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改革的受益者？

        每个中国人，不论他在社会那个角落，都被深深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农民和教师这三种人的烙印最为典型，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文革的兴衰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发生在各大小城市，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连同他们读书的子女都卷入了文革运动。这些工人和学生便成为造反派的主力军，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工人和学生支持文革，造反夺权，批斗大大小小走资派和当权派最卖力，中央高层的走资派都是在城市被他们批斗的。工人和学生亲毛色彩最浓。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得到厚报，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农村并不是文革的主战场，农民只是在农闲的时候批斗一下旧社会的地富反坏，最多也就批斗一下最低层的公社官员，也没太多的时间卷入政治斗争。由于农民就业限制在农村，农民只能被钉死在田里背向太阳种地,交公粮,交余粮，而农产品的收购价过低导致农民收入少得可怜，到了晚年没有退休金，养老靠子女，这就是所谓的“城乡差别”了。教师大多是民办性质的，政治经济待遇极其低微，还背负“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师都受到学生的批斗，校园成为文革的重灾区，他们普遍仇恨毛泽东，反对文革。国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国家担任领导人，例如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总理吴桂贤、孙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李素文、姚连尉等，农民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也有一个陈永贵，但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教师受到提拔，这是当时这三种人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后教师吃起皇粮，薪酬待遇不低于公务员，公务员和教师过上了最令人羡慕的生活， 成为当今的既得利益者。与之相反，全国三千万无辜工人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惨绝人寰。从2004年至2011年连续八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八个文件一脉相承，落脚点都是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种地有农业补贴，看病有合作医疗，上学还有特困生补助。就连购买家电，还可以按照13%的比例进行报销。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过去几年农民整体收益不断提高，再加上县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建筑工、服务业与经商等，农村收入处于一个较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镇低，因此农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种死气沉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状态，而是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农村市场”，农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创造了更多就业。为防止农民的负担反弹，竟然不惜对中国的镇级行政机构大动手术，进行大规模压缩和合并。取消农业税等于免交公粮，农民在田里的一切收获不但都归属自己，国家还有种粮补贴。这对于没有土地的其他公民就显得不公平了。取消农业税后城乡大裂变，城乡差别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除了公务员和教师拥有高工资高福利外，普通的城镇居民就业难、生活压力大。中国工人阶级彻底更是沦为中国社会最底层、最没有人权的人物，处境悲惨，形同奴隶，那是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响当当的领导阶级啊，面对在城市“连喝口水都要花钱”的高昂生活成本，他们生活得很不体面，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农民却是名副其实的小地主，拥有大体属于自己的宝贵田地资源作为生活保障，不想在城里打工了还可以回家刨地，城镇里的居民下岗了就等着喝西北风。近10年来中国城市房价是有史以来狂涨最快的时期，而且不允许居民集资自建房，苦的是城镇普通居民，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到房子，落得个上无片瓦(商品房买不起),下无寸土的结局。农民则不受住房的烦恼，只需要在宅基地上以极少的资金就可以建起比城镇商品房还好的住房，死后还可以土葬，不像城里人死不起，即便是在内地的那些远离市区、还相对落后的山村，成片成片的农舍，都由原先破旧的平房，变成了两层楼房，平坦的水泥路面铺到了农民的家门口。以至普通的城镇居民都羡慕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但拥有一个农村户口对于居民来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据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报》第四版报道，在珠三角站住脚的农民工，政策上也允许他们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万多人符合条件，但真正落户的只有100多人，这100多人还都是历届“百佳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宁愿回去所谓经济落后、贫困的内地做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家乡的田地到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中山市做市民，农村户口取代过去的城市户口成为香饽饽，拥有一个农村户口就意味着有宅基地、农田、菜地，保障好，有分红，谁都知道“有车有楼，不如有个农村户口”。有人还公然宣称城镇居民有低保，不需要操心，但每当城镇居民向政府申请低保救济时，总是碰壁，得到的回应是“社会主义不养闲人和懒”。当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即使整天不工作而依靠村里的分红都吃喝无忧时，他们就绝口不提养懒人了，而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切地体会到十亿农民的疾苦”。联想到温家宝论述“橄榄型”格局，勾勒分配制度改革蓝图。那么橄榄型的最上端无疑是城市的权贵官僚、公务员和教师，作为缓冲的中部就是数量庞大就农民和白领，而最下端的是被边缘化的城市贫民。对居民和农民是迵然不同策略，由于城镇居民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农民是弱势群体，对城镇居民就采取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取消城镇户籍福利，要么以转制为借口推动外资兼并国企，要么强迫城镇居民下岗，不问生死，一概拒绝承认他们的失业状态，称之为“自由职业者”；对农民就换了另一副仁慈的面孔，农村的土地承包给农民保护起来。企业亏本要工人下岗，但农民种田亏本却没有一个下岗，更不需要学国企的转型，最没有效率的落后农村小农耕种反而要竭力扶持，不论外国的产业化和机械化技术多么先进、效益多高都不允许染指农民的土地，不但取消农民的农业税，种田还有补贴，养猪有补贴，植树有补贴，买农机有补贴，连生小孩也有补贴，农民可以不劳而地获领取村集体分红。要维持农民工的就业就要竭力为外资和民营营造生存环境，压低银行利率以利它们融资，为了它们的出口而实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低汇率，加上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出口退税，实际的汇率还要比现行的还低，而长期实行低汇率的政策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实际的负利率，导致楼价和农产品狂涨，这正符合某些人的心意，高楼价可以更快掏空居民的财富，农产品涨价有利农民增收，最受害的是依靠固定退休金的下岗老人。一说到到农民就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要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大谈失地农民生活的保障；但绝口不提工厂企业是居民的命根子，而是动辄就解散破产，导致下岗城镇居民的生活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还苦，那时的农民都有田耕，可以解决温饱，当今普通居民生活毫无保障，改革开放使他们成为唯一没有任何福利的人群，各级政府还向他们一股脑儿摊派各种各样的人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