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实践的结构剧变及其社会影响

郑杭生：社会实践的结构剧变及其社会影响
 
 
 
 
——“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一期

主持：李恒瑞（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
 主讲：郑杭生（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主题：社会实践的结构剧变及其社会影响

　　时间：11月28日

　　地点：广东商学院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是岭南大讲坛第十一期，增加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也就是商学院聘请郑杭生教授为客座教授，感觉非常高兴，广东商学院又多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客座教授。

　　 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科联共同主办的社科公益性讲座，从去年12月举行岭南大讲坛的启动仪式和首场讲座，到今天已经将近一年，目前已经成功启动了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二个系列是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第三个系列是岭南大讲坛地市论坛，这三个系列的讲座都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逐步发展成为有知名度的平台和品牌。

　　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的学术论坛系列第十一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社会实践的结构剧变及其社会影响”。在座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郑教授，但是很多都应该读过郑教授的著作。郑教授是浙江杭州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曾留学英国，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和评审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郑教授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郑杭生：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岭南大讲坛做学术交流，首先非常感谢杨书记刚才给我颁发聘书，也要感谢主持人李主席对我做了那么美好的介绍。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社会结构剧变，分为几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剧变概念怎么提出来的，第二个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的八种趋势，第三我们讲一讲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对社会的影响，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最后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剧变，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提倡要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批判态度。大家都是社会的精英，我想采取这种态度尤其重要。下面我简要把每一个问题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剧变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这个概念是我的学术团队合作的系列论文，总题目叫“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与和谐社会的持续性构建”，这个系列论文有五篇文章，第一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若干代表性的新趋势，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第二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视野下的改革与和谐，改革与和谐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不是说改革就不能和谐、一和谐就不能改革，其实改革是有它的背景不同，它的要求不同，所以它可以有不同方式的改革。过去，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那时候是一个平均主义非常盛行的国家，所以在那种框架下，改革它是要适当的扩大差距。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差距拉开了，在和谐社会的框架下来进行改革，它就是要缩小差距，所以改革与和谐它是一个能够统一的东西，不能把它们对立下来。 第三个就是讲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去年德江书记请我来给贵省厅级以上的干部讲重建社会信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详细情况和报告全文>>>）。这样一个题目，后来好像网上有很多报道。第四个问题就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与锻铸社会和谐监视支柱，最后一个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接下来可能还有第六篇、第七篇，我们正在做。 这个系列的论文是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叫《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构建：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应用与发展》，这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结构实践论的提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剧变，这当中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第二种是本土社会转型的一种特殊脉动的力量。其实我们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与这两股力量有关系，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剧变和它两维力量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和两侧分析”，任何东西一方面的分析都是片面性的。这种对“实践结构论”，也就是关于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标志着我们在社会学理论方面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它可以看作是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一个叫社会运行论，我写的《社会学新编》就贯穿着社会运行论的思想。第二个是社会转型论，第三个叫学科本土论，第四个叫社会互构论，个人和社会怎么互构，这四个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把它叫做实践结构论。 这是我先简要给大家要交代的内容。

　　第二个问题，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剧变八种代表性趋势。

　　在讲这个趋势之前，我稍微做这么两点说明。一个就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当代世界、当代中国，有这样八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新趋势，或者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他们既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的结果，又是这一剧变的表现，同时我们也是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一种社会学的新视角。大家在听的时候，我希望注意所有这八种趋势，其实都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由于我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响和谐社会的失谐因素，因此我们的简要分析，可能会更多地涉及这些失谐的方面，目的就是我们研究是为了消除或者是减少这一类情况。 首先谈第一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它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那么这一种趋势，当然一方面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一种结构性条件，创造了这么一种失谐因素被激活的一种结构性条件，这样它更容易形成社会矛盾，也更容易引发社会的动荡。这里，我简要的给大家说这么几点。

