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随想与反思--之一 ,不要以为太平无事了

文革随想与反思　　

——之一   不要以为太平无事了　　

　 　

建国二十八年，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毛主席始终领导着人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人民有权了解他的决策真情。毛主席心中是人民万岁，人民心中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是属于人民的。毛主席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1893-1976）一生做过的大事之一，其重要性，对毛泽东而言，仅有推翻国民党政权可以相比拟。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这个评价，无论是在文革刚开始，还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都是恰如其分、毫不夸大的。另一方面，对文革实质内容的评价，从文革的开始，历经重大转折的七六年、到八一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答案经历了逆转，今天，从官方文革史学到大部分国内、海外文革研究文献都得出了一个一致的答案，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结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鼓吹说：“文革有罪”。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那么，全党及全国人民岂不是成了内乱中被玩弄的木偶？！作为一个亲历文革的基层科技工作者，应当有担当的说，自己是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中经历了全过程，是用自己的脑子判断是非、学习和游泳的，决不能认为自己在这十年中是一个木偶，草民认为应当把真实的历史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以慰我心并供探讨。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七月本人应单位召唤，离开开展科学实验工作的协作单位,赴河北某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分团集训学习了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明确了要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前十条中毛泽东回答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命题。他写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把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斗争。他告诫全党：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阶级队伍，向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猖狂进攻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毛泽东同时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作是一场教育和挽救干部的运动，是制止党内干部腐化坠落，蜕化变质的运动。他坚信，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是防止子孙后代不忘本而永葆革命本色的百年大计。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成之后，全国将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抱有极大的希望。　　

    毛泽东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根据这些精神，我们由四个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了一个生产大队，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组织学习和开展运动：开展三同，与老贫农住一条坑，由大队安排轮流吃派饭。本人经这一次社会实践，进一步了解了北方农村，以及与工农结合和向工农学习的必要性，决心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觉悟，并于一九六六年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　　

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分团政委向我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并要我作为新党员，应经受新的考验。关于为什么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实话当时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在参加运动并先后到毛主席的如下一些话之后才有了一定的认识。毛主席说：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转摘自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人民日报》]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转摘自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　　

    经过四十多年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才明白：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一些弯路算得了什么？党是可以变化的，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毛主席只有义无反顾地准备跌得粉碎，坚持斗争，期望转危为安，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见准备跌得粉碎——我所理解的毛主席的文革心路之一，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69243，文化大革命若干起源的认识见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68746等]　　

2矛头向下，全面开花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正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回到研究所参加文革的。到所后被分到所文化革命办公室，此时，己收集了许多材料，内容是群众互相揭发(源于大字报和其它书面材料)的平时一些言行，几乎人人有份，办公室的任务是整理这些材料，称之为疏辫子，即将每个人的问题归在一起，以便形成重点，大有人人自危的态势。显然，与二十三条中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的精神相悖。　　

     矛头向下，全面开花以及各学校压制群众的状态持续到十六条公布为止。后来的揭发材料表明：在毛主席回到北京，纠正错误路线之前，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文革是与“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毛主席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加了几段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他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月四日　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注：以下这一段摘自师东兵：《中国第一冤案》]
    1966年６月４日,毛泽东问他们(刘邓)：“北京情况怎么样啊？我批了一张大字报可能要惹点祸是不是？好在还有你们这两位秦始皇嘛。我看天不会塌下来，乱是会乱点儿的，乱也没关系，不乱不治嘛。”刘少奇向毛主席汇报完北京这一段的情况后，主动地说：“在京的常委们都感觉到当前有许多问题需要决断，我和小平来除了请示汇报工作外，还有一条就是请您回北京主持工作。”　　“我退在二线不也可以吗？”毛泽东笑了笑，“你们在第一线大刀阔斧地干，心血来潮顾得上时找我来问一问，这样也好嘛。少奇同志，中国需要你这么一个秦始皇式的人物。你比我厉害，我在北京说话没人听，你们俩一发怒谁都害怕。”
　　刘少奇好像被人用空对空导弹轰了一下。邓小平看到了国家主席的心情，摇了摇头，诚恳地说：“在中央的任何决策中，我们都将听毛主席的，这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
　　“我看还是听真理的吧。你过去有一句话我总是忘不了，就是：‘永远不变的是：共产党是领袖，这是唯一的。’‘老的不行嘛！不要占着茅房不拉屎，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是黄金荣。他的徒弟是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地把座位让给了蒋介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小平，我对青红帮没有研究，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但你的话是对的，我也在准备接班人了，你们看我该交给谁呢？”
　　邓小平避开毛泽东射来的目光，慌忙说：“我的话不是针对主席的。我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和林彪同志的意见一样，毛主席永远是全党的主席。”
　　“是的，过去可能在一些方面我们对主席尊重不够，希望主席多多谅解。”刘少奇说，“我们还是希望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
　　“我看还是由你来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吧。”毛泽东很柔和地说，“反正各种方针政策都已经制定了，我回去也是按老章程办。在杭州，我正在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在探索嘛。你们干，我总结理论，这也算分工嘛。总之，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的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　　

