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研究咨询公司盖洛普“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的调查结果原来是这样得到的

全球知名研究咨询公司盖洛普“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的调查结果原来是这样得到的

刚才看到竹外云飞网友发帖问《91%中国民众认为自己受到尊重,你信吗？》，其中引用了新华网的报道《盖洛普报告: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８日电（记者周文林）全球知名研究咨询公司盖洛普最新公布的２００９年中国民生指数及相关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０９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９１％，比２００８年提升了２个百分点。”

这位网友非常气愤地说：“正如一位网友指出：收入“被增长”，房价“被降价”，人民“被代表”，百姓“被尊重”其实是某些部门的一贯技量！”

气愤归气愤，毕竟这个结论是“全球知名研究咨询公司盖洛普”公布的，还是应该认真对待。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到的。

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的报道《2010年盖洛普“民生指数”新闻发布会》里，盖洛普全球首席科学家Jim Harter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调查的细节：“通过盖洛普69位科学家的共同研究以及我们多年数据当中发现，最后我们给民生问题或者叫幸福感问题做了一个定义，就是任何人们认为对影响他们生活的状态以及生活的感觉、感知的元素就是幸福感，就是民生。

我们的自我感觉以及自己的幸福感是每天的经历以及经历造成的感受，当我们研究民生问题的时候会问这样的问题，你的生活状态整体感觉是怎么样的，这样的问题是整体测量的问题以及自己给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评级。刚才谈到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比较通用的自己给自己的评级。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我们会问到人们日常的经验和日常所经历的东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问人们日常的经历会问到你认为你有没有得到尊重，你认为自己昨天有没有得到尊重，有正面的问题，也有负面的问题，比如你昨天有没有笑，觉得昨天有没有足够开心的事情或者说昨天有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等等。

我们的问题除了刚才举的例子以外还有别的例子，比如感觉到自己身体上有没有疼痛，精神上有没有压力等等，我们这些问题是考虑到不同的元素和感觉的不同层面，我们会问到法律上的问题，还有社区的感受，我们也问到食物和住宿情况的问题，任何你能想到的在你生活当中经历过的问题我们都会在民生问题里面涉及到。一百个主要的问题不仅仅是目前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追溯到七十多年前的研究。”

发布民生指数的是“吴涛博士，吴博士1997年加入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之前是在盖洛普全球担任研究总监，来到盖洛普中国以后他负责领导亚洲和中国地区盖洛普最重要的客户项目。”

吴涛博士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调查的方法：
“首先介绍一下盖洛普研究的方法，盖洛普是以公正、客观和科学性著称的，我们在全国研究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的，我们的调查不仅仅代表中国某些大城市某些群体，它能够代表全中国所有15岁以上常住居民，这个调查结果能够代表13亿人的想法。调查方法有两种形式，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的城市我们是用随机的电话调查的形式来进行的，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是用入户面访的形式进行调查的。在中国这个国家用多大的样本量能够有效的代表13亿人的想法呢，从统计科学上来讲用3500-4000人的样本量就足以代表13亿人的想法，统计上最大的误差不超过正负3%。”

然后，吴涛博士专门谈到了“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这个数据：“今天我们就把最有新闻点或者最核心的指标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指标就像刚才Jim Harter先生所提到的，昨天一整天您是否受到尊重的对待，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指标，我们要关心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的实现，在这方面怎么从数据上进行体现呢，从这个数据上就可以直接看到不同国家的结果是什么。针对这样一道问题，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个数字是91%”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已经“释然”了：所谓“2009年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其实是“昨天一整天您是否受到尊重的对待，针对这样一道问题，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个数字是91%”。

但是，这种误导性的报道，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毕竟，关于“受到尊重”的其他问题的“尊重度”也是很高的，因此，主要问题肯定还在于调查本身。

根据吴涛博士的介绍，被调查者的抽取，在大城市里是“随机的电话调查的形式”，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是“入户面访的形式”。
根据Jim Harter的介绍，调查的内容是被调查者回答一百个问题。

我们不妨假设，从调查人员提出问题，到被调查者经过回忆和思考然后回答完毕，平均每个问题至少需要半分钟的时间，那么一百个问题至少就需要五十分钟。
那么，每个愿意接受调查的人，无论是电话调查还是入户面试，他（她）都必须愿意而且能够拿出近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真正承受着工作压力的人们，谁能抽出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这些人们显然基本上就被排除在外了。