　　这里，我简要的给大家说这么几点。一个叫传统上的时空限制被突破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时间、空间的限制在过去传统社会里对我们的限制非常厉害，可以设想一下，过去比如说举子要进京赶考，广东要到京城，路上要走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都是有可能的，要经过千山万水，有钱的还能雇一个书童给挑挑书，没钱的就是包袱、雨伞自己都要带着。中间顺顺利利还好，如果遇到哪一座山有绿林好汉，说要买路钱，给了钱有的算是活下来，有的给了钱还被杀了，甚至像水浒传说的给做了人肉馒头，所以古代的时空限制，要想做交流是多么的困难。那时候说实在话，面对面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更多是从特定的时空组织实体中抽离出来，社会关系与面对面的互动形式分离，1997年我不当人大副校长了，我到日本去，他们聘请我做客座教授，我去京都给他们讲课一年，一门是本科生课，一门是博士生课，当时我在人大还可以带学生，那时候他们写什么报告或者论文，用电子邮件一下子就可以发给我了，我在日本改，如果有什么意见就可以发给他们，所以现在时间和空间往往不成为一种障碍，对生产力的推动，对各方面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社会的影响，当代社会生活更趋于一种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不像过去比较固定。现在信息化、符号化、数字化和网络化跟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大家现在都有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里面有多少信息，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号码，走在哪里都可以找到你。这说明我们在现代社会，一个一个个体是比较分散的，但是系统世界效果更强了。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这个趋势也是现在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关心的是这种趋势，它一方面也是社会进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对我们社会分化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我强调这么几点，一个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过去人多，好像一个组织越大实力越强，往往是这样的情况。我上大学，58年的时候还经历过这些，比如说北京建造十三陵水库，我们都参加过劳动，站在山头看到这么多人劳动，确实感觉到渺小。但是发展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英文有一本书，说到“小的是美好的、有力的”，现在如果有人说“大的是美好的、有力的”，可能别人会认为你是神经不正常的。现在的情况，那一种过去以大规模行动、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伟大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社会组织变小了，它越来越灵活了、流动了，因为各种方式转变了，比如说一个工厂，不要存那么多原料、不要那么大的厂房，打一个电话我要多少什么原料，这也是一种分工了。刚才第一个趋势，因为信息化，它提供了很多方便，所以现在又出来了这一种趋势。那本书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 这样一种变化，一方面它确实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了工作场所和社会当中的等级制度，但是同时企业规模不断的压缩，长期雇员不断的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就逐渐的加深。这个话是鲍·亨利在全球社会学写的一段比较著名的话。

　　这一种趋势在中国怎么样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都在迅速的发展，过去我们是在单位，现在我们变成社会人、变成社区人，过去每个人都是非常有组织的，在那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就是我的依靠，我的一切都与单位有极大的关系。改革开放前一个人没有单位的介绍信，要到外地去出差或者是干什么，想住旅馆都是不行的，没有单位介绍信，这个人可能就象是一个“黑人”，没有身份，一个人的升迁，首先就需要单位的肯定，以前单位管到一切，包括夫妻的吵架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学校哪一个老师夫妻吵架了，找到学校党委书记，可能大家会认为不太正常。现在的人变成社会人、社区人，也形成了极大的问题，流动人口极大的增加，过去在单位，职业很有保证，但是现在的职业非常随机化，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这种持续的趋势引起了社会的分化，大家可以看到例如农民工，他们在城里干着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最重、最累、最脏的活，这一部分人中绝大多数还是弱势群体。

