是不能强加于台湾人民的。如果大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就应该在这样的事务性的问题上跟台湾当局谈判，一时谈不成，那就拖一拖，还怕台湾漂走了不成？在涉及产品市场和就业市场的问题上，大陆和台湾这两个事实上对等的实体应该谈出个平等的协议，互相交换利益。要知道，台湾人不是穷得过不下去了，需要大陆施舍，人家的平均个人收入比大陆高了近10倍，台湾的剩余资本急于找投资市场。大陆之所以有这种热情，是因为，除了急于搞出政绩的心态外，就是我前面说的忽略了大陆本身的“人均市场”这个概念，而是被大陆的“市场总量”遮住了眼。尤其是在国内就业吃紧的情况下，主动把就业岗位送给台湾人，这要在一个民主国家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你们觉得我这个说法有理，那就要借着这个机会检讨对台湾的政策。要问问全体国人，如果说西方人自恃高傲我们没有办法，要是台湾人再高人一等，你们还愿意吗？当大陆政府不把老百姓当回事的时候，如何取信于台湾人？台湾问题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也不去追究谁的责任了，换个思路总可以吧？台湾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它反照出了大陆政府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反照出大陆的政治和民生，它是中华民族的命中注定，搞好了是我们的福气，搞不好就是我们的灾难，成败往往在人的一念之间。

中国得的是“并发症”，问题多的吓人，但政治上缺乏平衡是极其重要的原因。没有平衡，何来和谐？我不知道中央对政治失衡怎么看，据说台湾人很在乎大陆这一点，大陆因为这一点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大打折扣。我们的媒体往往大事报道别人的选举，甚至跟着炒“花边新闻”；台湾来访的两主席也在讲演中多次提到“民调”这个词，难道我们听着看着就不为所动吗？我们的政策出台什么时候也看看“民调”结果呢？我觉得很多问题的解决都等待政治方面的改革，包括教育方面的进步也需要政治改革的配合，从教育进步需要出发，撕开一个口子，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这件事比台湾统一更急，应该优先考虑。政治民主化搞好了，有助于减少统一的成本。

我有个观点，“一国多制”不是什么好事，这将大大增加国家的治理成本，难以消除国民的不平等，给未来的政治动荡甚至国家分裂埋下隐患。加快国内的政治民主化建设，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台湾问题就能水到渠成。中国是联合国的重要成员，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愿意承认台湾的独立，要使所有国家都跟中国步调一致也不现实，但不至于使问题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台湾还不至于主动跟大陆进行军事对抗。台湾不统一，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不是致命的障碍。大陆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军事力量向全球扩展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军事力量做到保证捍卫我们的海洋权益，保护国土的安全。积极开展国际水域的研究和合作利用，不搞领土的扩张，中国跟其他国家发生大的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另外，未来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空间成了新的战场，小小的台湾也碍不了大事。台湾，还是要更多地从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骨肉同胞”、“血浓于水”这种你我不分的心态还是不要为好，把对方作为平等的实体，亲兄弟，明算帐，谁也别让谁吃亏，谁也别想多占便宜，大陆不能以“同胞”的名义继续给台湾输血，台湾人要平等地跟大陆交往，不能把台湾人养成了“一等公民”的习惯。大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有点骨头。台湾岛内的政治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大陆也不要太神经，因为我们已经亮出了底线，可以不断地告诉台湾各政党，让他们去选择。大陆不要怕军事冲突，也不要打算一次冲突就解决台湾问题。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让那些越出底线的政党付出代价，不打一下他们不清醒，不打一下，那些热中于独立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的手段。过分地乞求和平，过于担心什么引起亚洲不稳定，那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不放弃动武，但也不逼迫台湾谈统一，台湾各政党就不会急于在“统独”问题上表态，大陆的回旋余地就大了。台湾问题跟香港问题不一样，没有时间条约，历史问题也比香港复杂，两岸统一不能指望历史的遗留，而只能指望当世人的智慧。

因时间关系，就谈到这里，希望中央也听听一位普通百姓对政治的看法。我们老百姓觉得一些事情很简单，但到了你们官场上就复杂了，我们就感到好笑。同样，教育上的那些问题也难住了大批的学者和官员，而我觉得只要头脑里还有一点常识就能解决。祝你们夏日平安。

此致

敬礼！

                                   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师

                                         董 键

                                    二00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