毛泽东忽然像想起什么地问：“陶铸同志上任了吗？”
　　刘少奇说：“也算上任了。他是６月１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５月底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宣部长时，他很犹豫。他对我说他胜任不了那个职务，说赵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对他不大适合。但是他还是上任了。”
　　“陶铸同志有工作能力，也有办法，年富力强，今年才５８岁嘛。”邓小平说，“他于１９２６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１９２８年回湖南地方做兵运工作。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先后担任我党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大概就是在此期间，他组织和指挥了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后来这些部队的一部分编入了新四军。”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汇报听得很认真，他不时地吸着烟，眯着眼睛问：“听说他也曾经被捕过？坐过监？”
　　“是的。陶铸在１９３３年５月被国民党逮捕。”
　　“表现怎么样？”
　　“在狱中团结和鼓励被囚战友，同敌人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１９３７年经党营救出狱后，被派到湖北省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来这支游击队伍扩大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任政委。１９４０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出席了党的七大。”
　　毛泽东笑了起来：“看来小平同志对陶铸是非常了解喽。我还记得，六大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没有他，大为不满哪，也是骂过娘的，还找我诉过冤枉嘛。”
　　邓小平也笑了：“一时的不愉快总会有的，这也正常嘛。陶铸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等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在平津战役中，受中央委托，化装进京同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了改编起义部队以及组织和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建国后，先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又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职务。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总的来看，这个人还可以。”
　　“既然小平竭力保荐，我当然只得听你们的喽，…”　　

刘少奇、邓小平６月４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后，匆匆忙忙坐飞机回到北京，一面督促往学校派工作组，到了中旬，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进驻了工作组的成员，取代了那里的各级党组织。一边又通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等坐飞机到杭州，于９日在毛泽东住处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派工作组问题强调其重要性。毛泽东一边妙趣横生地讲典故，一面畅谈工作，说：“这场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较量，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我这人一直奉行三条政策：第一不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第二退避三舍，讲究一个‘让’字；第三礼尚往来，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所以派不派工作组不是主要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不要急于派工作组。你们看怎么样？”
　　刘少奇说：“还是不要乱，一乱就难以收拾了。最近西安交大也发生了一些事。工作组进校以后，引导学生们批判‘三家村’黑帮，但个别人对此不感兴趣，总想把矛头对准校党委。工作组让他们讨论校党委究竟有没有问题，是红还是黑时，他们又想搞工作组。”
　　邓小平坐在最边的一个沙发上，慢悠悠地开了口：“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就不是要斗黑帮的问题了，而是要斗垮我们整个的党。”
　　“我就不信他们会整垮我们的党。”毛泽东说，“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我们党自己烂掉，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他们名义上还是叫共产党，其实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和我们的国民党差不多。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注：以上摘自师东兵：《中国第一冤案》]　　

６月１１日，刘少奇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对李雪峰、吴德等人说：“中央常委们的意见，是在北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当然，这里主要靠我们抓对工作组的领导，没有工作组，我们的领导就断线了，学生中、教师中的那批右派分子就会翻天。”　　

李雪峰问：“学生中的右派要定多少？”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少奇明确回答。　　

两天后，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明确强调反右的范围应包括学生。他批示：“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今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有派分子，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萝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夕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1966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 (在实践中打击范围一定会扩大)，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工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千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白数字!”　　

