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制度创新将是曲折的过程

我国的制度创新将是曲折的过程　　

实际上，历史已经证明，我国的制度制订者对制度的供给一定程度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之上的。政府将制度的强行制定、放松、再干预、再放松，作为缓解基层经济体对自身的压力的工具。但制度对经济的干预的目的，却来自于制度制订者自身的利益。　　

因此，我国并没有进入国际上，尤其是西方社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社会中存在着自己独特的两极：政府——百姓。或者是：权力即制度的制定者——制度的接受者。而制度的制定者，本身必然是获利者。制度的接受者本身必然是受损失者。　　

只有当人民成为制度的制定者，这种两极才能出现变化。这种变化，也就是权利的平等。权利的平等也就表现为制度制订的权利的平等。　　

与民主社会所相互伴随的就是议事规则的变化。　　

我国集权社会所采取的传统的一言堂、只发布决议而不辩论的会议规则，就是最适合集权社会的一种议事规则。这种议事规则中，规则的制定是会议的主持者，会议的主持者同时也是团体中最高权利和地位者。　　

这种集权——议事制度的来源，就是我国的传统社会。　　

而这种制度产生的原因，就是我国并不成熟的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也就是每一个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技能。　　

集权官僚制，这一制度是适应于分散的小农生产体系的。　　

权利平等的民主制，是适应于高技能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社会化生产模式的。　　

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力在每一个劳动者的社会中所表现出的面貌决定社会制度的微观原理。　　

一旦我们将集权官僚制体系带入到现代社会，就会经历失败。集权体制是一种适合于小生产的简单社会制度。　　

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市场。这些迅速的变化，是集权官僚制无法应付的。　　

集权官僚制会自发地出现自我僵化、自我强化。集权官僚制的本质用途是为了维护权利高层的地位，有利于权利高层向群体发布自己的命令和理念，从而通过限制、诱导、绑架集体的行动推行顶层官僚理想中的制度。　　

为何我国的生产力，从清朝到民国，几乎停滞？　　

原因就在于集权官僚理想中的制度不包括改变生产模式这一选项。　　

首先，社会化大生产将削弱官僚权威。　　

其次，面对竞争、市场、技术创新，必须让取得新的生产力要素——技术——的劳动者成为权利制度的制定者。由于发现真理，掌握技术的劳动者，往往是工匠、学者，而这些人，往往不是官僚权利体系中的高层人员。因此集权官僚制必须扼制权利的流失。而扼制权力流失的途径就是消灭对权利的流失引起挑战的市场。消灭市场，采取垄断，就能够将技术创新所能够产生的对权利分散的威胁化解。因此，我国的科技水平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处于停滞的。闭关锁国，就是关闭市场。　　

而一些消灭民间竞争主体的合法地位的制度的制定的本意，也就是为了消灭这些民间主体对官僚制度本身的威胁。　　

官僚集权体制通过形成稳定的社会生产组织模式，通过抑制竞争从而维持其统治地位的不动摇。　　

我国历史上，皇权与官僚集权的结合，最终遏制了资本主义的生长，形成了大一统、皇上独裁统治的制度。　　

在我国现实中，皇上已经被推翻。因此独裁统治也就有了改变的可能。从独裁统治向民主统治的过渡，就是官僚集团的统治。　　

官僚集团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就是官僚集团垄断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下，权利由众多官僚集体共享。市场呈现高度垄断。技术进步、创新，同样被遏制。一切有损于官僚集团地位的创新、竞争最终都将受到抑制。　　

由于官僚集团本身并不擅长技术创新。因此他们必须向其他人购买创新。但国内人员可能并不在他们的选项之内。因为如果国内的技术存在，官僚集团便面临地位与合法性的挑战，因此他们必须满足否定同自己竞争的人，同时满足取得技术，以维持其垄断优势地位的目的。因此，从外国购买技术就成为了一种合理的选择。　　

因此，官僚集团对技术市场的干预，造成了事实上的卖国。表现为摧毁自主技术、摧毁自身创新能力，而引进落后技术的事实。　　

从总体上看，这仅仅是官僚集权体制不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证明。　　

官僚集团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存在于我国一切领域、一切层次的。　　

官僚集权集团体制的根源，就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这个集团利用，成为了其强化、维护自身集权的工具。成为了扼杀、打击民间对其权利的威胁的工具。　　

什么样的民间力量能够对其产生威胁呢？创新、竞争、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的众多因素。　　