　　第三，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现在到处都可以感觉到资本的自由度是极大的增加了，无论是国际资本，或者是国内资本，自由度极大的增加了，资本到处受到欢迎，我们把引资作为政绩的一个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到处受到欢迎，自由度确实是大大加强了。但是与此同时，劳动的束缚度也是在增加，用不用你、能不能出来等等，所以这样就造成了资本的自由化和劳动的屈服，这就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劳资相互依赖的关系。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我这个企业雇佣的人越来越少，雇佣流动的人是越来越多，这样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这样一些趋势的增长，促使劳动自我组织性也大大被削弱，这个趋势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世界是这样，中国如何呢？这个过程应该说表现的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仍然会得到继续，东莞前一段时期说出现了“民工荒”，我觉得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民工数量急剧的减少、民工现在真正的欠缺，不是，广东这个地方，说实在话，对农民工的一些待遇等比较苛刻，说实在话是比较苛刻。这样这一部分人就不到这里来了，他到内地条件更好的地方，总量没有减少，只是说你这个地方因为给别人的条件不好，所以人家不选择你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工荒，只是广东某些地区招不到人。如果说民工荒，好像全中国都缺少民工，实际上不会这么一回事。 像深圳这些地方，外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说的好听一点，中国劳资双方都没有经验，因为都是八十年代形成起来的，所以对农民工比较苛刻，工资标准比较低，而且是一年付一次，而且有时还不准时给人家，甚至有时还侵犯人家的人身自由，也发生过一把火烧死多少工人的事，所以有人说新资本家比老资本家还苛刻，说的好听一点，他是没有经验，农民工也没有经验，因为他们出来，总比在农村好一些，跟过去相比好一些，所以就忍受了。当然，欠工资等他们也没有经验，采取过激的态度，在维权方面，楼上一站我要自杀，有人说“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劳动的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将继续，这个趋势没有改变。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这样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所以劳资关系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现在劳资关系应该说还是很紧张的，要建设和谐社会，这其实关系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系。 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所以现在世界上最富的是谁呢？不是搞实际产业的人，是搞计算机的人，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比尔·盖茨，钱多的实在数不清，但是实际上钱太多了也没有用，他已经决定留10%，其他90%要做捐献。在西方这些老总的名片上大约有两种头衔，第一个是某某集团公司的总裁，第二个是某某基金会的董事长，这种名片体现了什么呢？我取之社会回报社会，你如果要将钱移交给儿子也可以，但是遗产法规定，大约60%拿走了，只能留下40%。所以国外富翁一般成立基金会，你搞基金会免税，然后基金会也是可以经营的，但是经营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使得做好事的本钱能够增值、能够保值。现在非物质性劳动，像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个我们也是有体会的，为什么大家要念书？其实也是这样。非物质性劳动过程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过去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一个消极动力。有形劳动地位的下滑，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体会到。这个趋势我想指出这么几点。一个是社会劳动体系现在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了，劳动体系没有那么笨重了，过去是要大而全，现在是你的核心部分自己搞，其他比如说周围的支持系统都可以是别人来搞，打几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只要可以周转开就行了，你周转不开当然不行了，你就要破产了。这种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为一种趋向，那么这种体系性的变化，对于有形劳动产生了很强的排斥力，现在轻松化、小型化、微型化的组织选用的人才一定是非常精干、实用性非常强的，有形劳动对这些组织来说可有可无，我要你也可以，不要你也可以。 这样一种有形劳动，传统社会地位的丧失，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和固化。在我们国家，这个趋势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传统工业和农业的衰落过程当中。因此，在这一种部门中从业的群体和它的人员，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体系中最为廉价、最可变更、最可任意处理的部分”。这个话就是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书中所写到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还不是大规模的产业农业，现在的农民工将来不是大量的在产业部门工作，他们将来要大量的进入第三产业工作，所以我不同意一些人写文章所说的，我们这么庞大的农民工，将来会变成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这个判断我觉得好像要成立比较困难，因为发展的趋势不是这样，将来绝大多数是要到第三产业。
 
　　现在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现代职业体系。我对武汉比较熟悉了，武汉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就去访问过一个大队。这一块地方过去是围垦形成的，移民主要是哪儿来的呢？主要是安徽过来的。现在武汉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这样的设想，也已经在做了，就是说把这一块安徽移民比较集中的区域，成为一个农家乐的基地，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一个是房子变成灰色的，怎么改造呢？农民自己出60%、政府出40%，房子里面至少要比较干净，才能吸引人来住和吃，政府还投入这个村的公共设施，另外土地的利用方法也改变了，变成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有一亩五分地，我把一亩五分地分解为15份，吸引城里的人来报养，比如说我报养了两份地，种出来的菜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过来吃，也可以送到城里我的家里，这两种方式不要的话，也可以把卖掉的菜钱给你。农民就是说这一块土地不是为了自己的生计了，而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转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是这样那样创造一种现代职业体系，把原来这一部分的农民纳入到现代服务业的范畴里。
 
　　不管是建设新型的城市社区，或者是农村的什么，它最主要致富门道要明确，能够这样那样为创造现代职业体系做出自己的某一种贡献。现在因为矛盾这么尖锐，不仅是地方政府进行创新的好机会，你能解决那一个方面的矛盾，那你就是进行了某一种制度的创新。现在农业，或者是传统工业，传统工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有很多人下岗了，这些弱势群体就形成而且固定了，这些群体的人员在劳动体系当中弱势地位是带根本性的，是不可逆转的。有的单位领导说你先下岗，我们情况好转了再回来，这不可能，过几天他也下岗了，因为这个行业、这些调整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这样一种弱势地位，会继续对他们其他的社会地位带来传导性的影响，这一点弱势了，他马上在社会分层、收入分配、资源、机会等占有方面处在非常被动的趋势，这样进一步成为远离主流社会的边缘化部分。现在有人讲社会断裂，也出了书，讲的很热闹也很吸引人，但是其实这是不科学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断裂，断裂也不可能成其为社会，可能性就是边缘，更远的边缘，边缘化有不同的层级，但是断裂是不可能的。
 
