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新兴官僚资本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根源

试论中国新兴官僚资本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根源

古月清华[原创]

摘  要：由于部分政权的资本化和部分资本的官僚化，新兴官僚资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其中，官僚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官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如何防止政权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以社会主义文化克服官文化，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以公有制经济克服官僚资本，就成为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官僚资本；官僚制；官文化

在20世纪中叶，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居安思危，直面现实。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和“官僚制已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核心因素”，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依然严峻和突出，特别是，随着两股逆向恶性势力（一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因贪污腐败所形成的政权资本化势力；二是国有资产因大量流失所形成的资本官僚化势力）的形成、扩散和交融，新兴官僚资本已如冰山般悄然浮出水面，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笔者认为，新兴官僚资本的再生和兴起，有其深刻的政治制度基础和思想文化根源，其中，官僚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官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限于篇幅，本文仅从这两个方面，对新兴官僚资本进行“验明正身”。

新兴官僚资本

众所周知，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是从没收旧官僚资本开始的，第一批国有企业就是直接从旧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然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却又从中滋生出了新的官僚资本。旧官僚资本的失败，在于其制度的腐败；新兴官僚资本，却是因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腐败而再生。它的勃起和膨胀，就像癌一样，速度之快，二十年时间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私人资本三四百年的成就。据粗略估计，每年因官商勾结的腐败而掠夺的价值达GDP的15%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产业资本的销售额利润率最好也不过6%左右，产业资本的资本收益率更只有3-4%。新兴官僚资本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受益者，它在商品流通和货币金融领域对资产的掠夺性再分配，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恶化，银行坏帐率居高不下，产业资本发展缓慢以至停滞萎缩，工人大规模下岗失业，农民撂荒外出，社会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的最主要结构性因素。

王亚南先生在《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指出，官僚资本是利用政治特权、主要通过掠夺在流通和金融领域进行财产再分配的一种资本原始积累形式。它从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资本形态中产生出来，并在这三种资本形态中生存、活动和发展。这三种不同的资本形态分别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官僚经营管理的国家资本；官僚支配的其他私人资本。新兴官僚资本的再生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利用职权贪污受贿；（2）利用所谓“二元体制”及对经济的统制，进行倒卖批文和倒卖商品来牟取暴利；（3）在特权保护下的走私；（4）部分掌控“领导权”者和银行中的负责人操纵银行贷款，控制股票、期货等证券市场，以及操纵、垄断房地产市场，投机变卖“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等等。新兴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也有以下几种：（1）以家属、子女、亲戚或亲信名义开办公司；（2）购买国债、股票等证券；（3）以“外资”形式再投资国内，或独资，或“合资”；（4）购买房产、地产，出租生财，等等。而且，这些非法收入大部分都“洗净”并以合法形式出现。关于新兴官僚资本的具体数据，几乎是永远不可能统计清楚的。在官僚制特权保护之下，这些新兴官僚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们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并不断寻找、制造新的增长点。

实际上，官僚资本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是一种得失关系，官僚资本所增加的，就是公有制经济所损失的。小农经济和私有资本，虽然也可能对公有制经济产生某些影响，但却并不是得失关系，甚至还可以有所补充和促进。官僚资本的作用，绝非只是已归于少数官僚及其子孙名下的资本，而是内在于公有制经济，并制约着个体小农经济与私有资本的发展。因此，新兴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一是，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具有直接掠夺性和瓦解性；二是，它再次成为中国自由私有资本发展的主要障碍。与之相对，公有制经济在原则和基本制度上，又是劳动群众利益的集合，国家机构中有相当一批能够认知并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作人员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有制原则，抵制新兴官僚资本势力。由此构成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它决定着、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演化及其趋势。公有制作为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新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能否保持其主体地位，并不取决于新兴官僚资本对它的侵吞和损害，而是取决于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主导下的改革，使它的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克服官僚资本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并引导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和自由私有资本的发展。

官僚制：官僚资本的政治制度基础

官僚制，不仅在中国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社会基础，而且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现代国家中都有其存在样式。实际上，官僚制已成为21世纪现代社会的主流政治体制之一，与集权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代议制等其他政治体制大有水乳交融之势。在一些西方政治学家看来，官僚制已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核心因素。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官僚制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官僚制（即官僚统治）的概念在十九世纪初期得到具体的阐释，并成为对古希腊统治类型分类（如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最为重要的补充。该术语的早期含义仅仅指官员的统治；但从一开始，由于官员的集体机构（官僚体制）、由于官僚统治的机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因而它又被附之以各种不同的曲解含义。在过去的150年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而且在日常和学术应用中这种扩展的趋势至今仍无跌落的迹象。十九世纪末期，它的含义已被扩展到不仅指国家的，而且还指所有大型组织中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到二十世纪中叶，它又被用作‘大组织’的同义词。现在，把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其官僚性质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西方十九世纪，这种官僚制首先是同欧洲中央集权制国家发生联系的，它表现为在行政法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文官对本国公民生活所实行的全面控制，它总是被拿来与英国那种自治政府制度相对照。欧洲各国迫于集权制的拿破仑帝国所带来的压力，纷纷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这就使得建构中的官僚制概念纳入到了有关行政效率的学说中。特别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所进行的改革，在机构方面是以官员个人控制下的官职等级制度取代了旧的委员会和社团；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发展中的行政理论的帮助下实现的。黑格尔将这些实际发展与关于理性本质的论述联系起来，并把这种联系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也为此后各国政府培植发展官僚制提供了一整套潜在的合法性根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章中对官僚制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他认为，官僚制的存在是与社会大集团连接在一起的，官僚依照形式主义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精神行事，并且创造出一种幻想的普遍利益。官僚制将形式主义变成了目的本身，创造出一个知识等级制度，将知识转变成神话和私利，将各级官僚束缚在追逐升迁的官场中，并保证他们有着比他人更大的稳定收益和安全感。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世界的理性化就在于它的官僚化，即官僚制能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获得长足发展。韦伯认为，官僚制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使行政法规约束以及要求知识作为决策基础成为了现代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