　 　

1966.06.21,刘少奇对北师大一附中的指示: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能利用，写大字报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帮不肯定，辩论一下就不要多辩论了。要团结大多数吗！只要大多数赞成就可以了，让他们保留意见，以后来吆！不要说人家假检讨，但要说不够。投机也不怕，投你们的机，也投革命的机。人家投到你那儿，你为什么不要，但要警惕。……刘超（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斗倒了，党支部不行了，同学不信任老师，这是群众发动起来的表现，……争取多数，全部老师‘起义’，假的也好。” “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实际上是延续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他说: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指出：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争论毛主席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3对联之争与“我的爸爸是李刚”　　

　2010年　10月16日　　晚,河北省保定市某单位实习生李启铭在河北大学醉酒驾车肇事后,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李启铭撞人时所驾驶的是一辆价值20余万的迈腾豪华轿车。李启铭（又名李一帆）的父亲李刚——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有网帖揭示，在保定市，李刚名下有2套房产，李启铭名下有3套房产。区级副局长李刚的富有与官二代的狂言使我想起了文革初期的对联之争。　　

1966年，当时的官二代的狂言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1966年7月29日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的一贴引人注目的对联]　1966年8月1日　，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　8月6日　，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是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这些人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他们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　　

对联之争反映了当时的各种思潮，与先前的对联相对应提出了“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革命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这一段摘自”联动”覆灭记]　　

对联之争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一定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这是两条路线在思想领域里的一场斗争，当今既得利益者为保住他们的利益，也必然会坚持理应如此的论调。　　

　 　

4联动之迷与触詟说赵太后　　

    　1966年10月1日　，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我们见到了一个中发秘字００３，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见附四]。通告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其矛头所向非常明确。这些论点，我们在后来的历史中多次见到。此文作者至今还是一个迷。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毛主席对讲话指出：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　　

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要把所有的联动放出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毛主席“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指出：“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为了教育这些子弟，毛主席关于《触詟说赵太后》文章指出：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注：主席的这段重要讲话是江青同志　1967年4月12日　在军委扩大会上传达] 　　

毛主席教育这些干部子弟的苦口婆心能有几人听得进去，有些人听进去了，还有一些必然听不进去。毛主席指出：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于那些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变质分子，名为共产党，实质国民党的人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5 巴黎公社的原则与大联合和三结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决定的这一要求，只在群众组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我参加的群众组织中的负责人是得到参加者一定程度的拥护的。然而，实际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未能实现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毫不例外地都形成了两大派，以所在研究所为例，一派是以政工干部及若干党员及过去的所谓积极分子为主，他们保党委主要负责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正统，历史将回归原点，终将由他们主宰;另一派是群众运动早期造反的人们组成的，他们对存在问题比较敏感，较旱起来批判资反路线，专家路线，奖金挂帅，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洋奴哲学，这一派以技术人员为主，后者约占全所人员的70%。有干部出来支持后者，则前者就批判这些干部，也许就是枪打出头鸟吧。因此，形成两派各自批判相对立的领导干部。或不同的机关。　　

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实现不了象巴黎公社那样全面的选举制。　　

毛主席指出：巴黎公社，不是我们都讲搞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吗？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十八日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毛主席还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一九六七年五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痲。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一九六七年四、五月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转摘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以七机部为例可以说明如何处理两派问题，七机部一派[916]批部领导的问题，而另一派[915]批国防工办。周总理1967.01.07 接见时指出〖周总理于元月七日晚十点四十五分至元月八日凌晨五点三十分在中南海接见了“ 916 ”革命造反兵团和“ 915 ”捍卫团各十名代表，部长王秉璋、袁成隆也参加了接见。现根据记录将座谈纪要公布如下。〗 ：他们（指 916 ）散了，一方面群众，我怎么能去，我一向没到七机部去，我劝你们不要打架，我一脑子的问题。七机部××有绩，但你们这样子搞内部矛盾，我不懂得，思想革命嘛，又不是敌我矛盾，两派不对是思想不统一，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这应应用民主的方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不懂得两派为什么这样对立，一个说在七机部，一个说在国防工办，你们还会往上摆，那怎么行呢？…你们又该说我偏袒工办、国防工办有关系，我宣布，工办不管你们行不行？　　