　　这里我要说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是在于改变趋势，而是说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可以改变这种趋势造成的负面影响、减轻这种负面影响，要改变这种趋势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必须要认清的。但是好的社会政策一定是会减轻这种趋势的消极影响。我们现在建设新社区，像广东建设友好新社区，还有比如说劳动服务型社区、劳动保障型社区，等等这些社会政策，包括进了弱势群体，减轻了他们这种弱势地位对于他们的负面影响。社会政策确实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但是夸张到可以改变这种趋势是不对的，它真实是减轻这一部分趋势的负面影响，你不采取这种社会政策，或者是采取一种坏的社会政策，就会加重这种趋势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所以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不能违背社会的趋势，但是它要搞好了，能够减轻这种趋势的负面影响。这是第四个趋势。

　　第五，现在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的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虚拟经济的事，现在世界上虚拟经济的力量是在膨胀与升级，2000年底的时候，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了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这就是说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实体经济的五倍。这里有很多数字，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介绍了，大家可以有这么一个概念，虚拟经济其实是一种钱生产钱的游戏，投机性质是非常厉害的，这种虚拟经济使资本与劳动相互关系更加的弱化，它所造成的趋势使资本的实力性、寄生性更为突显和普遍化，这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是空前的。虚拟资本的超时空转移、支付和兑换，使不同形态资本的运作进一步脱离了有形转移的限制。大家看《乔家大院》电视剧就有这个印象，我有十万两银子，比如说从广东转移到山西，这个任务太艰巨了，所以我要雇好的镖局，不要在路上被人劫了而颗粒无有，而镖局保一次镖成功一次我的名声就上去了，而乔家就想到了用票据的方式，在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兑付，这是现代银行的一个雏形了。
 
　　现在虚拟资本，十万两银子，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吧，比如说一百万吧，现在可以用一种无线的办法转移，发过去就行了。所以这样使不同形态的资本运作进一步脱离了有形转移的限制，这就使得虚拟经济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极易发展成为失控，使经济社会风险成为事实。东南亚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虚拟资本一下子把你掏空了，整个国家破产了，很多国际资本是使用这样的手段，对冲基金等等之类的，所以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升级，对社会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说的是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现在这种实体生产的地位，量是在急剧的减少。
 
　　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大家都知道，在西方这两件事情，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一个社会先面对的是一个财富分配的压力，咱们是一个短缺的社会，要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把蛋糕做大之后，怎么能够把它分配的更加公平，主要是这么一个。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现在是面临一个风险分配的压力，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步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西方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化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的观点，英国人看来平等是天方夜谭，现在安全问题上升为西方主要的，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看看中国社会的情况。可以看到现代化在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势，即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西方是富起来之后老龄化，而我们还没有富起来老龄化问题也摆在面前，两个问题一下子摆在你面前，既要对付财富分配的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等等，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而风险分配的压力，也同时到来，人家是有时间差的，我们是同时到来两个问题，而且复杂的扭结、重叠在一起，造成更加负责，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财富分配、风险分配这种双重的社会压力。

　　我们社会对后面一种社会压力没有精神准备，应该说缺乏准备，所以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我们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等方面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在什么地方？理论上讲社会进步的代价应该由全社会来分担，应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我们社会进步的代价，几乎全由弱势群体在承担，或者绝大部分由他们在承担。我们在保险、社会保障这一些方面，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怎么使得弱势群体在分担社会风险方面，也就是分担社会代价方面，还没有考虑，现在几乎都落在弱势群体身上，这是我们很大缺陷。从理论上讲，社会进步的成果应该由全社会来分享，但是现在社会进步的成果有一些与弱势群体没有多大关系，说实在话就是这样，比如说据我们的调查，河北定县，这些农民到北京回龙观建筑工地，基本上都是他们包了，他们造了很多游泳池等等设施，可是他们能享受一次吗？比如说到游泳池游一次泳吗？不可能，他们享受不到。我们调查中也知道的，这个地方大约有十万人左右，每年能上大学的四五十人，99%都是在复制他们父辈的生活。所以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非常的不简单。
 
　　也就是说，在风险承担方面，社会还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或者几乎可以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社会风险都让弱势群体在承担，造成的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我们还在考虑怎么将蛋糕做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后面这一个问题，对于我国所面对的这种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加强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像这一种风险，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系统世界比如说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现在社会生活当中，神圣事物是世俗化，是这样的一种趋势，而世俗事物又有了神圣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现代生活当中，神圣和世俗的这种置换替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成为了一种主导性趋势。也许太学术化了，但是大家回忆一下“超女”现象，这就是世俗事物神圣化最典型的例子，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造神运动，我们创造了一位姓李的这样一位神。神圣事物，过去认为神圣的，现在都走下了神坛，世俗事物现在被大众、被媒体炒成了一个新的“神”。
 
