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中兴：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序言

蔡中兴：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序言

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于l957年在美国出版，在1973年、1976年、1978年多次再版，是美国激进学派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作，是西方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传播。现在我们将这个中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保罗·巴兰出生在黑海沿岸的尼古拉耶夫，祖籍波兰，先后在德国和前苏联接受教育;他曾就读于莫斯科的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1939年移居美国，194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战时的军事服务之后，他曾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尔后于1949年进人斯坦福大学任教，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直到1964年去世。
巴兰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与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与本书一样，《垄断资本》也被译为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该著作已先于本书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发行。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于1957年，比《垄断资本》早9年，这两本著作是姐妹篇。《垄断资本》是巴兰与斯威齐合著的;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巴兰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含了斯成齐的见解。据作者自己说:“几乎书中的所有论点，我们都在一起讨论过。我很难说哪部分思想是他的，哪部分是我的。”(第一版序言)应当指出，正是这两位学者的合作，诞生了美国激进派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垄断资本》具体分析战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则着重于基本的理论和历史的论证，提出了最根本的理论观点，并作出理论和历史的具体论述，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了深人研究。这一着作是美国激进派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激进派的一个代表作。与现在流行的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为维护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作辩护不同，以巴兰为代表的激进学派对现行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论证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必要。
巴兰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剩余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并作了具体分析和论证的，现在则得到了广泛运用。关于经济剩余，巴兰提出了3个内容不同但可以比较的概念。第一个是“实际经济剩余”。这是指“社会当前实际劳动产品与社会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是积累的部分。第二个概念是“潜在经济剩余”。它指的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可能产生出来的产品和被认为是必须消费品之lti]的差额”，是对一种比较合乎理性的社会的想象。与实际经济剩余比较，两者的差别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主要是高收入阶层);二是社会中由于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而损失的产品;三是由于现存的生产机制结构不合理、不节约而失去的产品;四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失业所未能体现的产品。巴兰通过这种差别的论证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第三个概念是“计划经济剩余”。这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综合经济计划体制时的情况，“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有计划地‘最佳’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得到的社会最佳产值为一方，和所选定的‘最佳’消费值为另一方之间的差额”。巴兰认为，计划经济剩余能充分利用潜在经济剩余，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因而实际经济剩余低于潜在经济剩余。由此，他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也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巴兰用经济剩余分析考察历史的发展并论证经济剩余的增长。他认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是经济剩余的利用方式及规模的根本改变，造成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剩余合理的生产性利用。
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会发展到垄断，垄断资本主义是巴兰研究的主要着眼点。他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消费不足，而垄断资本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扩大生产，来弥补消费的不足。因此，除非有别的因素发生作用，否则就会有长期的需求不足，造成经济的停滞。巴兰的观点，提示了当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弊病。此后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具体论证就形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垄断资本》。
巴兰在阐明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性之后，开始对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讨论。这是一个更引人注意的部分，其中的分析开拓了研究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激进的一派。
巴兰认为，不发达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状况。