915 ：我可以简单讲几句…… 　　

总理：我只能给你五分钟。 　　

915 ：从九月二十五日…… 　　

总理：（打断他的话）这样说太长，你们不能强加于我。 　　

915 ：现在，我们没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力，串联站被砸了……。 　　

总理：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可以拿材料来给我看， 915 什么时候成立的？ 　　

915 ：九月十五日，不是以后成立的，九月十五日是有相同观点串联…… 　　

916 ：九月十五日第一次北图会议是当权派策划的。　　

总理：你们（指 915 ）现在还有多少人？ 　　

915 ：××……多人　　

915 ：我们被抄家十九户，骨干同志家被查封， 211 厂女工宿舍被抄。 　　

916 ：你们有什么证据，请拿出来！ 　　

915 ：当然有证据了…… 　　

总理：都是 916 抄的？你们抄了他们没有？ 　　

915 ：没有。现在是白色恐怖，排名单，八院有的同志被斗。还给送花圈……。 　　

总理：还有什么？你们受谁压制？ 　　

915 ：领导颠倒黑白，部党委决定解散 915 。 　　

总理：那一天号召解散哪？ 　　

王秉璋：没有做决定要 915 解散。 　　

915 ：是 916 宣布要解散 915 的，三院都宣布了，一院院长刘 瑄说，只要一个月 915 就要搞垮。　　

总理：你们 916 讲， 916 什么时候成立呀？ 　　

916 ：是九月十六日。 　　

总理：你们也是几个单位吗？ 　　

916 ：还有××院。 　　

总理：（指 915 ）你们有××院的没有？ 　　

915 ：没有，不过也有我们观点的。 　　

总理：怎么还有××院？就是太大了，这是主要的问题。（总理风趣地说：要少了就不会打架了，王秉璋你管××人，我只管五个人，五个秘书。） 　　

总理：你们 916 有多少人哪？ 　　

916 ：我们有××多人。 　　

总理：势均力敌啊！ 　　

916 ：我们过去是少数，现在队伍壮大了。 　　

总理：他们说武斗从　十二月九日　开始，你们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916 ：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的。 　　

总理：…你们是个教育，你们要从大处着想，你们是几万人，整个国家有多少大事啊！ 　　

革命得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为什么七机部作出××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按照十六条办事嘛！ 915 、 916 都不能违背这个大前提。 　　

绝大多数是阶级同志，当然有不少人有私心杂念，你们就是在这些事情上抢来抢去的。小事就不要到中南海，你们单位可以直接到国务院、中央反映情况。过去李副总理就行了，现在李副总理也不行了，指标往上涨了。当前有的矛头指向错了。本来主攻应该是彭、罗、陆、杨。挖他们的根子，就是挖资产阶级根子嘛。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其他都是执行者，执行的和制定的不同，现在提出陶铸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看嘛！制定的，不顽抗也可以嘛。要警惕滑到混淆两类矛盾上去，现在有些单位不是这样。　　

希望你们开门整风，现在他们造七机部的反，你们造工办的反，都说是革命造反派，你们是以造反派自居，我也就不好说了，国防工业我没抓起来，一抓就脱不了。你们要把敌对情绪取消，是思想矛盾，又不是敌我矛盾，生活方面退退不要紧，为大家服务嘛。明天他们又要在天安门开会，揪刘、邓，我们不赞成，总是党中央常委，我还得保。要把敌对情绪取消，我呼吁马上解决思想对立，双方都要做，这样子，我愿意见你们群众一次。刘有光，你们 916 把他看起来了，当然是保护，他是有历史问题的。 　　

916 ：还有人要抓他。 　　

总理：不过是抓旗子，但是 916 搞出来的嘛，谁也抓不去， 916 你们受部的歧视，我呼吁王秉璋， 915 不要歧视他们。你们 916 也不要总把自己看作是受歧视的。 　　

总理：如果你们同意，刘还回部里检查， 915 也可研究。袁成隆可以回工办做别的事情了。业务班子要搞起来，但原则都同意，做起来很困难，我们在科学院里提过。但一个多月了还没组成，如果不是这样，中央　十二月九日　的提法就要落空。我想把几个口子组成几个系统，在那个系统里，可以进行串连，交流经验，可以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说：两派是思想不统一，不是敌我矛盾，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这要应用民主的方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要思想革命。 916 你们受部的歧视，我呼吁王秉璋， 915 不要歧视他们。你们 916 也不要总把自己看作是受歧视的。 　　

据军管杨国宇日记记载：1969.5.16 　　

　　一院对立增长，915被动，916又活动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工宣队受围，我们是解围人。为一个“新”也要争。周总理几次讲：“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谁想压倒谁，谁想占优势，都不行。”下午到三院，101站、159厂重点抓101站，要求三院保证试车。 　　