　　现在大家在预料，什么时候也出现一个“超男”，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世俗事物神圣化，这个趋势是起主导的倾向。过去大家可能会说我要当拿破仑，现在估计很少有人这样说了，从学术的反应来说，像过去尼采说“上帝死了”，带着平常的心面对过去神圣的事物，但是现在某些世俗事物又神圣化了，有一种新的造神运动，这成了一种主导趋势。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比赛，有那么多的人来参加，这当中大家看到有很多商业操作的成分在里面，可以看到市场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其他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系统世界的力量是大大加强了。
 
　　现代社会两大趋势不可避免，一个是日常生活的公共化，日常生活公共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些东西，越来越依靠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资源，比如说水，在过去社会里水怎么来解决？天下雨、井水、河水，自己没有劳动力雇人挑两桶在水缸里放明矾，但是现在河里的水你敢喝吗？十条河里九条半是污染的，井水你敢喝吗？不知道什么化工厂的物质来到井水里。天下雨你敢喝吗？可能是酸雨。现在水基本上都是靠自来水厂提供的。大家注意，你利用公共系统所提供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免费的，都是要钱的，少一分钱也不行，你手机打钱不够了系统会提醒你，有钱的日子真好过，没有钱的日子真难过，日常生活这样一种趋势，随时随地都在教育你，所以这样你对钱越来越看重。那么这个趋势，就是人际关系的疏松化，比如说在家庭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什么都疏松了，所以现在看电视剧，很多小孩都在说我爸爸妈妈真不怎么样，夫妻之间也是各忙各忙的，朋友之间也是各忙各的，如果没有业务关系就不联系，最多过年的时候给你寄一个过年卡。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贺年卡也不寄了，电子贺卡给你发一个。业务关系保持联系，业务关系说到底是金钱起到作用，一个家庭里为什么要送小孩上学？将来赚更多的钱。为什么上好的学校？都是这样的一种。所以人日常生活的公共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日益被系统世界所支配，这是无情的规律，没有钱不行。

　　现在社会领域的日常性生活事件，第三部门发展明显的滞后，导致生活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意义和价值，建塑功能严重的萎缩。生活世界和系统世界这样一种失衡，使得神圣事物魅力的去除再度升级，并助推了新一轮的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形成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在生活世界本身当中怎么样呢？由于这样的趋势，人们逐渐习惯于用利益博弈的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而比较忽视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所以现在要建造和谐社会，要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这一种意愿能力。由于这样，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兴趣日益流失，这对社会合作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坏性影响，社会信任逐渐的缺乏。
 
　　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关系，现在社会学界对此高度关注，因为两者的整合和平衡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当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难题和危机。《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这本书也在中国很流行，这个问题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说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化、古典现代化与现时现代化、旧式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侯。比如说生活体系中的错位，现在这个例子很多了，比如说现在的歌星，他的出场费，唱一首歌有的25万块钱，有的身价20万块钱，有的15万，等等，这个现象现在只要出场就是这样。可是他唱的歌曲，那个作者，所得到的报酬，写一首歌200、300、500或者600，所以我们说严肃的劳动被戏剧化，娱乐的劳动被严肃化，这种社会生活当中的错位现象，该值钱的不值钱了，不值钱的现在显得那么值钱，这种错位现象甚至很明显。
 
　　另外社会性状“只要暂时、不求永久”，生活策略中很多都要暂时，不要永久。现在在一个单位，说签两年合同，两年时间内你不能走，意思就是说你两年之后就可以走了，至少有这个权利了。过去最应该永久的结合，婚姻，现在也临时化了，离婚率急剧上升。所以这样一种生活策略，越来越成为大家的一种选择。像我在人民大学整整有五十年了，能够达到五十周年“金婚”庆祝的人已经很少了，能到二十五年“银婚”的已经不错了。

　　至于说政治形塑力量的转变，整个社会的重心往下移，要过日子了，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大学生一开始眼睛向上，大概是不行的，现在需要首先眼睛向下，然后你才有可能向上，就是说你到基层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处理像社区的问题，先当好“村官”、“社区官”、“街道官”，今后可能会上去，如果现在就把眼睛往上大概就不行，只有向下才能向上，如果老向上下也下不去、上也上不去，应该说社会工作的潜力很大，现在六中全会也讲到社会工作，当然它是说广义的社会工作。我想社会工作的前途无量，现在形塑的力量是在往基层。
 
　　在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的这些趋势当中，我们说有一些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最新动向，有一些尽管持续已久，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转移，形成了与古典时期完全不同的特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些都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代表性的趋势。
 