对于现代不发达国家的形成，巴兰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分析。他不是简单地归因于前资本主义因素的束缚，而是着眼于经济剩余的积累和转移，提出现代不发达国家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为代价的。巴兰作了具体的论证，他尖锐地提出他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进展或进展很慢?”这个问题无疑是战后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对此，巴兰认为，在封建制度内部存在着内部压力，促使它向资本主义转化，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在成熟;但对封建体制瓦解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商人地位的上升，而这一条件却是在西欧首先形成的。在那里，商人资本积累特别多，而且高度集中。这一方面是因其地理位置之便而从事海上和沿岸资易造成的，使其便于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商业渗透，掠夺香料等热带产品和珍贵的东方手工艺品等等，牟取了暴利;另一方而则来自以暴力掠夺国外的贵金属、宝石，以海盗行为非法抢劫、贩运奴隶，从而使巨大财富迅速集结。当时航海等事业的发展给科学和技术以促进，面造船和制造装备又促使资本主义企业得以发展。但这种发展开始时并未阻止其他地区国家经济的成长，尽管它们和西欧的差距在扩大。西欧的人侵进人北美、澳洲，就像进人了一个社会真空地带;随着移民的大量增加，资本主义体制移植了进去。这些地方没有封建势力的干扰，阻力只在于外国的统治;所以在移民的力量强大后，他们就推翻外国的统治求得自身的发展。但在其他地区情形就不同了。在印度、中国、东南亚、近东和非洲，西欧来的人在那里从事肆无忌惮的掠夺，榨取尽可能多的实惠，并把掠夺品运回本国。这就形成了财富的单向转移，从而使西欧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成倍增长，并集中在资本家之手而用于投资，促进了西欧的发展;而那些“不情愿的”施舍国的发展则被严重扰乱了。在这些国家里，前资本主义的结构解体了，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然而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和现时生产的剩余的一大部分被掠走，并置于毁灭性的外来竞争中，幼稚的民族工业被窒息，发展离开了正常的轨道，而适应于帝国主义的目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摆脱不了最绝望的落后处境。
巴兰把印度和日本作为例证来分析。他认为，印度就是由于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而不能得到发展;相反，日本则由于其资源的贫乏，未被侵人而能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得到发展。他对这两个实例作的具体的考证分析颇为发人深省。
巴兰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根源的分析，即通过经济剩余转移向发达国家，从而造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异的思路，后来出现了很多追随者。他们对他的观点和分析作了更具体、深人的分析论证。
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形态，巴兰从经济剩余的角度上作考察。他认为，在这些国家，经济剩余在绝对值上很小，但在总产出上却占了很大的份额，生产性人口的消费降到了可能的最低水平。
经济剩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农业是最大的部门，所以农业的境遇如何，对整个经济十分重要。在不发达国家中，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两种组织形式:小规模的农民生产和大农场的体制;而这两种形式都不利于促使农业投资增长。单纯通过土地改革来解决大农业问题也是幻想。他提出，只有将土地改革同工业的发展和鼓励资本主义工业扩张的国家政策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使离开农业的劳动为工业所吸收。
四个非农业领域在决定经济总剩余的使用上具有重要性，巴兰对此作了具体分析。首先是商人、放债者和各类中间商。他们规模庞大，处于流通过程，所得的收人很低，但所获的利润总量很大;重要的是其中的游民资产阶级，它消耗了整个阶级所获的经济剩余中的很大部分，而积累起来的资本一般并不转向工业生产，只保留在流通过程或购买土地收取地租。其次是实业家，自然经济瓦解所提供的工业品市场，并未像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成为发展工业的内部市场，却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属物，促进了西方工业的增长;而当地的幼稚工业也因没有保护的社会体制而被扼杀。由于缺乏投资机会，标志资本主义的工业难以兴起;由于关税等原因，一些工业企业尽管可以产生，却常为与外国人联合的集团所建立，生产与进口相似的商品，设各、专利等依赖外国，促进国内再投资的刺激并不大。而且，一旦有规模大的企业出现，就会趋向垄断而阻碍市场的扩大，从而出现垄断造成的停滞与腐朽。第三是外国企业，它们大多是生产出口商品的·由于经济剩余的大部分被转移到境外，因此，对发展的作用比本国工业更小。巴兰从投资、企业经营及其影响三方面具体论述其作用。他认为，这些企业通常以暴力剥夺当地居民或由贿赂以最低价取得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所以从发达国家转移来的资本要比估计的低得多;而其设备则依赖于投资国，所以在当地的刺激力不大;其具体业务大多为资源的开采等，随着新技术的发展，雇佣工人也减少，所以对当地国内市场的开拓，其作用也有限。
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巴兰非常具体地批评了几种为外国资本利益辩护的流行的说法，诸如“利润外流并非实际损失”、“外国企业提高了国民收人”、“外国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转让”和“扩大了不发达国家的财政收人”等。这些论述无疑提供人们以启示，但巴兰所依据的是以前的历史材料，在巴兰著述以来近40年的实践，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作为一支独立力量而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可作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巴兰把国家作为除农业以外经济剩余的第四个索取者，由此来探讨国家的作用。总的说来，国家的税收收入，或是来自经济剩余的转移，或是来自公众l减消费而形成的经济剩余的增加。就具体说，存在着三类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类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第二类由具有买办性质的政权统治;第三类是实行“新政”的国家。他认为，前两种政府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第三类国家政府虽在形式上得到独立，但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要想能利用自身的经济剩余真正独立发展，还存在着很大困难。巴兰提出，把不发达的原因归因于以下一些结论是错误的，“不能认为不发达应由所谓资本缺少和贸易条件下降负责，因为潜在经济剩余相当可观;不应把不发达归罪于缺乏企业家精神;不应简单地归罪于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并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构成一种威胁。”
巴兰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寄希望于社会体制的改变，他期望通过社会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体制，并能在抵制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他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其中心是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要处理好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关系，作好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形式的选择，发展对外经济联系。
但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胜利，他主要寄希望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认为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体制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发达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等等，由于生产力的基础较薄弱，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就会出现种种弊端，例如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间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并未动摇巴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本经典著作，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经济学著作。我们期望这一著作的出版对于当前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能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