　　晚上，915一伙人围着我解答问题，我想了又想才大发雷霆地批评了915：指出他们（1）对粟裕、陈华堂；（2）对两队；（3）对916；（4）对革委会；（5）对下放等五个问题认识有问题，要纠正过来。我立即吐出我的观点：粟、陈打不倒；两队有成绩；916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革委会要成立，人不适宜也得吸收；下放坚决按任务办。请他们回去告诉915的头头王德魁，好好研究我的意见。把错误的认识改正过来。周总理七、八、十日连续三个晚上开会，找915、916头头谈话，都是为了搞好团结吧。 [日记作者：杨国宇，1914年生于四川仪陇，2000年5月去世。1933年参加红军，1978年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早年随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浴血奋战，解放后曾受周恩来之命，与钱学森一起参与领导航天工业、尖端武器的研制，并率领海军舰船参与远洋航行以完成重大军事科研和建立中国南极站等项任务。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http://cbtta.org.uk/BBS/messages/116422.html]　　

　 　

  毛主席重要指示〔１〕（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要求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并说：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如果按照周总理想法(916 你们受部的歧视，我呼吁王秉璋， 915 不要歧视他们。)、毛主席的要求(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办理多好呀，可惜，历史是无情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人走向了反面，对造反派不仅是歧视，动不动就“滚”，而是转向翻案复辟，出现比六六年更为严重和全面的白色恐怖，在中国重新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历史证明毛主席的下述论述是何等正确：“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6 谁是凶手　　

  1966.08.0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规定中是很清楚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毛主席指出：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给周总理的亲笔信指出：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主席指出：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一一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一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　　

然而七机部　1968年6月8日　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行凶杀人事件。这一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一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了地上…… 　　

　　“一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57080.htm　　

[注：姚桐斌，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主持制订了该所的发展方向与规划，领导和参加了数百项课题的预先研究和研制，取得了大量的新产品及其他科技成果，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贮备。在坚持文明科研生产，培养严肃、严格、严密作风方面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为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军管杨国宇日记记载：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火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1968.6.12,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桐斌同志是钝器伤头致死。　　

有网友严正地问：姚桐斌究竟是哪一派红卫兵打死的呢？正是隶属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 的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　915”　！当时姚桐斌就在这个单位工作。　1968年6月8日　，姚桐斌象往常一样，按时上班。 几名职工模样的人他走过来问，姚所长，你表个态是否支持我们915战斗队？姚桐斌对他们说：“ 我还有工作”说完，他转身回办公室了。　　

中午12点下班时，姚桐斌准备回家吃午饭。有两位七O三所的技术人员，见到姚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姚说“ 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随后回到家中，姚桐斌还未坐稳，一伙人冲进来。接着就是一阵噼叭的耳光。他们对姚桐斌拳打脚踢，七机部某厂高某，七机部在永定路二院下属某 电工于某，  两人各执一根暖气管， 向姚桐斌头上猛击，姚桐斌当即被打倒在地。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姚桐斌，立即找他家保姆。他们请求 允许他们将姚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未被允许，下午三时，姚桐斌死在了家中。　　

 姚桐斌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开，造反派群众气愤不已，直接找到了七级部分管领导杨国宇，“姚桐斌是周总理从德国要回来的材料专家，被你们无故打死，你管不了，我们抬走，到天安门游行，向世界公布。”[请注意这里的用词]   杨国宇此时已将姚桐斌被打死的消息向中央做了汇报，周恩来闻讯极为震惊，立即与国防部会商，派出粟裕乘直升机赶赴现场。整个国防部直属工厂全部进驻了部队，多名参入打人者被抓捕，主犯后来被枪决。　　

　 　

而操纵骗动这起杀人事件的当权派们却没有受到追究，而只是拿两个“混进人民队伍的阶级敌人”当了替死鬼！文革中很多像姚桐斌这样的优秀科学家倒下了，当某些人把文革暴力一骨脑扣到毛泽东头上的时候，是否也想过，究竟谁才是文革暴力的操纵者？　　

http://club.book.sohu.com/r-history-717954-0-25-900.html　　

至今日仍有人混淆视听[有的说：姚桐斌…被批斗致死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6/　50/07/2　_1.html，或笼统说造反派或左派所为]，真是令人气愤！　　

　 　