　　第三个问题，我们说一下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的影响。这种结构性剧变造成了当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社会的特点，世界上的社会学家对此做了种种描述，比如说美国的理论学家提出不稳定性，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德国的理论学家提出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说我们进入了高风险社会。意大利的理论家提到了不确切性，我们社会的不确切性是越来越明显，今天这样，明天有可能会怎么样。英国的理论家提出了不安全性，但是所有这些，鲍曼的概括，都考虑到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上经历的人类困境这些方面，就是说所有这些说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不同名义人类所经历的人类困境相同的方面，尽管说法不一样，但是人类困境方面是相同的。
 
　　与此类似的，我们中国的理论家也常常提到非协调性、突发性等等，所以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和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传统的和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在传统社会里我们过去所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这个社会的同质性很强，你插秧我也插秧，没有那一个傻瓜说你插秧我偏不插，过了这个农时你就可能颗粒无收，那时候是一个自然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为社会，是人规划的社会、是人构建的社会，但是在构建的过程中，人给自己造成了困境，总之我们这个社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风险社会。

　　现在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是面对这些非常不和谐的因素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注意，它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这种结构性的剧变，也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古典现代化阶段的社会实践过程，有它特定的框架，表现出一种刚性而固定的结构特征。那时候社会的各个领域曾经边界很分明、线条很清晰，当时社会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以及阶级阶层、群体组织、行业或部门，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都显露出这个特性。比如说我们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城是城、乡是乡，58年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之后，农村是蓝本、城市是红本，权利义务是非常不一样的。而现在我们发现这种传统的结构调整在消失，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城中村，城中有村，村中也有城，这一种特性现在都在被改变。那么社会实践的各个结构领域都在流变，变得柔软和有弹性，他们自身的中心、边界和等级不断的扩展、收缩和相互交叠。在这些变化着的结构领域之间的地带，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隐若现的网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实践过程中筑成起了一个一个停靠点，现在正在融合。
 
　　这种结构性剧变造成旧式现代化的衰落、新型现代化的兴起。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化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了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前年我们考察了印度、北朝鲜、俄罗斯等，情况也是一样。今年我刚从巴西和阿根廷回来，安全大成问题，我们的总领事就被抢过两次，美国也是这样，有富人区和穷人区。在这样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突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化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我们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就是说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不付出努力和谐是不会自动到来的。这也标志着，从我们学术来看，以克服旧式现代化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化的不可抑制的兴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都是旧式现代化，后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现代化不行，它是不可持续的，旧式现代化走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有呼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不能现在就消费了子孙的资源。新式现代化它是这样一种现代化，就是说它是以人为本，推动自然和人的和谐发展、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把社会和自然的代价减少到最小限度的现代化，这种叫做新型现代化。
 
　　最后，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总的来说，应该有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批判态度。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也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和它具有的两种力量，体验到面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结构性剧变的社会，那种社会矛盾多发活跃的必然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采取建设性态度积极对待。
 
　　所谓建设性的态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事求是肯定我们取得的巨大进步，又指出我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强调要研究如何减缩代价、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你说问题说了一大堆，到底怎么来解决呢？所以要更好的研究解决。那么这种建设性态度是建设和批判、肯定和否定的统一。这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的那种“积极性批判”，而不是为批判而批判的“单纯性批判”，更不是为毁灭而批判的一种“消极性批判”，甚至是“毁灭性批判”。这种建设性态度，内在地包含了一种批判性精神，但是批判确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而批判的问题。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周围现在老是听到颜色革命之类的复杂情况，美国非常不甘心于中国强大起来，用各种方法来限制，所以要考虑，如果中国现代化失去这一次机会，以后这样好的机会就不会再来了。因此，我想这样一种建设性态度，不赞成两个极端，肯定一切，或者是否定一切，因为它们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也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学者的学术责任是一种理性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这是一种学术责任，学者的根本责任是什么呢？他是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社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可避免是不是我们无所作为呢，不是的，我们确实可以研究如何来减缩这一种代价，让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可以做的，这是学者的根本责任。那么学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他是要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就像是六中全会决定的引领社会思潮，而不是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学者的悲哀，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不能务虚不务实，不能只求异不求真。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的。学者也不能像“愤青 ”那样行事，不能把自己降低为“愤青”。我觉得单纯的发泄于事无补，只会于事有害。我想面对这样复杂的矛盾，中华民族正在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积极的建设性批判态度极其重要，特别是对于大学、研究所的知识精英，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尤其重要的。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下面的时间交流提问。不是说大家提的问我都能解答，如果大家提出的问题我有所思考的我讲一讲，如果我有一些回答不了的问题，我也老实地跟大家说，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郑教授生动活泼也非常严谨的演讲。下面哪一位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
 
