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的两个层面

历史事件的两个层面
当代“历史观”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即历史事件中的人物，都是“有黑有白”的。而坚持这种标准的人，却又有着另一个标准。第一，毛泽东的对立面而又是“反派人物”的，排斥“非黑即白”，运用历史人物都是“有黑有白”的标准。比如王明、张国焘、林彪等。第二，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则不能运用“有黑有白”的标准，只能是“黑”。比如江青、康生等。第三，毛泽东的“对立面”而又是“正派人物”的，也不能运用“有黑有白”的标准，只能是“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便不得不采用篡改历史的手段。这个手段造成的危害早已众所周知：刺激起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披露，而在披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对另一方也采取某些“诛心之论”，从而导致事件双方“没好人”。
这种结果，也许是“有黑有白”“历史观”的人们的终极目的。但是，在此不是对这种“有黑有白”“历史派”及其目的进行分析，而是对与篡改历史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手段进行分析。这另一种手段，即“混淆手段”。所谓“混淆手段”，是指故意把一个历史事件的两个层面混为一谈，用一个“非真实层面”否定真实层面。    
且举几例。
一、    周恩来的“违心说”
“延安整风”时期，周恩来是做了检讨的。按照当代一些人，把周恩来的这个检讨，说成“违心”，还渲染周恩来受到多大“委屈”。其实，这是一种“妖魔化”周恩来的手段，这种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描绘周恩来“违心”的，表面上是维护周恩来，同时又了解历史，深知采用这种手段，必然会产生“周恩来”是“伪君子”的效果。
周恩来多次说“这是我的罪恶”，并不是“逢迎”毛泽东，更不是“违心”，而是周恩来对历史进行客观反思后的负疚，反映的是周恩来“知耻而后勇”的高贵品质。
制造“违心说”者流，抓住周恩来所说“中心关键在反毛”等词语大做文章，故意掩盖了事情的本质。
“延安整风”实质内容是“路线斗争”的总结，而“遵义会议”前的中共历史，两条不同的“路线”，即“毛泽东路线”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几度临时中央的“路线”。“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不仅得到了中共的认可，也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因此，毛泽东是“路线”而不仅仅是个人，“反毛”，也就是反“毛泽东路线”。 反“毛泽东路线”的结果是什么？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肃反”，在排斥了毛泽东的“右倾”和“废止一切肉刑”后，不但激发了“富田事变”“坑口事变”等多次军事叛乱，而且，杀害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土地政策，在排斥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后，地主富农杀光了，不够地主富农条件的富裕中农，也几乎被杀光，遏竭了根据地的财源。军事上，在排斥了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后，根据地丢失，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被牺牲。
在这一系列事件上，周恩来都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面对数十万革命者和无辜者的生命，周恩来在认真反思历史后，其心情的沉重和负疚感，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周恩来是几度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唯一进行过这种反思并深深自责的人，其他象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等，都缺乏周恩来这样对自我责任的真正反思。周恩来的品质之高尚，也由此可见。
因此，撇开真实层面，把周恩来界定在对毛泽东个人“违心”的“非真实层面”，怎么“冠冕堂皇”的“维护”，周恩来也只能是“伪君子”：面对自身错误造成的数以万计的生命的牺牲，不去自我反思，没有自我负疚，而是“不得不迎合”毛泽东个人，不要说“党性”，就是“人性”又从何说起？
“文革”时期也是如此。仅以“抓叛徒”为例，瞿秋白的“叛徒”，可以说是周恩来极力主导的。关于此事披露的资料中，惟有周恩来在中央以及造反派会议上多次肯定瞿秋白是叛徒，而江青、康生这些“代表毛主席”的人物，却缺乏这种行为。以“瞿秋白是叛徒”为标准，“揪叛徒”运动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周恩来是“违心”么？实质上，是周恩来信仰坚定的表现，尽管现在看来“极左”。实际上，在信仰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是高度一致的。在他们的信仰中，所谓“叛徒”，不仅仅是“投敌叛变”，还包括对信仰的遗弃和背离。因此，毛泽东、周恩来也都说过陈独秀、王明是“叛徒”的话。毛泽东说有些人在枪林弹雨和酷刑下没有投降，在“糖衣炮弹”面前却“投降”了，这种“投降”，显然也是“叛徒”的一种。
这大约就是“政治标准”和“法律标准”的根本区别吧。
二、百团大战
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也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首先是刘伯承从战略角度对“百团大战”提出批评，其次是毛泽东从组织角度对彭德怀提出批评，这是一个层面的事情。这个层面，是一种认真严谨的客观态度，即在一个事件发生后，进行必要的总结经验教训。其次，是另一个层面，即非组织的众人观点。这种“非组织”的“众人观点”，一种是不承认“百团大战”存在组织纪律和战略问题，另一种则是“上纲上线”，怀疑彭德怀的目的性。
“上纲上线”怀疑彭德怀的目的性，表现在彭德怀被“打倒”后受批判的时期，这种做法当然是用“非真实层面”掩盖了“真实层面”。不承认“百团大战”存在组织纪律和战略问题的，同样也是用“非真实层面”掩盖了“真实层面”。
不承认“百团大战”存在组织纪律和战略问题的，最大的理由是：打日本是没有错误的。这种“逻辑”，实质上是缺乏辨证思维的表现。在这种“逻辑”下，苏区时期的“王明路线”也是正确的：打国民党反动派也是没有错的！
刘伯承从战略角度进行分析批评，毛泽东从战略角度、组织原则方面进行批评，不仅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而“上纲上线”怀疑彭德怀的目的性和不承认“百团大战”存在组织纪律和战略问题的，都是在用“非真实层面”掩盖了“真实层面”混淆甚至是篡改历史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