7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　　

    人们应当注意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中毛主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主席为什么要强调：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因为毛主席看到了：剥削阶级失败了，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恢复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和习惯势力，也不会因为实现了集体化就会很快完全消失，并且还会不断地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国际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毛主席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故乡——苏联，在革命成功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首先做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制造群众的思想混乱，为这一小撮大叛徒实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舆论条件。　　

   毛主席看到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和斗争的长期性。当时流传着一些缺乏阶级分析的，不明确的、含糊的、不正确的口号。例如“带长字的靠边站”，“上揪下扫”，“矛头向上”等等。斗争矛头明显偏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人们对走资派的认识将不深不透，对资本主义复辟不可能具有好的抵御能力。　　

毛主席看到了：文艺界的这条修正主义黑线被搞掉以后，将来还会有新的黑线。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回潮包围状态下，有些人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从文艺到政治，从党外到党内必然会不断地有人屈从帝国主义，迷信帝国主义，拜倒在洋人的脚下，仰人鼻息。　　

毛主席看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他们利用所窃取的权力，拚命鼓吹资本主义，妄想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摧毁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就必然要同这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生对抗性的冲突。“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不要以为太平无事了!!　　

　 　

　2010/10/30　　　

　 　

附若干历史文献(1966-1968):　　

1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　）　　

2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4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5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节选）　　

6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7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　　

8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9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1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　）　　

人民日报(1967.05.17)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　　

　　“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2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1967.08.05)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08.09)　　

　 　

　　（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　后做　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4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００３[按：有003，大概还有001,002]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按：他们的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是谁？]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①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②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③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④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⑤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⑴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⑵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⑶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份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5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节选）　　

　 　

　 　

(王力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过去说大部不抓，是指确有证据的间谍特务都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之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以后，我有一些想法，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当时我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那时自己是否没有疑问？也不是。这样的搞法，到底怎么样？我有点担心。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一两天，我对给我开车的中联部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一九八二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上文选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6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十八日）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篇文章，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我们这儿还有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是搞不了几天的。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巴黎公社，不是我们都讲搞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吗？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　　

　 　

    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它本质上还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他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样的哪一个国家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印度的好一点。这是从现在的表现来看啰。旧中国的三皇五帝，周朝是叫王，秦朝是叫皇帝，秦始皇他把三皇五帝都叫了。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太宗也是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是只看名称变了，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名称不宜搞得太多，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汉朝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搞名字的啰，他一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都像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喜欢“长”啊，都改了，他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也统统改了，有些像我们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字改的差不多，改了大家都记不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下诏书，下命令都困难了，老百姓也不知道是改成什么了，这样使得下公文就麻烦了。话剧这个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主要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　　

　 　

    我们是否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为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叫什么主任、社长呢？不但出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改就紧跟着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改变国号，外国大使就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维埃造成麻烦，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是叫文革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　　

　 　

    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不改，还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大家喜欢这个公社。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你们不很孤立吗？现在不能登《人民日报》，大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如果承认人民公社，一登《人民日报》，那样全国都要叫，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二个办法就是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那你们就叫一个时候。你们看怎么样啊，能说得通吗？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　　

（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　　

    主席问：谢胡同志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答：去年五月。）当时我就曾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和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湖南也未转载，张平化作了检查－－有人插话）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个卫戍师，现在是×个卫戍师。以前×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捣，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弟。如贺龙、陆定一的女儿。所以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罗。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我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当时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现在双方正在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的间。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有的是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第三部分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农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的要死。　　

    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博同志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说了，但是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了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同志说：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成了反革命，夏季是少数，冬季就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井冈山”、聂元梓受过压迫，很革命，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分化了。但不管怎样，总是好人多。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不行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街上有打倒×××、×××的大字报，打倒×××、×××的大字报就更多了。×××是×××，管好几个部，××部要打倒他。打倒××是××军区司令部的提出来的，过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但是有条永远的真理，那就是绝大多数党、团员和人民是好的。　　

　 　

8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最大的运动必须有最大的联合。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前途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最广泛的联合。每个革命组织、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在思想上引起充分的注意，在大批判中求得大联合，否则就会亲者痛，仇者快。　　

　 　

革命派互相攻击，刘少奇坐山观虎斗的现象，再也不能下去了。　　

　 　

9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　1967年10月7日　中共中央通知下发）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　和老　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威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郁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火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　)