包括富士康员工在内的两亿农民工，就几乎不可能获得被调查的机会。
在大城市采用的是“随机电话调查”，普通农民工用得起固定电话么？就算“随机电话调查”包括了手机，又有多少农民工买得起手机呢？
就算买得起手机，他们能够拿出近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回答那一百个问题么？

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入户面试”，看起来比“随机电话调查”好一些。
但是，很显然，入户面试更多地也只是采访了留在家里的人们，而不是那些在外工作、真正支撑家庭的人们。
只要没有遇上负债或者强拆之类的事情，留在家里的人们通常并不容易遇到“不受尊重”的情况。
真正容易被“不尊重”的，恰恰是那些在外工作，因而不得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的人们。
设想调查人员入户采访某位留守妇女，她自己可能确实没有多少“不受尊重”的感觉，但是，在外打工的丈夫却没有机会接受调查。
她当然了解丈夫的情况，知道丈夫在外受了很多气，但是为了保证调查的“科学性”，她只能回答自己的情况，是不能为丈夫代言的。

再来说说吴涛博士的“从统计科学上来讲用3500-4000人的样本量就足以代表13亿人的想法，统计上最大的误差不超过正负3%”论断。
这个论断是根据统计学的中心极限定理而得出的。
通俗地说，这个定理可以这么描述：3500-4000人的样本量得到的平均值，与真实情况的差别不超过一个标准偏差的概率是3%。
问题在于，“一个标准偏差”究竟是多大？这与实际情况的分布有关，而实际情况的分布却是我们事先不知道的，也正是调查的目的。
如果13亿人的相互差别并不大，符合“正态分布”，那么确实可以说“从统计科学上来讲用3500-4000人的样本量就足以代表13亿人的想法，统计上最大的误差不超过正负3%”。但是，先不谈城乡差别，全国三十个省，即使不同省份的省会城市之间的差别都是很大的。
因此，必须事先假定各省之间的差别很大，省内的城乡差别也很大，这样就应该把这4000人分配给三十个省。
假设每个省内部的差别不大，那么，平均每个省分到的样本量就只有一百三十多人。在这个样本量下，单个省的统计误差就将达到17%。
如果再考虑到省内的城乡之间的差别，每个省的一百三十多个样本再平均分给城市和乡村，则全国共有六十个调查单元，每个调查单元的样本量只有六十几个，每个统计单元的统计误差将高达24%，基本上可以说得到的数据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和各地区的差异，所谓“从统计科学上来讲用3500-4000人的样本量就足以代表13亿人的想法，统计上最大的误差不超过正负3%”的论断，是根本不成立的。其实，这一点已经在人口普查数据上得到了显示。大道至真网友曾发帖指出《统计部门数据发布要慎重，某些年份人口存活率逐年提高、某些年代夭折数据急剧上升，肯定是统计错误 》：
“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做全国分年龄人口统计表如下：
这儿列了四套数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995年10月1日抽样调查（抽样比为1.04％）、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及1982年人口普查。
。。。
显而易见，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1999年出生的婴儿19092252人只剩下11495247人了，有7597005人不知去向，大概不至于全都出国了吧！也就是说1999年出生的孩子，有近800万已经夭折了，夭折率近40％，他们最多只活了一岁，更多的人还没到一岁就死了。这是极其严重的人口问题！再看1998年，出生的幼儿夭折率近30％，有590万人最多活了两岁，更多的孩子不到两岁就死了。1997年出生的也有近30％已经夭折，其他各年的夭折率也极惊人。总计下来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186997720人，2000年人口普查时还剩下的只有145337162人，有4166万孩子夭折。他们都没有达到十岁，最多的也不过活了九岁半。”

显然不可能真有这么高的夭折率，因此一定是统计数据本身的问题。历次人口普查的样本量都远远超过“3500-4000人的样本量”，按理说应该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然而，要调查各年龄段的人口，就相当于把总样本量分给了七十多个年龄，使得每个年龄上的样本量大大减少，因而得到了如此荒唐的结果。仅仅依靠“3500-4000人的样本量”就企图代表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巨大的“13亿人口”，这样的调查得到的结果与真实情况的差距，完全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