　　现场提问1：郑教授，首先欢迎您到商学院来。我是社会工作系的学生，现在大四了，面对找工作的问题，现在班里很多同学都希望找到对口的工作，但是我们实际上发现很少这样的岗位提供给我们，我们就非常的矛盾。另外一个方面，也像您刚才所说的，从基层做起，但是社会却没有提供这样的岗位给我们。所以我希望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我们的师弟师妹，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或者说更好的完善自身。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大学扩招，同时又存在着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难的问题，您怎样来看待这样的问题？谢谢。
 
　　郑杭生：感谢你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说现在没有这样的岗位，据我了解，好像不能完全这么说。比如说你们广州市的残联，它曾经找到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定了一个合同，每年六万块钱培养三十个人出来包分配，这方面的人是非常缺乏的。现在需要这一方面的人，但是中间的渠道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必须承认，在立法、观念方面，现在关于社会工作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我刚才说了职业体系不完善，像社会工作师这样的定位，迟早会有职称，将来还要分级，肯定要考试。今天我们到社区里，那些社区工作者已经在担心，说将来要这么考试的话，我们肯定考不过现在大学里受过正规训练的人，自己会不会被你们这些人所淘汰。社会工作者，像在香港、美国等地，已经比较制度化了。当然，将来中国制订的，也会有中国的特色。
 
　　现在找工作，我的建议，你要积极地去找，多找几个进行比较，那一个好你就到那儿去。总的的趋势，我刚才说了社会的重心会往下移，这些工作迟早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部门。这段时间我在广州社区工作的调研，发现确实社区确实需要专业的工作者，广州有很多做法还是很超前的，有许多制度的创新，比如说居委会将来要成为监督机构，现在的社区工作站这是执行机构，当然现在的法律支持力度还没有，现在还是在试行。这个制度创新，使得容易得罪人的地方，它代表民意，同时还有一个社区工作站是政府聘请一些人，与选举没有关系，因为你得罪了老百姓将来不投你的票就没有关系，你想工作也得不到承认。我说观念问题，现在人们不太承认，只承认他在政府里面才是正当的或者怎样，社会工作师协会算什么，现在在观念上还没有形成，看法上还有一些问题。现在社区里有很多制度创新的问题，将来这方面需要专业的人员，不像过去没有专业知识也可以，越来越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执行社区的各种事务。我想前途还是非常广阔的。
 
　　第二个问题现在说大学扩招，社会又不能提供那么多的职业，毕业就失业，这样的情况在社会中也出现了。我想这是一个事实。这个问题我想这么看，大学的扩招设想很好，但是对一个社会究竟能提供多少职业，这个估计不足，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就业者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我所说的眼睛向上，眼睛向大城市，非大城市、大机关不去，这样缺人的地方没有人去，而不缺人的地方偏偏要挤进去。现在说要减招大学生，现在大学城造的那么大，就空着那儿？这也是一个系统问题。但是我相信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调节能力极强的社会，这些问题也只能在过程中慢慢的消化，比如像是就业问题、生源问题等等吧，将来会采取一些过渡性的办法，像西方博士后是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博士毕业了没有找到工作，好吧，你搞一年的博士后吧，但是在中国就变成了比博士高一级的东西，所以我在搞外事工作的时候，要向外国人做很多解释，外国人才能够明白。我们的博士后是归人事部管的。将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类似这样的过渡办法，比如说硕士，硕士一年没有找到工作，学校说你做一年硕士后，类似的，不是说一定要搞一个硕士后，我是说比如说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过渡办法，以解决社会就业岗位供给不足的情况。
 
　　现场提问2：郑教授您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您是怎样理解和谐社会“和谐”两个字，为什么政府部门不会说公平、平等社会？ 第二个问题，您最后讲到学者责任，我是非常认同，但是面对中国这么多社会问题，仅仅靠学者的良心我想可能远远不够，因为越是学者提出来呼喊一些要有什么良心的时候，更多人是投入到物欲的大海中。如果要想有更好的一个效果，要不要联合像一些很优秀的公民，或者说一些NGO，像是很好的基金会、企业单位，甚至于政府，把这些联成一条线，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呢？谢谢。
   