中国所谓的两千年封建主义社会，应该称作集权官僚制社会，而与西方相对应的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应该是在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但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的作者魁奈眼里，中国不但不“恐怖”，反而是一个管理得很好的、没有战争的、也不侵犯他国的文明国度。事实上，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稳固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它具有一个统一而成熟的“政治指导思想”，即儒家道统思想体系，或曰官文化；二是它具有一个成熟而平衡的官僚统治体系，即集权官僚制，这是同时期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完整和稳定的政治系统。对中国官僚系统来说，由秦汉至明清，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大体上形成了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和武官机构三大子系统，以及按品位（九品）划分等级层次的结构。它经过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的演变，最终形成了复杂而精巧的中国官僚等级制。中国官僚政治从其哲学基础即“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出发，但凡天上、地下、人间的一切，都归官来管。每当扩展一块疆域，就立即派出相应的官吏去管理，每当社会生活出现一些新事物，就要增加一种官职去治理。一切社会生活都被置于国家的管治之下，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官吏无处不在。一切社会行为无不受官的控制，一切社会生活无不打上了官的烙印，注入了官文化的精神，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种迹象亦未消失。在现代中国，改造和代替官僚制的新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即民主集中制，但这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民主集中制，它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集权官僚制色彩。要真正发展、完善并落实民主集中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彻底改造和代替集权官僚制，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关于民主集中制，列宁在《致“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书记》中指出：“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并认为：“应该努力做到对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应该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工人组织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说明自己赞成那些决定，不赞成那些决定。如果我们是真正地、严肃地决定在我们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针对俄国革命实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克服官僚主义和改造官僚制的关键在于“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也指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呈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是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可见，由官僚制所衍生出来的官僚主义对党的影响和危害有多么大。不过，中国的官僚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种官僚制，它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政治制度，其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文化，即官文化。

官文化：官僚资本的文化根源

官文化与官僚制一道，一方面生发着官僚资本，另一方面又作为官僚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中国的官文化是以制度化儒学为主体的官僚政治文化，它是由孔孟创始，并由秦汉及以后历代统治者和其麾下学者们维护、改造并贯彻于中国社会的统治意识。它的基本理论是儒家道统，并具体化为统治民众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丰富内容。无庸置疑，官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相当巨大的进步作用，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与官文化是统一的，但是，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官文化却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它作为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文化，可谓根深蒂固。进入现代以来，虽然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冲击，但它却以官僚资本主义形态存活下来，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其实，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制度建构中，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官文化的干扰。只要有官僚体制存在，就会有不同形式的官文化作为其意识形态而存在，就会有官僚资本势力生成的可能，“苏联模式”及其破产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与官文化及其现代变种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这两种文化的矛盾，仍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矛盾。官文化是特定历史阶段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只有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真正予以批判。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当年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发动民众进行社会变革，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调动并组织民众的变革精神。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在于此。然而，当我们党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却违背了他以辩证法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一世界一般性的矛盾，并把它作为中国特殊国度性的矛盾，忽略了官文化及其旧势力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官文化及其所体现的旧势力，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次要方面，但却是与社会主义势力相对立的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抽象发展，也是他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规定。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忽视（至少在语言表述上不明确）官僚资本势力的变形及残存，不是把这股势力，而是把仍在中国具有先进性的自由资本势力（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虽然晚年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诠释“资产阶级”，但仍不确切。而这样的规定，也必然导致革命运动对象的不明确，以及策略上的失误。尽管如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仍然认为，“在中国，毛泽东把对官僚主义的攻击作为发动那场涉及对各级官员进行系统撤换的文化大革命的理由”。

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上，列宁和葛兰西等人与毛泽东也有相通之处。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立即开始改造官僚制与文化革命这“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葛兰西认为，现代官僚制的出现无疑是对旧制度垂死挣扎的一番记录。与列宁一样，葛兰西认为，现代官僚制具备了某种革新的成分，尤其是它令生产力强制地束缚在旧有的制度架构上，即等于增加了资本主义完全暴露其基本矛盾的潜在危机。关于官僚制问题上的看法，我们还可以把韦伯与葛兰西作一比较。韦伯认为：“这种机构（官僚制）一旦建立，其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特有的‘非人格性’，使得它——相当于封建的，基于个人忠诚的秩序——很容易为任何人服务，只要此人知道如何来驾驭它。”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的抬头则预示了一种可靠而持久的支配形态将会不断自我繁衍下去。韦伯将现代官僚支配视作反对革新的势力，尤其当它通过对旧有关系的僵固化，或多或少地都会阻碍超越现有状况的改革企图。理由是，官僚制传统具有其特殊的理性化，而现代官僚制相对于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最佳的历史合法性和技术上的完美性。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有逐渐官僚化的倾向，但他却始终不能完满地解答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即“对于中央集权的——无论是私人或是国家的——权力，应该如何来加以控制”。在这方面，葛兰西与韦伯显然不同，葛兰西反对现代社会的官僚化倾向，并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对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革命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文化革命，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然后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可见，为了建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高度强调和重视文化革命这方面，列宁、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思路是相通的。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官僚资本已经作为一股新的政治、经济势力，从初级民主集中制和初级公有制的机体中再生，这是一种异化。因此，防止政权资本化，防止资本官僚化，以社会主义文化克服官文化，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以公有制经济克服官僚资本，就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