我可以罗列许多对官僚集权集团的利益造成威胁的创新：　　

1、              户籍制度。农民失去了成为公务员的可能性。农民被整体性地、以集团为单位被官僚集团所剥削。　　

2、              合作制度。合作制度维护劳动者的权利，以其公平的内部价格提供社会产品与劳动之间的交换。包括：金融、消费、生产、住房、服务。我国官僚集团，通过阻止合作社立法进程，关闭了这一类经济组织存在的可能性。从而阻止了劳动者对其可以获得的垄断权利的侵蚀。也阻止了劳动者通过团结在一起，对其政治权利的直接侵蚀。　　

3、              政治团体。这就更不用说了。　　

4、              外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这曾经的故事表明了，在这个制度成为制度的时候，即使是国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官僚集团，也并非是利益集团的顶端，并非是制定政策的人。实际上，制定政策的另有其人。我们看到，在汽车、电信、银行等行业政策中，都出现了大一统的在全行业范围内将企业利益输送给外国资本，同时给予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的政策。究竟是什么人制定的这些制度呢？显然，这些人只有通过制定这种制度，才能够获得自身的利益。这说明了，发生在我国的官僚集权集团的成长实际上，是起源于政策制定权利的最高层。利益通过制度依赖逐渐向低层官僚集团传递。从高至低，从政府向企业，依次出现了官僚集权权利的梯度。在其中则出现了用金钱换制度的交换。　　

5、              对海外归来的高端人才的肯定与对本土低端人才的否定。本土低端人才的成长是国家获得持续的人力资源成长的关键。但同时也威胁着本土官僚集团的权利稳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本土官僚集团选择依靠海外归来的高端人才弥补这种人才需求。由于历史原因，本土官僚集团在之前与外国企业媾和的过程中已经将自己的裙带通过与外国资本利益换制度的过程输送到了国外，大部分接受了外国教育。而将这部分人引入回国，实际上为本土官僚集团加强裙带关系，巩固自身地位实现了可能性。　　

6、              面对本土人才的成长，为了打击本土人才，引入与官僚利益集团有深厚裙带关系的高层海龟，并制定差异化不平等制度。就可以让本土人才成为官僚集团的附庸，被其剥削。　　

其他官僚制度对创新的遏制是不胜枚举的。我们身边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例证。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最大的私有制，实际上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集团私有制。　　

如果不将此改变，改变为更为平均、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　　

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制度是公有的。　　

如果制度成为了私人物品，那么就存在一部分人利用制度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这时制度就是私有制。　　

如果一个人对制度进行创新，让制度的运行结果更加公平，那么结果就是让多占社会资源的释放多占的资源。　　

我觉得基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和社会目前的状态，制度的创新必然非常曲折。原因在于：　　

1、              社会公民的素质技能、组织水平低下。这种低下部分地是受到官僚势力的压迫造成的。　　

2、              我们的路径依赖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依赖于执政党自我的觉醒才能够有效地解决面临的问题。然而，执政党自身的思想与行动受到个人觉悟与政治斗争的影响，是一种偶然因素，这种偶然因素能否变化为长期的、稳定的动力和约束？难以预期。如同一句话所说：“共产党只有依靠自身才能够约束自身。”“党要管党。”即，共产党是最高权力集团。如果这个集团自己不想让人民成为制度的制定者，那么人民永远不会拥有制度权利。我认为，代表精英阶层的党领导中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精英对非精英的剥削是损不足以补有余，这不利于社会实现大同。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领导政府，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才是理想中的政治构架。　　

3、              中国社会依然不成熟。人权启蒙、劳动权启蒙、政治权启蒙。这些运动正在我国孕育与发展。只有这些运动经历了充分的发展，我国社会才能够获得充分的成长。在一个人民拥有清晰的人权、劳动权利、政治权利的社会中，任何制度扭曲都是无法被舆论所容忍的。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容忍如此之多的制度扭曲，就是因为社会的不成熟，社会成员的素质技能普遍低下。对官僚集权、资本剥削、政治独裁逆来顺受成为了这些制度扭曲滋生的土壤。　　

4、              属于本民族的信仰正在成长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就是现代化的民众信仰。这种信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依据全部科学成就的哲学思考。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民族或社会信仰都致力于解决人类存在的原因与目的问题。如果我们社会能够在当代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社会信仰，那么我们的社会力量将提高一个层次。这种信仰将是之前一切制度问题的全集。　　

因此，我国的制度创新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