　　郑杭生：你的第一个问题，和谐我认为它是一个包容度比较大的概念，而且从中国的情况来说，因为过去很强调斗争，中国历史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用和谐，我想更能够表达，一个是它本身的包容性比较大，能够将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包容在其中。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包容性非常大，你说的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用我们学术来说它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必要充分条件，和谐本身包容性比较大，又有一个历史原因，跟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第二个问题，社会部门、社会一些非政府组织，其实社会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部门结构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总体性的框架，你把三大部门的关系理顺了，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房子的蓝图一样，好的蓝图，按照这个图纸就能够盖起房子来，如果结构性的东西不好，盖的房子就会有问题。第三部门的扩大，第三部门对第一部门来说是非政府组织，对第二部门来说是非盈利组织，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我想这一大块的发展是我们社会建设的应有之意。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是越来越大，但是第三部门没有相应的增大，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你刚才所说的我也很赞成，在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之中，最切实的是像各类基金会的迅速发展。比如说中国有二十万大企业，每个企业搞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大概需要三个人，这就是六十万的职位，这是现代职业体系里很重要的一块。将来像基金会工作人员，也是社会工作者的一部分，这些人的地位会越来越高。要把社会多余的财富引向这里，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过去我当人民大学副校长的时候，公开宣布不用学校的钱到国外去，我每次到国外去都是国外基金会资助的，这样出去顺便为学校办点事。比如说德国有一个基金会，本金是七千万马克，每年的利息、其他收入大概有三百万马克到四百万马克，所以它一年就召开24个，两周一次，24个学术会议，像社会学就委托给福瑞宝大学的一个教授，由他邀请世界上二十名比较有名的社会学者去开会，条件都挺好，一个人5000马克，不用交税，本金还在增长，家族的名字永远刻在基金会上，有名有利多好啊，确实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样的基金会成立之后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这种事情由第三部门去做，比如说政府采取买服务的办法提供公共产品，政府部门也就解脱出来了。现在什么都是政府行为，当然你什么都要负责，现在政府就好象是在引火烧身，把矛盾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所以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忙于应对，疲于奔命，特别是地方政府，那一个突发事件发生，第一把手必须赶到现场，如果不赶到，第二天也许不是他了。
 
　　这种是体制性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第三部门不发达，这种体制性的原因造成了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的原因，当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寻租、出租等等。体制性的原因与自身性的原因，三大部门的关系理顺为和谐社会打下了一个结构性的基础，部门结构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现场提问3：郑教授你好。刚才您在讲座中说到社会实践结构性剧变，但是有学者提出从整体来说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但是社会流动已经开始减弱，而且社会结构已在不断的定型化，社会不平等也在不断的定型化。请问郑教授，您对这个观点是怎样看待的？
 
　　郑杭生：我知道你讲的意思，一个转型社会，就表示它的变化性很大，有一些方面定型了，但是并不是说一切都定型了，如果一切都定型了，也就不能转型了，逻辑上是这样的。刚才我说到社会断裂，也是同一个人的观点，对他们这些观点，慢慢的我们会进行一些学术的争论。我们主张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到现代到更新的现代，是这样一种，这是世界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的主流。这位作者主要说转型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特殊的转型，讲的前苏联、东欧怎么一步步变成资本主义，这样一种转型。他认为，一般广义的转型论好像过时了，只有他们是对的，这是很不对的，这是一种误导。所以这些观点，我想我们会进行一些学术的争论。 现在确实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最近参加了好几个国际学术会议，新布达佩斯学派，就是一些匈牙利学者的研究，后来一些美国主流社会学者也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这样形成了新布达佩斯学派，基本的主张是这么一个主张。所以他们的名言，“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就是说苏联这些国家的转变是什么啊，它没有资本家，是以前的像共产党员这些精英导致了社会的转型，所以这是叫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不管怎么说，现在国际上的会议都在论证中国成为新资本主义成员，现在成为一种国际的时髦，这是很不对的。最近中央六中全会的决定讲，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里面，第二个就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那么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它新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它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特色东西来壮大社会主义，最后取得战胜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有两个层次上的理解，第一个是目标层次上，第二个是手段层次上，我们利用市场，我们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我们允许有雇佣劳动，等等，但是这是手段，但是不要忘记了自己的目标。现在我们的问题，确实有很多人忘记了目标，这是不对的。六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要加强这一个方面的努力，使大家能够统一在共同的价值观上，达到共识，这样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谢谢。
 
　　主持人：今天有幸主持这个讲坛，我最后要说三个感谢。 第一，我代表主办单位和听众，衷心感谢郑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深刻、生动、解渴的学术演讲。 第二，感谢广东商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对这次论坛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我代表主办单位向广东商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三，要特别感谢各位同学，今后你们可以更多地向郑教授请教，现在是资讯时代了嘛。 今天的讲坛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速录整理，如有疏漏，敬请谅解！如转载须注明稿件来源！

（编辑：莫凡）
 
 
稿件来源：南方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