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未死 革命万岁

革命未死 革命万岁

    在第一篇里我要对我所了解的革命作个走马观花式的介绍。我首先为它打上一个魅力五星级的标记，让游人乐于驻足观赏，并一再光顾。这里我试图将部分对革命之辩难，呈现给我的游客，它们会被分为中、西、共等流派。

    中国古人对革命持之诘责，乍一看颇有特点，但也只是乍一看而已。《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于是，革命一词便巧合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但革命显然不是由词语的出世而兴盛的，我所谓的革命正是 “造反”，而绝不是“革者变也，命者天道也”。在中国，历朝历代对于革命都会本能的抵制，斥之“造反”，那时的造反并不是褒义词。即便是那些依靠革命走向神坛的“先帝爷”也不愿意为自己参与的那场行为斗争做两句辩护，而只是轻描淡写得概括为四个字——奉天承运，那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们更是不敢有丝毫差错，他们对朝代更迭的解释同样是奉天承运，但他们要做的就比皇帝多得多了，他们要论证皇位的合理性就需要更详尽的解释，至少字数上应该是的，于是他们用了——“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承五德转移之运而王”。总之他们对于革命是不屑的，他们更关心革命的结果，也就是谁登上了皇位，但这样的结果却不能认为是革命造成的，在他们眼中造反怎么能出现好结果呢，造成最终结果的只能是顺应了天道符合了五行。换句话说，在他们眼中，革命的成功不在于革命的行为，而在于“奉天承运”，即“奉天承运”才是王朝兴衰的根本动力，革命本身从来不具有朝代更迭的任何合理性，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看法当然不是用一个“唯心主义”就能掩盖的，这里的深刻根源在于对历史规律的敬重也就是天道思维。这种思维深刻存在于古人心中，《吕氏春秋》用五行解释朝代更迭““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士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放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史记-陈涉世家》难得的将陈涉这位造反领袖提高到了世尊的地位，但解释陈涉的行为时依旧是“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并“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他们行事根据是秦灭天道，人神共遣之，陈涉顺乎天道乃为部众响应。如果认为这种看法只是存在于先秦时期的人们心中，那么这种看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尽管汉朝以后，人们不再注意五行与朝代更迭的必然契合，“但是一直到辛亥革命取消帝制为止，皇帝的正式头衔仍然是“奉天承运皇帝”。”《水浒传》被认为描写农民起义也就是“造反”的典范之作，但就在我们极尽讴歌108将的英勇之为时还是不得不承认，梁山好汉的行为的正当性至少他们自己看来就在于“替天行道”，不见得是现实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行为，而是现实违背了天道才给了他们行为以急迫性。这一点从宋江的表现也能得到应证，宋江是主张招安的，似乎在他看来，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但实际上天道依旧在官府那，所以主和才是“顺天道”。再来看那饱受非议与讴歌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从广东出发时创立的团体名为“拜上帝会”，他们的纲领中曰“缘蒙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大开天恩，恩命我真圣主暨救世幼主下凡御世，宰治山河。丁酉年之上天玺剑，赐由上帝，四十日之灵体诗章，教自父皇；万鸟来朝，早征幼主降生之瑞；红光绕室，足验天启发迹之祥。”“　本军师等仰体我真圣主一视同仁之心，而切作尔天下士违天不祥之惧。爰举实事，明示四方。”他们行动的合理性依据依然是天道。也就是说，天道是一面大旗，只有举起了这面大旗才令革命有了合法性，否则只是造反，但即使革命有合法性也不是说革命是合法的，因为只当革命成功之后，全部的功劳会被嫁接到奉天承运的头上，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行为与革命本身毫不相干，反倒是同天道紧密相连，而革命依旧只能被斥为造反。所以，对中国古代革命的评价，与其说存在革命下的天道，不如说是存天道灭革命。

    中国古人正是如此，但是在西方，革命的命运是迥然有异的，政治家们全神贯注于对它，似乎对革命本身的存在意义研究得也更加彻底。记得亚里士多德先生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这里的革命被认为源自人们的不满与情绪的发泄。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将革命理解为人们改变当前现状的迫切需求，譬如第三卷第七章的标题“从自由变为奴役，或从奴役变为自由，何以有时不流血有时腥风血雨”，这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马基雅维利先生似乎并不认同过多的暴力革命，第一卷第三十三章标题“如果国家内部产生弊端，或在外部遇到逆境，更为稳妥的办法是妥协而非对抗”，这里我会在后面谈到。当然也有对革命的另外认知，譬如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经指出，革命就是消灭和改变僭主统治的过程，就是恢复正义和正当秩序的过程。就此看来，西方政治学家对革命的理解重在改变现有秩序建立新秩序这样的层面上。这当然是接近了革命的真正内涵的。于是在西方理论思潮中，革命并不是从来也不是维持秩序与实现人性的唯一手段，至少就其发展来看是这样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柏林先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充分表达的对暴力革命的不满，它的论点当然是暴力对自由的侵犯，任何人都不能强制认定他们幸福的标准，当然包括革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左派，那么共产主义对革命是怎样认定的呢？

    这里让我们思绪暂停以听我两句解释，原谅我居然将共产主义独立于中西方，谁都不能否认共产主义也是对东西方的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我这样独立判断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确实与其他学派不同，何况若是我这样认定存在质疑，将东西方疏离开或是肤浅的隔离出东西方也是不客观的。

    如若存在一种需要必须筛选出影响当代的最重大思潮，那么毫无疑问，一千次的调研都会指向同一个理论，那便是共产主义。我这里引用的共产主义当然是马恩列斯毛这样的经典作家著作中的原始哲学沉思，这些哲学沉思也就是共产主义对革命的推崇是着实令人惊讶的，共产主义的词典里，革命的意义是单一的指向，那就是必须肯定。我这里且简要引荐共产主义革命观点一番，马克思恩格斯先生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这样一种理解，让共产主义与革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具有两种指向的，一是正义，其二是暴力。也就是说革命是正义的事业，这里的正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表述，即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中进步阶级对落后封建的统治阶级采取的行动可以被认定为正义的，这里我们需要认同阶级矛盾关系，阶级矛盾产生-阶级矛盾对抗-对抗演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革命。由于此过程是“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不可逆转的必然，革命就又成了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理解我是认同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状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这种状况下，革命才必须具有着下面一层含义，即暴力性，其暴利性正如毛泽东所言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种暴力是政治性的表象，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政治性的行动，并且是最高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成其根源的阶级矛盾是这种政治性的根源，而阶级矛盾的根源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革命具有的正义性与暴力性是绝对不能分割的，历史上曾经有一种思潮认为战争即革命，这种说法显然是只讲暴力性不讲正义性，战争必须区分正义非正义，克劳塞维茨总结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毛泽东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的参加。”列宁对这种批判战争即革命说作出了争锋相对的批判，他的言论不是可以无视的：“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当代又有放弃暴力性而美其名曰革命者，这显然是不恰当的，非吾所谓革命也。总之，共产主义愿意不啻任何赞美之词以指向革命，因为革命是正义的象征，革命是公平的象征，革命是前进的象征，革命也是历史的象征，革命更是共产主义的象征。

    如上所述，革命的认知在各种人眼中是不同的，而至于我，显然是更认同共产主义的观点，尽管我不吝以我最狂热的激情为之呼号以示推崇，但显然有人不会认同我，他们不吝用最恶语抨击之，具象何如，便是下篇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